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报刊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宣传舆论阵地，对塑造革命精神、传播革命思想发挥关键作用。红色报刊在不同历史阶段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宣传工作成为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媒介。报刊通过文字、图像、版式等多种符号元素，生动形象地传播党的革命思想，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凝聚起强大的革命力量。然而，现有研究对红色报刊如何通过符号运用来塑造革命精神的机制探讨较为有限，相关成果有待进一步丰富。符号学作为研究符号及其意义生成机制的学科，为深入解读红色报刊塑造革命精神提供重要的理论工具。通过符号学视角分析红色报刊的符号运用特点和机制，有助于揭示其在意义生产和意识形态建构中的作用，深化对革命精神传播路径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强调需“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1]（P43）在此背景下，研究红色报刊塑造革命精神的符号学机制，对于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红色中华》报作为红色报刊的杰出代表，在革命精神塑造中展现了独特的符号运用方式，本文以此为案例，探讨中国共产党红色报刊的符号学价值及其当代启示。
一、红色报刊的革命精神符号构成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通过红色报刊构建起传递革命理念、培育革命精神的宣传体系。《红色中华》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重要宣传工具，内容和版面设计中语言与视觉符号相互依托，形成了独特的传播体系。语言符号通过关键词、口号、评论直接传达革命思想，而视觉符号则借助图像与排版营造氛围，触发情感共鸣。两者交织，建构出多层次的符号网络，使报刊呈现出鲜明的象征性与鼓动性。
1. 红色报刊中革命精神符号元素的识别。符号要承载革命精神，离不开特定的媒介形式和受众感知机制。在红色报刊中，符号元素可以根据媒介和感知方式分为语言符号和视觉符号，两者分别从文字和图像层面塑造革命精神。首先，语言符号，作为红色报刊的重要符号类型，遍布于文本之中，是革命精神的核心表达方式。例如在《红色中华》报中，语言符号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传达革命精神。一是关键词汇，“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一文中，出现词频最高的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等，直接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批判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和反动本质[2]；二是口号标语，“苏区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上，群众高呼“拥护红军！”“青年自动加入红军去！”“拥护红军第五军团！”等口号[3]，个体的声音融入整体，形成具有号召力的集体语言实践，推动革命目标的广泛传播；三是正文与评论的表达，“苏区群众和红军大大的向外发展积极的进行革命战争”社论文中，揭露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财政的破产和外交上的失败。该文指出“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很迅速的崩溃中”。同时，强调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如呼吁全国人民“高举着苏维埃的旗子，用革命战争去领导全国革命运动”。[4]这些正文与评论的表达，通过逻辑严密的论证和具体事实的列举，更全面、深入地诠释革命理念，增强读者对革命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其次，视觉符号，通过直观、生动的视觉表现，能够迅速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强化意识形态认同，提升信息传达的效率和效果。《红色中华》报中，视觉符号包括插图、“组图”和刊（版）头画等图像符号，以及字体、版式设计等版面符号。通过这些视觉元素，革命精神得以具象化，为革命精神提供生动的视觉支持。其中，图像符号通过生动的画面和具体的形象表现革命场景，让读者在视觉层面被感染。据统计，自《红色中华》报刊登“红军击溃粤敌叶肇李振球二师”的插图以来，该刊共发布172幅插图。通过对这些插图的考察，发现其意义建构基本遵循“敌、我、友”的对立的“冲突框架”模式：“敌”指向国民党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代表苏维埃和红军，“友”则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以《红色中华》报第27期第2版插图“红军击溃粤敌叶肇李振球二师”为例，图像通过展示红军的胜利场面，强化“我”方的力量和革命动员中的先进事迹。此外，通过字体、布局和黑白对比等设计手法，进一步强化革命的主题氛围。在版面设计中，以《红色中华》报第230期第1版的刊头为例，版头左侧人物高举右手、面向光芒的形象，象征革命群众对光明与胜利的追求，暗示着革命事业的崇高目标和奋斗方向。同时，右侧的“红色中华”四个大字粗壮有力，采用黑白对比的块状构成，传递出庄严与力量感，象征革命事业的坚定和不可动摇。
