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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国内学界对西方左翼理论研究的深入，生命政治学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并成为热门话题。马克思哲学与生命政治学的关系问题被人们所关注，那么，究竟怎样理解这一关系问题？对此，我们理应从对两者的理论主题、理论内容、理论旨趣的比较入手加以辩证地看待。
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判断和分析两种理论是否具有内在的有机关联，不仅要看其在理论资源上是否相互借鉴、继承和发展，更主要的是看其在阿尔都塞所说的“总问题”上是否具有内在关联。
尽管西方左翼学者在对生命政治学理论的阐释中很少引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但就其理论关注的主题来说，实则延续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这一主题。生命政治学诞生于以福柯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在反思传统政治中对现代政治的认知，即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所实现的是对人口的合理化治理。具体言之，是从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人种等诸多维度对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非暴力形式的、隐性的管控。生命政治学的目标在于，揭示这一现实的状况并无情地批判现代西方民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伪民主性”。因此，生命政治学诞生于这样一种历史语境，即超越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本质的理解，直接在“生命”与“权力”的勾连中聚焦和把握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技术的时代特点和新的历史变化：从19世纪开始，资产阶级通过规训技术和调节技术两方面的双重游戏真正完全占有人类生命本身，实现了对人类生命的钳制和规训。表面上看，这显然是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但实则是延续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主题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展开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主题。资本主义社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人被奴役、被遗弃、被唾弃的问题，即资本具有独立性，而个体的人却没有独立性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在社会现实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绝对精神“资本”，即揭示资本逻辑及其自身的矛盾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和人类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学延续了马克思哲学所倡导基于现实世界的变革而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总问题。当然，虽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但是前者剖析的是现代政治对生命的规训和钳制，后者剖析的则是资本所拥有的权力及其对雇佣劳动的奴役。
从“生命”出发理解资本主义社会
尽管从理论研究的主题看，生命政治学延续了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品质和展开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主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采取了完全相同的理论分析和阐释的路径。
翻检生命政治学的理论阐释，我们会发现其所关注的对工厂以外的整个社会的微观权力分析。质言之，当包括福柯、哈特、奈格里、阿甘本、埃斯波西托等在内的学者分别从人口治理、资本生产、国家主权政治的不同角度讨论生命权力的时候，实则是揭露西方社会权力的运转不再是“暴力”的使用，而是社会治理术的使用，即通过国家治理技术实现对生命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学当然延续并拓展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并将这一批判延展至微观层面。这一微观层面的聚焦，在生命政治学中体现为一个标识性概念：“生命”或“人口”。在生命政治学的视域中，“生命”所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性和生物性，是活着的人。其所关注的是自然性、生命、生命权力、人口及其调节等，剖析现代资产阶级如何拥有一种“让活人活着，但却死了”的权力，一种对人口或生命实现全方位治理的权力。同样，在马克思那里，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工厂中资本对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榨取，即工厂的生命政治学。但马克思却采用了两条表面上不同但实质内容一致的路径：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出发”，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展开对资本主义所代表的“现实历史”的剖析，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对“生命”的理解必然是“社会历史”的而非单纯“政治”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文献高度重视作为“生命性”存在的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全部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马克思并未停留于对自然状态的“生命”的讨论，而是在生命的精神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维度中特别是在生命与劳动、生产的辩证关系中对其加以分析。生命的生产必然包含双重维度，即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并且后者才是更为关键的维度。因此，与其说马克思重视的是“生命”，不如说重视的是生命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马克思揭示出“资本和劳动”是全部现代西方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生命”由此必然与社会性的人相关，与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相关，与资本逻辑相关。正是生命政治学和马克思哲学对“生命”理解的差异性，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批判的差异性，直接导致了两者对如何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提出了不同方案。
探索人类自由解放的真实道路
生命政治学和马克思哲学都力图在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探索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真实道路。虽然两者有着共同的理论旨趣，但理论分析的着力点决定了其提出的方案必然是不同的。
按照生命政治学的理解，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然生命逐渐被纳入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中。阿甘本认为，主权政治由外在的转为内在的，即对直接生命的治理；国家权力的基础不再是人格化的民族、公民，而是“例外状态”下对“赤裸生命”的治理与裁决。因此，要打破这一困局，阿甘本主张期待弥赛亚时刻的“剩余之民”，奈格里则寄希望于拓展资本无法消解的个体的“奇异性”。显然，这个方案是不适合马克思的。如前所述，马克思对“生命”的讨论始终是社会历史的，最终呈现为这一分析始终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关联，始终与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关联，始终与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理论旨趣的共产主义的实现相关联。与之相对应的是，对生命治理的权力之根本只能是“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所具有的主宰性权力导致了对生命的控制。这也就决定了马克思的方案只能是揭示资本逻辑及其自身的矛盾，在揭示资本主义的暂时性中敞开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真正的解放只能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颠覆，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超越。这种超越最终体现为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的共产主义，“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上述的比较分析表明，西方左翼所创立的生命政治学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所开创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学术理路，由此丰富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这有助于我们在吸收借鉴新的理论的基础上继续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聚焦的问题、依托的理论资源、应用的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有着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为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思想智慧。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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