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笔记》是列宁研读哲学著作，主要是黑格尔哲学著作的摘要、札记、评语、短文的汇编，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撰写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在列宁《哲学笔记》中内容最多也最为重要，集中反映了列宁对一些哲学问题特别是辩证法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可以说是列宁哲学思想的“实验室”。正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列宁提炼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哲学成果。本文拟对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的“两版序言”进行重读和再释。
一、形而上学的重建与改造
黑格尔的《逻辑学》主要写于他任纽伦堡中学校长的1808年至1816年期间，于1812年至1816年分三卷出版，统称为“大逻辑”。在黑格尔宏大的哲学体系中，《逻辑学》是基础和主干。其第一版序言写于1812年3月22日，第二版序言写于1831年11月7日。
“形而上学”，严格地讲，作为“第一哲学”，它与通常所理解的特指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方法论含义不同，而是指一般的哲学本体论或称世界观。纵观哲学史，形而上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古希腊，大多数哲学家专注于本体论研究，即探研存在之存在的真理。在本体论即形而上学的研究上，古希腊哲学分化出两条路线：一条是将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某一种或几种具体的物质，如水、土、火、气等；一条是将万物的本原归结为“理念”。实际上，中国哲学在形而上学的本体致思上与古希腊哲学大致相同，如“道本体论”“气本体论”等。这也正印证了“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的道理。
然而，西方自近代以降，形而上学受到了严峻挑战，日渐趋于衰微。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西方近代以来各类自然科学和具体社会科学的产生，使原来包罗万象的哲学领域逐步缩小。哲学研究什么？哲学是否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已成为关系哲学存亡的严峻问题。其二，古代形而上学将万物的本原归结为具体的物质，已被近代自然科学所证伪。19世纪初，英国科学家约翰·道尔顿提出原子论，他基于科学实验的结果，证明了原子是构成物质世界的最小单位，这些单一的、独立的、不可分割的原子在化学变化中能保持其稳定的状态。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创立了细胞学说，揭示了细胞是动植物结构和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这些科学发现使古希腊的物质本原论遭到扬弃。其三，哲学研究的重心发生转移，由原来重在研究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转到研究认识论。相对来说，在西方古代，大多数哲学家以探讨万物的本原、本体及其运行的普遍规律为对象，但到了近代，随着实证科学的产生，探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成为哲学的主要任务了。其四，从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所衍生出的唯心论和怀疑论，使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遭到解构。众所周知，近代经验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凡在理智之中的无不先在感觉之中。但是感觉经验从何而来？根据朴素的常识，感觉经验无疑是从客观存在而来。但若超越常识细加深究，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近代西方的经验论中，即便是唯物主义者洛克也提出了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区分。他认为，物体的体积、广延、形相、运动或静止、数目等属于第一性的质，与物体分不开，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而物体的色声香味等则属于第二性的质，虽然与物体相关，但具有因人而异的主观性。洛克这种关于物体两种质性的观点，意味着在世界本体的客观性上撬开了一条缝隙。
沿着经验论路线，英国的大主教贝克莱在主观经验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1](P23)他说：“因为要说有不思想的事物，离开知觉而外，绝对存在着，那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所谓它们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因而它们离开能感知它们的心灵或能思想的东西，便不能有任何存在。”[1](P23)于是，贝克莱不仅否决了事物的客观性，而且否决了“物质”“实体”的存在性。
继贝克莱之后，休谟继续发展了主观经验主义，并据此论证了他的不可知论。和贝克莱一样，他也认为一切事物不过是印象的观念集合，“实体观念正如样态观念一样，只是一些简单观念的集合体”。[2](P28)在此基础上，他对因果必然性提出怀疑。在他看来，所谓客观的因果必然性是我们无法知晓的，我们所能意识到的无非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所产生的前后相继的心理现象。这就把贝克莱对物质本体的否决进一步推入因果必然性领域。
至于与经验论相对立的唯理论，从笛卡尔到莱布尼兹，他们都主张“天赋观念论”。笛卡尔还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把一切外在的东西包括物质实体通通都给否定了。“天赋观念论”对外在的客观世界采取搁置的态度，更不用说去探讨什么世界本体了。
