分化与整合是现代国家面临的基本关系，基层政权建设核心处理的问题是如何在分化基础上实现整合，建立与国家认同相关的社会联系，建构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市场转型带来了社会分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挑战基层治理秩序，社会高度原子化，缺乏有效的组织，社会连接度低，出现分散与疏离，导致陌生人社会。由于中介性连接机制的缺失，社会矛盾容易直接传导到国家，国家如何整合分散的社会呢？
已有研究提出三种整合类型：政社协同、行政整合和技术整合。本文指出已有三种社会整合面临的问题，在其基础上，提出政党整合的概念及运作逻辑。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分化的难题，执政党处理与自身基层组织、基层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关系，通过内整合和外整合，解决以上三种整合面临的问题，促进社会的有效整合。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脉络
面对社会分化、分散与疏离，已有文献围绕社会如何有效整合，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至少形成如下研究结论。基于社会失范现象，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最先提出了社会整合的概念。涂尔干主要在社会学视域下对社会整合进行讨论，强调道德提升和共同情感在团结中的关键效力。他将社会整合划分为“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种类型。涂尔干认为，有机团结是基于个人在社会中相互依赖的社会凝聚力，而机械团结通常在传统和小规模社会中形成，如部落通常基于家庭网络的亲属关系而形成团结。在此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域，发展了能够解释社会变迁的社会整合新范式，构建AGIL理论框架，即A：adaptation（适应），G：goal attainment（目的达成），I：integration（整合），L：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模式维持），注重社会系统的整合功能。在帕森斯看来，社会整合就是通过调整和协调社会系统内的结构要素，维持社会的基本均衡和稳定，避免社会秩序的瓦解及社会失范的混乱状况。帕森斯对于社会整合的理论构建，为后续社会整合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之后，学者们大多沿用帕森斯的经典社会整合理论，提供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支持。一方面，学者们尝试突破原有的宏观层面局限，将相对微观的行动者纳入社会整合范畴中。除了关注社会系统各单元之间的秩序协调，更强调在具有变动性的时间和空间中个人如何融入社会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学者们继续推进社会整合的类型学研究。滕尼斯提出共同体的概念，认为共同体实质上是基于本质意志或选择意志的整合。
社会整合有两种不同的界定，一是个体融入社会，二是国家整合社会。西方文献从第一个角度界定，中国的传统实践和理论文献从第二个角度界定社会整合。本文主要采用的是第二个角度，从基层政权的角度关注国家如何有效整合社会。从基层政权建设来看，我国的社会整合大致可以分为如下阶段。第一阶段，传统中国呈现“皇权不下县”的政权建设格局，晚清、民国时期国家尝试向社会扩张权力，通过士绅治理实现社会整合，但却出现营利型经纪滋生和国家政权内卷，导致士绅分离，出现双轨治理。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社会网络，实现了党和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基层政权开始重建，基层权威的来源逐步从社会性授权转化为行政性授权。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乡镇成为相对完整的一级基层政权，但同时基层政权却变为了“谋利型政权经营者”，随后进行的农业税费改革试图堵住基层谋利的口子，但却引发了基层政权组织的悬浮化，导致社会分化。
为了应对以上问题，国家进行基层政权建设，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社会整合。已有社会整合有哪些类型？这些类型存在哪些优势与困境？如何解决这种困境呢？这是本文的研究问题。
二、社会整合已有的三种类型
针对社会分化，已有哪些社会整合的类型呢？至少已有三种社会整合的方式：基于政府与社会关系之上的政社协同，基于科层结构关系的行政整合，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技术整合。技术整合是行政整合的一种类型，但为了凸显技术对整合的影响，本文将其单列为一种类型。这几种方式各有优势，但也面临各自的困境。
1.基于政社互动的政社协同
针对社会多元主体的需要，政府为了实现有效治理，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力量的支持培育，发挥社会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和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形成政社协同的整合格局。
