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大国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死，却存在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兴衰。沃勒斯坦曾将霸权周期分为上升期、全盛期、成熟期、衰落期；莫德尔斯基也将霸权分为四个阶段：新兴霸权国从全球战争中崛起，世界领导国的地位得到承认，合法性丧失阶段，权力分散阶段。近现代以来，西班牙、荷兰、英国都曾充当过世界霸主，但无一例外经历了周期性兴衰的发展轨迹，当前的世界霸主美国同样面临日渐衰落的困境。导致大国兴衰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内因无疑是主要矛盾，经济原因又是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研究发现，大国兴衰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就是：大国兴起于实体经济壮大，衰落于经济脱实向虚。进一步剖析，这种现象之所以周期性出现，很大程度是资本积累机制“双刃剑效应”所致。在资本主义前期，因工业化带来的资本收益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趋势，由此推动西方国家加大发展本国实体工业；在资本主义后期，由于实体产业带来的收益呈现递减状态，导致本国经济日渐脱实向虚。对正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说，这一规律值得警醒和借鉴。
一、理论阐释：资本积累机制先天具有两面性
1.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
近现代以来，世界舞台上主要霸权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了这些霸权国的经济基础。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其扩大再生产的最大驱动力就是实现资本增殖。“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罗莎·卢森堡指出：“占有剩余价值的这一动机，促使他反复投入再生产。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把社会必需品的再生产变成了永动机。”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也认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永不停歇、贪得无厌地榨取财富的强烈需要。”弗兰克、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学者也都认为，持续的永不休止的资本积累是现代世界体系同其他世界体系相区别的基本特征。
资本家热衷于资本积累，既是由于外部竞争，同时也是内在需要。个体资本家不仅要保证自己的奢侈消费，还要积累越来越多的资本，以此作为维持资本家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经济领域与政治-社会领域尚未完全分离，资本力量“镶嵌”在国家和社会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者的控制和影响。国家通过法律、税收、国家机器（警察和军队）等多种手段对资本力量进行控制和塑造，由此使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范围受到明显抑制。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资本力量日趋从国家和社会中“脱嵌”，乃至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性力量，由此进一步扩大了资本积累机制的作用范围。波兰尼就认为，从19世纪开始，经济已成功地从社会中脱嵌乃至反过来支配社会，将社会体系嵌入经济体系之中。资本如同逃出魔瓶的魔鬼，将其贪婪逐利的一面充分显现。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力量的持续壮大，资产阶级（所谓“第三等级”）在西方国家纷纷掌权。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政策调整促进资本积累。西方国家的内外政策重点服务于资本积累目标。15—19世纪的“圈地运动”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共谋的典型案例。当时英国毛纺业蓬勃发展，许多地主为占有农民土地养羊，放火烧毁农民房屋，强行将其从土地上驱逐出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例指出：“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即决法庭的治安法官有权叫人当众鞭打他们，把第一次被抓到的监禁6个月，第二次被抓到的监禁2年……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时被抓到，那就要毫不容情地处死。这些条例直到18世纪初还有效。”在现当代，资本与国家共谋的手段更加精细和隐蔽。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动领域包括保障私有财产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权利，执行合同，保护积累机制，消除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以及通过央行稳定货币体系等。
从效果上看，这种“国家与资本共谋”局面，使资本力量日益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主宰性力量，资本积累成为资本主义内外政策的原动力，资本积累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性规律。
2.资本积累规律具有两面性特征
从社会功能看，资本力量一直热衷于宣扬“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观念，借以强调资本对社会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它们通过列举案例（如面包师制作面包是为个人谋生，客观上则使他人享受美食），以及诉诸各种经济学寓言（如蜜蜂采蜜客观上传播花粉），证明资本积累的正当性。事实上，个人收益与社会效果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只有当二者指向一致时，资本积累才会产生正向效果。相反，当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不一致时，资本积累便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只有当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非常一致时，市场才会运行得好。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就此而言，资本积累机制天生具有两面性特征。
