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为价值取向和目标取向的工农城乡关系，是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特色和本质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跳出就“三农”论“三农”的思维，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要从更高层面的工农城乡关系构建上统筹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团结带领人民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面对工业化、城镇化中“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工业城镇与农业农村“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结构偏差问题，从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出发，致力于处理好新时代的工农城乡关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就明确了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构建要以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让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为价值取向和目标取向。
一、基于新时代的要求拓展和提升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上，将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农业农村短板、“四化同步”发展、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等作为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赋予了新时代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
（一）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新的战略目标是破解转化后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命题
进入新时代，在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并跃升至较高发展台阶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破解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成为破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应有之义。
经济学、社会学长期聚焦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破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世界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工农城乡协调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政策主张。破解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一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很难，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中国共产党为之付出了持续艰辛的努力。毛泽东同志于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鉴于此，毛泽东同志提出城乡必须兼顾，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并在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对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进行了艰辛探索。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同志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到世纪之交，基于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的现实，党中央在促进农轻重协调发展的同时，注重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城乡差距较大的问题。2001年12月25日，江泽民同志提出“逐步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城乡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基本形成明确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并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出部署。尽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农业农村快速发展，但城乡二元结构依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仍是发展最大的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最大的不充分保持清醒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农业农村现代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判断，把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作为破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从战略上将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明确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强调通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二）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新的战略目标将农业为工业化奠定基础演化为“四化同步”
中国共产党坚持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只是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下促进协调发展的内涵有所不同。进入新时代，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有了新的定位，将农业为工业化奠定基础演化为“四化同步”。
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的中国，遵循现代化规律，能够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推进工业化这个现代化先导产业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也是在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启动之际，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这四个现代化目标，其要实现的核心目标是国家工业化。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现代农业调至四个现代化之首。尽管如此，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一核心目标坚持不变。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较长时期内以国家工业化为战略目标，以此为前提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
在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之后，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工业化为核心目标的工农城乡协调发展进行了调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简称“四化同步”）发展。这是基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呈并联式发展，作出旨在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选择。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现代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并联式”发展过程，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串联式”发展过程有很大不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基于中国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过程、农业农村的短板、乡村人口数量庞大的国情，党中央积极推动“四化同步”发展，提出和实施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让农民同步迈进全面小康社会、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的目标。
（三）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的拓展和历史性提升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中，中国共产党注重按比例发展农轻重。吸取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业生产大幅下滑导致人民吃穿困难，以及不能支撑整个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教训，周恩来同志在1962年3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作了上联为“先抓吃穿用”、下联为“实现农轻重”、横批为“综合平衡”的对联，生动表述了实践中要促进农轻重协调发展，也生动呈现出在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主要是以满足人民吃穿用为前提和为工业提供农产品原料的工农两大部门产品供需平衡。这副对联广为流传，对工业化进程中处理工农城乡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作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工农城乡是否协调发展，是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其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跃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难以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加之农业被大资本垄断，大量失业农民到城市贫民窟穷居，乡村凋敝，城乡发展不平衡约束工业城镇的进一步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已不仅是工业化初期那样的工农两大物质生产部门的协调问题，还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上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问题。鉴于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推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换言之，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把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作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将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农业农村短板、“四化同步”发展、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等纳入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不同于工业化初期以满足人民吃穿用和为工业提供农产品原料的工农两大部门产品供需平衡，是顺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对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的拓展和历史性升级。
二、创新性地把集价值取向和目标取向于一体的共同
繁荣明确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致力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践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工农城乡共同繁荣。这有一个形成过程。一开始，马克思就针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较大的问题，提出了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主张。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情况下，中国成功探索出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道路，这就在农村发展层面打破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分割。进入新时代，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基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中国把工农城乡共同繁荣纳入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内涵。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对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内涵加以明确，将其界定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这里还没有将共同繁荣列进去。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到2017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将共同繁荣纳入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内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内涵的新表述，“共同繁荣”保持不变。
