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传奇之年：是年5月圣灵降临节期间，德国犹太富商之子、左派知识分子费利克斯·韦尔发起并赞助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周”，参与者是24位与共产党有关联的青年左派知识分子，讨论的主题源于两部即将出版的理论著作，即流亡的匈牙利共产党人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德国共产党人卡尔·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随后，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在德国的学院体系中悄然出现，先如春雪初融，后如大河奔流，最终成为深刻影响20世纪西方思想发展格局和走向的四大哲学思潮之一。这一思潮就是1974年佩里·安德森命名和定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引入中国后，在争议中得到充分研究，被公认是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流派，而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也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接受。今天，在处于全新历史方位的中国，我们自然会在回顾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过程中对其展开新的观察，形成新的理解。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发展与传播过程中不时引发批评与争议。早在1920年，列宁就批评维也纳的流亡共产党人具有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的明显症候，卢卡奇《论议会活动问题》一文“左的很，糟的很”。《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出版后，第三国际随即基于列宁的立场对卢卡奇、科尔施等人展开批判。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眼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修正主义的，甚至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受苏联影响，我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90年代曾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展开了热烈讨论，余音至今可闻。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长期存在的争论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第二国际政治破产的废墟上，马克思主义进入全球传播、多元发展的新阶段，时代化、本土化成为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应运而生、顺势而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是一种既不同于此前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别于同时代第三国际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传统。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时代是思想之母，时代的阶段性变化必然会推动思想生产的阶段性变化。在马克思诞生10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所要科学地认识、革命地超越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列宁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处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则进入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第二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政治结构等发生了重要变化，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与任务随之发生改变，以卢卡奇、科尔施、安东尼奥·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欧马克思主义者自觉面对新阶段、研究新问题、探索新战略，其理论成果就深深植根于这个新阶段的新理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政治环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形成的新格局。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日益成为世界性的，其基本格局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实践的兴奋点、活跃区不断从西欧转向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运动的政治领导权从第二国际转移到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手中，运动的理论话语权也随之从第二国际向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转移。在这种新格局中，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失去了第二国际时期曾拥有的天然的理论领导地位，成为多元格局中的普通一元，不仅需要和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传统开展平等对话，而且不得不面对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新主流、新中心即第三国际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强烈质疑与严厉批判。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西方”在地理学意涵之外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即意指非正统、非主流。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社会空间是知识精英云集的学院新场域。从马克思恩格斯到第二国际再到列宁，马克思主义是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这种政治化的社会空间决定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必须面向革命实践、面向无产阶级群众、服从服务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最终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存在于大众化的无产阶级运动中，而且扩散到精英化的资产阶级学院，催生了一批新的在学院中生存的马克思主义者。新的生存空间决定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远离革命实践、远离无产阶级群众、远离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更强的理论性、精英性、个体性或非政党性。就此而言，列宁所说的“‘左派’幼稚病”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适应新场域、新环境的自然表征。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适应新场域、新环境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理论新生态。安德森敏锐地观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表现出从经济、政治向意识形态、文化的转移或退却，并因此创造出自己别具一格的理论体系。他对此现象的解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一批评无疑是深刻的，但理论与实践的二分法显然不足以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载入史册的理论贡献。生态系统垂直结构是登临过崇山峻岭的旅行者都能观察到的自然现象：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植被层、动物层、土壤层构成的生态系统会随之发生改变。如果以低海拔的热带雨林为标准，自然会认为高海拔的高山草甸是荒芜的、脆弱的，但如果就高海拔环境看高山草甸，就会不禁赞叹这是自然生命的奇迹。同理观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焦点从经济基础上升到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适应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未曾充分经历的新场域、新环境，创造了全新的理论生态，同样是令人赞叹的理论生命的奇迹。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何以在德国应运而生
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后，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集中于德国、法国、意大利三个国家，在这三个国家都出现了激进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相结合的显著趋势，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率先在德国破土而出，并成为其早期发展的主源主流。德国何以会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策源地？