一方面，资本积累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黑格尔曾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却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泉源。”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这一哲学观点同样适用于评估资本积累的社会功能。资本积累的主观目的是实现资本增殖最大化，但其为实现资本增殖目标，就必须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水平。资本力量热衷于推动技术进步，主要是因为率先取得科技进步会引发不完全竞争，这种技术垄断可以带来垄断性的超额利润。“新技术和创新需要并且创造新知识，还导致了以高知识水平和高收入水平为特征的经济活动”。
从历史实践看，资本主义企业谋求技术进步，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近代以来，西方国家至少爆发了三次技术革命，即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以电力和铁路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及二战后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据统计，从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人工能源使劳动者效率提高了200多倍。有专家计算称，全球产量仅在20世纪就增长了40倍。这使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到100年时间内创造出的社会财富，超过过去一切时代生产力的总和。马克思就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富国拥有最具有技术外溢性的高地经济，其经济活动总是与知识、创新、报酬递增等联系在一起，因而能够持续地创造财富；穷国所从事的则是‘被富国技术溢出’的低地经济，如原材料生产、粗加工或产品包装等，这种技术外溢很少的经济活动，无法使本国进入良性经济循环”。
从国家间竞争的角度看，技术革命带来的财富再分配是大国权力转移的关键变量，尤其是后发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的主要抓手。第一次技术革命（蒸汽机和纺织业）带动了英国的崛起，第二次技术革命（电力、化学、铁路）成就了美国和德国，第三次技术革命（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等新经济）成就了美国和中国。就此而言，推动技术创新的资本力量也是大国崛起的重要推手。
另一方面，资本过度积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最终损害生产力发展。资本力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倾向。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称资本主义制度为“复活的奴隶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是对资本盲目逐利导致的社会异化进行了尖锐批判：“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本积累还导致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分化日趋拉大。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经过长期研究发现，300余年来，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保持在每年4%—5%，而GDP的增速为1%—2%，资本回报率几乎是经济增长率的3倍，而雇佣工人工资的增速则更低。英国首相迪斯累利曾说过：“他们（有产者与无产者）相当于两个民族，在他们之间没有那种亲情感，在习惯、思想与感情方面彼此非常陌生，他们就像是不同地域的儿子或是不同星球的居民。”劳动者收入过低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使资本主义国家因生产相对过剩频频爆发经济危机。英国1825年首次爆发经济危机，此后每十年爆发一次危机，并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尤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水平出现极大倒退：1932年世界工业生产比1920年下降1/3，世界工业生产倒退到1900—1908年水平，英国甚至倒退到1897年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资本主义国家生存危机感陡增，并有意识地通过扩大社会福利等政策缓解国内阶级矛盾，由此客观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大卫·哈维就认为，正是苏联、中国这样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使资本主义国家深感威胁，并学会了妥协。“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共产主义运动，比如更好的教育、保健，欧洲、美国都是这样。”
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了“制度竞赛”的外部压力，因而失去了自我革新的内在动力，由此日渐沉沦，重新回到“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蝇营狗苟之中，重新露出唯利是图、无情残酷的一面。据统计，1953—2017年，美国人均实际GDP增长2389%，但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只增长了122.2%，尤其是1980年之后收入增速显著放缓。经济增长的成果集中流向高收入阶层，而未惠及广大中产阶级。美国号称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但该国有5400万人（包括1800万儿童）面临饥饿威胁，“美国梦”不过是个幻象，民众饱受饥饿、食品匮乏、无家可归、贫困的蹂躏。资本恶性膨胀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罪魁祸首。无处不在的大众贫困，使资本主义频频出现经济危机，并导致资本家的利润率出现持续下降趋势。
正所谓“成也资本，败也资本”，资本积累既是西方大国工业兴起的原因，同时也是实体经济由盛转衰的根源。意大利学者阿瑞基将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分为四个体系积累周期：长达220年的热那亚/西班牙周期，长达130年的荷兰周期，长达130年的英国周期，以及跨度已超过100年的美国周期。资本功能的两面性对西方大国的经济兴衰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成也资本”：资本积累推动实体经济壮大与国家富强
财富是国家权力的基石，而财富来源又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因此社会生产方式的代际更替，必然引发财富来源及国家力量对比的急剧变迁。迄今为止，国际体系中的经济结构经历了依次递进的三次变迁：第一种是基于农耕和游牧生产方式的地方化社会政治体系；第二种是基于农业盈余和家庭手工业的简单商品经济，它对应的是范围相对更广的帝国式社会政治结构；第三种就是延续至今的工业化大生产。
