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成熟定型的党的建设布局部署，包括政治立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组织兴党、制度治党、纪律严党、反腐净党等，这些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政治建设是本，思想建设是魂，组织建设是体，作风建设是形，纪律建设是尺，制度建设是矩，反腐败斗争是基。在党的建设布局部署中，作风建设具有特殊意义。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党的工作与活动中的体现，是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在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体现党性原则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党的作风包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以及学风、文风、会风等多个方面。本文以“党的作风”为基础概念，聚焦其理论渊源、重大意义、历史经验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创新，深入分析党的作风建设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旨在为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一、党的作风的理论渊源
中华文明早期，中国先民就赋予了“风”这一自然现象深刻的文化内涵，对它的解释逐步从自然现象拓展至人文领域，使之成为社会观察工具与政治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给“党的作风”直接下定义，而是主要聚焦风气、习气、风尚等方面进行论述。在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加强作风建设方面始终保持着高度自觉，持之以恒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提出新要求、新任务。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风”的思想理念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四风”一词最早出现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殷商的甲骨文关于“四方风”的记载：“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宛，风曰伇。”这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气象记录，还蕴含着中国先民崇拜自然、敬奉“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他们将无形的风力人格化为神灵意志，反映了先民思维中“万物有灵”的认知。从周代起，“风”的概念由自然现象向人文领域拓展。《诗经·国风》体现的采风制度标志着“风”正式成为社会观察工具，汉代乐府“观风知政”则将其制度化，形成“采诗官—风俗—考正”的政治反馈机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强调：“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说明“风”的意蕴已从自然气象升华为社会治理的晴雨表。《说文解字》以“风动虫生”释“风”，揭示自然风化作用与社会教化的同构性，认为如同春风唤醒蛰虫，人文教化能够激活道德自觉。
从自然之风到人文之风，从民风到“君子之德风”，“风”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是重要的政治概念。孔子提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命题，首次将统治者的作风看做社会风尚的源头。《毛诗序》中《周南·关雎》篇提出：“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管仲也赋予“风”以普遍性权威：“风之所漂，不避贵贱美恶”，这暗示良好的政治作风应如自然之风般公正无私，既可以发挥纠偏作用，也可以发挥教化作用。东汉的《白虎通义》提出：“教者，效也”，将“风俗”定义为“上为之，下效之”的教化过程，使“风”衍生出“风化”“风气”等政治伦理概念。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智慧在于“风教”，即以“礼治秩序”通过文化浸润实现整合，形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律。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也指出中国治理的精髓在于“风气养成”，这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契约社会形成鲜明对比，与孟德斯鸠的“气候决定论”也有不同。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作风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党风没有作过系统的学理阐述，他们通过大量的社会观察和对比，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具备良好的风气、习气、风尚等。例如，早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把是否具有良好的社会风气作为幸福时代的标志，他在《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中写道：“我将把奥古斯都以前最美好的时代，即由于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而成为幸福时代的、征服了下意大利的时代，再把尼禄时代即最坏的时代同奥古斯都时代加以对比。”“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却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幸福时代……”恩格斯在信中针对某些社会主义者身上存在的“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的风气进行了批评，表示自己“一直在党内同小资产阶级的市侩庸俗习气作最无情的斗争”，提出共产党人的行为应当光明正大，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恩格斯特别反感并抵制不正之风，例如，1841年8月他在致玛丽亚·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又吃又喝，而事后又把这些事议论一番，这根本不是我的作风。况且你也不习惯从我这里听到这种事。现在我几乎整天坐在楼上我的房间里读书”。1893年9月，恩格斯原计划到欧洲各地进行私人旅行，却受到公开的隆重接待。他在10月7日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提到：“各处对我的隆重接待当时使我吃惊，现在仍然吃惊，我甘愿把这种接待让给议会活动家和演说家，这和他们的作用更加适称，和我的活动则未必相称。”
在从事革命的过程中，列宁注意到党内存在的不良习气，提醒广大党员加以注意并革除这些不良习气。例如，1904年1月，列宁在《告党员书》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需要的是真理，无产阶级的政党需要无情地公开地揭露陈腐的小组习气。”1905年4月，列宁在《嫁祸于人》中揭露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一般地说，官僚主义可以指文牍主义、拖拉作风、纸上空谈和官样文章。”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多次批评一些干部中存在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提出要“打倒装腔作势的作风！认真进行整顿纪律、加强组织的工作”，“必须同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进行斗争”，为此，要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并积极发挥他们的主动性。1919年12月，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指出：“所谓共产主义，严格说来就是无报酬地为社会工作，不考虑个人的差别，丝毫没有世俗偏见，没有守旧心理，没有旧的习气，消除各个工作部门的差别，劳动报酬上的差别等等。”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毛泽东首次构建了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理论体系，并对具体内容进行了系统论述。1942年2月，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指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他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这篇标志性讲话阐明了党的作风的功能，即正党正人，发挥在党内纠正错误、在党外教育群众的功能。毛泽东还阐释了党风的概念，认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立下了“六条规定”。以上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体现为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思想、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掌握和运用思想教育的方法、坚持良好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坚持党性修养等。
邓小平深刻洞察并特别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大意义。粉碎“四人帮”后，面对复杂局面，他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深刻阐明了党的作风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极端重要性。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揭示了只有党坚持优良的作风，才能带动并引领社会风气向上向善的真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抓起，坚持以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开启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党的作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不仅关系到党的形象和威望，更关系到党能否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能否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习近平强调：“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他要求：“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一方面，打铁必须自身硬，全党要自觉经受“四大考验”、防止“四种危险”；另一方面，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把党的优良作风继承下去、发扬下去。这就是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缘由。
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强调：“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的作风和形象关系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
