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正统宏观经济理论中，选择以利润为中心还是以投资为中心的视角，对于思考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利润主导或投资主导的争论影响深远，许多非正统经济学家根据这种二分法将自己和他人的观点进行分类。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的原著，也因此被重新审视。许多人狭隘地解释马克思的观点，指出在资本主义竞争下，企业被迫以最终导致投资、需求和利润率下降的水平投资，从而造成经济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利润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而卡莱茨基关注投资不足以确保扩大再生产的情况，并由此发现必须解决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投资需求不足，导致利润无法实现。因此，投资控制着经济。
在第一种情况下，利润决定投资；在第二种情况下，投资决定利润。从这种二分法的角度来思考，投资相对于其他支出而言受到过度关注。虽然马克思和卡莱茨基都非常关注利润 - 投资关系，但当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以牺牲其他支出的理论化为代价来强调这一关系，这不符合马克思或卡莱茨基所倡导的理论方法。本文将证明，经常被卡莱茨基标记为“资本家的消费”和“工人的储蓄”或被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归类为各种“归属阶级分配”的支出类别，虽然最初被马克思和卡莱茨基淡化，但它们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力。此外，根据现有的经验，今天对投资的过度关注是不合理的，因为投资占 GDP 和利润的比例已经下降。资本家消费的规模和影响是巨大的，而且还在不断增长，因此，理论家应当加深对资本家消费和政治经济学中归属阶级分配的了解。马克思和卡莱茨基的思想都超越了利润 - 投资关系，将资本家的消费理论纳入其中。本文将揭示这类支出对当今美国资本主义的影响，资本家的消费和其他归属阶级分配理应得到重视。
01
卡尔·马克思和米哈尔·卡莱茨基
尽管卡莱茨基的观点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非正统理论更有可能与卡莱茨基的理论相通，因为卡莱茨基的观点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琼 · 罗宾逊认为，卡莱茨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背景下的有效需求理论”，该理论“解释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而马克思对此的解释相当模糊”。熟悉卡莱茨基作品的读者可能会认同罗宾逊的观点，承认卡莱茨基与马克思的共通之处；尽管如此，许多学者仍然主要参照凯恩斯或后凯恩斯主义来看待卡莱茨基。从这一观点出发，最近的一些相关研究试图“将卡莱茨基带出凯恩斯的阴影，并将他坚定地置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鉴于卡莱茨基对有效需求理论的开创性贡献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可以说，卡尔 · 马克思和米哈尔 · 卡莱茨基是非正统宏观经济理论最具影响力的两位贡献者，他们分别代表了利润导向和投资导向的观点。
1. 马克思的利益导向视角
在马克思《资本论》的不同地方都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利润导向的痕迹。在《资本论》第3 卷第 13 章“规律本身”的前 3 页，马克思对一般利润率的下降作了明确论述。他讨论了一个公认的现象，那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器的大量使用提升了机器与工人之比。这个比例的上升，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导致了总利润率下降。相对于劳动，资本的增加“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另一种表现”。因此，马克思写道：“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他继续写道：“由于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极其重要，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秘密，亚当 · 斯密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学一直围绕着揭开这个秘密兜圈子，而且亚当 · 斯密以来的各种学派之间的区别，也就在于为揭开这个秘密进行不同的尝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决定因素？许多人正是这样理解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家被置于一种必须积累才能生存的境地。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是这样写的：“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这段话在关于马克思的百科词条中被不加批判地引用。鉴于百科词条的简洁性，马克思的积累理论被视为该词条的基本要素。诺顿（Bruce Norton）进一步揭示了非正统理论重要贡献者保罗 · 巴兰（Paul Baran）、保罗 · 斯威齐（Paul Sweezy）、大卫 · 哈维（David Harvey）和大卫·戈登（David Gordon）对这段话的使用。更重要的是，即使没有使用这句话，在大量受马克思启发的经济发展和危机理论中，引起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并因此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原因都指向无所不在的投资欲望。正如诺顿解释的那样，这种从利润中投资的欲望，导致利润率下降，从而形成了一个“无缝的整体”。这个“无缝的整体”由看似必要的积累和因此导致的利润率下降构成，成为马克思许多观点的本质。