在现当代，制造业日益成为国家富强的关键和秘诀。在国内经济中，企业利润来自不完全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而工业革命和技术变迁可以设置产业进入的技术壁垒，并由此带来报酬递增效应。创新、报酬递增和协同/集群效应相互交织，共同发挥作用，由此使一个国家获得更多财富。在国际贸易中，用高附加值工业品交换别国的廉价原料和初级产品，这种“自由贸易”看似平等，实则使世界财富不断向工业国集中。相反，“农业和原材料生产迟早都会进入报酬递减阶段……一个国家越是专业化于原材料的生产，它将越是日益贫穷”。从18世纪开始，欧洲流传的双边贸易的“经验法则”就是：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产品被认为是“坏的贸易”，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工业产品则被认为是“好的贸易”。就此而言，制造业才是确保财富滚滚而来的真正金矿，发展制造业才是富国强兵的主要秘诀。哪个国家能够率先认识到这点，并拥有制造业优势，哪个国家就有机会在国际权力博弈中增加胜算。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海上马车夫”荷兰是典型的商业资本主义国家。它同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将积累货币财富视为主要目标，只是获取商业财富的手段从武力掠夺转向强制性的“自由贸易”。荷兰1602年创办的东印度公司是这种霸权模式的典型代表。该公司在特定地域内被赋予特许专营权，并承担实施这些特权必需的战争和国家功能。东印度公司先是利用暴力在地区市场和世界市场建立自己的垄断地位，然后便收获丰厚而稳定的商业利润。从商业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逻辑出发，荷兰选择的都是利润丰厚稳定的行业，同时还要保证荷兰资本具有灵活性，能抓住阿姆斯特丹证券市场和商品市场上的机会获利。
商业资本主义的最大缺陷就是将贸易等同于获取财富来源，因而忽视建设可以创造财富的内生性机制。荷兰商业霸权主要依赖欧洲领土国家创造的市场。但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欧洲各国纷纷建立“国民经济”，对外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有学者称这种政策是专门为“克制荷兰的商业体系而设计”。一旦这些国家将荷兰商品拒之门外，荷兰的商业帝国便无法维系。
从对外角度看，荷兰只是把领土和人口作为资本积累的手段，把保护费用和对已积累财富的社会要求控制在最低限度。荷兰的西印度公司试图从葡萄牙手中夺过巴西，一旦所需费用超过公司商业利润，荷兰就放弃在美洲的领土征服和殖民，而更乐于做商业中间人。这就使荷兰企业成了欧洲各领土国家创建市场的抵押品，一旦这些国家决定让本国商人阶层接管殖民地贸易，荷兰就逐渐丧失了它作为大西洋商业中间人的作用。
相比之下，英国因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霸主。英国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工业才是国家财富的真正来源，工业化才是国家富强的治国之道。伊丽莎白女王认识到，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工业发展只有在高附加值活动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才能转变为国家财富和权力的扩张。为发展本国工业，英国曾长期推行产业保护政策，排斥外国商品竞争。例如，1685年，英国对“所有印花棉布、印度亚麻及所有印度制造的丝绸制品”征收10%税；1690年,英国又将关税增加了一倍；1701年，英国议会规定进口印花棉布为非法行为，只能进口白棉布到英国进行加工；1721年,英国禁止人们穿着来自印度的白布染成的印花棉布的衣服，后来干脆宣布售卖印度棉布非法；1774年，英国议会颁布法令，要求在英国销售的棉布必须完全在英国纺织而成，只有那些准备再出口的印度棉布才被允许进入英国。英国甚至对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国公民判以断其右手，再犯者处以绞刑。在教区牧师证明裹尸布系国货之前，禁止将死人下葬。
凭借这种保护主义政策，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据统计，1848年英国铁产量占世界产量的一半，煤产量占世界产量的2/3，棉布产量占世界产量的1/2，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20%—25%左右。英国工业占世界工业总额的比重高达40%，相当于美国、法国和德国三国之总和。英国工业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后，转而由“贸易保护”转向“自由贸易”。19世纪中期，英国先后废除了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谷物法》和《航海条约》。到1860年，英国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被单边取消。
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用高附加值工业品交换别国的廉价原料和初级产品，由此使世界财富不断向英国集中。据统计，19世纪英国出口工业的利润率，要比面向国内市场工业的利润率高得多。正是由于出口工业的发展壮大，才阻止了工业利润率下降趋势，使英国工业产量跃居世界工业总产额半数以上。由此不难理解，英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就是扫除货物交换的所有障碍，在自由贸易、自由资本运动和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基础上创立世界性市场经济。
美国能够成为世界霸主，工业优势是最主要的物质基础。美国自独立之日便意识到发展本国工业的重要性。美国独立后首任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一是实行产业保护，二是进行贸易保护。在这种思想引导下，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保护羽翼未丰的美国工业。自1789年第一届美国国会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关税法令。美国经济就是在这种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从幼年期步入青年期，再步入能健康成长的成年期。美国在全球生产力量中所占的份额从1870年的23%攀升至1900年的30%和1913年的36%。到1945年，美国黄金储备占世界2/3，制造业占世界一半以上。强大的工业实力为美国称霸世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之后，美国也效仿当年的英国，在全球倡导“自由贸易”，推动美式全球化，借以从中渔利。由此，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世界霸主。
三、“败也资本”：资本过度积累推动经济“脱实向虚”与大国衰落