首先，德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变化、新现象、新问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时代土壤。德国不是最早启动现代化的欧洲国家，但由于其现代化是在“不确定的”地理空间内孕育产生的，集中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因而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遭遇了一系列无法用其他欧洲国家既有理论来解释的新变化、新现象、新问题。政治上，德国十一月革命终结了德意志帝国，随后进行的自上而下的现代政治转型创立了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失败的魏玛共和国，恰恰是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孕育了强人政治的再起，使极权主义纳粹政权的上台成为现实。经济上，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劳资冲突，帝国时代的德国形成了以劳资妥协、国家调解为核心特色的独特处置方式，这一方式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被确立为经济民主的核心。在纳粹德国时期，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最终演化为国家资本主义。文化上，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冲击、摧毁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根基，催生出大量新的思想、文化、艺术流派，造就了传统与现代、技术与人文、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冲突和斗争发展，以电影为代表的新传播媒介的爆发式发展则拉开了大众文化时代的序幕，使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空前强烈的反差和冲突展现在世人面前。面对大量涌现的新变化、新现象、新问题，生活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们“近水楼台先得月”，进行了符合历史需要的理论创新和创造。
其次，20世纪上半叶德国思想文化的高度繁荣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创新基础。就像壮阔的河流都发源于高原那样，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潮流都有自己深厚的“累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累土”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耀眼夺目、高山仰止的现代思想文化。哲学上，现象学运动崛起并取代新康德主义成为德国现代哲学的主流，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核心成员大多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并与现象学保持着密切的理论互动关系。社会科学上，马克斯·韦伯、格奥尔格·齐美尔、斐迪南·滕尼斯等人的社会学理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都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并对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核心成员产生过积极影响。文化艺术上，德国是现代主义文学、音乐、绘画以及电影的重镇，不少代表性艺术家都与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核心成员有着直接交往，后者还深度参与了“表现主义论争”等重要的艺术事件。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如果没有20世纪上半叶德国思想文化所达及的卓越高度，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率先在德国横空出世。
再次，十月革命后学院左派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员基础。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大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参与工人阶级运动的过程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此后，马克思主义随着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壮大不断从西欧走向整个欧洲以及全世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潮流。不过，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前，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学院左派知识分子的首要选择。当时，对资本主义现实持批判立场的学院知识分子更多是聚集在激进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宗教社会主义等的旗帜下。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西方批判资本主义的学院左派知识分子提供了全新的理论选择。以1918年12月卢卡奇出乎朋友们的意料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为标志性事件，欧洲越来越多年轻的学院左派知识分子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尤以德国为盛。1923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就在于学院左派知识分子已小成气候，需要为自己的理论研究搭建合适的“舞台”。在需要理论创新也能够进行理论创新的时代，创新主体的涌现最终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展成为可能。
最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软弱政权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尽管在不少领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就，但魏玛共和国（1918—1933）无疑是一个缺乏权威的失败的政权：“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对议会民主制的第一次尝试。它在1918年的军事失败与国内革命中诞生，其历史中的处处妥协和重重困难使其不堪重负。它的开局就充满了动荡。其后，从1924年到1928年度过了一段还算平稳的时期。然而，1929年到1933年，在每况愈下的经济困难背景下，来自各个方向对民主的攻击最终结束了这个政权。”魏玛共和国的内政外交多面承压，结果就是政权高度不稳定：1919年2月至1933年1月，14年间走马灯式更换了21届内阁，其平均执政时间不到8个月。软弱涣散的政治统治让社会精英强烈不满，同时也给他们的思想创新创造提供了更宽松自由的政治社会环境，他们或者缅怀过去，或者期待未来，于是，魏玛时期的德国文化繁荣、群星璀璨，造就了一个文化传奇，被认为是“黄金的20年代”。这一文化传奇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篇章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在西欧持续发展
20世纪20年代至60、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先在德国、继而在法国和意大利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在德国，以卢卡奇和科尔施的工作为起点和基础，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赫伯特·马尔库塞等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的左派思想家高举“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旗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综合各种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和社会科学资源，对进入现代化新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系统批判，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批判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丰裕社会，法兰克福学派对由此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哲学领域的新变化进行了深入思考，其第一代成员阿多诺、马尔库塞与第二代成员尤尔根·哈贝马斯之间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出现明显分歧，该学派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在现象学从德国向法国传播的过程中，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以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为代表的法语世界左派思想家开始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结合起来，以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的空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法国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反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潮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倾向，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结合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提出这一过程存在“认识论的断裂”。20世纪60年代以后，阿尔都塞以及尼科斯·普兰查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国家理论等进行分析，创立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葛兰西在被法西斯政府监禁期间（1926—1937）坚持理论探索，写下32本《狱中札记》，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个源头。