第一，政社协同是指国家和社会协作，实现社会整合的一种方式。在中国传统的治理中，国家能力弱使其不得不向社会借力，地方权威来自社会性授权，国家代理人不得不依赖地方力量实现治理，出现权力文化网络。治理强调政府组织与社会中的各个组织之间的协同，包括政府与社区的协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其认为组织整合是指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而且包括社会主体，倡导建立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在借鉴已有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政社整合是指国家向社会借力实现整合的一种类型。
第二，政社整合的两种类型：伙计还是伙伴。政社协同的理想状态是政府和社会是伙伴关系，社会力量协助政府实现公益性，政府为社会的参与提供规则、制度等各类制度性支撑。政社协同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以信任为基础的协作关系。具体措施则落脚于信任增量建设，要求各主体依据法律和制度，尊重权力、责任和义务，以尊重、平等、互惠的原则，在信息公开和对等的沟通模式中确立公共目标并付诸共同行动。但是，在实践中，政社协同也有可能走向伙计关系，容易出现社会组织行政化等意料之外的结果。
2.基于科层再造的行政整合
行政整合的理论基础来自整体型政府。整体性政府最早由波利特提出，是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种矫正，旨在促进政府部门间协同。整体型政府包括重新整合、整体性治理、协同政府。因此行政整合是一种克服专业化与分权带来的问题的社会整合类型，以整合为理念，通过组织重构确定新的组织结构、评价机制和管理方式。重新整合包括逆部门化、大部门式治理、重塑服务链、集中采购和专业化、共享服务、网络精简。行政整合通过组织整合和任务再造，旨在促进政府从碎片化到整合化，实现从分立到融合。
第一，通过组织整合，解决权力碎片化的问题。行政整合的首要涵义是组织整合，它是指组织形态从传统的科层金字塔结构到以任务为中心的部门间扁平结构的转变。它包括两个维度。其一，政府内部组织的协同。行政整合是组织系统内部的整合，以职能、机构为依据，将相似职能的机构合并或者整合，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其二，行政整合强调目标激励，通过发挥上级政府的权威，实现组织间整合。目标设定机制包括目标设定、绩效考核、激励约束等。
第二，通过任务再造，提升服务效率，从而更好地整合分散社会。任务再造的核心是重新塑造服务链，重新设计组织任务支撑系统、公务处理流程，提高服务供给能力与效率。其一，服务链条的变化：从以职能为中心到以项目为中心。在政府碎片化下，政府部门以职能为依据，对服务进行分段供给，结果造成职能和任务的碎片化。在行政整合的理念下，政府部门以项目为依据，按照流程，对服务供给进行调整与再造。任务再造的核心是实现信息共享，各个职能部门的数据能够互相看到，这样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其二，建立一站式的公共服务供给平台。一站式的公共服务供给平台是指政府将分散化的服务整合起来，建立统一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提供公共服务。一站式的服务类型具有多样性，包括一站式窗口、网络整合等。政府整合分散化的服务供给渠道，将其归为一个服务供给平台，市民需要申领或享受这项服务，最多只需跑一次。
3.基于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技术整合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日益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数据治理不再单单是数据问题，也不完全是技术问题，而是触及政府管理和公共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技术整合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介入，提升治理的科学性、精细性、智能性，改进了治理方式，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效率、质量和水平。技术整合如何实现社会从分化到整合，已有研究形成如下观点。
第一，通过技术弥合分化社会。技术整合更为微观地聚焦社会治理的政策执行过程，突出表现为以工具主义的技术逻辑应对、吸纳和化解分化社会带来的压力，形成技术整合的路径。技术整合更为深入地折射了改革的约束和挑战，反映国家治理体系内部运行机制的深层特征。“科技＋”和“互联网＋”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共享并深度运用各方信息，数据赋能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以智治推动“四治融合”。
第二，精细化治理增强政府自主性。以“精细化治理”为代表的一类探索在坚持政府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以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合理配置为核心，创新基层政府的向下负责机制，依托数据化，推进社会治理以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为靶向，通过增强政府的自主性，加强对多元力量的政治引导，推动治理内容精准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效果精致化，可以视作一种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的社会整合思路的修正。这类研究基于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的复杂性、关联性和不确定性，引入复杂科学管理范式，对政府主导的线性管理模式提出修正，旨在把社会系统中无秩序、混沌的各种要素在统一目标、内在动力和相对规范的结构形式中整合起来。
