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P19），并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彰显了精神文明建设与形塑美好精神生活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地位。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2]（P9），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取得显著成效。然而，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交织交融为人民精神生活敞开更大空间的同时也造就了现代性困境。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拜物教不断泛滥与蔓延，在扎根大众日常生活中催生出个体对某物的盲目崇拜，引致人的本质的异化和理性的弱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成挑战。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经由对商品、货币物化性质的指认与批判，揭露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各种物化倾向，为实现美好精神生活提供了现实启示。鉴于此，厘清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以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审视人民精神生活并寻求超越之路，是新时代推进美好精神生活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之举。
一、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经典阐释与当代意蕴
资本主义笼罩下的世界体系出现人被“物”所统治的现象，早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得到了深刻剖析，其中由商品拜物教批判、货币拜物教批判、资本拜物教批判构成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尤为典型。为此，厘清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为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闪电”击中我国人民精神生活园地，形塑美好精神生活奠定理论根基。
1.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对拜物教的阐释与批判以商品分析为逻辑起点，得出商品拜物教的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具体而言，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经由商品的价值运动决定了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商品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从而商品生产者不能自行掌握命运，而是听由商品、价值运动的摆布，原本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最终表现为商品体与商品体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
货币拜物教是对商品拜物教的延伸与发展，其拜物教性质更加深刻。货币本质而言是一种社会关系，本应该扮演商品交换的中介物与尺度的角色，然而现实运行中货币脱离商品而独立，一切商品为了彰显自身的价值竟沦为货币的代表。货币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万能之物，甚至变身为个体融入社会的“通行证”，逐渐强化了货币崇拜的倾向。货币拜物教加剧了现实世界的紊乱，将物与人的差异性物化为货币的形式，甚至把美丑、善恶、正义颠倒，货币作为中介物既“粘合”社会又“分离”社会。“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3]（P52），结果是人的自由与创造力的丧失。
资本拜物教是拜物教的最高发展形态。马克思认为，只有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即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发生剥削关系，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资本逻辑是价值增值，然而，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三位一体公式”为代表，他们将利润、地租和工资解释为资本、土地劳动的自然产出，严重遮蔽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造成了资本“自行增殖”的假象。马克思以清晰的分析和尖锐的批判，戳穿了资本家与劳动者公平交易的幻境，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资本家对工人奴役性剥削的非正义秘密，指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被资本逻辑所宰制，成为增殖的手段与工具。
综上来看，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货币拜物教批判、资本拜物教批判按照其内在逻辑关系层层递进，最终揭示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被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所统治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拜物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不仅人的活动受到物的控制，人的意识也被物的运动所迷惑，拜物教作为一种带有强烈物化特征的观念产物应运而生。“在具有神秘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还‘竖立着’相应的观念上层建筑——拜物教观念。”[4]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土壤中生长的歪曲的意识，具有欺诈性。为此，马克思在深刻揭示商品、货币和资本“秘密”的基础上，还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拜物教观念，彻底揭开资本造神运动的真实面目。
