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构成历史，历史标志塑造历史。并非每一个历史事件都能够成为历史标志。今年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就是一个鲜明的历史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遵义会议穿越历史岁月的光芒是点燃革命希望的光芒，是启迪发展趋势的光芒，是照耀胜利道路的光芒，也是其成为历史标志的意义所在。
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严重曲折和空前危机。从组织路线看，就是“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党中央”。从政治路线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左”右倾错误路线连续统治党中央。党的政治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党的组织路线也是由政治路线决定，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政治路线错误必然会带来组织路线错误，这些错误对党的事业发展而言，都是颠覆性错误。遵义会议能够“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根本原因就是：“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由此，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
一、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党中央，是遵义会议前党和人民事业屡遭挫折的重要原因
革命始终是最激烈的矛盾运动，不论胜利或是挫折，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革命理论指导、认识本国国情、推动理论和实践结合等，都是决定革命前进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革命毕竟是一场深刻的活动，活动就必须有主体，只有主体才能认识基本国情，推动理论创新，团结带领人民，实现社会改变。就无产阶级革命来说，这个主体就是党，一个成熟的、具有坚强领导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义会议前，我们党还不成熟，特别是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没有形成全党的团结统一。这是党和人民事业在革命早期屡遭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的重要原因。”
遵义会议之前的党中央，是由博古负总责任的中央书记处。对于这个党中央的历史地位，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做了这样的评价：“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 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发生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与这些错误思想路线相交织的是一届又一届的党中央领导机构调整和更替，呈现了非常鲜明的“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特点。由博古负总责任的中央书记处的形成，就是在王明直接参与下，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决定的。这届党中央完全继承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并且将“左”倾 路线发展到顶点。
遵义会议前，党中央“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表现在组织上就是丧失独立性。1921年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这对于当时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而言，是顺应革命形势和党自身发展需要的一个必然抉择。因为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也是世界的，需要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互相支持。但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革命事业是扎根于本国土壤、依托于各国人民的，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和特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又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开展革命事业，首先需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国情，紧紧依靠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而不能完全的由其他国家或某一个国际中心来全盘指挥。然而，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后，要求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特别是共产国际以纠正中国共产党内所谓路线错误为由，对中共中央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全面改组，不断强化“国际中心化”的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消极影响。
1931年1月，在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许多人，事先完全不知道会议的内容。这次会议使一些长期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具有“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和宗派主义倾向的人进入中央领导岗位。之后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更是强化了共产国际的指导，这次会议从会议文件到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组成，均是经共产国际决定后，传到中国来执行的。组织上的严格控制和反复改造，造成中国共产党过于依赖共产国际。在组织上丧失了独立自主，就无法形成自己成熟的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前，党中央“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还表现在，把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路线化”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遵循，丧失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独立性。“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对实践工作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路线化”，以“国际路线”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中国革命危害深重。
“国际路线”在中国革命的贯彻落实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1932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洛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指出：“中国红军在其共产党的领导下正确地实行了和正在实行着共产国际的路线，粉碎了各种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以及偏离党的路线的倾向……正因为如此，它才得以实行自己的革命纲领和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劳动 群众对自己的支持”“红军在中国的胜利也就是共产国际路线的胜利”。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王明指出：“我们党执行了共产国际1930年在其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明确作出的指示，即两条战线的斗争应当成为党的领导全部活动的基础”。
正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思想指导下，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进入中央根据地之后，随即在根据地内部全面实施并贯彻其“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并以此为契机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实践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这些斗争，实际上反对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1934年2月，博古指出：“党的生长与巩固是在为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斗争中得来的，党彻底的粉碎了半托尔茨基的立三路线与取消主义的右派，党对于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苏区的罗明路线等)给了致命的打击，反对了调和派，反对了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两面派。正是在不调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党生长与巩固了起来。”这里提到的反对所谓“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等，实际上指的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针政策。周恩来后来曾经指出：“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
“国际路线”的要害就是脱离中国实际。从大革命后期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到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三次“左”倾错误，再到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尽管所犯“左”右倾错误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实质是一样，就是不能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出发、不能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一个丧失了组织的独立性，又丧失了思想的独立性的政党，必然是不成熟的、不稳定的，必然要遭到挫折和失败。
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党在组织上走向稳定和团结
经过遵义会议，全党上下开始形成赞同和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的自觉行动和共同意志。经过遵义会议，共产国际也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注意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确立之功”，就是广泛的“历史共识”和深厚的“历史趋势”的统一。
“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与“事实上”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紧密联系的历史进程，后者为前者创造了条件，前后是后者历史运动的必然结果。“事实上”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在遵义会议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湘江战役后，党和红军陷入极为被动的困境，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党和红军前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就党的领导状况而言，这些会议最终形成的一个积极成果，就是加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逐步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包办一切的状况。特别是猴场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次会议的决定，规范了在军事作战方面的请示报告程序，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随后，在遵义会议上，党中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新组织，选举通过了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对决定常委的工作分工作出适当调整。会议取消了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决定仍然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红军的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中央委托的履行最高军事指挥权的负责者。这样就结束了“左”倾的错误领导。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非党的主要领导人，但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主心骨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参与第二历史决议起草的邓力群曾回忆说，关于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查阅了一点历史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曾经写成：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送给邓小平同志看，他说这个事情他清楚。因为遵义会议时候他是党中央 的秘书长，是到了会的。……他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在重要的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向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所以这个问题要讲根据，就是这个根据。因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看到的嘛”。1943年11月，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也指出：“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摆脱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通过遵义会议前后革命形势对比，全党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心悦诚服的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朱德在诗中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不论是“群龙得首”，还是“路线精通”，都充分体现了党和红军自觉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而开辟的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遵义会议既是党的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其中就包括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的认可和肯定。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在介绍中国共产党时指出：“这些部队一直处于正确的、强有力的共产党领导核心指挥之下。这个核心的领导人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1931年8月第三次反“围剿”时 牺牲了)、贺龙等同志。他们都是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次会议在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选举其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0月，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会议上详细报告了红军长征的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报告指出：“占领遵义后，召开了有政治局委员、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进军四川，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 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使党加强了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从此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1936年春，陈云的报告在《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上发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下不断向前发展的，其复杂程度甚至超过了俄国革命。在艰苦卓绝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锻炼了一大批理想信念坚定、斗争本领高超的优秀干部，特别是经过长征的考验，共产国际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起来。毛泽东指出：“自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遵义会议形成的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经受住了严峻复杂的革命斗争考验，成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和选择。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党中央根据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是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并自恃枪多势众，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在严重的危机中，党和红军坚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彻底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全面抗战初期，党内还曾发生了王明右倾错误。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而且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在党内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在准确了解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共产国际明确肯定在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指引下形成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进一步从组织路线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之后通过延安整风，全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实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三、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党在政治上走向坚定和成熟