在本体论上，康德的不可知论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最大。他对经验论和唯理论采取折中的态度，一方面承认外在的“物自体”的存在，认为感性经验就源自“物自体”；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先验的直观形式和先天的知性范畴，认为人类认识的产生就是二者的结合。这就是其对所谓“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哲学解答。通过这种调和，康德似乎解决了知识的必然性问题，但最终却得出了“自在之物”的不可知论。在他看来，人类的理性企图僭越知性的范畴去认识那作为本体的“自在之物”时，就必定陷自身于“二律背反”之中而不能自拔。对于本体论来说，康德哲学是对近代以来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派对立纷争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它既克服了唯心论完全否定经验客观性的错误，也批判了唯物论将存在和意识、主体和客体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但是，由于康德不懂得辩证法，他的怀疑论完全否定了对无限对象和终极本体研究的合法性。然而，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却为后人辩证地解决“纯粹理性”的内在矛盾指明了道路。
当黑格尔走上哲学舞台的时候，他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物质本体被解构、形而上学遭挑战，乃至其合法性受到质疑而备受冷遇、趋于衰微的时代。作为那个时代最为博学的哲学家，黑格尔挺身而出，毅然决然地担负起重建形而上学的历史重任。
在《逻辑学》1812年第一版序言中，黑格尔指出：“那种被叫做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说已经连根拔掉，从科学的行列里消失了。什么地方还在发出，或可以听到从前的本体论、理性心理学、宇宙论或者甚至从前的自然神学的声音呢……假如一个民族觉得它的国家法学、它的情思、它的风习和道德已变为无用时，是一件很可怪的事；那么，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的形而上学，当从事于探讨自己的纯粹本质的精神，已经在民族中不再真实存在时，这至少也同样是很可怪的。”[3](P1)黑格尔不禁感叹：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景象”，即“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象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3](P2) 与这种景象相对应的是，“那些孤独的人们，被他们的同胞所抛弃，被隔绝于世界之外，而以沉思永恒和专门献身于这种沉思的生活为目的——不是为了有用，而是为了灵魂的福祉，——那样的人们消失了；这种消失，从另一方面看来，本质上可以看做和前面所说的，是同一现象。”[3](P2)于是，在阴影的“精神王国”被驱散之后，即专注于反观内照的、幽暗无色的精神劳作消散以后，人们沉浸并驰骛于外在世界之中，原有的精神家园被遗忘了，那种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本体好像化为尘世的花花世界了，而“花没有是黑色的”。[3](P2)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黑格尔怀着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决心重建哲学形而上学。他说：“哲学这门科学已经转移到我们日尔曼人这里了，并且还要继续生活于日尔曼人之中。保存这神圣的光明的责任已经付托给我们了，我们的使命就在于爱护它、培育它，并小心护持，不要使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的光明，对人的本质的自觉熄灭了，沦落了。”[4](P33)
那么，黑格尔要建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呢？总的来说，他所要建构的哲学体系是关于绝对精神自我运演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他说：“精神的运动就是概念的内在发展：它乃是认识的绝对方法，同时也是内容本身的内在灵魂。——我认为，只有沿着这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哲学才能够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3](P5)按照这一思路，黑格尔将他的哲学在逻辑结构上划分为三大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其中，逻辑学是基础，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是应用，故被称为“应用逻辑学”。逻辑学是精神在自身范围内的运动；自然哲学是精神的异化或外化；精神哲学是精神的自我回归，由此构成一个正反合三位一体、自我流转的辩证圆圈。
作为主体和基础的逻辑学，主要运用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相一致的方法来探讨元哲学即形而上学的本体问题。对此，黑格尔明确指出：“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4](P10)显然，这里所说的“绝对”，就是指作为“存在之存在”的终极本体。若哲学不研究形而上的绝对本体，哲学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与历史上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不同，黑格尔不是直接阐释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而是通过考察哲学史，从无数分散、凌乱的概念“杂多”中，遴选出基本的范畴和概念，然后遵循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和人类认识路线，将其建构为一个辩证的逻辑体系。这样的本体论就成为概念的自我运演，因为概念作为本质的共相表征了人们对于存在本体的认识，所以“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相性”。[4](P35)理念或概念是通过思维或思想来加以把握的，因而“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4](P38)即通过反思“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4](P39)
