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道路过程中提出了“中国的模式”重大概念,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重大关头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看,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的模式”的探索和成功实践具有重大意义,这是邓小平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贡献之一。苏联模式和“中国的模式”标志着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两个发展阶段。苏联模式代表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创立期,“中国的模式”代表着社会主义实践进入一个新的深入探索期。“中国的模式”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当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由于结构性问题而导致的苏联社会发展停滞和制度运行僵化并崩溃的历史时刻,“中国的模式”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提供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继续向前探索的新方向和新路径。
一、邓小平最早明确使用“中国的模式”概念
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就应该如何处理与兄弟党关系的谈话中,明确使用了“中国的模式”这一概念。邓小平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都采取俄国的模式。”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再一次用“走自己的道路”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邓小平讲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这段话里,“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与“别国经验、别国模式”相对应的。
邓小平在1983年同外籍专家谈话时说:“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在1984年同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谈话时特别强调了中国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都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关于“中国模式”最直接、最经典的表述是在1988年会见莫桑比克总统的时候,他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可见,邓小平多次反复使用“中国的模式”“中国自己的模式”“走自己的路”等相似概念,这充分说明“中国的模式”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和丰富的科学内涵,具体体现为六个维度。
第一,从概念上看,邓小平基本上是把“中国的模式”“走自己的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三个表述,作为同一意义的概念使用。其中,“走自己的路”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等同的。这三个表述大致的区别是,“中国的模式”经常是在与外国领导人谈话时使用,而“走自己的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对内对外都用,但更多的是在国内使用。
第二,从内容上看,邓小平在使用“中国的模式”“走自己的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三个概念时,通常是指中国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除此之外,邓小平还使用过“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概念表述中国道路的特殊性。
第三,从传承上看,邓小平使用“中国的模式”概念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核心要义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邓小平是把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的模式”和“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以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最初探索的经验作为实践根据。比如,邓小平提出,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就不完全一样,中国共产党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走的是城市起义道路;新中国处理资本家的办法也与列宁不一样,采用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包括赎买等政策。邓小平认为:“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可以说,邓小平首创了“中国的模式”概念,但其核心是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在1956年修改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稿时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大国,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在这段话里,毛泽东讲了三个阶段三个特点: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但三个阶段里的共同点是在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下,中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征。从邓小平关于“中国的模式”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关联性。
第四,从时空上看,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的模式”概念的内容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中国革命就是走的自己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它与俄国的模式不同;新中国的建设、改革都是如此。特别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坚定地谈到,不能走西方的路,也不能走苏联模式的路。所以,在邓小平理论的语境下,“中国的模式”早已融汇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中,融汇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这一点与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时表明的观点是一致的。
第五,从坐标系来看,邓小平提出“中国的模式”对应的是苏联模式(俄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中国的模式”与西方模式具有本质区别,而与苏联模式的区别则是同质的,即“中国的模式”和苏联模式都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都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形态。
第六,从认识上看,邓小平“中国的模式”和“走自己的路”的观点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更加成熟,行动上更加自觉。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这个思想认识上的深化,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问题上的成熟。
二、邓小平“中国的模式”概念的思想来源和实践依据
邓小平亲身经历并长期在党的核心领导层工作,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实践经验如数家珍,而且,特别是作为毛泽东的战友,长期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影响下工作,对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早已了然于胸,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自如。毛泽东在1963年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这个口号写进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我们再读一下毛泽东关于“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的谈话。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毛泽东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从这些谈话中,不难看出,邓小平话语中蕴含的精神实质与毛泽东思想是相同的,其思想观点基于的历史事实也都是相同的。无论是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的“中国的模式”,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都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思想原则。由此,邓小平高度概括了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全过程的基本经验,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特点概括为中国的模式,是对现当代中国历史实践的精彩提炼,也是他人生丰富阅历的经验总结。
“中国的模式”不是由西方人概括出来,进而向世界推销的观点,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正如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始终认为,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的模式”是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刻总结和有力推动
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历史维度看,科学社会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标志性阶段:一是19世纪中后期,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和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完成;二是20世纪初期,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进入以国家为实体的社会实践阶段。这个阶段的制度性特征表现为苏联模式。三是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道路逐渐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发展,充分证明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的模式”概念实际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第二种模式。
如前所述,邓小平在讲“中国的模式”的时候,通常都是与“走自己的路”和“中国特色”的内容相一致的,都是建立在与苏联模式(俄国模式)对照的坐标系里。必须承认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在客观上具有提供社会主义发展标准的功能,绝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通过社会主义实践而获得的。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模式,也可以说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标准。这个标准带有理论意义和普遍性意义。苏联模式是苏联的,但其性质是工业化的和欧洲化的。苏联模式的理论意义是基本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设计,普遍性意义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作了制度性规范。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和理论谱系,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推证和欧洲文化的现代性。这个基本判断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看得很清楚。苏联共产党也是在这种认知下推行国际主义的。所以,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提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的号召,作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认知。毫无疑问,这个俄国人的路,就是中国共产党认定的社会主义之路。虽然苏联模式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还带有创立阶段不可避免的不完善和结构性缺陷,苏联共产党也没有处理好实践中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但是,广大亚非拉人民正是通过苏联模式认识到社会主义,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浪潮。
“中国的模式”是世界上第二个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模式。“中国的模式”带有强烈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就是中国自身的与众不同,即“中国的模式”带有清晰的中国印记。这其中包括,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解决了工业社会和农耕社会的文化隔离、城乡社会结构断裂等重大困难,等等。显而易见,“中国的模式”理论是在中国社会所积淀的极为厚重的5000多年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模式”理论,一方面确立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作为社会前进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具性和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文明要素,并加以现代性的兼容并蓄和吸收重塑。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当代活力。
可见,“中国的模式”是苏联模式不能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为解决科学社会主义在各个国家内向前发展而提供的正确认识方法,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继续向前探索提供了新方向和新路径。
苏联模式和“中国的模式”代表着世界范围内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两个发展阶段。一个是创立期,一个是深入探索期。整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共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思想理论创立阶段,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要解决理论指导问题;二是实践探索阶段,即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实践遇到重大挫折的转折关头,社会主义进入到更深入的探索新时期。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的模式”,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经过了从一般到特殊的发展历程,这必将推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提高人们对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规律性的理论认识。
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辟,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态实现了创造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后,曾经明确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不久,就意识到“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此后,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成为“现实社会主义”的一道难题和重大考验。列宁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逐渐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特征的苏联模式。应该看到,苏联模式在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苏联模式逐渐僵化、教条。20世纪下半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诸如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道路、波兰道路和“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等,目的都是要改革苏联模式的弊端,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以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找到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了一种模式的思维困扰和现实羁绊,从而进入到多种道路并存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这条道路的发展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马京仁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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