2. 红色报刊的革命精神符号组合与结构。红色报刊的符号体系通过语言与视觉符号的组合，形成独特的结构。通过符号之间的交互组合与排布，红色报刊建构多维度的符号网络，使革命精神得以完整地传递和升华。一是语言符号内部的组合。在语言符号中，标题、标语、口号和正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动关系，共同塑造革命精神的符号网络。以《红色中华》报“苏区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一文为例，该文标题与正文紧密配合，呈现大会重要性、热烈氛围及领导群众互动，传递革命精神。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系统中的单位通过相互关系产生意义。[5]（P101）标题、标语和正文的有机组合使革命精神得以在多层次中得到表达，读者不仅能够从标题中获取关键信息，还可以在正文的细节描写中感受到革命的具体场景和情绪氛围，使得元素间的联系形成更具感染力的符号组合，报纸内容的思想性和煽动性得到充分释放。二是视觉符号内部的组合。视觉符号在报刊中起到辅助和增强的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视觉传播效果。《红色中华》报第221期第1版的报头采用描黑横排大字“红色中华”，配以中国地图、五角星和党徽，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视觉效果。这些符号在设计上各自承担着特定的意义，同时通过相互组合形成整体的视觉表达。“红色中华”粗黑字体象征力量与庄重，强化了报纸的革命宣传功能；中国地图体现出革命的全局性和民族解放的目标；五角星标志党的领导力量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地位；党徽则象征工农阶级的团结与斗争精神。这些符号通过精心的设计和有机的组合，突出革命精神的坚定性与凝聚力，为传播革命理念提供直观而强有力的支持。索绪尔认为，符号的意义不仅来自其本身的性质，还取决于符号之间的联系以及其在语境中的组合方式。[6]（P170-173）这些视觉符号通过统一的设计风格、严谨的排列方式，不仅明确传递革命精神的坚定性与凝聚力，而且通过符号间的关联性和象征性，形成高度整合的视觉叙事。清晰易读的版式、紧密呼应的视觉符号，使得蕴含的革命理念通过视觉手段得到直观强化。三是语言符号与视觉符号的交叉。在《红色中华》报第84期第5版中，语言与视觉符号交叉共存，共同构建一个极具感染力和感召力的宣传体系。版头主体由熊熊燃烧的火焰和中国工农红军军徽（五角星与镰刀锤子图案）构成，左侧引用列宁关于军队力量的经典论述，右侧则选用苏联《真理报》的评价，两者的结合为红军扩大动员提供理论依据。此外，下方的宣传标语“迅速完成创造百万铁的红军的战斗任务，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图文并茂地传递了红军壮大力量与反帝斗争的革命主题。由此，画面与文字通过对称式排版将读者视线从中心的火焰与军徽自然引导至两侧的语录和下方的标语，构建从图像感知到文字解读的逻辑过渡。这种设计不仅强化版头的可读性和传播力，还引导读者逐层深入理解革命主题。
二、红色报刊的符号传播与接受
皮尔斯符号学理论指出，符号由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构成。其中，解释项分为意向解释项、效力解释项与共同解释项，分别对应传播意图、受众认同和社会共识。[7]（P43-48）《红色中华》报的符号传播机制体现了这一理论框架。在第242期第1版中，通过标题、正文和号召性语言的精心设计与结合，党明确赋予符号以动员革命、唤醒阶级意识的初始意义。通过情境叙述与具体表达，成功引导受众的情感共鸣与认知解读，从而转化为效力解释项。在符号的复现与社会化过程中，共同解释项则以广泛的社会共识和集体行动为依托，将革命精神嵌入群众生活和集体记忆之中。
1. 意向解释项：传播者的革命动员与阶级意识塑造。意向解释项承载传播者对符号意义的初步赋予与传递，是符号传播过程中实现意义生成的起点。在《红色中华》报第242期第1版中，通过标题、正文及号召性语言的有机组合，构建清晰的阶级对立框架和行动目标，系统呈现出传播者对革命动员与阶级意识塑造的意图。首先，标题作为意向解释项的关键载体，凝练地表达了传播者的核心意图。以“拥护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的抗日救国宣言，全中国的民众联合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卖国贼蒋介石！”为例，标题通过对核心目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敌我关系（“卖国贼蒋介石”）的明确区分，构建以“反帝抗日、推翻国民党”为核心的斗争逻辑。其次，正文通过情境叙述与事实揭露强化意向解释项的功能。例如，文章详细描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如“北平、天津等地税收机关被直接控制”“华北六七千万群众沦为亡国奴”等，结合对国民党卖国行径的批判，如“蒋介石无耻接受日本提出的八项条件”，构建敌人形象的具体化。这种叙事通过揭露现实危机和具体压迫，不仅提升符号的认知效度，还进一步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再次，通过符号的结构化安排，《红色中华》报第242期第1版形成以标题为核心的符号传播体系。标题通过高度概括强化革命方向，正文通过矛盾揭示与情感诉求深化阶级意识，号召性语言则进一步推动符号意义向行动层面延伸。