但哲学本体论的目的是追求真理。“我的哲学的劳作一般地所曾趋赴和所欲趋赴的目的就是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4](P5)而追求真理的过程又表现为人类认识概念的逻辑推演。因此，“逻辑的对象即思维，或更确切地说，概念的思维，基本上是在逻辑之内来研究的；思维的概念是在逻辑发展过程中自己产生的，因而不能在事先提出”。[4](P23)如此，逻辑学就以与本体论、认识论相统一的形式呈现出来，其中，存在的本体论是基础和实质，人类的思想史或认识史是源泉和线索，逻辑学是辩证的方法和形式。据此，黑格尔史无前例地建构了一个十分宏伟而又精妙无比的新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
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对黑格尔的《逻辑学》重建形而上学作了科学的评析并提出了创建新世界观理论即唯物辩证法的构想。在两版序言中，这种评析和构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肯定黑格尔对重建形而上学所作的理论贡献。在第一版序言的开头，列宁就指出，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批判“说得妙”。一般认为，逻辑学似乎是“教人思维”的，犹如生理学是“教人消化”的一样。实际上，“逻辑学构成真正的形而上学或纯粹的、思辨的哲学”。[5](P83)在第二版序言中，列宁在具体考察了黑格尔关于构建辩证逻辑的论述之后，总结性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5](P89-90)尽管这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逻辑学进行重新改造和诠释后得出的结论，但这无疑充分肯定了黑格尔重建辩证逻辑学在人类认识史上的巨大功绩。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世界观的理论，正是在直接批判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逻辑学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6](P94)的人，辩证法的一切基本形式在黑格尔那里都已经提出来并得到了系统的论证。但是，这种辩证法被包裹在神秘的唯心主义的外壳之中，必须对其进行剥离和拯救，使之建立在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基础之上。正如列宁所说，对于黑格尔哲学，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具体的分析批判，将其“倒转过来”，从而获得“纯粹的唯物主义”。[5](P217)
第二，确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构想。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其直接来源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批判改造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界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对象作了具体的论证。他指出，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不同，唯物主义辩证法最终被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7](P249-250)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曾表达过想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重新撰写辩证法著作的愿望，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8](P250)1868年5月9日，马克思在致约瑟夫·狄慈根的信中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9](P535)列宁完全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认为应该继承他们的未竟事业，在吸取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创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在战争和革命极端紧张的岁月，列宁仍然挤出时间对黑格尔哲学包括《逻辑学》《历史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意在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遗愿。虽然这个计划同样未能达成，但他大致确立了创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和研究对象。其基本原则是：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单纯的“没有生命的骨胳”的思想形式，而是与其内容相统一的“活的生命”；[5](P85)不是外在的“思维的范畴”，而是“自然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述”；[5](P87)对于唯物主义哲学来说，其逻辑思考的“就不是事物，而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概念”；[5](P91)不是从精神和观念中引申出来，而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5](P84)中引申出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起点“必须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存在、无、变易）（不要其他东西），引伸出范畴（不是任意地或机械地搬取）（不是‘叙述’，不是‘断言’，而是证明），——因为在这里，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这个萌芽中’”。[5](P92)据此，列宁提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对象，作为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新的世界观理论体系，它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发展规律的学说”。[5](P89-90)显然，这一界定与上述恩格斯关于哲学对象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
