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立，旨在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建设提供学科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同时强调，要把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体现思政课讲道理的本质。如何在新时代深入学习、研究和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以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并且通过加强学科建设和思政课建设来培养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重大任务。为此，贾鹏飞对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陈锡喜进行了访谈，就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事业、如何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如何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作为事业的思想基础
贾鹏飞：陈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采访。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50余年来，您笔耕不辍、成果丰硕。首先，请您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谈谈怎样把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作为事业而非仅仅是职业？
陈锡喜：好的。对于任何一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都需要从事业的高度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种对理论研究事业的自觉认同和认真负责，不是靠外在的要求实现的，而是奠定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力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性和道义性的统一，坚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1](P10)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而且在实践上贯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人类解放的人民性的统一，其通过无产阶级解放而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上，因而并非空想，而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基础，又在于它的实践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他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而不是在伦理的“应当”上构建未来理想社会的。这一实践性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具有开放性的科学的理论。
常年的学习研究使我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而是通过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而把人类文明推向新的高峰，它回答了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时代课题。尽管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艰难曲折，当代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指导人的解放的思想武器，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指导原则，是认识当代世界各种矛盾的思想方法。
这种信念，其实就是所谓的“立场”。借用科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来表达，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以一定的“范式”为出发点的，而“范式”具有不可比拟性，因为它包含了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通过对欧洲思想文化的批判，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从而能够揭示生产力和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进而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因而能自觉地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
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及其当代价值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基本制度和共同理想的认同，不能只是停留在感性经验或朴素的阶级感情上，而是要有建立在较高理论素养基础上的理论认同。面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干扰，只有理论深刻才能思想清醒，而只有思想清醒才能政治坚定。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P11)可以说，正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力的认识体悟，我们才能真正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毕生坚守的事业追求。
贾鹏飞：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也是科学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作为事业有怎样的积极影响？
陈锡喜：正如你所说，要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作终生从事的事业，就要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有切实的认知。意识形态作为价值观的理论体系这一思想上层建筑，是为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服务的，这就是习近平反复强调的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理论根据。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是由党章和宪法规定的，而政治领导权及其所传递的管理权，只赋予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确立话语权的必要条件，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还需要通过理论工作者自觉把握意识形态的功能，即“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2](P552)以更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普遍性价值。
而要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普遍性价值，就要善于把对“主义”和“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致力于改造世界。之所以要推动二者深度结合，是因为脱离“问题”谈“主义”，会陷于抽象和空洞；而脱离“主义”谈“问题”，会陷于盲目和肤浅。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实践发展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正确解释当代世界和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其出路，才能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其他理论的比较优势，从而为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提供充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具有无比广阔的事业发展空间。
贾鹏飞：听了您关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作为事业的思考，深受启发。请您再谈一谈，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思政课的支撑作用，以及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事业更好推进？