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德拉·沃尔佩和卢乔·科莱蒂为代表的意大利左派思想家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的逻辑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实证科学，并据此理解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呼应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总的说来，至20世纪5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潜而显地成为西欧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并开始向中东欧、英语世界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在西欧持续发展的主体因素在于,不断有高水平的思想家投身其中，汇聚了强大的思想创新创造能力。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核心成员大多具有哲学专业背景，且出自当时的学术名流门下：霍克海默、阿多诺是马堡学派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汉斯·科内利乌斯的学生，本雅明在申请法兰克福大学教职资格时，联系的指导教师也是科内利乌斯；马尔库塞在弗莱堡大学主修文学史，辅修哲学和经济学，1928年至1932年间在马丁·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准备教职资格论文；艾瑞克·弗洛姆在海德堡大学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马克斯·韦伯的兄弟阿尔弗雷德·韦伯，期间还受到卡尔·雅斯贝斯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教导，他们即使不投身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能够在德国大学体系里获得一席之地并大放异彩。以哈贝马斯、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成员，毫无疑问都是同时代德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翘楚。在法国，20世纪20年代末，亨利·列斐伏尔作为巴黎大学的青年哲学教师、小有名气的反柏格森青年哲学家团体核心成员加入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萨特和梅洛-庞蒂在成为法国奠基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并获得巨大的思想和社会影响力后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1945年，吕西安·戈德曼在瑞士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返回巴黎，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获得教职，而后转向马克思主义；1948年，阿尔都塞博士毕业后留在法国的顶尖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而后成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在意大利，1944年，年近50岁的墨西拿大学哲学教授沃尔佩转向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共产党人，随后在他的共产党员学生群体中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20世纪50年代，在罗马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科莱蒂也在沃尔佩的影响下转向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这些顶尖思想家的创新创造，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持续发展并产生越来越大的思想和社会影响。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在西欧持续发展的社会历史因素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新变化、新现象、新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作出与时俱进的理论解答。1923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尽管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等局部战争的多次冲击，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还是在以自动化为代表的技术进步的持续推动下，处于长期增长周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陆续进入丰裕社会，建成福利国家，劳资关系趋于缓和，社会状态趋于平衡稳定，曾经似乎马上就要降临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被不断延宕。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科学地认识、革命地改造世界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迫切需要对一系列事关社会主义革命前途命运的新课题给出自己的解答：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为什么会下降甚至被抑制？技术理性的发展对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工人阶级是不是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已趋向“消失”？新兴的大众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对于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而言，大众文化的流行究竟具有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什么社会集团有可能取代传统工人阶级成为新的革命主体？为什么现代人不再追求关于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真理？怎样使人们摆脱资产阶级同一性的思想桎梏而重新追求真理？现代主义艺术在何种意义上具有真理性？新左派学生的“文化大拒绝”能够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并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吗？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意识形态塑造主体还是主体改变意识形态？等等。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法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找到新课题的现成答案，只能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新课题、构建新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因此得以持续进行，其理论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大。
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在西欧持续发展的政治文化因素在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出现理论立场的多元分化和思想家的代际分化，不时发生的批判性争论为思想创新创造提供了强劲动力。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批判性争论大体上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批判性争论。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进入多元分化发展的新时期，第三国际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等同时并存、相互竞争。新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质疑与批判来自多个阵营，主要是第三国际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第三国际对卢卡奇、科尔施的批判，30年代的“表现主义论争”、阿多诺—本雅明之争，30—40年代对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的批判和压制，40—50年代关于存在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基本上都属于此类。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哲学立场之间的对话性争论，如20世纪30—40年代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与弗洛姆在精神分析学的使用限度方面的立场分歧，20世纪50—60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政治立场选择之间的对话性争论，这突出地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阿多诺、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关于新左派学生运动的性质与前途的原则性对立上。第四种批判性对话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际分化有关，其典型表现是晚年霍克海默、阿多诺与青年哈贝马斯之间的思想摩擦与失和。