二、辩证方法的确立与拯救
从本质上看，黑格尔《逻辑学》“合理内核”的精髓是辩证法。他苦心孤诣所要重建的是以辩证法为核心和实质的形而上学逻辑体系，但这个体系是建立在抽象思辨的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因而带有某种神秘的性质。概言之，黑格尔思辨体系的神秘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思维、概念与存在的本质共相直接等同起来；二是将精神主体凌驾于现实的人和物质世界之上，使人与自然异变为精神主体的外化或对象化；三是以“绝对精神”为主体，构建了一个以正反合三段论为构架的精神自我运演和自我认识的逻辑体系。
针对黑格尔的这种神秘的思辨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对其进行了批判改造，并提出了批判改造的基本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10](P13)这种“拯救”所用的方法就是使黑格尔的辩证法“被倒转过来”，或者说使其“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7](P250)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6](P94)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著名的“颠倒”说。
在两版序言中，列宁针对黑格尔的唯心思辨，明确提出要“倒过来”。他说：“倒过来：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伸出来。”[5](P84)至于在整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多次强调对于黑格尔哲学“要倒转过来”“要倒过来说”“倒转过来=纯粹的唯物主义”。其方法乃至用词与马克思、恩格斯是基本一致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倒转过来”的方法？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颠倒”，还是列宁的“倒转”，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并非是指将一个物体倒转180度就可以了，实质是指要改变一个事物的基本性质。对于黑格尔哲学来说，就是指将其由思辨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变为现实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但这是一个极为艰难和复杂的过程，不是简单地将“精神”置换成“物质”、“思想”变更为“存在”就可以了。对于这种“颠倒”说，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曾质疑，认为“不能想象黑格尔的意识形态在黑格尔自己身上竟没有传染给辩证法的本质，同样也不能想象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被‘剥去了外壳’就可以奇迹般地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变成马克思的辩证法”。[11](P79)在他看来，对待黑格尔哲学，在剥除第一层外壳即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础上，还要剥除第二层外壳，“这第二层外壳，我大胆认为，就是同辩证法本身不可分割的一层皮，它在本质上就有黑格尔的性质”。[11](P80)尽管阿尔都塞完全否定“颠倒”说的观点是偏颇的，但其提出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外壳与内在本质之间存在内在关联的观点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总的来说，“颠倒”或“倒转”在理论上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在实践上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动态过程。
第一，将黑格尔哲学中作为创造主的“精神”“概念”“思想”“意识”，安放和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曾直截了当地阐明他的辨证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的根本区别，他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6](P93)因此，必须通过“倒过来”，使被“颠倒”的世界观重新颠倒回来。其具体做法是将“观念”“思想”“概念”等安放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地之上，如实地将其看作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但这只是一个前提，关键是要深入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内部，真正把握其“观念”“精神”“思想”的实质。在黑格尔那里，“观念”“精神”“思想”等范畴与事物的本质“共相”“共性”“普遍性”是同义的。“理性是世界的共性”，如动物是所有不同种类动物的共性，“此类或共性即构成其特定的本质”。[4](P80)因此，“当我们把思维认为是一切自然和精神事物的真实共性时，思维便统摄这一切而成为这一切的基础了”。[4](P81)由此可知，在黑格尔的哲学语境中的“精神”“思想”等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中真正对应的是本质“共相”“共性”，因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对立面固定为“物质”或“存在”。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列宁推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改造。