毛泽东深刻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遵义会议以“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而载入史册。
遵义会议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首位，是当时环境的客观反映和实际需要。尽管在紧急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没有深入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但是，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
从本质上看，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军事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具体体现和执行手段，而政治路线则是军事路线的指导和保障。“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这里所说的“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是从政治上总结教训得出的结论。在遵义会议召开一年多之后，毛泽东在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指出：遵义会议只纠正了博古的其他错误，没有指出其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这是不够的。当然，毛泽东也深刻认识到，就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并在全党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的确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全党不断从政治上深化对遵义会议历史作用的认识，并不断巩固遵义会议确立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1941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书面结论草案明确指出：遵义会议“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
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取代“左”倾教条主义，是开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的根本保障。毛泽东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前，“左”倾教条主义者抛弃马克思主义精髓，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致使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脱离中国革命。他们不了解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对中国革命的意义，批评毛泽东等关于根据地建设的正确主张和在红军中实行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妄称毛泽东是“狭隘经验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被迫开始长征。与此同时，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 统治而陷于失败。遵义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作出的。党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解决自身问题，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遵义会议前后形势的对比，让全党和红军指战员更为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只有确立并毫不动摇地坚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才能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
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取代“左”倾教条主义，是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而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前提。确立并巩固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就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以便使全党能够在日益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正确地解决各种问题。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十分重 视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36年底至1937年夏，毛泽东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论著。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一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系统地阐明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另一方面，他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剖析思想认识根源。尤其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中，毛泽东深刻地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两篇光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标志性的突出贡献，既蕴含着对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经验 的哲学概括，又深刻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述和分析了党内同志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和认识偏差，对于提高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阶段，在反对“左”的和右的 错误的斗争中，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发展了适合于中国具体情况的革命理论和政策；正确地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问题；进一步发展人民战争的思想，阐明了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系统地论述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等等。这些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全党领导地位的日益巩固和发展。
四、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这是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最生动的表达。
遵义会议深刻启示我们：必须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遵义会议之后，正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开辟了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在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风云跌宕后，刘少奇指出：“我们党已经有了领袖。在十年内战时期，我们所以有分裂的危险，就是党的领袖还没有形成。现在以毛主席为领袖。我们党到现在是完全成熟的，老练的……我们正在走向胜利。”邓小平指出：“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领袖与集体领导是不矛盾的。”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党确立和维护党的权威、拥戴和信赖党的领袖，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会取得胜利；反之，就会遭到挫折，甚至失败。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治国理政担子之重、难度之大超乎想象。实现历史使命、战胜风险挑战，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人民情怀、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实践证明，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是历史选择、时代选择、人民选择的高度统一，是历史经验、历史规律、历史结论的高度统一，是政治成果、实践成果、理论成果的高度统一，是过去、现在、未来的高度统一，必将推动全党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顽强奋斗。
遵义会议深刻启示我们：必须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力量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独立自主地形成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左”倾教条主义曾经在一个相当长时间统治党中央，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照搬外国经验，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针对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在1930年就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经过遵义会议，全党在独立自主问题上有了深刻认识。毛泽东后来总结：“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中国共产党依靠独立自主走到今天，也要依靠独立自主走向未来。正因为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我们才能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 题所给出的答案，是选择自己的道路、做自己的事情。”“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造发展壮大自己，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发展”。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遵义会议深刻启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再犯“左”倾教条主义，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十分重视从思想根源上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深刻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认为“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唯物论，不从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他们的唯一本领是引证马、恩、列、斯，作得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得出成堆的决议指示，其实连半点马、恩、列、斯也没有嗅到”。延安整风就是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摆脱教条主义思想束缚的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展开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我们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们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对待马克思主义，尤其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能简单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所说的话来套今天的中国实际，也不能简单拿党过去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和由此产生的具体政策举措来套今天的工作。而是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遵义会议深刻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能否制定并执行正确的路线是检 验政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前的挫折和失败，根本问题在于党中央执行了错误的路线。遵义会议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动摇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基础，开启了制定和贯彻落实正确路线的历史进程。毛泽东指出：“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经过十四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刘少奇也认为，“抗战以来，应该说是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政治形势的转变和主要矛盾的转化，适时提出党的政治路线，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政治路线上犯错误，就是颠覆性错误。党的第一历史决议最初的标题就叫作《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目标就是为了让全党深刻汲取错误路线的教训，坚定不移地沿着正确路线前进。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政治方向始终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 兴衰成败。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首要任务就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上来，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关键是要牢牢把握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在着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基本方略涵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涵盖“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涵盖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对外战略。基本方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是实现奋斗目标的“路线 图”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者简介：黄一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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