由此，符号的意向解释项并非单一的意义赋予，而是在标题、正文与号召标语的相互联动中，系统呈现传播者对无产阶级革命动员的意图。这种精确设计的符号体系，不仅明确传播者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目标，还为符号意义在受众中的传递与共识生成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2. 效力解释项：受众的情感共鸣与自我解读。符号传播的意义不仅存在于传播者的设计意图中，更体现在符号通过受众的情感认同和认知解读所生成的独立意义之中。《红色中华》报第242期第1版的号召性符号如“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等，通过明确的口号和详细的情景描述，引发工农群众对现实困境的深刻共鸣。受众不仅从这些符号中感知到抗日救亡的迫切性，还将其解读为自己捍卫民族尊严和阶级利益的行动号令。符号在此阶段已不再局限于传播者的单向表达，而是被融入受众的日常体验，生成了超越传播意图的情感意义。其一，从情感共鸣来看，第242期的文字叙述结合历史事实和具体场景，勾勒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暴行与国民党政权的卖国行径。通过将宏观的历史危机转化为可感知的现实威胁，这些叙述唤起受众对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并激发出对现状的强烈情绪反应。此类叙述不仅增强受众对抗日斗争的认同，更让他们在情感层面将参与革命行动视为自我价值的实现。其二，在认知解读层面，号召性语言与历史叙事的结合，为受众提供一套清晰的逻辑框架，即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的屈从卖国，导致当前的民族危机；而唯有通过红军的领导和工农群众的觉醒，才能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这种逻辑不仅使革命号召具备强烈的正义性，还通过结构化的叙事引导受众将革命斗争视为唯一合理的选择。符号的效力在此阶段被进一步延展，其意义超越了传播者的单向指令，而在受众的情感和认知中形成具体的实践导向。与此同时，符号的情感感染力与认知说服力相结合，为从个体情感到集体行动的转化提供基础。在号召“加入红军”“一同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的过程中，依托“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万岁”这样的强烈情感符号，使个人解读逐渐转化为社会共识。这一过程中，受众不仅从符号中感受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还在符号的复现与互动中生成共同的情感认同，推动革命精神在群众中的广泛传播。由此，效力解释项的分析不仅体现符号对个体解读的作用，也为符号在共同解释项中的社会共识奠定情感和认知的双重基础。
3. 共同解释项：符号的社会共识与行动导向。在符号传播的理想情境中，意向解释项与效力解释项的互动最终达成了共同解释项，即符号意义在社会层面形成的广泛共识与集体实践。《红色中华》报第242期第1版通过情感动员与实践指向的双重设计，使革命精神在社会层面得以凝聚和强化，为推动集体行动奠定基础。首先，符号的集体共享性是共同解释项生成的基础。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等号召性符号为核心，通过对民族危机的具象化叙述，如“华北六七千万以上的群众都变成了亡国奴了”，这些符号超越了传播者的初始意图，在受众的共同认知中被赋予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受众在符号的复现中逐步内化了抗日救国的紧迫性，并将其视为普遍的社会责任。其次，符号通过情感感染力与实践导向的结合，推动从个体认同到集体行动的转化。“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万岁”等强烈的情感符号，在唤起受众对民族危机的共同忧患意识的同时，明确集体行动的道德正当性与历史必然性。结合具体的号召如“加入红军”“一同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符号在情感和逻辑层面完成了从动员到实践的转化，为革命行动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基础。最后，共同解释项的生成实现符号的历史延续性。第242期通过将革命精神嵌入社会实践与群众记忆，使其超越即时的传播情境，成为集体历史认同的一部分。以“反日讨蒋同盟”的成立为例，符号的实践性不仅凝聚当前的行动共识，也使革命精神在历史的纵深中得以延续，为未来的社会动员积累文化资本。由此，符号的社会化运用，构建集体认同和行动共识，为新时代党媒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与凝聚力提供重要启示。
三、红色报刊塑造革命精神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
放眼当代，红色报刊所体现的简明传播风格与紧贴民生的办报传统，依然为新时代党媒的舆论引导提供重要启示。同时，红色报刊的符号传播实践也为新时代党媒在服务人民、传播正能量的过程中提供宝贵的经验。