1．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趋势促使资本投资脱离实体经济
技术革命和科技创新原本是资本主义企业利润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但技术革命的爆发具有较长的时间间隔，而且爆发地点具有不平衡性，由此使发展不平衡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永恒规律。荷兰历史学家曾说过：“在发达程度极高的新的文明阶段，处于领先地位的任何国家，当它达到一个临界点或界线时，要超越这一界线向前发展是极其困难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发展的下一步不得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迈出。”从微观层面看，那些在某一领域占据技术优势的企业往往会故步自封，满足于从当前的行业竞争中获得成功和好处。因此“它们无法面对自我淘汰的阵痛和困境”。在这些宏观和微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技术革命的爆发周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特定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技术水平往往是相对给定的状态。
在整个社会尚未爆发新技术革命的历史背景下，资本主义企业必然会出现社会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趋势。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平均利润率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一是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剩余价值量与利润率呈正比关系，剩余价值量越大，利润率越高。二是资本有机构成，也就是用来购置机器设备的不变资本（C）与用于支付劳动力工资的可变资本（V）的比重。总体来看，预付资本与利润率呈反比关系，即预付资本越高，平均利润率越低，反之亦然。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和经济竞争迫使企业不断购置更加先进和昂贵的机器设备，由此导致预付资本中不变资本（C）的占比越来越高。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势必导致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据统计，七国集团1965年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高达45%，1990年降至27%左右。2000—2006年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低1/3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低18%左右。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奉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进一步加剧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趋势。在政治经济学中，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用公式表达就是：P’=M/C+V，其中P’代表利润率，M代表剩余价值量，C+V是全部预付资本（C是用于购买机器和生产原料的不变资本，V是用于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可变资本）。也就是说，在剩余价值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用于购买生产设备和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越少，资本家生产经营的利润率就越高。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所谓劳动密集型产业，顾名思义，就是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力这一可变资本（V）实现资本增殖，用于购买机器设备的不变资本（C）的比重相对有限。因此企业主利润率高低主要取决于剥削劳动力获得的剩余价值（M）与支付给劳动者工资（V）之间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奉行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加之工会组织的影响力强大，企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断提升，这就意味着作为分母的可变资本（V）的数值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为赢得竞争优势，资本家会不断采用新技术、采购新设备，由此使作为分母的不变资本（C）所占的比重日趋上升。这两大因素相互叠加，导致西方国家企业的利润率越来越低（详见图1）。
在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巨额盈余成为资本所有者面临的最大困境。
一种办法是“投资罢工”（即关闭工厂）或到海外投资。当年的荷兰最初以远程贸易为主业，但在通过远程贸易积累了大量剩余资本之后，转而将向国外发放贷款、收取利息作为生财之道。大约从1740年起，荷兰人开始放弃贸易，越来越专门地从事巨额融资，大量向欧洲各国放贷。在18世纪，荷兰一度掌握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属东印度公司股票的1/3，英国国债的40％。大量向外国发放贷款导致荷兰资本流失严重。同时，因还款能力掌握在其他国家手中，荷兰只能和它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收回贷款的利息和本金。因各国摩擦不断，荷兰为保证银行业利益不断让步，导致经济领域不断萎缩。自18世纪60年代起，连续不断的危机极大损害了荷兰的金融市场，直至彻底摧毁其在欧洲的经济中心地位。
英国在帝国后期同样出现大量向海外贷款获利的情况。据统计，19世纪60年代英国每年流出的资本大约4000万英镑（约合1.95亿美元），1910—1914年间增长至1.75亿英镑（约合8.52亿美元）。1913年英国持有的公共发行的尚在流通的长期外国证券投资总量在37.14亿—39.90亿英镑之间。1865—1914年，在英国的所有投资中，本土投资只占30%，其他70%的资金投在国外，其中美洲占37%。1913年英国的海外资产相当于GDP的1.5倍，相当于国民财富的30%，贡献了国民收入的9%。丘吉尔1910年曾指出：“对外投资及其收益强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工业系统的发展……它们使英国资本分享到全世界的新财富。”然而，从长远和全局看，资金大量转向国外极大制约了英国本土的生产投资和技术革新。