（一）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
习近平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也是党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中央苏区时期，群众传唱“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的歌谣，生动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精神。群众的歌谣反映的是民风，折射的是党的形象。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机关中有些首长还不如群众，也有好的首长，如马专员会审官司，老百姓说他是‘青天’。”毛泽东这里提到的马专员指的是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陇东专员公署专员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的马锡五。当地群众用“青天”来比喻共产党干部，反映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焦裕禄、谷文昌等人代表了那个时期共产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以杨善洲、孔繁森、任长霞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党员干部。然而，一段时期以来，“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特别是党内出现“七个有之”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和义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由表入里、步步深化，管出习惯、化风成俗，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不断取得新的显著成效。2024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4.9%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成效表示肯定，而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75%，这说明群众满意度显著增长。
（二）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1940年初秋，毛泽东在去马列学院授课的路上与有关同志谈话时首次提到：“我们要养成一个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延安时期的“十个没有”象征着当时中国共产党纯洁的作风，与腐朽黑暗的国统区、沦陷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共产党人王恩茂的日记折射出璀璨的革命与理想光辉。在对1939年进行总结时，他惭愧地写道：“一年来我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看书看得不多，学习还不够”。次年，他深情记录道：“从我参加革命的经验中，特别是这些年的斗争中，绝对相信：有了我们党正确的领导，不怕中华民族不解放、中国革命不胜利的。”反观国民党文职干部陈克文的日记，里面记录了大量日常宴会应酬和文娱活动的场景，甚至“几个约会都碰在同一个时候”，他不禁感慨：“现在做官的人，似乎常常有这种应付不暇的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牢记“两个务必”，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执政党三问”，反思“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提出“两大历史性课题”，要求全党“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高度重视人心向背问题。然而，一段时期里，尽管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抓得很有成效，但作风建设效果不突出，严重影响了党的凝聚力和群众的向心力。2014年3月，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他还指出，随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变化、执政时间的增加以及党所处的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党内贪图安逸享受、不愿艰苦奋斗的人逐渐多起来，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人逐渐多起来。所以，他特别强调：“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有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
（三）党的作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944年，在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的背景下，毛泽东强调全党要从历史上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要求印发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作为警示。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提出通过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以跳出历史周期率。1980年11月，在中共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时任中共中央纪委书记陈云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陈云的观点得到党内高度认可，于是，“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被写入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1992年，“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重要论断首次被写入党的十四大党章的“总纲”部分。古今中外，因统治集团作风败坏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屡见不鲜，远有商纣王酒池肉林、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及古罗马帝国后期奢侈之风盛行导致灭亡等先例，近有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警示我们作风不正会在短短几十年间葬送一个曾经成就卓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1949年，重庆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送出“狱中八条”，其中第六条写道：“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这是革命先烈经过生死考验总结出的宝贵经验。然而，在长期执政的环境中，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了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出现了懒政惰政等作风涣散问题，长期“温水煮青蛙”容易让人忽视党风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警示。习近平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大大增加，这就是党的十八大强调全党要经受住‘四大考验’、防止‘四种危险’的目的所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决定雷厉风行抓作风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这里。”
（四）党的作风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作风建设是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的。1950年2月，毛泽东给松江省委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1986年1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能否以优良的作风进一步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至关重要。习近平指出：“大量事实证明，一个地方的工作，成在干部作风，败也在干部作风；一个地方的事业，兴在干部作风，衰也在干部作风。”
三、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用“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宝贵经验进行了总结，具体体现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选人用人作风等方面。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首位。在党百余年来的历史中，贯穿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一条主线就是实事求是。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基本国情和革命实际出发，坚持发展工农联盟，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继续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78年，邓小平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求全面进行拨乱反正。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在此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打破封闭保守的思想，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大党章在论述党的思想路线时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在论述党的思想路线时增写了“与时俱进”。2012年，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党的思想路线部分突出“求真务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学风。1938年，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要坚持以有的放矢的态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要找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并强调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具备的态度。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集中阐述了要在学习借鉴和独立自主的辩证统一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历史经验表明，当中国共产党将科学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党就能无往而不胜，否则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害，党就会遭遇巨大挫折。