三、政党整合：社会整合的新类型
以上三种整合类型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分化的问题，但是，各自仍然面临困境：政社协同存在国家政权内卷化或社会依附国家的风险；行政整合面临部门自利性的难题；技术整合难以突破政府自利性带来的技术整合与决策分散的困境，这些是政党整合的提出背景。
1.已有三种整合类型面临的困境
第一，国家内卷化或社会依附国家：政社协同的双重困境。政社协同的优点是不会给国家带来财政压力，从长远来看，借助社会力量的参与实现社会整合，有利于实现柔性治理，提高社会的认同与服从。但是，这种整合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在国家能力弱的情况下，它容易出现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国家由于能力较弱，缺乏对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管，使得社会力量可能出现利用国家授予的行政性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情况，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另一方面，在国家能力强的情况下，国家通过有效监管和制度能力建设，降低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风险，但是，这又容易导致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社会力量依附于国家。政社协同面临如何平衡国家与社会张力的问题。
第二，行政整合面临部门自利性的困境。行政整合主要是解决横向上部门分立和权力分散的问题，通过合并同类项，实现组织整合，应对分化社会的各类要求。但是，它面临部门自利性的困境。基于信息优势、专业和地盘等因素的影响，政府部门具有自利性，这种自利性约束了行政整合的效率。与此同时，行政整合只能部分合并横向上同一政府层面的部门，但是，上级部门仍然存在条条和块块，条块冲突可能影响块块上行政整合的效果。换言之，行政整合难以解决部门分割的难题，迫切需要更为强大的力量实现整合。
第三，技术整合面临工具主义的困境。技术整合具有弥散性，可以贯穿另外两种整合之中。但是，技术整合面临工具主义的困境。风险控制是技术整合的优先原则，技术整合锁定在风险系数低的行政技术层次，倾向于以行政技术的革新来应对治理难题。技术整合强调“事本主义”的改革观，行政部门没有积极性去构建全局性、改革性的制度安排，而是以项目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一过程导致新的碎片化政府的困境。与此同时，技术整合能够实现数据集成，但却不能实现自主决策。面对复杂情景，技术更多体现经验的面向，难以实现价值的集成。因此，技术整合需要关注谁在收集、开发和使用数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采用国有企业开发数据，这一行为展现了技术整合对数据开发者的属性的重视。因此，面对日趋多元、流动和分化的社会形态，技术整合面临工具主义的困境，迫切需要超越技术整合进行理论创新。
第四，已有三类研究忽略了执政党对社会整合的影响。已有三类社会整合注重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政府内部的整合，政府如何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整合，忽略了政党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尤其是执政党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机制。政党以谋取执政为目的，可以分为执政党和非执政党。无论哪种类型的政党，要对国家政权施加影响力，就必须获得社会更广泛的认同和服从。政党汲取资源，改造社会，促使社会一体化的过程就是社会整合的过程。任何国家的政党都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参与社会整合的程度更深。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整合上强有力的回归，已有学者提炼出政党统合论、政行合一的结构、党政群合一的结构、法律调解合一的组织、简约治理等理论，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在政社协同、行政整合、技术整合的基础上，提出政党整合。政党整合是政党促进社会一体化的过程，也是政党获得权威的重要方式。
2.政党整合的内涵与外延
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分化的难题，执政党处理与自身组织、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关系，重构基层社会秩序，为现代国家提供基层基础支持，本文将这一过程概括为政党整合。政党整合包括内整合和外整合，内整合是指执政党对政权体系的整合和自身的整合，外整合是指执政党对社会的整合。前述政社协同是一种外整合，行政整合和技术整合是内整合，政党整合则既包括内整合，也包括外整合。