美国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投资罢工”和海外投资扩大的问题。据统计，美国1969年雇佣1—20人的小企业，到1976年有1/2到3/5已不复存在。1969年存在的500人以上的大企业，到1976年有15%至35%已经关闭。同期，美国东北部地区有39%的制造业厂家关闭，南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停工企业达1/3。与此同时，美国资本家日趋将企业迁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1950—1980年间，美国私人资本向海外直接投资增长15倍。同期国内的私人投资增长不到海外投资的一半。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前100家最大跨国公司和银行的利润有1/3甚至更多来自海外投资。
另一种办法（也是主要办法）就是将投资从实体经济转向利润率更高的金融领域，由此使经济出现金融化和空心化倾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的主要解决方案是扩大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以此作为维持和扩大货币资本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机构推出了大量新的金融工具：期货、期权、衍生品、对冲基金等。其结果是持续数十年的金融投机活动飙升。1976年之后的三年，美国的钢铁公司在钢铁制造业中的投资减少1/5，这些投资转到化工、商场等行业。到1979年，美国钢铁业平均每1美元投资中有4角6分投资到了别的行业。
其中金融领域是投资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非金融公司（NFCs）的利息和股息支付及股票回购的增加，公司可用于实体经济投资的资金大幅减少。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为了给股东创造价值，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战略方向转向“缩小规模和分配”，而不是“保留和再投资”。1993—2001年间，相比于国内生产总值，14个主要工业国家对外资产和负债余额几乎翻了2倍，仅股票投资和FDI资产与负债就翻了3倍。
所有这些无一例外地导致并加剧了西方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趋势。20世纪70年代，金融工具仅占所有投资额的1/4，2008年这一数字已攀升到75%。20世纪90年代，投资非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有50多万亿美元，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更增至600万亿美元。而世界实体贸易额只占全球资本交易量的1%—2%左右，剩下的基本都是不事生产的金融资本。2012年美国全球金融资产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倍，而1980年还不到4倍。换言之，谋求资本增殖最大化与平均利润率持续趋势的矛盾，最终导致大国经济脱实向虚。
2．经济金融化趋势反过来加剧“脱实向虚”趋势
金融在经济体系中原本处于从属地位，主要是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融资服务。然而，随着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强化，金融资本反客为主，日渐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金融行业一枝独大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甚大。
（1）从宏观政策看，金融资本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挤压”实体经济。国家原本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阶级属性主要由生产关系的属性决定。在金融资本力量日趋壮大的背景下，西方国家的政府日益被金融资本力量控制，其内外政策更多体现金融资本的利益诉求。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工业资本家需要通过强化国家干预，推行产业保护政策，因此其对应的政策是凯恩斯主义。与之相反，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为了使资本不受限制地自由流动，金融资本家则大力倡导“去管制化”政策，主张“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金融资本力量驱动的产物，是国际资本的主导形态从产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的结果。
为加速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积累进程，金融部门以两种方式改变了自己的角色：第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数量扩张；第二，直接参与金融市场和创造新的金融工具。20世纪80年代，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允许金融机构进入以前被禁止的领域，曾经受到反垄断法限制的兼并开始频繁发生。1980年，里根政府一上台就采取解除金融管制举措。1999年，克林顿政府废除了实行66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称作《1933年银行法》）；2017年，特朗普政府又废止了旨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放松对金融资本的管制，导致金融资本为所欲为，由此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趋势。
从最终结果看，金融资本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经济金融化进程。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倾向于采取严厉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胀视为优先任务，导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增长。高利率又会引起投资率和储蓄率下降，使各种金融投机活动增多。“企业实际上不再被激励去进行生产投资和拓展，而愿意在利益驱动下以各种形式购买有价证券进行金融投资。”而金融资产投资的增加会对实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实体企业的全部可用资金既可投资实体资产，也可购买金融资产。当金融市场的利润机会优于产品市场的利润机会时，就会促使企业更多投资于金融资产，并减少对实物资产的投资。