将共同繁荣纳入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内涵，明确了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共同富裕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将工农城乡共同繁荣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基于城乡“两个规律”的论断强调：“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可见，对于农村人口数量庞大的中国而言，将共同繁荣明确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价值取向，并切实践行，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宗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是对破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世界普遍存在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且长期存在问题的使命担当。
将共同繁荣纳入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内涵，工农城乡关系目标取向由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向工农城乡共同繁荣转变升级。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全球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共同面临乡村衰退下的“乡村病”、城市贫民窟现象的挑战。乡村如何实现蜕变重生，实现工农城乡共同繁荣，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中必须破解的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尽管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与推进更快的工业城镇发展相比，“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突出，空心村、留守人员（包括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短板问题的突出表现。到2012年，农村与城镇相比，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约三成（348%），近1亿农村人口处在绝对贫困线之下。基于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全球性痼疾，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成为长期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致力于打破、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践的基础上，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将工农城乡关系目标取向提升为共同繁荣。习近平总书记在明确“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的目标后，在202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民全面发展、过上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生活”。
将共同繁荣纳入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内涵，寓含了工农城乡共同繁荣实现路径创新的方向。这就是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是不同于“三农”发展受弱质性困扰及“三农”发展空间被锁定，甚至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挤出的新路径。这一新路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形成。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有的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里面深层次的问题是领导体制和国家治理体制问题。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承德考察时进一步强调：“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进行制度创新，对工农城乡共同繁荣实现路径进行了创新性探索。
一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从国家发展战略和资源配置上对促进工农城乡共同繁荣予以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举全党全社会之力，上下同心，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在脱贫攻坚战即将收官之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二是把工业和农业、城镇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中国共产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要求“打破城乡分割的规划格局，建立城乡一体化、县域一盘棋的规划管理和实施体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工业农业、城市农村一起抓，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农业农村发展受弱质性困扰的难题，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攻坚克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工农城乡共同繁荣。
三是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上，致力于做到集体所有制根基的强化、农民集体成员权利的保障和实现、资源要素的激活相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方面，基于以私有制为基础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历史事实，明确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及以此为基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方向不动摇，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在此前提下，推进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简称“三权分置”），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简称“三变”改革），从“大国小农”国情出发探索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实现路径。在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注重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同时注重增进农民权益。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要“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防止土地用途发生根本性变化，造成农村贫富差距过大”，另一方面强调“要让农民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对工商资本流转农村土地实行审查审核和风险防范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把强化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和实现农民集体成员权利同激活资源要素统一起来，搞好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
四是在发展产业和产业链联结上要立农为农，给农民发展机会和空间。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村产业升级和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农民被挤出的现象。2020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乡村产业要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尽可能让农民参与进来，农户能干的尽量让农户干，企业干自己擅长的事。2021年11月12日，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坚持立农为农，把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基本导向，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域，把就业机会和产业链增值收益留给农民。
五是在产权制度上，让农民有其股，通过产权联结形成利益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中构建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不同于被大资本控制的工农城乡关系。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资本挤压小农发展空间甚至挤出小农，有的农民由此被迫穷居在城市贫民窟。在中国，由于农业资本密集程度的增加，而农村资本又短缺，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在利用工商资本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需要作出制度安排，防止工商资本将小农挤出现象的发生。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了政策取向及其具体制度安排：既鼓励资本下乡，又基于中国实际，鼓励、支持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入股，通过让农民有其股的产权联结，促进工商资本与农民在利益联结机制上的完善。
上述分析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共同繁荣明确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内涵，也就明确了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价值取向、目标取向，以及实现路径的创新方向。这既是基于现代化规律探索形成的，也是基于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国情下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探索形成的。
综上所述，进入新时代，面对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推进更快的工业城镇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旨在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农业强国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亿万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对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内在规定性。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中，强调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明确了新时代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取向，明确了要致力于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这是基于中国乡村人口数量庞大国情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选择，是对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性升级，是对马克思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
（作者简介：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工农关系政策演变研究”（21AZD10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百年道路、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研究”（2021mgczd009）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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