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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对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着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文明冲突论”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文化与国际关系的激烈争论、“软实力”与相关文化分析框架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对文化与观念研究的理论提升，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的国际关系研究并不是冷战后才开始的，包括西方国家关于苏联对外行为的文化根源研究、英国学派对异质多元文化的研究，已经表明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有着紧密的本体联系，可以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文化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大体上呈现如下特点。
从影响因素到理论构建
文化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之初，学术界就将文化纳入国际关系的影响因素之一来考察。冷战时期，受制于大国战略对抗，文化因素一度让位于经济、军事等传统硬实力因素，但是学术界依然就文化如何影响美国与苏联之间的行为模式开展研究。冷战结束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是将文化上升到影响国家间冲突的根本因素来考量。而约瑟夫·奈推出“软实力”概念，也是试图通过美国的文化优势重振美国的国际威望，延缓美国的霸权衰落。
除了将文化视为国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学术界还进一步将文化视为国际社会内在构成因素，并在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变量上积极探索。英国学派将文化视为核心概念，认为是文化本身构成了国际社会。曼宁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存在，而是观念实体。马丁·怀特指出，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成员国之间没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统一，那么国际体系是不会形成的。赫德利·布尔借鉴了怀特的思路，把国际社会理论建立在更为经验的基础上，将怀特的共同文化纽带的论断转换为共同的利益感和归属感纽带，但这种共同利益感和归属感的背后是文化的背景。事实上，英国学派的底色还是坚持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观念的实体、文化的实体。但英国学派在冷战期间未能进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谱系，导致文化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处于边缘。
与此同时，建构主义学者也积极投身文化研究，并将文化研究推到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位置。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社会结构，国际社会结构主要是观念的分配而不是物质能力的分配，它包含共有知识、物质性因素和实践，其中最根本的是共有知识。共有知识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在温特看来，国际社会的共有知识形成国际政治文化，文化不仅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其自身也成为国际社会的构成性因素。超越于前述的文化的因果作用，建构主义更强调文化的建构作用。
从体系层次到国内层次
随着温特将国际关系的文化研究带入体系层次，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体系层面关注文化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约翰·鲁杰的国际制度、玛莎·芬尼莫尔的国际规范都是探讨体系层次的变量，其研究议程既包括国际体系文化如何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也包括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如何造就了不同的国际政治文化或者规范。在他们的研究中，体系层次十分鲜明。
与之相对的是，彼得·卡赞斯坦等人则将焦点放在国家单元层次，进一步发展了单位层面的国际规范研究，考察了观念结构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如果说卡赞斯坦等人研究国家的安全政策主要是由国内文化因素决定的，那么理查德·勒博更突出个体层次。勒博将理想世界依据不同动机分为四类，即欲望、精神、理智与恐惧，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建构主义文化研究范式。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随着文化研究在国际关系各个理论层次的展开，有关文化主体性的问题也是学者关注的内容之一。实际上，每个民族国家在其历史长河中都会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依据。20世纪40年代后，西方国家涌现了一批有关国民性与文化属性的研究成果。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对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进行了探讨，乔治·凯南则关注了苏联对外政策的行为动机。1977年，杰克·斯奈德率先提出“战略文化”概念，更是指出苏联独特的历史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决策思维，这与凯南的文化研究相似，战略文化由此成为国际关系文化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国民性研究还是战略文化研究，所探讨的民族性和国家性体现的都是文化的主体性。而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学者强调的则是文化的主体间性。建构主义语境中的文化是国际政治文化，是国家之间互动中形成的共有知识、共有理解，“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建构主义学者提出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等，本质上都是主体间性的，都是国际社会共有文化。从学科发展的视角看，文化的主体性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外政策和比较政治领域，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更强调文化的主体间性。
中国学者的反思与建构
温特的国际政治文化和卡赞斯坦等学者的国内文化都具有西方价值属性。温特把无政府文化分为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三种。在他看来，不同的国际体系是可以转换的，而其中的焦点是如何实现洛克式国际体系向康德式国际体系的转换，这也是建构主义的基本课题。建构主义的三种文化观念可以解释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建构主义相比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其西方文化色彩不是很明显，加之吸收了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因而多被认为是一种科学理论。但学界也有一种批评，认为这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对包括建构主义在内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普适性进行了批判和解构。他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离不开社会理论生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尽管理论均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任何理论的创造者都带有自己的“文化胎记”。他指出，不断强调社会理论的生成需要文化共同体的“背景知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包括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甚至包括英国学派，其理论硬核的形而上元素就是个体理性，个体理性是西方文化背景知识的标志性要素，西方理论在核心层面相通的原因就是个体理性构成它们的形而上元素。
在秦亚青看来，包括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理性”这个核心概念基础上的。基于此，他进一步提炼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概念，据此用“关系性”取代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建立了关系理论，这也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探索的标识性成果。由此，中国学者实现了对文化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推进和创新。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9月19日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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