1. 红色报刊塑造革命精神的历史价值。一是推动革命理论的传播与深化。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红色报刊，通过文字、话语等语言符号的创新运用，将复杂的革命理念转化为形象生动的文化符号，使得党的意识形态逐渐融入群众生活。红色报刊以鲜明而多样的语言符号形式，如表扬、鞭策和号召性话语，构建起富有活力的革命话语体系。它不仅构建革命的立体图景，还使革命的理念从晦涩难懂的政治理论转化为具象化、可感知的文化符号。这种符号不仅强化革命的正当性与必然性，还通过对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叙事，推动革命理念的广泛传播，并促使群众在日常情境中认同革命精神。二是强化身份认同与集体认同。红色报刊中的符号不仅在革命叙事中扮演重要角色，更通过情感价值的建构强化受众的集体认同。具体而言，红色报刊以英雄形象和烈士事迹为核心情感符号，通过对革命英雄事迹的文字叙述和烈士形象的视觉呈现，激发个体与革命群体之间的情感共鸣。革命精神不仅表现为“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还涵盖了“为人民奉献一生”的牺牲精神，报刊通过生动的图像和漫画符号，赋予这些精神强烈的情感色彩。通过视觉符号的直观性，革命精神变得易于被受众理解和内化，个体情感与集体情感逐渐融合。这样的情感共鸣使革命精神成为群众内在的情感依赖，进一步推动集体认同的强化，巩固革命精神的社会基础，并在群众间形成深厚的情感联结。三是促进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红色报刊中的革命符号在代际之间构建并传承革命文化记忆，使革命精神超越个体体验，成为社会的集体记忆与文化传统。格尔茨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提供对此的分析视角。格尔茨认为，符号不仅仅是意义的传递媒介，更是文化意义的承载体，通过符号，文化能够嵌入日常生活，形成群体性理解与共鸣。红色报刊借助这一符号特性，不仅传播革命的即时理念，还通过象征符号和文化隐喻将革命精神深深嵌入中国社会的文化基础中。红色报刊通过符号化展示革命英雄人物、重大事件等内容，将这些符号转化为社会的集体记忆，使革命文化传统得以在历史进程中延续。革命符号通过持续性地呈现革命事件和英雄事迹，使无产阶级的价值观与革命精神融入社会集体的文化记忆中，构成革命文化的核心。通过这一符号体系，红色报刊得以在历史的纵深中不断强化革命精神，将其塑造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使革命文化具有持久的符号力量。
2. 红色报刊塑造革命精神的当代启示。首先，采用简明有力的传播方式。“简明有力”的传播方式，是党媒百余年文风探索的鲜明成果。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党媒逐渐摒弃复杂的文言文，转向以白话文为主要传播形式，使党的复杂政治理念能够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与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这一转变既体现了党媒根植群众、服务群众的立场，又促使党媒逐步形成简洁鲜明的文风。在延安时期，《红色中华》报复刊并改版为《新中华报》，毛泽东为其题词“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支生力军”[8]，进一步确认简明有力传播风格的重要性。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继续保持简洁质朴、富有生动性的传播风格，使党媒的“人民性”得以彰显。这一风格不仅凝聚革命精神的象征性表达，也使党媒成为新时代社会舆论引导的重要工具。其次，坚持紧贴民生的办报传统。紧贴民生的办报传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实践中彰显革命精神的重要标志，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9]（P19），新时代的出版工作必须坚持以服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凸显新闻出版的人民属性。这一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报刊”的构想，延续并发展毛泽东“为群众办报”的精神，以出版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在革命时期，以《红色中华》报等红色报刊为代表的党媒深入贯彻“紧贴群众生活”的办报方针，使用方言和通俗语言与群众沟通，增强亲和力。正如毛泽东强调，新闻报道应“与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用群众的语言讲述事件，使党媒不仅成为 “群众的喉舌”，更是信息的传递者。这一实践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使“为人民办报”成为革命精神的象征，奠定党媒的深厚民生根基。在当代网络传播环境中，“紧贴民生”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走好网络群众路线”的主张，强调新时代党媒要依托互联网平台与群众广泛互动，切实回应民生关切，澄清误解，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这一做法延续并发展革命时期的“紧贴民生”理念，使党媒在新时代继续强化其民生根基，巩固党媒在社会舆论中的领导地位，成为新时代党与人民沟通的桥梁。
（作者简介：苏洁，安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菲，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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