2.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当代意蕴。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并未止步于“批判”，继而深刻阐明了超越拜物教的可能性及现实路径。马克思指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5]（P126）。换言之，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才能彻底将拜物教“连根拔起”，助推人通往自由全面发展之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的一项重要时代课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化，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把握当代现实运动和回应当代根本问题，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有当代形态。”[6]可见，剖析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对于审视当下的社会生活、回应现实生活难题具有重要价值。
从理论层面看，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有助于帮助人们认清资本世界人与物关系颠倒的问题与实质，为消除拜物教、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关于建立共产党人联合体的解放路径中，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意蕴和批判精神，重塑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劳动本质与人学方向。从现实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消解拜物教提供了可行性方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剖析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有助于改变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对现实生活中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拜物教形态保持警惕并予以批判，逐渐过滤、消弭和超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 拜物教的全球蔓延与中国渗透。资本具有天生的运动性，资本在逐利运动中形成一套遵循资本本质规定的运行机制和价值评定规范，即“资本逻辑”，是统摄和推动资本发展的内在动力。“资本逻辑的核心意识形态是拜物教。”[7]换言之，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是资本逻辑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全球化的加速演进为资本增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竭力将资本逻辑的游戏法则带到地球任意角落。为辩护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与暴力掠夺，以拜物教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步性的文化叙事，在世界各地潜滋暗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资本逻辑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社会主义中国。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成为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有效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拜物教作为为资本增殖出谋划策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尤其扭曲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民群众奋进中华民族复兴新征程的精神动力。当前，拜物教借助信息、数据衍变为信息拜物教、数据拜物教等新兴形式。这些由拜物教衍生的诸多“变体”，以虚拟化的形态充斥日常生活，加大了腐蚀的力度与强度，而人的精神生活，正是拜物教侵蚀民众思想文化的重要突破口。
二、拜物教影响下精神生活的多维审视
秉持系统思维加以考察，可知精神生活具有感性层次的心理生活、理性层次的伦理生活、中介层次的文化生活、超越层次的信仰生活四个层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人民精神世界的富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民族精神，“中国人民不仅在物质上富起来了，也在精神上强起来了，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迎接未来”[8]。然而，现实社会中拜物教随着数字技术、消费社会裹挟而来，在追求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中削弱了精神生活的崇高意义。
1. “安宁平和”与“轻浮急躁”交织的心理生活。心理生活作为精神生活的感性层面，是“直观体验之维，既是个人精神生活的‘晴雨表’，也具有反映一定历史条件和生活环境下人们共同精神特征的作用”[9]。心理生活在个体层面主要表现为喜、怒、哀、乐等心理状态和情感倾向，在社会层面主要表现普遍性与群体性的社会心态。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全体人民化解了自然灾害、公共危机事件、国家安全、经济危机等重大风险和挑战，这正得益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自尊自信、积极乐观，展现出昂扬的斗志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当前，拜物教渗透人的日常生活，打乱人的认知规律、消解主体理性、侵扰平和心态，使人民心理生活呈现出“安宁平和”与“轻浮急躁”交织的局面。
第一，拜物教支配下时间的加速性干扰人的深度思考。资本与社会时间的关联密切，资本通过对时间的利用和占有实现自身增殖，并与科技结合形成时间拜物教，直接表现为时间的加速性，使得社会产生新的异化形式。一方面，资本与技术联袂合谋打造的虚拟空间塑造了高速记忆、信息爆炸的体验模式，人们在不断“萎缩”的时间区间获取这些信息流，却无暇思考。另一方面，社会加速体验强化了自我的疏离感，个体急迫追逐时间与金钱，“无法专心”去深度认知自我与思考生命的意义，必然被裹挟进加速的社会洪流，成为时间的“傀儡”。第二，拜物教的利益喧嚣催生了及时享乐的浮躁心态。资本驱动下的拜物教导致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相倒置，将商品、货币视为终极目的，人在价值逻辑自发作用下陷入短期行为、及时享乐的窠臼。从人的心理接受机制来看，人本能地趋向于“即时满足”而非“延迟满足”，人们拜倒在金钱、名望、娱乐等所给予的即时性快乐中，在利益喧嚣之下选择利益至上，在繁华世界中弱化理性思考。久而久之，人们可能会滋生及时行乐、不愿奋斗的浮躁心态，以浅层次认知审视世界，以狭隘心胸看待问题，以患得患失、焦躁不安影响心理生活的平衡状态。