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在西欧持续发展的学术因素在于，它坚持在学院的传统主流中生存发展。其生存发展始终局限在资产阶级学院范围内，远离革命实践、远离无产阶级群众、远离无产阶级政党，确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创伤”。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之处也恰恰在于，坚持在学院的传统主流中求生存求发展，最终成为新的学院主流。一方面是深深扎根学院主流。如前所述，绝大多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学出主流，如卢卡奇之于新康德主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萨特、梅洛-庞蒂之于现象学，弗洛姆之于精神分析学，阿尔都塞之于结构主义，戈德曼之于发生认识论，这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充分继承学院主流的思想成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一方面是自觉批判学院主流。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仅仅追随大师、模仿大师是成不了大师的。尽管栖身学院，但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遗忘自己的革命基因，不断向自己所身处的学院主流掷去投枪，以期闯出一条真正的超越之路。在这个方面，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对从德国古典哲学到现象学的德国近现代哲学主流的批判，阿多诺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传播学方法论上的分歧和论争，阿多诺与卡尔·波普尔关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论战，都非常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富有成效的批判性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跻身20世纪西方四大哲学思潮之列。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何以走向终结
笔者曾提出的阿多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者的观点，引发不少学界同仁的困惑和质疑：虽然阿多诺1969年英年早逝，可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还健在，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正处于思想发展的起飞阶段，怎么就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终结了呢？无论情感上是否能够接受，我们都必须看到，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任何应运而生的思潮都有其终结，因为思想的根基在于诞生它的时代，时代变化了，思想的现实性也将随之消失，从而走向终结。什么是思想的现实性？黑格尔认为，现实性指思想得以诞生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从人及其现实生活过程出发来理解思想观念，而不是相反，“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时代发展变化了，过去时代的哲学、思想，不管有多么伟大、多么令人恋恋不舍，都会失去现实性和生命力，都会被新的哲学、思想所超越、替代。因此，通常被认为是连续不断的哲学史、思想史，本质上是连续与中断的统一：所谓连续，是指哲学史、思想史在形式上是累积的、前后相继的线性平滑过程；所谓中断，是指哲学史、思想史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独特的系统，前后相连的两个环节之间的过渡都是系统的整体跃迁，尽管两者会共享部分要素（如术语、概念、思想家）。同时，这也意味着，思想和思想家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大多数思想家通常只属于一个思想环节，有些思想家则会经历多个思想环节、多次自我超越与自我替代。以哈贝马斯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前，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成员，身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20世纪80年代，他创立交往行为理论，成为一位中间偏右的资产阶级主流社会理论家，开始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鼓吹“欧盟哲学”，成为欧盟这一建立在“政治流沙”上的“次级帝国”的桂冠哲学家，已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背道而驰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走向逻辑终结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进入更新的阶段。资本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的经济基石是以福特制为代表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模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福特制开始遭遇危机。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新机遇，在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实现了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转型。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以个性化、差异化、精致化的灵活弹性生产为核心特征，强化对劳动者智力和创造力的开发，追求以知识、智力等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它的普及将资本主义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经济上，西方国家大力推进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注重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不断抢占全球价值链中的中高端产业，纷纷将低端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以高科技、金融、服务业等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模式，制造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日益下降。政治上，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使国内社会矛盾实现有效的全球空间转移，同时利用从经济全球化获得的超额利润对国内民众进行收买，实现对人的欲望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与“殖民”，在民众追逐个人欲望的自发实践中，建构起没有反抗的权力体系，将他们纳入资本和国家的权力体系中，不知不觉间将民众转化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者。意识形态上，西方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塑，建构了一套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经济、政治、文化实践体系，包括消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身份政治、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等，将资产阶级价值观嵌入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底层民众的价值观。总之，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新阶段的全面展开，西方社会进入一个经济更繁荣、政治更稳定、意识形态更有韧性的状态，被全面控制的社会民众感觉资本主义已经超越周期性危机而获得“永生”，革命已经不再是自己的根本需要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走向逻辑终结的内在原因在于，其内部已经出现自我否定的异质性思想因素。作为一种思想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由其起源定义的。在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的奠基性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如下本质特征：第一，肯定存在一个本真的马克思，努力在与既有理论正统的争论中重新发现自己所认定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坚持马克思所开启的生产力批判逻辑，主张在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基础上通过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关系的调整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第三，坚持源于黑格尔的马克思辩证法观念，追求“总体性辩证法”，寻找“历史的主客体”。在1966年的《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确实不再追求本真的马克思，而是力图在批判工业文明、启蒙理性的基础上构建新的、非同一性的“否定的辩证法”，后者恰恰是明确反对“总体性”“总体性辩证法”和“历史的主客体”的。阿多诺肯定不是一名后现代主义者，但《否定的辩证法》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确实存在特别引人注目的相似性，“当代解构主义几乎没有一个主题不曾在他（阿多诺——引者注）的著作中被充分地阐述过”。这些奇妙的相似性的出现不过预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自我否定、自我解构。历史很快就验证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院中的主导地位轰然倒塌，在它解体的废墟上，“晚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杂沓而至，形成了一个群雄并起、众声喧哗但日益边缘、落寞的“战场”。