陈锡喜：对思政课教师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是一个整体，既要把理论研究的成果运用到教育教学中去，也要提炼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支撑思政课建设在思政课教师事业发展中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强调，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思政课的功能是要满足党和国家的需求，即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思政课的本质和功能的实现内在要求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增强亲和力、针对性。需要指出的是，增强思想性、理论性和增强亲和力、针对性，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增强亲和力、针对性是增强思想性、理论性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欲实现思政课的功能，难就难在要把思想性、理论性讲出亲和力、针对性，离开亲和力和针对性，大学生很难接受思想性、理论性，而离开思想性、理论性的亲和力、针对性，则无法体现思政课的本质，也就达不到实效性。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是相对于方法、手段等外延来说的。仅仅是方法、手段的探索，依靠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支撑，也能基本达到教学目的，但要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要把思想性、理论性讲出亲和力、针对性，就必须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支撑。
正因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事业，我把理论研究的成果运用到教材编写中，主编出版了全国第一本《邓小平理论概论》教材，共同主编了由教育部社科司组编的第一本全国研究生教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并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材的编写，等等。还主编了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本以个人名义编写的以习近平名字入书名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作为思政课教学的辅助教材。
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事业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为了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理论教育教学要坚持“照本”而不“宣科”，并且做到“浅”入“深”出。“照本”，就是以教材为基本遵循，着力实现教材规定的教学基本要求，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所谓“是什么”）；不“宣科”，就是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熟练驾驭，重点讲解这些基本观点形成的历史和逻辑根据，渗透在其中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所谓“为什么”），以及它们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学生成才意味着什么（所谓“怎么样”）。思政课要帮助大学生在适应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为引领社会进步作好准备，教学既要有现实的针对性，又要展现理论的深刻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3](P437)“浅入”，就是避免从概念出发、结论先行，而是基于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背景，从实际问题导入，或者从社会热点、理论难点、思想疑点这三点的“交集”问题导入；“深出”，就是透过“知其然”，深入到“所以然”，引导出“所必然”。这一过程，类似引导学生做“思维体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要尽力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吸引人、以经典作家的人格力量感染人，将严密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融为一体，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基本理论教育，是思政课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宣扬“反理论”、搞“泛娱乐化”或只是“煲心灵鸡汤”，就没有必要开思政课了。
二、把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作为最大荣耀
贾鹏飞：您培养了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的学生，对此您深以为荣。请您从确立学科意识的角度，谈谈您对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思考。
陈锡喜：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首先应当引导其确立学科意识。所谓学科意识，对硕士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来说，就是不只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作为“学业”，而更要当作“事业”。一方面，要确立“在马学马、在马研马、在马信马、在马言马、在马用马”的志向。这五个环节是紧紧相扣缺一不可而又相互促进的。心无旁骛地“学马”是基础，但它也只是踏上走进马克思主义学术殿堂的台阶，要真正跨入马克思主义学术殿堂，需要潜心“研马”，通过自己的研究，坚信不管时代发展状况如何，马克思主义依然在当代世界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从而确立把传递马克思主义思想薪火当作自己终身事业的信念。如果说这是“由外而内”的过程，那么完整的博士生培养过程还须“由内而外”，从“信马”到“言马”和“用马”，即通过发表学术研究成果来阐释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服务和决策咨询在实践中用好马克思主义。只有高水平的“研马”，才能有高质量的“言马”和“用马”，而在“言马”和“用马”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又可促进深化“研马”。
另一方面，还需要从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的层面培养学生的学科意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2005年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设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不能简称为“马学科”，因为一般所说的“马学科”，是泛指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或马克思主义学科群，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简称为“马理学科”，可俗称“小马”），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中共党史等马克思主义分领域研究，可俗称“中马”），直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相关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相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文学、史学等学科研究，可俗称“大马”）。这一学科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骨干，以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为支撑，以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基础理论和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为拓展所组成的学科群。明确“马理学科”在其中的“骨干”定位，既可以强化博士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骨干责任意识，又可促进博士生拓宽视野，更好地吸收其他学科理论研究的成果乃至新范畴新话语。
贾鹏飞：听了您关于如何确立学科意识的思考，受益良多。习近平指出，要教育引导学生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等。请您从确立经典意识的角度，谈谈您对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思考。
陈锡喜：经典意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所谓经典意识，就是要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基本功。习近平对干部学习始终强调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学原理是本科生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对研究生来说，必须遵循习近平对干部学习的要求，即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来“悟”原理，而不是“学”原理。