第一，内整合是指执政党对政权体系的整合和自身的整合。其一，执政党通过领导小组制、党组制、归口制等形式，实现对政权体系的整合。在基层治理中，执政党成立社会工作部，通过两新工委、工作小组等形式，解决基层治理主体碎片化的问题。其二，执政党对自身的整合。执政党通过组织建设，建立认同与服从机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强化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提升执政党自身的组织能力。
第二，外整合是指执政党对社会的整合。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统一战线，组织和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治理过程，实现从分散服务到多元协同的转变。执政党通过党员示范动员、资源和服务的连接来建设社会；基层党组织通过“主体补位”和“培育社会”，发挥社会整合与二次构建的功能。执政党通过资源补充与“双轨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脱嵌和基层党建悬浮化的问题；通过组织嵌入、价值引领、体制吸纳的方式，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第三，政党整合是对已有三类整合的再整合。与已有三类整合相比，政党整合既与之具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点。相似之处在于，政党整合具有已有三类整合某些特征；不同点则在于政党整合是对已有三类整合的再整合。政社整合注重社会主体的整合，关注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过程，社会主体通过服务生产、互惠互利等方式，实现社会团结与秩序再生产。行政整合关注行政部门内部的整合。技术整合则是以技术为媒介，实现公共权力主体的流程再造，提高整体效率。与之不同，政党整合不仅具有组织社会、动员社会的特征，而且具有整合国家政权体系的特征。其一，执政党整合社会力量，形成一核多元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其二，执政党通过党委和党组制、归口制，实现党对政权组织的领导；通过小组制，整合跨地域、跨行业、跨领域的政府部门，解决行政整合的部门碎分难题。其三，执政党运用人工智能、数字治理等技术，提升党的信息收集能力，从而提高弥散性权力。政党整合与三类社会整合的直观比较，参见表1。
总之，相较于政社协同、行政整合和技术整合，政党整合是对已有三类整合主体的再整合。政党整合包括内整合和外整合两个方面，不仅包括党对政权要素的整合和党组织自身的重塑，而且包括党对社会的整合。
四、政党实现社会整合的机制分析
为何政社协同、行政整合和技术整合难以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政党整合却能形成治理合力呢？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权力形态、组织结构与工作机制三个方面，提出政党整合是指中国共产党运用兼具集中性和弥散性的权力形态，通过组织嵌入的方式建构党的基层组织，运用灵活的工作机制，整合分化社会的过程。兼具集中性和弥散性的权力结构，嵌入的组织结构与灵活的工作机制，促使新时代我国执政党整合政权体系，动员、改造和整合基层社会，重塑党群关系，有效整合社会，夯实基层政权。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分析三者的关系及其在基层社会整合中的表现与影响。
1.兼具集中性和弥散性的权力形态
为何政党能够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而原有的三种整合机制却无法实现有效的整合呢？兼具集中性和弥散性的权力形态能够解释这个问题。集中性权力和弥散性权力是迈克尔·曼提出的一组概念，用来描述权力的形态。集中性权力直接由命令与强制实施。相反，弥散性权力不直接由命令实施。它是以相对自发的、不自觉的和无中心的方式扩散的。例如，杜赞奇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形成于社会性授权，并对民众有约束力，这是一种弥散性权力。迈克尔·曼认为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是弥散型权力；政治权力是集中型权力。从权力形态来看，政社协同是一种弥散性权力，行政整合和技术整合是一种集中性权力，而政党整合兼具弥散性权力和集中性权力的特征。政社协同通过借力社会，完成整合任务。社会权力主要来自社会性授权，是一种弥散性的权力。行政整合依赖大部制改革、流程再造等强制性方式，整合碎片化的部门，是集中性权力的运用。技术整合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整合，也是一种集中性权力。与前面三种整合类型不同，政党整合兼具集中性和弥散性的权力形态。
第一，执政党的集中性能够克服部门自利性，促进社会整合。执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是一种集中型权力。这就使得政党的要求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能够克服部门分割。例如，行政整合中可能因为部门自利性带来部门分立和整合困境，但是，在政党整合中，执政党具有权威性，各类组织需要服从执政党的决策。执政党通过领导小组制、归口制等，解决“九龙治水”、条块冲突等问题，减弱行政自利性，发挥强有力的整合作用。