2. “道德至善”与“道德失范”兼具的伦理生活。“伦理的生活主要是一种理性反思”[10]，主要体现在个体道德认知、道德行为上，追求的是一种“至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成为当代中国最高的“善”。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美好精神生活必然要将道德伦理视为重要层面，打造人与身心和解共益、人与社会协调共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德生态。然而，现代社会中泛娱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沉渣泛起，这些错误思潮正是某种程度上的娱乐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导致“道德失范”时有发生。
从个人层面来看，一方面，拜物教损毁人的道德自律。良好伦理生活应以个体道德自律为基础。道德自律是个体在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能力，即能够自觉运用法则和规则规范自身。由于现代人的忙碌与精神空虚，常以“短平快”的方式填补内心，这种需求无疑助长拜物教侵蚀人、损毁人，弱化人的道德自律。另一方面，以资本驱动的拜物教摧毁人的道德底线。拜物教极大混淆了人们对物质财物的正知正见，拜物教教徒们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追求利益最大化，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漠视法律、情感、道义。
从社会层面来看，拜物教所衍生的利己主义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利己主义是货币拜物教的产物，即普遍的私有财产对于个人支配的结果。”[11]利己主义表现为从极端自私的个人目的出发，不择手段地追逐名利、地位和享受，不顾他人利益。现代社会，个体性的增强使流动性变得日常，社会关系的分散与重构使得“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陌生人的社会”，人们之间的情感与关系容易受利益左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被利己主义所打破，“信任危机”不断加剧，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向度受到消解。
3. “旨趣高雅”与“审美低俗”叠加的文化生活。“文化生活处于精神生活的中介层级”[12]，属内容媒介之维，其本质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文化形式或载体鼓舞人、塑造人、改变人，使人们在文化熏陶中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与自我超越。文化生活具有消费性特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质量要求不断提升，更青睐于向上向善、格调清新、品位高雅的文化产品。近年来，文艺工作者为满足人民的文化审美需求，打造出文创产品、话剧、博物馆展览等一批优雅文明的文化产品，人民群众在精神盛宴中启迪心智。但从现实来看，受拜物教冲击，现实生活充斥着物质主义、工具理性、异化消费的社会文化，个体的审美极可能被掩埋在恶俗的低级趣味中，人民的文化生活面临着“旨趣高雅”与“审美低俗”叠加的状况。
马克思早在拜物教批判中就揭示出拜物教给审美活动带来的弊病。在货币拜物教情境中，马克思指出金钱似乎成为“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13]（P245）。一方面，货币本身彰显出巨大的置换能力，能够混淆美丑界限，在无意识中污损主体的审美感知。另一方面，货币中介功能的泛化造就万物可易、万事可换的幻象，货币操纵下的主体丧失价值自觉性与客观真实性，不知“何为真实、何为美丑”，最终引致审美失据。
随着科技与资本的合流，文化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成为拜物教的新变种，以更隐秘更精准的形式操纵人的审美意识，并在与西方社会思潮的合谋中得以强化。为获取利益，资本在文化领域肆虐扩张，使错误文化充斥整个文化消费市场，大量形式丰富但内容空洞的文化刺激着人们的物质欲望，构建成虚幻的文化消费景观。若人们长期沉溺在这种毫无营养的文化中，拜物教将把大众的审美、欣赏、创造和评价的意识和能力降至低俗鄙陋的水准，进而导致文化生活中庸俗、低俗、媚俗成风。
4. “崇高笃行”与“淡化缺失”并存的信仰生活。信仰生活是意义达成之维，是精神发展的最高境界，“精神生活通过理想世界的悬设，使得人的生活不仅自觉化而且意义化，即从所指向的理想世界中获得意义”[14]。“信仰”作为一种人类独有的精神文化现象，是个人安身立命、生存发展的内在支撑，是国家和民族存续与发展的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信仰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正确、崇高的信仰，是引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精神动力，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精神领航。
当前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人民信仰生活日益崇高，青年人胸怀为党为国的崇高信仰，在实际行动中践行青年一代的使命担当。但不得不承认，人民信仰生活“仍面临着由社会转型、社会思潮和信息技术发展等带来的信仰空虚、信仰迷茫、信仰动摇等困境”[15]。尤其是拜物教衍生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等颇具“潮流”的社会价值观念，主宰了人的精神状况。
其一，拜物教加剧个体“物欲”膨胀，淡化理想追求。资本逻辑驱动的拜物教常常隐藏到娱乐、消费环节，将人生的快乐与目标标榜到“物”上，引诱消费者虚荣消费、攀比消费、品牌消费，致使消费异化。同时，随着社会内卷和竞争过载，人们在面临现实与理想落差中滋生焦虑、抑郁等情绪。个体为寻求安慰，不得不将视野转向偶像等“美丽的幻想”身上，在消费中取乐，本来消遣的工具成为生活的追求，消解人生崇高意义的同时也给西方社会思潮提供入侵的机会。其二，西方社会思潮借助拜物教解构崇高信仰，导致人的主体性丧失。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西方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常披上文化产品的外衣，在无形中操纵民众的认知与行为，导致个人意志与理想信念被不断弱化、辨别意识与主观能动性被消解。总而言之，拜物教影响下的信仰生活遭受物化困境，部分人们越来越注重外在价值需求，忽视内在精神的超越性需要，进而丧失生命的意义感，成为“单向度的人”。
三、在拜物教批判中形塑美好精神生活
马克思认为，无论是拜物教的物质形式还是观念形式都根源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克服拜物教的发生。为此，新时代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充分洞悉拜物教给人民精神生活带来的重重危机，从重塑对精神生活的正确认知、营造精神生活发展的良好氛围、保障优质精神文化产品供给、加强理想信念培育等多角度发力，形塑美好精神生活。
1. 重塑对精神生活的正确认知，维持和谐心理秩序。立足精神生活领域，推动人们树立关于精神生活科学、全面、正确的认知，是实现美好精神生活和摆脱拜物教束缚的前提。由于精神生活不可触摸、不可直观的无形性特征，人们对其的理解存在模糊或偏差，滋生精神生活次于物质生活的错误观念，给予拜物教以膨胀物欲致幻精神生活的可能性空间。鉴于此，应当重塑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正确认识，引导公众关注内心生活世界，促进心理稳定、情感获得、信仰崇高，切实将人从物的欲求中解放出来。