美国是典型案例。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后，政策目标从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就业”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抑制通胀”。降低通胀要求实行从紧货币政策，而货币供应减少和利率上升又导致企业贷款成本上升和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大量企业被迫将利润率较低的中低端产业向海外转移，美国则转而从海外进口质优价廉的工业品。这一过程看似完美无缺，实则导致美国实体经济加速萎缩。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40%—50%降至2010年的12%左右，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的占比则增至70%左右。1948—1979年，金融公司利润占比从10%增至20%，2001—2003年金融公司利润占比更是增长到40%。
（2）从微观经营看，投机逻辑取代生产逻辑，造成实体企业发展停滞。在金融资本主导的体系中，金融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股票等方式，成为实体企业的股东和所有者。“它们变成了产业的创立者以及最后变成产业的统治者。”这样，金融资本日趋决定着生产性投资的节奏、形式和地点。但金融类企业股东的收益战略与工业投资的需求毫不相干。金融投资既不会带来长期的产业投资资本，也不会带来高科技和知识，它们优先考虑的是企业的“市值”。而利息和红利只有在市场持续走高时才可能实现。金融机构则通过对非金融公司施压，迫使其以公司分红和股票回购的形式，增加对金融市场的支付。这些企业不得不占用生产性资金回购股票以维持市值，最终导致企业债务负担加重。“生产消费型经济体变为越发负债的金融财产型的贝壳式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金融上将变得‘头重脚轻’，并使得储户和债务人之间两极分化。”
在企业管理中,金融投资者追求短期回报最大化，导致企业难以进行长期投资。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企业经理人薪酬比例的增加主要基于股票期权，由此增强了企业决策者在短期内通过支付高额股息和大量回购股票来保持高股价的动机。同时，要求股票价格不断上涨的机构投资者的兴起，以及敌意收购运动的后果，都迫使企业经理人提高派息率。在个人利益和金融市场压力的双重驱动下，企业经理人为满足股东在短期内通过分红和股票回购提高报酬的期望，迫使实体企业每年付给金融市场的内部资金的百分比急剧上升。这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三个明显的限制作用。首先，如果内部资金比外部融资更便宜或更安全，日益增加的金融支付将导致内部资金减少，从而减少可用于实际投资的资金；第二，非金融公司的时间管理范围急剧缩短，由此阻碍了长期投资项目的资金（包括研究和开发）；第三，由于公司管理层无法预知重新获得金融资本的成本是多少，这种不断上升的不确定性，使一些颇具吸引力的预期长期总回报率很高的项目，因风险太大而无法实施。公司管理层在短期内增加收益的压力，迫使他们选择金融投资，而不是实际投资，因为金融投资能提供更快速的回报，而实际投资只能提供中长期回报。
此外，金融资本还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经济法则。一般来说，商品价格上涨会削弱进出口竞争力，但资本价格上涨则将全球的资金吸引到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中。不断上涨的租金、财产和债券支出，往往会抵消工资优势，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
总之，金融资本反客为主后，其通过破坏生产逻辑、挤占实体投资等方式，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破坏作用。研究表明，1973—2003年间，美国的实际投资和金融化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首先，金融投资的增加和金融利润机会的增加可能通过改变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将资金从实际投资中挤走。其次，对金融市场的支付增加可能通过减少可用的内部资金、缩短公司管理层的计划期限和增加不确定性而阻碍了实际投资。因此，早在1990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工业与金融很难成为好邻居。“现金收购”的潮流深刻动摇了工业本身的信心。那些整天想着眼前利益的捕食者，不可能希冀他们有什么“产业战略”。这种金融狂“使企业的注意力过分地集中在短期收益之上”。
经济金融化对企业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莱茵模式日趋转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有学者曾将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模式概括为两种：一种是以资本为本位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美国模式”；另一种是以企业和劳动者为本位的“莱茵模式”。前者强调个人成功、万物商品化、短期金融利润；后者则强调集体成功、共决制和长期利益。在莱茵模式中，银行与企业相互持股且稳定，因此银行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管理层稳定，重视对员工的收入提升和职业培训。“在美国，金钱是目的，事情是手段。在欧洲，正相反：有了金钱，人们才能干事。”
相较而言，莱茵模式更重视生产和劳动者，因此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然而，经济金融化导致的结果却是“劣币驱逐良币”：莱茵模式日益衰落，美国模式日益盛行。究其原因，一是地产和股市收益以及消费主义，导致看低劳动、业绩和努力；二是个人主义威胁共决制；三是短期金融收益的诱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主要靠股市而不是银行融资，股东分红主要取决于企业“市值”，因此企业为保持股价不得不动用生产性投资回购股票。此外，企业提高短期利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削减科研、培训等涉及企业长远发展的开支，公司抛弃“保留并再投资”，代之以“裁员并分钱”的新经济模式。所有这些，都导致企业因追求短期收益而牺牲长远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自金融机构的企业股东确实是“门口的野蛮人”，其控股下的生产性企业的最终命运往往是企业裁员、资产变卖，最终使实体企业彻底衰落。
3．经济金融化是国家由盛转衰的先兆
总体来看，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并非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而是一种“经济返祖”现象。马克思就认为：“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作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这种高利贷资本对经济活动的负面作用明显。马克思接着指出：“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在经济实践中，当借贷人过度借贷、只能偿还利息无法偿还本金时，放贷人得到的回报是最高的。但它最终会耗尽所有对生产的实际需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对这一系统的运转构成威胁。因此，马克思和凯恩斯等都认为，借贷货币资本应处于从属地位，因为最终来讲劳动力的使用才是价值的源泉。