第二，做人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法宝，这种文化权力是一种弥散性的权力形态。执政党善于做人的工作，运用谈心谈话的方式，拉近人与人的关系，强化组织与个体的联系，促进个体之间从疏离走向联系。首先，不同于科层制，做人的工作需要关心个体需求，促进人与人的连接。谈心谈话是政党整合的很重要的方式。在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生活中，谈心谈话包括支委与党员、党员与党员、党员与群众的谈话，且有频次要求。有效的谈心谈话有助于拉近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的连接。其次，做人的工作注重情感治理。做人的工作，注重情感交流与情感治理，这是一种不同于行政整合的方式，它通过情理和法理、利益驱动与心理认同相结合的方式，促进个体与组织的联系，并在这个过程中培育与提升政治认同。执政党通过做人的工作，具有不依靠发号施令而施加影响的能力，这种影响力是一种相对自发形成的弥散性权力，有助于弥合差异，促进社会整合。
2.嵌入的组织结构
兼具集中性和弥散性的权力形态，表现在组织结构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嵌入性。嵌入是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的概念，它是指一个结构嵌入到另外一个结构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方式上，嵌入性主要表现为执政党通过党组、党支部等方式，叠加到其他非党的组织之中，覆盖政社协同、行政整合、技术整合等难以覆盖的领域，发挥强有力的整合作用。
第一，从横向来看，政党整合通过组织全覆盖，突破三类协同的困境。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形态具有弥散性与延展性，通过一定的工作机制，在国家结构与基层社会中建立党的组织。一是党组制。中国共产党在政府、人大、国企等机构中建立党组，党组是党的机构，在本单位的“三重一大”中发挥决策作用。执政党通过嵌入基层的各个组织之中，实现统领作用，克服行政整合中的部门自利性。二是通过建立党支部，执政党实现社会领域中的各个组织的“两个覆盖”。执政党通过内部整合的方式，要求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克服技术整合的工具主义困境，推动社会整合从局部整合到整体整合的变化。
第二，从纵向来看，政党整合嵌入到行政整合无法嵌入的诸多领域。行政整合依靠行政节制施加影响。行政节制不足的地方在于其运用刚性的权力，忽视柔性的权力。鉴于行政层级、规模和成本等因素，科层制的覆盖面有限。中国基层治理长期面临“上下分治”的局面，有一些领域科层制无法覆盖，社会力量又不足，形成管理的真空地带。不同于行政权力，执政党的权力具有弥散性，依靠嵌入的组织结构，基层党组织能够覆盖行政权力触及不到的地方。比如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面覆盖，显示出政党权力具有弥散性的特征。另外，社区建立社区党委，依托网格进行治理。党的组织触角向下延伸，将社会中各类组织联动起来。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网络中嵌入、拓展与延伸，促进多方主体之间的连接和互动，发挥组织、连接、动员、协调等作用，推动基层治理结构从分散型向紧凑型转变，推动社会从分散走向整合。
3.灵活的运行机制
在传统社会中，国家能力弱，“皇权不下县”，基层依靠士绅等力量进行治理，是一种简约治理的模式。有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治理不是一种科层制，而是介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一种简约治理机制。中国共产党在基层治理中采取灵活的运行机制。灵活的运行机制包括规则治理与情感治理并存、刚性机制与灵活机制并存、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并存等，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特治理机制的体现。
第一，执政党重视情感治理。中国的情感治理有两个源头，通常以新中国成立的时间作为区分节点，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着眼于中国厚重的儒家文化中对情感元素的重视，即儒家思想所提供的施政伦理观念，深深植根于以血缘关系、乡土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传统乡村秩序格局之中。在基层治理中，古代强调的是以人情、面子为核心要素的礼治，儒家伦理秩序与地方文化的有机融合。沿袭情感治理的大传统，现代的情感治理大多通过注入情感调整地方社会关系，强调整体上的情感话语与情感交往，通过“接地气”的日常互动、亲情化的帮扶等情感技术完成地方的“德化政治”工作。小传统是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工作传统。裴宜理认为中国共产党善于做情感工作，包括仪式、诉苦、送温暖。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国家与政党的形象得以展示，并与民众以一种更加具象化的载体形成新的情感联结，从而在意义建构层面获得情感认同。也就是说，民众在情感共鸣中能够逐步建立起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中国的治理具有深厚的“情感”治理基础。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为重视情感治理的工作，通过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党群服务中心、党建阵地等更为具象化的“红色”载体，以“送温暖”“为民服务”等多样的形式，形成执政党与群众的情感连接，通过情感连接来整合分散社会。