其一，这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写过教科书式的“原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草案。我们现在所说的“原理”，是后人的提炼和总结。然而，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某一历史阶段形成的原理，难免残存脱离现实的话语；另一方面，一旦教材过于讲究条理化，便难免染上教条化的色彩。只有研读经典著作，才能从中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澄清马克思、恩格斯对后人所说的某些“原理”讲过什么、没讲过什么乃至反对过什么，而不至于把马克思、恩格斯没讲过的甚至反对过的当作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背诵”。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当年确定的任务之一，是“帮助人们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4](P54)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培养学生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其二，读原著、学原文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学习者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价值的需要。在研读原著中，抓住马克思、恩格斯形成的重大论断，思考这些论断对人类文明特别是与欧洲思想文化有怎样的批判继承关系？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何种根据？马克思如何超越了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理论？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怎样的指导作用？在传播过程中后人是如何解读以及产生过怎样的影响乃至分歧？这些论断今天又遇到怎样的挑战以及我们应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从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解答，可以使研究者进一步领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
贾鹏飞：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创新的起点，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实际上是培养他们对问题的研究解决能力。请您从确立问题意识的角度，谈谈您对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思考。
陈锡喜：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在攻读学位的各个阶段，都要勇于提出问题、善于筛选问题、深入研究问题、科学解决问题。即使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要有问题意识。因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1](P14)而“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1](P20)问题就是矛盾，矛盾无处不在又无时不有，而且差异就是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能发现的矛盾，常“潜伏”在四个领域或称“问题域”：一是就理论观点而言，可能存在与实践发展的矛盾；二是就理论体系而言，必然存在解释现象的完备性和体系内部原理之间协调性的矛盾；三是就理论共同体内部而言，由于视角差异而难免存在意见多样的矛盾；四是就不同理论体系而言，由于立场不同而必然存在交锋的矛盾。正因为如此，发现问题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而筛选问题需要有策略性，即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和自己的理论储备，乃至导师的指导而加以抉择；深入研究问题，需要力戒空泛化、标签化、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倾向；科学解决问题，则要做到对“问题”的研究和对“主义”的阐释的结合、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的结合、对现存批判和对现实辩护的结合，以及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的结合。
在培养过程中，我常把自己已发表和出版的论著，或者刚撰写的初稿发给学生，提出的要求是：假定我得出的每一个论断都是错的，并且从两方面来“找茬”，一是是否持之有故，即理论和实践的根据是否充分；二是是否言之成理，即如果根据是充分的，那论证的逻辑是否严密。通过这两个环节如果找到“茬”，就在学术沙龙中相互切磋碰撞，如找不出，那学生收获的就不是我的观点，而是经历了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学术训练。而这样的学术训练，能使博士生切实感受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巨大发展空间，自觉掌握到不亚于其他学科博士生的研究和创新能力，并使之终身受益。
三、把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作为学术生命
贾鹏飞：习近平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5]理论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作出了诸多探索。请您首先谈一谈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研究方面有哪些思考？
陈锡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界就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论述能否以及如何建构理论体系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并且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和外延作了初步阐述，这意味着这一思想的理论体系有了初步构建。此后，理论界对研究这一理论体系作了许多努力，并且因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需要，逐步开始了教材体系的建设。从2018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单独设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篇开始，直至2023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材的出版，以及期间几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出版，都比较好地体现了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但是，在现有教材体系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研究，还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加以深化。
所谓横向维度，就是不仅要叙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即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以及“十三个方面成就”中包含的思想内涵，还应该梳理这三方面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特别是已经形成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这“六大思想”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围绕这一历史定位，其体系化的逻辑框架就不能简单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而是需要体现“新的飞跃”，作出新的论证，这至少需要论证：这一思想形成的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的历史方位有了新的变化，以证明“新的飞跃”的历史必要性；这一思想形成的新时代的实践基础，以证明“新的飞跃”的客观可能性；习近平对创立这一思想的关系及其与集体智慧的关系，以证明“新的飞跃”的主体条件；建构这一思想核心问题即理论主题，以证明“新的飞跃”的理论前提；形成这一思想的基本范畴和重大判断创新，以证明“新的飞跃”的丰富内涵；包括这一思想从萌芽到思想体系形成的若干发展阶段，以证明“新的飞跃”的历史必然性。
所谓纵向维度，就是要诠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等意味着什么，以证明它不仅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且发展了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体系化的研究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关系，深化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及其基本特征在内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澄清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的教条主义认识，以科学评价公有制、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个人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的关系，科学评价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科学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过程的经验教训，科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及其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研究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在21世纪的特殊表现是什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石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怎样的有效性？