在两版序言中，列宁不仅明确提出要“倒过来”的改造方法，而且深刻指出，“客观主义：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和人的规律性的表述”。[5](P87)这就是说，不能从感性经验出发把思维形式、思想范畴仅仅当作人们进行交流的工具，以便为人们服务；实际上，这些思维能力形式，“不能说它们是为我们服务的，因为它们‘贯穿着我们的一切表象’，它们是‘一般性的东西的本身’”。[5](P87)所以，思想范畴作为本质共相，是自然和社会“一般性”和“规律性”的表征。黑格尔的错误就在于把“观念”“精神”“思想”与事物的本质“共相”“共性”“普遍性”完全等同起来，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实际上，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前者作为思维形式是对后者的理论抽象和反映，其本质内涵是一致的；其区别在于前者作为思维的产物，是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的统一，而后者则是蕴含在事物表象中的客观的本质性存在。
此外，列宁还揭示了概念、范畴作为对事物本质“共相”和规律的反映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中逐渐凝练和抽象出的产物。他引用亚里士多德话说，人们“要从事‘纯粹思想’，先得通过‘人类精神必须经过的遥远途程’”。[5](P86)例如，“只有在一切必需的东西都具备以后……人们才开始谈哲学”，[5](P86)而且只有“那推动着民族和个人的生活的利益沉默了”，[5](P86)哲学的智慧才会产生。这就是说，哲学的思维只有扬弃个别性、特殊性包括“个人的生活的利益”以及“表象的欲望和意愿”，使人类精神达到“无所需要的需要”，即“从事纯粹思维的需要”，[3](P10)智慧的源泉才会涌出。因此，“逻辑的范畴是‘外部存在和活动的’‘无数’‘局部性’的简化（在另一个地方是‘抽引出来的东西’）。这些范畴反过来又在实践中（‘在活生生的内容的精神制作中，在思想的创造和交流中’）为人们服务”。[5](P86-87)这里所谓“简化”，是指抽象、凝练、概括；“‘无数’‘局部性’的简化”，即指通过扬弃特殊的“局部性”而达到一般和普遍。
列宁还指出：“‘本能的活动’‘分散在无限多样的材料中。’相反地，‘智力的和意识的活动’把‘动因的内容’‘从它和主体的直接统一中’分出来，使之‘成为它’（主体）‘面前的对象’。”[5](P90)“‘在这面网上，到处有牢固的纽结，这些纽结是它的’精神或主体的‘生活和意识的据点和出发点’”。[5](P90)这两段摘录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原文是这样的：“本能的行动与理智的和自由的行动的区别，一般说来，就是由于后者是随自觉而出现的。当作为推动力的内容，从它和主体的直接统一中被抽出来成为主体面前的对象时，精神的自由便开始了，而精神过去却在思维的本能活动中，被它的范畴所束缚，支离破碎，成为无穷杂多的质料。在这面网上，到处都结着较强固的纽结，这些纽结是精神的生活和意识的依据和趋向之点，它们之所以强固而有力，要归功于这一点，即：假如它们呈现于意识之前，它们就是精神本质的自在自为的概念。”[3](P14-15)黑格尔的原意是，人的本能的行动和感性认识与理智的自由的行动和理性认识是有区别的，前者沉没在无穷无尽的日常支离破碎的感性活动和质料之中，精神处于本能的自在状态，被事物的表象和生活欲望牵着鼻子走，而理智的行动和认识却使精神从这些“无穷杂多的质料”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自由自觉、自在自为的程度。在自然现象之网上，概念、范畴好比是网上的“纽结”，它们标示着人类的精神和意识在一定认识阶段上的凝结和成果。
在这里，列宁不仅对其要点作了摘录，而且对其作了富有新意的发挥。他说，如何理解黑格尔的这些观点？“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5](P90)此处的新意在于，范畴作为人类认识的凝结，反映了人类认识过程所经历的一系列“小阶段”，因而必然构成一个由浅入深、由简至繁、由抽象到具体的范畴系列，它们不仅反映了人们精神世界由自发到自觉、由自在到自由、由本能到理智的演进历程，而且成为“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并由此推动人们认识的发展和精神世界的成长。
第二，破除黑格尔“泛逻辑主义”的思辨主体，还客观事物及其现实主体的本来面目。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曾深刻地批判了黑格尔“泛逻辑主义”的神秘思辨。按照黑格尔的逻辑，“理念”是任何具体事物包括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基础，它作为真正的主体支配着现实社会的发展。但“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12](P250-251)马克思还指出，这样做的结果是必然陷入二元论，因为它等于承认了有两个主体，一个是明显的经验的主体，一个是神秘的理念的主体。而且这套思辨的逻辑可以如法炮制地解释千差万别的事物，若问国家的普遍利益和家庭、市民社会各自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二者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黑格尔一律以“理念”自身的矛盾辩证法应对。这样的做法，实质上是一种以巧妙和扩大的方式展开的同义语反复。对此，马克思提出要破除黑格尔的这种神秘思辨，摒弃理念主体，还现实主体以本来面目。
在两版序言中，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转变为现实逻辑、将其精神主体转变为现实主体。针对黑格尔关于精神“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的唯心之论，列宁说，这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真实的认识、不断认识，［从不知到知的］运动的道路”，并强调“据我看来，这就是关键所在”。[5](P84)这就阐明了是现实逻辑决定思辨逻辑、现实主体决定精神主体，而不是相反。
在另一处，列宁指出，“客观主义：思维范畴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的和人的规律性表述”。[5](P87)这说明了思维范畴不仅是自然规律的反映，而且是通过人的认识和实践而获得的关于事物的规律性的认知。在对第3篇《观念》的摘要中，列宁进一步指出：“如果要研究逻辑中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那就应当注意具体的主体（=人的生命）在客观环境中存在的一般前提。”[5](P217)这就更清楚地指明了现实的人的主体性。