具体而言，要科学界定美好精神生活的标准。祛除拜物教对精神生活的侵蚀，关键在于引导公众明晰“何为美好精神生活”。现实来看，精神生活是内涵丰富的系统范畴，涉及多层次多方面，美好精神生活应该是基于国家富强、物质丰富、社会和谐、家庭美满、生态文明等社会客观发展状况所体现出来的心理生活“安宁平和”、伦理生活“道德至善”、文化生活“旨趣高雅”、信仰生活“崇高笃行”的精神状态。个体真正明晰并认同这些衡量标准，会对精神生活产生正确的认知与评价，并且铸就心理约束机制，当内心产生与美好精神生活标准不相符的心理冲突时会自觉纠偏，将其置于正确轨道。为此，要大力提高民众素养，锻造个体的“火眼金睛”，使他们“透视”出拜物教现象的多元表征与异化样态，并了解其渗透与蔓延的严重性，避免被虚假的表象所迷惑。如此，个体在面对社会问题与诱惑时才能保持理性思考，在稳定的心理秩序中真正实现从“物的世界”向“人的主体世界”的回归。
2. 营造精神生活发展的良好氛围，推动道德规范养成。要继续坚持个体、社会、政府协同发力，营造精神生活发展的良好氛围，推动道德规范养成。第一，要提升个体的价值评判与辨析能力。个体理性的弱化、批判能力的淡化、辨别能力的退化是个体心理秩序被干扰的主体原因，进一步强化主体对于事物、信息的价值评判与辨析能力，是应对拜物教冲击的应然之举。第二，树立典型道德模范，加强新时代道德治理。道德模范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为此，加强网络和现实的道德治理，要重视并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与引领作用，政府要通过充分挖掘、宣传道德模范的途径，强化民众对榜样人物的敬佩与认同，营造全社会见贤思齐、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第三，以政府“有形”管控资本，从源头上对拜物教进行治理。拜物教是资本的核心意识形态，因此，对拜物教的批判要回归到规范引导资本发展方面。习近平指出，规范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要设立‘红绿灯’，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16]（P220）。具体来说，政府要站稳人民立场，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与市场发展紧密融合，引导资本追求利润的同时划定其底线，坚决遏制资本的野蛮生长与无序扩张，用规则和法律将其框定在有序的轨道。
3. 保障优质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提高文化生活品质。要满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新期待，必须推出符合主流价值取向的精神文化产品，以能够反映人民之声、时代活力、生活之美的优秀作品丰盈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首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打造人民满意的精神文化产品。人民既是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与创造者，又是接收者与享用者。新时代，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更加看重，文化需求品质化、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更加明显。因此，要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观察不同层次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树立崇高伟大的文艺使命，以宏阔敏锐的创作眼光与守正创新的艺术执着，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其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提升精神文化产品的内容供给质量。当前，西方文化霸权与文化殖民主义的强势入侵、国内多元价值观的叠生激荡，给拜物教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机会，这些现实问题汇聚到思想文化领域就体现为以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产品武装头脑、铸魂育人。从供给侧解答这一时代之问，要以真实、准确、先进、客观的文化内容浸润人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之中，不断提升文化产品的内容质量与价值含量。最后，借助新兴技术手段推动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提升供给水平。立足互联网平台，重视人工智能、智能算法等新兴网络媒体技术的运用，将承载着社会主流价值观、承载社会公平正义、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美好精神生活元素融入多样文化创作形式，推动人们领略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的文化产品的本真价值，在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的熏陶中提升文化生活品质，自觉抵制错误思想的侵蚀。
4. 加强理想信念培育，提升精神生活的超越性。马克思认为“以自由人的联合体”推翻私有制，是破除拜物教的致思逻辑。通向马克思所描绘的“自由王国”，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一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信念，能够提供精神动力与目标，提升人的主体地位，推动人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从现实来看，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必然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两者可能会呈现出“脱节”状态，为此，更要坚定人的理想信念，对物的发展逻辑给予正确认识与纠偏。加强对个体的理想信念培育，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培养坚定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可靠接班人。要帮助个体找准自身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定位，使之在个体奋斗与承担时代使命的统一中践行理想信念。这有助于个体升华人生境界，不再把物质利益作为单一的价值追求，深入探寻生命意义与价值，在自我觉解中摆脱外在物质的束缚，从而坚定不移地为崇高信仰而奋斗。
（作者简介：穆佳玮，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艳斌，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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