五、今天应当怎样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的西方思潮已经终结。但它的终结不是消失，而是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人类思想史上都留下了自己无法磨灭的深刻印迹。当前，中国正在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们只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充分吸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才能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为此，我们必须继续重视并深入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地位。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为批判地理解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无论怎么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都必须承认，它努力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聚合新的理论资源，批判地认识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的新变化、新现象、新问题，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与新战略，使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当代西欧获得了一种新形态，并得到人们广泛重视，产生世界性影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终结的基础上，诞生了众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尽管每一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都以不同的方式宣称自己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但事实上它们都没有能够实质性地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框架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批判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而言是无法回避的。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客观上开创了一种新的理解路径，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欧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观。从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以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不断回到马克思，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留下了大量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思考。这些既不同于第二国际也不同于第三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欧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观。离开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很难想象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学术形象。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刻介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的发展进程，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真正产生了显著中国效应的一个流派。互联网时代降临以来，各种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竞相涌入中国，吸引了中国学术界乃至一般知识界的目光，有的甚至成为“网红”，但没有哪一种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能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迪，我们挣脱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桎梏；与20世纪西方哲学主流实现交流、交融，完成哲学立场和哲学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升级换代；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观与时俱进的发展；引入新的理论视角、新的思想资源，对当代中国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展开深入理解；获取新的论题、新的范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彻底摆脱学徒状态，成为欧美学界的平等对话者。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就难以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生产与学术生产实现全面的自我理解。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以新的中国方式深入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一，要立足世界历史发展的当下构建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图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框架是由安德森等西方新左派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构建的。今天，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展开，世界历史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沧桑巨变。既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图景显然已经部分过时，我们必须在充分继承西方学界既有认知成果的基础上，立足历史的当下，依靠中国学界自己，构建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图景。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处理好四对关系：一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系，就是不能脱离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史来抽象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二是要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完整语境中，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对话、批判、互动关系；三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是不能脱离与20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主流的互动关系来片面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四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就是不能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总体来孤立地看待具体的流派、阶段、人物和论著。
第二，要立足当代中国的学术需要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4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孜孜以求，说到底，是为了发现并解决中国问题，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但真正追求的是其中的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必须要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出发，适时超越文本研究，把通过文本研究得到的思想理论创造性地转化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当代建构中去，以不辜负我们所处的“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第三，要面向未来学习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道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既不可能从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也不可能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但我们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道路中寻找到有益的启示。一是与时俱进，不断发现时代的真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实践充分证明，理论创新只能从真问题的发现开始，“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二是破除学科壁垒，以“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为指引推进跨学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实践充分证明，进入现代化的较高阶段以后，社会现象日益复杂，更不可能依靠单一学科单打独斗去解决问题，而必须走跨学科的协同创新道路。三是包容并蓄，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理论创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批判地吸收继承包括同时代资产阶级学术成果在内的一切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理论创新才可能源深流长，但这种批判继承绝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必须以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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