总体来看，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进入“秋天”的征兆，也是国家由盛转衰的先兆。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是凭借对资本的占有参与瓜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更糟的是，经济金融化还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正因为如此，斯蒂格利茨认为，银行家追求私利甚至都算不上经济学所谓的“零和博弈”，即一人所得完全等于其他人所失。它是一种“负和博弈”，即赢者所得少于败者所失。社会企业成员失去的要远远大于银行家们所得的。
从结果来看，经济金融化看似摆脱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产品过剩危机，实则使供求矛盾向深度蔓延，最终以更加惨烈的形式爆发。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认为，经济金融化将产生更多危机，他将这种金融化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相对健康的“套利金融”,第二阶段是更具风险的“投机金融”,第三阶段是灾难性的“庞氏骗局”。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其深层原因就是过度信贷、投资、生产与相对不足的社会需求能力之间出现系统性失衡。
财富创造能力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主要指标。一国工业制造能力越强，该国的综合国力就越强，其在全球经济乃至军事竞争中就越有可能占据优势；相反，一旦国家丧失工业能力，该国的财富创造能力自然大打折扣，该国综合国力也因经济“脱实向虚”而日渐衰败。
从历史实践看，经济金融化往往伴随着国家的衰落。罗马帝国晚期就出现了放债贵族的崛起。这些寄生性的放债贵族一味通过盘剥他人劳动成果获取收益。罗马帝国的金融势力篡夺统治权后，积极推进帝国扩张，以便“为了能将经济吸管插在外国身上，以榨干它们的财富以维持国内的奢侈生活”。罗马帝国的衰落就与金融贵族对国家经济乃至政治的全面控制直接相关。
十四五世纪，威尼斯-热那亚体系的衰落同样与商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有关。1338年到1378年，佛罗伦萨大幅减弱毛纺生产，转而将资金投向金融领域。14世纪下半叶，热那亚因竞争压力增加和权力斗争升级，将原本投资于贸易的商业资本转而购买公债。支票、汇票、票据签字、银行转账等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就诞生于15世纪中叶的热那亚。这种经济金融化趋势，使热那亚、威尼斯等昔日声名鼎赫的地中海工商业中心，最终沦为欧洲经济中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西班牙曾是欧洲制造业中心，纺织业、冶金业和造船业等一度十分发达。但西班牙统治者奉行重商主义，错误地把金银视为国家财富，并致力于掠夺海外金银，对本国工业缺乏足够的保护意识。美洲金银的大量输入进一步加剧了西班牙实体经济的萎缩。1521—1600年间，西班牙掠夺海外黄金达200吨，白银18.6万吨。到16世纪末，世界贵金属开采中的83％为西班牙所得。但金银大量流入等于货币投放量激增，导致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经济史上称为“价格革命”）。西班牙政府又片面地把物价上涨原因归于向殖民地输出货物，因此禁止向殖民地输出西班牙货物，这使西班牙工业企业失去了国际市场，并因缺乏发展空间而日趋萎缩。西班牙16世纪时曾是望而生畏的欧洲霸主，其鼎盛时期控制的疆域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但由于西班牙将掠夺金银视为财富来源，忽视发展壮大本国工业实力，由此导致西班牙与英国的“火力差距”不断拉大，最终因1588年“无敌舰队”战败而拱手让出世界霸主的位置。
葡萄牙曾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殖民大国。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先进的航海技术，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殖民地。但葡萄牙统治者同样将金银视为财富来源，而忽视本土工业的发展。1469—1475年，葡萄牙“发现”黄金海岸（加纳）后，获得大量黄金。1500年占领巴西后，葡萄牙又掠夺了大量黄金。此外，葡萄牙还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印度洋贸易垄断权。然而，由于没有本土工业支撑，大量剩余资本最终转向金融领域。一位葡萄牙史学家感叹：“巴西的黄金仅仅是经过葡萄牙而在英格兰抛锚卸船。这是为了支付英国供给我们吃穿的面粉和布匹。歌剧和信仰构成了我们的工业。”葡萄牙由此“竹篮打水一场空”，从世界性霸主沦为籍籍无名的欧洲小国。
“海上马车夫”荷兰因经济金融化走向衰落更是公认的事实。荷兰最初以远程贸易为主业，但后期日趋将经济重心从商业转向金融。大约从1740年起，荷兰人开始放弃贸易，越来越专门从事巨额融资，大量向欧洲各国放贷。现代金融的很多制度创新都始于荷兰：第一家现代意义的银行（1609年创办的阿姆斯特丹国家银行）、第一家股份制有限公司（1602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第一家股票交易所（1613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此外，荷兰人还发明了最早的操纵股市的技术，如买空、卖空、对敲、逼空股票等。他们还发明了期货交易、抵押贷款等种种耳熟能详的金融制度。他们还摸索出一种房地产抵押的贷款方式，这是我们现代抵押贷款的先驱。然而，向外国发放贷款过活导致荷兰资本流失严重，同时会因借贷国还款能力出问题而导致荷兰贷款的利息和本金严重受损，并最终导致荷兰这一欧洲金融中心日渐衰落。从军事角度看，荷兰经济金融化的直接后果，就是该国在与英国的三次战争中因军力孱弱而屡战屡败，最终被迫让出海上霸主位置以及对世界贸易的垄断权。
英国霸权的衰落同样与经济金融化有关。英国原本是欧洲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但随着时间推移，英国的工业优势日趋受到法国、德国、美国等新兴工业国家的竞争和挑战，由此出现利润率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英国大量向海外金融投资（见前文），由此极大制约了英国本土生产投资和技术革新。1924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感叹：“居然还有对购买伦敦铁路债券和英格兰东北铁路债券不感兴趣，而对尼日利亚股票更热衷的投资者。”这种热衷于从借贷资本获利的经济模式，导致英国实体工业日渐萎缩。一是增速放缓。1880—1890年10年间，英国年增长率是2.2%，德国是2.9%，美国是4.1%；1900—1913年，英国增长率只有1.5%，德国却增长3.0%，美国增长了3.9%。二是比重下降。19世纪中叶，英国生产了全世界2/3的煤、一半的铁和超过70%的钢，全球贸易制成品的40%。1870年英国钢铁产量大于德美两国产量，到1913年德美钢铁产量合计超过英国5倍。此外，大量向海外投资还加剧了英国经济的依附性和脆弱性。1880—1914年，阿根廷、巴西、智利三国发生严重金融和货币危机，无力支付拖欠英国外债，使英国蒙受巨大损失。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使英国大量海外投资化为乌有。英国经济元气大伤，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维持上百年的英帝国体系最终土崩瓦解。