除了上述方法之外，列宁还提出了改造黑格尔思辨逻辑的其他方法，如克服旧唯物主义缺陷使之能与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超越形式逻辑创造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等，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赘。
三、几个其他问题的再释
在两版序言中，列宁还提出了其他重要的理论问题。这里仅选取两个问题而释之。
第一，关于思维形式与语言的联系。思维形式存在于语言中，语言中渗透了逻辑的东西。黑格尔认为，语言离不开范畴，范畴是它最基本的单位。但范畴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它就是自然和精神的本性。但人们往往把自然的东西看作客观物理的东西，把精神看作主观的东西，而把逻辑看作超自然的东西，即超乎人的感觉、直观、欲望、需要、冲动等本能自然之上的东西。黑格尔认为，这都是对逻辑和范畴的一种错误的认识。
黑格尔还谈到了中国语言和德国语言。黑格尔认为，哲学与语言是一体的，哲学的“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的语言里”。[3](P7)人是思想的存在物，但人的思想是存在于语言中并借其外显的。因此，“语言渗透了成为人的内在的东西，渗透了成为一般观念的东西，即渗透了人使其成为自己的东西的一切；而人用以造成语言和在语言中所表现的东西，无论较为隐蔽、较为混杂或已经很明显，总包含着一个范畴”。[3](P8)确实，从表面来看，人们的日常语言往往比较混杂、凌乱，显得没有逻辑，但其中一定隐含着内在的、本质性的东西，而且必然要通过一般的观念表现出来。假如一种语言具有丰富的逻辑词汇，其中还包括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概念，那就是其优越之处。黑格尔赞扬德国语言具有这样的优点。他说：“德国语言在这里比其他近代语言有许多优点；德语有些字非常奇特，不仅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相反的意义，以至于使人在那里不能不看到语言的思辨精神：碰到这样的字，遇到对立物的统一（但这种思辨的结果对知性说来却是荒谬的），已经以素朴的方式，作为有相反意义的字出现于字典里，这对于思维是一种乐趣。”[3](P8)但是，黑格尔贸然对中国语言予以蔑视。他说：“中国语言的成就，据说还简直没有，或很少达到这种地步”。[3](P8)这完全是不懂中国语言的表现。中国文言文的词汇是很发达的，因而对西方哲学范畴的翻译，日本人借用的几乎都是中国古代的汉语，如哲学。中国古汉语中有些词也蕴含相反的意义，如“和”，就包含了差异、对立的意思，所谓“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就鲜明地表达了“和”所蕴含的对立统一的意义。黑格尔对中国语言的批评是有偏见的，也是不得要领的。
黑格尔还指出，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辩证法的思想也在新范畴中反映出来，并被人们所吸收。如从“力”到“两极性”的过渡，就反映了从机械思维到“高级思维关系”的跃升。列宁在第二版序言中对此进行了摘录，反映了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第二，关于建构辩证逻辑的方法。在第一版序言中，列宁通过摘录，指出“哲学不能由一门从属的科学——数学——取得自己的办法 ”。[5](P83) “而这样的方法只能是在科学认识中运动着的内容本性，并且正是内容的这个反思本身第一次确定并产生出这个内容的规定。”[5](P83)列宁对此是予以肯定的，并指出它反映了人类“科学认识运动”的本质特性。
那么，为什么辩证逻辑不能运用数学几何这些实证方法进行研究呢？这是由辩证逻辑这门学科的本质所决定的。诚如列宁所说，辩证逻辑作为哲学的本体论，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5](P89-90)这里所指向的对象不是个别的或特殊的对象，而是整个“世界”、“一切”事物；其探讨的“规律”亦不是个别的或特殊的规律，而是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面对如此无限广大的宇宙及其本质规律，我们无法运用实证的方法如数学几何等方法对其展开研究，并一劳永逸地得出标准的终极解答，只能通过概括、总结、反思具体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并运用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抽象和具体，以及理性反思、矛盾分析、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等方法对其进行探讨和论争。
上述这些方法本身就反映了人类思想发展和演进的本质，因而它就存在于人类的认识过程之中，是其本质、本性和一般规律在方法论上的表现；同时，它也是世界万物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在人类认识方法上的概括和总结，是对其进行批判反思的结果和产物。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列宁说，“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5](P410)
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涵盖了黑格尔《逻辑学》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几乎反映了当时整个西方哲学史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成果，其中关涉的范畴众多、观点庞杂、思想深邃、文字思辨，令人叹为观止。列宁摘录的每一个范畴和观点，本身又是对黑格尔《逻辑学》要义的筛选和改造。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理论宝库，蕴含了许多珍贵的智慧宝藏，在列宁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成果，继续发掘其中的“合理内核”，这对于创新发展唯物主义辩证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作者简介：左亚文，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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