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世界乃至国际领域有什么新的表现？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极限”在哪儿？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理论如何同当代全球治理相协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存在怎样的关系？世界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流交融乃至交锋同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怎样的关系？等等。同时，在这一体系化的研究过程中，还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重大命题的关系，如习近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与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关系，“两个结合”与毛泽东提出的“一个结合”的关系，走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与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答案”的关系，等等。
贾鹏飞：刚刚听了您关于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研究的思考，受益匪浅。能否再请您谈谈如何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问题，为什么习近平强调要推进研究的学理化？如何才能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
陈锡喜：习近平一直强调，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和阐释，不能碎片化和肤浅化，而是要讲透道理、学理、哲理，这是学理化的完整含义。道理是“道义”和“真理”的统一，也就是价值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学理是以学术的底蕴和话语来对此进行论证，以彰显其中的思想性；哲理是对思想的进一步提升，以打动人们的心灵。学理化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文风，而其反面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文风。习近平多次强调在理论学习和宣传上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力戒形式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学风同文风是相辅相成的，学风上理论脱离实际，则文风一定是形式主义的；文风上的形式主义，又会损害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把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同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联系在一起，并且揭示了党八股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6](P833)所造成的形而上学。其实，“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7](P38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整顿“四风”问题，其中就把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列在一起。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科学总结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成就的同时，还指出了“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1](P10)的不足，其表现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存在空泛化、标签化以及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等形式主义现象。他还批评了理论宣传上的形式主义，如居高临下、空洞说教、照本宣科；模式化、套路化，语言生硬、形式刻板；形式上轰轰烈烈、豪华艳丽，空喊政治口号；甚至“有的未经党中央批准提出不严谨的政治口号、政治术语，存在拔高、牵强的情况，甚至搞成‘低级红’、‘高级黑’”[8](P143)等。这些在理论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除此之外，还存在玩弄数字、文字游戏，叠床架屋、循环论证，做标题党、带偏节奏等表现。上述理论研究和宣传上的形式主义文风，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从而损害了党的创新理论阐释的公信力，是理论宣传没能更有效“说服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此，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研究，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文风。首先，要讲真话。研究者个人并不能决定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但必须坚持研究过程的科学性。研究科学性最基本的要素，是讲自己研究的真话、不讲假话。讲的真话，不等于是真理，但讲假话，一定会伤害真理的获得和传播。对于党用政治话语表达的思想观点，都要经过学术研究梳理一遍。切忌自己没有搞通而跟风做过头宣传，因为这可能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添乱。其次，要讲逻辑，发挥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思维和价值取向上的比较优势，为党的创新理论的阐释提供形式逻辑特别是辩证逻辑的依据，自觉把握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辩证关系，宣传思想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斗争、阶级斗争、对敌斗争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的本质与意识形态工作不同领域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本质和辩护性功能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硬核”和理论研究宣传的“保护带”的辩证关系，等等；特别是对其中原创性成果的学理阐述，要论证其观察视角的转换、基本范畴的调整、逻辑结构的变换以及方法论的创新。再次，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把各领域的创新理论，都置于“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9](P17)的背景之下加以研究。最后，坚持人民立场。理论研究和宣传坚持人民立场不是一句空话，正如毛泽东所说：“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10](P296)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研究者和宣传者，同样要遵循这一原则，所谓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就是要让群众感到可亲、可敬，而不是可畏、可厌，这样才能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护的理论。习近平“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中，因为贴近群众而蕴涵了极其强大的语言力量，应该成为我们力戒形式主义文风的范本。
（受访者简介：陈锡喜，男，1949年生，安徽含山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等省部级课题10余项，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大变局下的国家治理：中国国家制度展开及战略思维》等著作（含合著）20余部，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等近20项，主编教材10余种，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及省部级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等10余项。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师”“全国百名‘两课’优秀教师”“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影响力标兵人物” “中宣部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上海高校教学名师”“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访谈人简介：贾鹏飞，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轨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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