（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优势。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官僚主义”这一概念，强调“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办教育，党员领导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全党开展调查研究，认识国情现实，了解民情民意，继续团结人民群众共同建设一个新世界。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题为《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党内指示，强调要创设条件，采取措施，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强调要克服“习惯势力”，坚持与不正之风作斗争，“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
（四）坚守清正廉洁的领导作风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坚守清正廉洁的作风是共产党人的内在要求。1933年12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签发《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以严格的制度形式对党内贪污浪费行为进行严厉惩处。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惩治贪污腐败，保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作风。例如，对瑞金县干部谢步升、唐仁达，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于都县军事部部长刘仕祥等的贪污腐败行为，均进行了严厉查处，涉案人员均先后被最高法庭判处死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然高度重视打击贪污腐败。1950年起，中共中央接连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有力地惩治了部分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有效净化了党风政风社风，展现了积极健康的执政风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等价交换的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内，针对各类腐败现象，中共中央加大斗争力度，严厉查处“改革开放第一案”的王仲案以及后来的成克杰、胡长清等大案要案，努力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
（五）坚持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作出的“六条规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胜利后可能出现的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等不良作风的高度警惕。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强调：“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邓小平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
（六）坚持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
坚持任人唯贤，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保证；充分发扬民主，维护集中统一，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环节。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938年，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的推进，中国共产党突出了“又红又专”的干部标准。1957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明确了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总之，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始终对党的作风建设发挥重要导向作用。此外，坚持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原则与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选人用人的核心要求。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强调在决策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实现正确的集中。这一原则体现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确保干部选拔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任人唯贤则要求在选拔干部时，不仅要看其才能，更要看其品德，特别是要考察干部是否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以及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将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原则与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机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
（七）坚持以党的纪律保障优良作风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以十分精炼的文字历数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指出如果放任自由主义在党内生长泛滥，革命队伍就会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就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就发生隔离。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也曾出现自由主义倾向，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都曾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统一，对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过很大伤害。新中国诞生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六条规定”，为即将在全国范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作风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严明纪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将党的纪律处分划分为五种类型并延续至今，并对党的执纪机构作出新规定，强调：“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书记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邓小平也强调：“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出新要求。
四、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新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思维，周密谋划，以中央八项规定为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通过一系列战略举措，层层递进，形成闭环，持续深化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并延伸开去，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带动社风民风持续向上向善。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共产党“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这些战略举措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选准入口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八个方面立下规矩，简称“中央八项规定”。之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贯彻落实〈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实施细则》，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该细则，每年年底对执行情况进行一次专项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分别报送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为什么是八个方面规定？除了继承了中国共产党抓作风建设的优良传统的因素，也与习近平在地方领导实践中抓作风建设积累的经验有关。例如，在正定工作期间，在他主持下，正定县委印发了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在宁德工作期间，在他提议下，宁德地委、行署出台了《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在浙江工作期间，他身体力行抓作风，持之以恒建立完善了一系列改进作风的制度，浙江省委就切实加强省委常委自身建设、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作出了“十项规定”；在上海工作期间，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关于加强自身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提出了“八个坚持”。习近平强调：“抓‘四风’要首先把中央八项规定抓好，抓党的建设要从‘四风’抓起。”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讨论加强党的建设如何抓时，就想到要解决‘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后来决定就抓八项规定，下口就要真正把那块吃进去、消化掉，不要这吃一嘴那吃一嘴，囫囵吞枣，最后都没有消化。”
（二）高层带头
“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2017年和202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两次审议修订后的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按照实施细则，中共中央政治局每年年底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需要在民主生活会上对照细则认真查摆、深刻剖析、开诚布公、坦诚相见。习近平带头遵守中央八项规定，他指出：“我常常想，受全党同志信任，我担任了党的总书记，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按党章办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去部队调研，他要求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军委十项规定办，亲自审定具体活动方案，轻车简从，不封路，不扰民；在四川芦山地震灾区住临时板房；在福建古田同基层代表共进午餐时吃红米饭、南瓜汤；在内蒙古考察调研时恰逢高考，他特意叮嘱“考生优先”，必要时可调整行车线路；等等。据统计，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五年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深入地方和基层调研1587次、3212天，平均每人每年调研17次、34天。风成于上，俗成于下。作风转变不仅要中央领导带头做起，也要从党员干部日常生活抓起。习近平指出：“生活是工作的基础，生活上做不到自觉自律，工作就难以做到清正廉明。”上下同心、风俗联动，领导干部带头形成了示范引领力量。