第二，执政党重视非正式机制的运用。在运行机制上，执政党整合社会不仅依靠正式机制，还依靠非正式机制。为了解决社会中的突出问题，如脱贫攻坚、整治软弱涣散村等，执政党派出工作队进行集中整治。不同于传统科层制，工作队是一种介于科层制与政党动员的工作机制，它能够突破已有科层制的僵化和分化，实现灵活性与制度性的结合，在短时期内实现资源整合，是一种较为高效的解决问题的机制。与此同时，面对基层治理中社会矛盾的调处与解决，执政党提倡“枫桥式工作法”，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缓解法院诉讼的压力，形成调解与法治的互补。工作队、调节优先等都是非正式治理资源的灵活运用。这些灵活的机制有助于解决具体问题，促进社会从分化走向整合。
总之，政党整合通过权力形态、组织结构与工作机制，克服前述三种整合路径的不足，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其一，政党整合通过兼具集中性和弥散性的权力形态，克服三类协同的困境：通过政治权威，克服行政整合面临的政府自利性问题；通过做人的工作，形成弥散性权力，增强统一认识，克服行政整合中的行政壁垒。其二，执政党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嵌入到各类非党的组织形态中，一端嵌入社会实现外整合，一端嵌入国家实现对政权要素的内整合。其三，不同于行政整合和技术整合，政党整合通过规则治理与情感治理相结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互补的方式，实现刚性与调适性的统一。
五、总结与对话
社会分化如何实现有效整合呢？围绕这一问题，政社协同、行政整合和技术整合三种整合类型分别通过借力社会、组织整合和技术革新，打破分化带来的隔阂与壁垒，实现整合。已有三类整合方式各具优势，但又存在一些问题。政社协同要么出现国家政权内卷化，要么形成社会力量依附国家；行政整合和技术整合都难以解决政府自利性带来的整合无力感。不同于以上三种整合路径，政党整合是政党对国家政权要素和自身组织的整合，以及政党对社会的整合的结合，是对以上三种整合的再整合。
政党整合如何解决三类社会整合难以解决的难题呢？政党整合通过内整合和外整合，运用兼具集中性和弥散性的权力形态、嵌入的组织结构、灵活的运行机制，逐步解决以上三种整合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执政党通过内整合，实现对国家系统和自身的整合。执政党通过组织嵌入，横向上在各类非党的机构中建立党组织，纵向上在基层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覆盖行政整合难以覆盖的地方，突破政社协同的不确定性，通过嵌入的组织结构，形成对国家系统和自身的整合。另一方面，执政党通过整合社会，有力地调解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依靠做人的工作，突破行政整合和技术整合的部门壁垒，形成统一的认识；通过组织社会和动员社会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推动社会的连接，实现对社会的有力整合。
执政党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是秩序，但是也不能忽略活力。秩序与活力是社会整合的双重目标，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只有活力没有秩序不行，只有秩序没有活力也可能扼杀社会的创造力，不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因此，只有兼具活力和秩序，才是社会整合的双重目标。但是，社会整合如何同时兼顾这种双重目标呢？这就对整合主体、方式和过程有一定的要求。已有的三种整合方式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回应这一双重整合目标，但是又都面临不同的问题。政社协同有助于保持社会活力，但是，要么社会依附于国家，要么国家政权出现内卷化，影响国家权力的发展；行政整合和技术整合都在政府系统内展开整合，秩序成为首要的目标，可能忽略社会的活力。政党整合试图兼顾秩序与活力的双重目标，一方面，执政党具有集中性的权力，通过组织嵌入、权威建立等方式，推进整合力度，维持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执政党具有弥散性的权力，通过做人的工作、情感治理与非正式机制等多样的方式，实现从服从到认同的转变，建构整合客体对政权的认同。这一过程遵从社会的规则，保有社会的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执政党的社会整合逐步实现兼具秩序与活力的双重目标。
当然，执政党的权力形态兼具集中性和弥散性，那么在整合社会的过程中，到底是哪一种权力形态占据上风呢？对于执政党来说，集中性还是其主要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集中性权力和弥散性权力的影响力不同。弥散性权力仍以集中性权力为后盾和前提，其发挥作用需要依赖集中性权力，这就使得政党整合需要注意处理集中性权力与弥散性权力之间的关系、保持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只有保有社会活力的整合，才具有持续性和发展性。在政党主导的社会整合中，个别地方也会出现形式主义，政党整合如何避免形式主义，是下一步要讨论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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