美国曾是最大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工业资本固然也是为获得高额利润，但其客观上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吸纳了大量就业，因此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但随着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资本为获取更大利润，日趋从工业领域转向金融领域。1948—1981年，美国金融公司的增加值占所有公司总增加值的比重从4.2%增加到7.8%，2006年增加到13.8%。1948—1979年，金融公司利润占比从10%增至20%，2001—2003年金融公司利润占比增长到40%。
伴随经济金融化而来的是持续不断的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1948—1973年，美国经济并未出现过严重资产泡沫，但1979年后却出现一系列资产泡沫：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西南部商业地产经历资产泡沫；90年代，纽约股市出现泡沫；进入21世纪后，房地产泡沫殃及全国。1994—1999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以年均23.6%的速度增长，而按照当时美元价值计算的公司税后利润年增长率仅为5.9%。这表明美国股市存在明显的泡沫。有学者指出，垄断和金融化之间的联系，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停滞趋势和无穷无尽的资本主义危机。此外，“投资罢工”和海外转移导致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据估算，美国私人资本平均每向海外直接投资10亿美元，意味着2.65万个国内工作岗位消失。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因资本“投资罢工”导致工厂关闭而失去的工作岗位，总计约3200万个左右。如果加上这些企业关闭连带的其他方面的就业损失，总的就业岗位的丧失约为3800万个。
从国家兴衰角度看，美国的经济金融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本土工业制造能力的衰落，不仅迫使美国这一昔日最大工业国大量从海外进口工业品，还使美国引以为傲的军事实力深受影响。二战时期，美国凭借独步天下的工业制造能力，在1940—1945年间生产了30万架军用飞机、8.67万辆坦克、7.1万艘海军舰艇，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兵工厂”。1942年中途岛海战前夕，美国军工后勤部门在短短72小时就修好了遭受重创的“约克城”航母，使其重返战场。现如今，因美国工业能力下降，2021年10月在南海撞山受损的“康涅狄格”号核潜艇，据说要等到2026年才能修好。
四、余论
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便因资本积累规律作祟携带了自我毁灭的病毒。马克思曾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数百年来，资本主义强国通过“空间修复”（对外扩张）和“时间修复”（自我变革），不断延缓自身生命。然而，时至今日，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结构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通过“空间修复”和“时间修复”延续生命的余地越来越小。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只能持续积聚、积累，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走向崩溃边缘。当帝国海外扩张已经没有领土、国家和民众可供消耗后，帝国便会反噬自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走向崩溃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也是美国由盛转衰的先兆。
西方大国资本积累机制“双刃剑效应”导致国家兴衰的历史教训，对中国颇有启示意义。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基于坚实的实体经济，中国的国力才得以蒸蒸日上。由此，也产生一个新的重大问题：中国会不会像历史上西方强国那样，在实体经济发展到巅峰后，最终因经济金融化由盛转衰？理论上说，中国是公有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特性决定了资本积累的逻辑不可能主宰社会经济生活，由此决定了中国不会轻易像西方国家那样，在资本积累规律作用下出现实体经济的周期性兴衰。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非公有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占比加大，私有资本特有的资本积累机制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塑造能力和作用范围日趋扩大，由此也使中国制造业占比开始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必须汲取西方国家因经济金融化走向衰落的历史规律，持之以恒地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致力于打造不断向高端迈进的产业链，避免重蹈西方大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覆辙。庆幸的是，中国决策层越来越认识到发展实体经济、防止经济金融化趋势的重要性。2016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此后反复强调金融要服从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金融资源要回归实体经济。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要想避免经济“脱实向虚”，不能单靠企业层面的自觉自愿，而必须强化国家干预和宏观引导，限制资本积累规律的范围和程度。最根本的举措就是持续扩大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强化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
（作者简介：田文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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