（三）立行立改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抓作风建设坚持立行立改、动真碰硬。2012年12月，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出通知，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2013年元旦、春节期间，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廉洁自律。2013年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开局之年，1月，中央出台严禁用公款相互走访、送礼、宴请，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严禁超标准接待，严禁组织和参与赌博活动等“六项禁令”；3月，中共中央纪委第一次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进行通报曝光；4月，习近平提出巡视工作“四个着力”要求，第一条就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四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5月，中共中央纪委下发《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要求做到“零持有、零报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的决心；8月，中共中央纪委建立并实施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并延续至今；11月，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发布2013年9月份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数据。2017年，作风建设转入到以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重点上来。针对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开展集中整治。2019年被中共中央明确定位为“基层减负年”，此后为基层减负成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任务。2020年1月公布的2019年12月的月报数据首次增加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类突出问题，优化调整了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的统计指标，将原统计指标中的九类问题调整为六类。党的二十大以来，针对“四风”潜滋暗长、隐形变异等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和专项整治，深化风腐同查同治。这些举措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进行动态整治、持续纠治、立行立改。
（四）改革创新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作风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息息相关。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因此，加强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作风建设的重点。2013年12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2014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六个专项小组，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和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自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党建工作主要由两个专项小组负责。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牵头，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由中共中央纪委牵头。两个专项小组齐头并进，交叉并列，共同接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8年后称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产生了两个重要思想，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形成了两套制度，即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和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改革创新抓党的作风建设形成了许多制度成果。例如，落实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建立了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干部从严管理体系；实现了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全覆盖；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态的运用；进一步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体系；改革纪检监察机构；等等。这一系列举措形成并完善了常态化长效化推进作风建设的体制机制。
（五）严的标准
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需要以严的标准形成稳定的体制机制，不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一是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使“从严”成为管党治党常态。例如，正风肃纪从高位立标杆，形成风向标效应；“打老虎”形成高压震慑的传导效应；党内监督聚焦“关键少数”，形成党内监督“头雁效应”；三种情况重点审查，形成聚焦效应；执行通报曝光制度，形成“镁光灯”效应；严格执纪执法，产生震慑的瞬时效应。二是坚持严的举措不放松。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期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三是坚持严的氛围不减弱。中共中央坚持风腐同查同治，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深入开展党性教育、纪法教育、警示教育和家风教育，在全党全社会营造自觉遵规守纪的浓厚氛围，推动党员干部筑牢思想堤坝。
（六）集中教育
信念是本，作风是形，本正形聚，本不正则形必散。党的作风好不好，最终体现在全体党员干部的作风修养上。2023年6月，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指出：“通过集中教育推动全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党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是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这些集中教育都体现了作风建设的要求，旨在对作风问题中的顽疾进行集中整治。作风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集中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改善全党的作风。习近平关于党性的重要论述中有许多聚焦提高党员干部作风修养的内容，例如：牢固树立唯物史观，坚定理想信念；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政治训练；加强党性教育，把党性教育作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心学”；管好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培养和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党员干部要经常重温党章，重温入党誓词，重温革命烈士家书；等等。
五、结语
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精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形成了关于党的作风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周延的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成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动力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大答案。风动虫生，人变风易。作风问题抓一抓就有效果，松一松就会反弹。历史经验表明，不能以经济发展的成就代替抓作风建设的自觉，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本质要求。
作风建设是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的，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作风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自觉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选准入口、高层带头、立行立改、改革创新、严的标准、集中教育等实践经验，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探索出来的治国智慧、宝贵财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党的作风建设是为党和国家事业服务的，这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价值所在。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通过精准发力，在学中强基铸魂，在查中精准施治，在改中长效固本。党员干部要敢于拿自己“开刀”，用马克思主义“手电筒”先照自己，从小事细节做起，从源头矫正整改，在好的作风习惯中锤炼党性。提高党员干部的作风修养是一个政治训练的过程，当党员干部养成了好习惯，就能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效果。在好的习惯中解放自己，这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最高境界。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3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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