迈克尔 · 罗伯茨（Michael Roberts）指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关键运动规律，包括最重要的 TRPF（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一规律推动积累并遏制其自身的衰落。”他还据此反驳了迈克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和哈维等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家的解释。在罗伯茨看来，将有效需求不足视为危机根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不应该被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在解释低工资等问题时，罗伯茨表示，“消费不足是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罗伯茨还对提出明斯基、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解释的危机理论家持批评态度。在罗伯茨的标准下，与卡莱茨基的研究直接相关的斯坦德尔（Steindl）、巴兰和斯威齐的停滞理论也不能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理论。
罗伯茨的结论是：“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积累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对于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来说仍然至关重要。并且，趋势和反趋势定律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周期性提供了因果解释，有越来越多的论据支持这一解释。”
2. 卡莱茨基的投资主导观点
虽然卡莱茨基的思想与马克思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一些根本区别。对马克思来说，如上所述，由于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投资是必要的。卡莱茨基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企业具有不同程度的垄断力量，不一定是为了生存而被迫进行最大限度的再投资。
因此，卡莱茨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所强调的企业的竞争压力，即企业面对市场和利润的竞争时，会将投资作为降低成本的一种手段。卡莱茨基认为，投资决策是出于提高利润的目的，对内部资金的可获得性、利润率的变化做出的反应。在卡莱茨基的分析中，企业承担投资的压力并不明显。
与马克思不同，卡莱茨基对利润率的总体影响不感兴趣。他专注于证明投资对国民收入账户和利润流的影响，例如，他著名的宏观经济利润方程：利润 = 投资 + 资本家的消费 + 贸易顺差 + 政府赤字 - 工人储蓄。卡莱茨基经常假设贸易顺差、政府赤字支出和工人储蓄为零，因此这个等式可以简化为利润 = 投资 + 资本家消费。
这是他的《利润理论》（A Theory of Profits）中的第一个方程式。卡莱茨基进一步指出，这个方程式是指一定时期的利润决定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还是反过来呢？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这些数量中的哪一个直接受制于资本家的决定。他们可以决定在某个短期内增加消费和投资，但他们不能决定一定能赚更多的钱。决定利润的是他们的投资和消费决策 。
此外，卡莱茨基经常将资本家消费的理论化简化为一个常数（即自发消费）加上一定比例的利润。除此之外，没有过多讨论将投资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这与他另一个著名的论断一致，即投资是“经济学的核心阻力”。
3. 重读马克思
如上所述，著名的“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一直被称作马克思投资思想的核心观点。然而，诺顿认为远非如此。因为马克思描述的是古典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他自己的观点。诺顿从上下文语境出发，提出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观点的反面，他并不认为积累是一种持续不变的力量。换言之，这句话本身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本质，它描述的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历史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现在已经相当过时了。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家消费和投资之间剩余分配的问题时，将自己与古典主义者区分开来，承认资本家不仅仅是积累。他引用歌德的话指出，资本家有两个灵魂，他们必须同时养活积累的灵魂和消费的灵魂。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古典经济学家“使资本家的内心摆脱享受欲和致富欲之间的不幸的冲突”。马克思认为，“单是人道”就消除了任何非消费资本家的概念。基于此，没有理由认为马克思将资本家视为纯粹的积累者，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主张利润率一定因为资本家的行为而下降。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将资本主义企业关于投资和利润的决策关系理论化的呢？斯蒂芬 · 卡伦伯格（Stephen Cullenberg）认为，不存在“企业的因果本质”，如利润积累最大化行为。此外，积累对利润率的影响是复杂和矛盾的。卡伦伯格具体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利润率下降的争论，认为其中辩论的焦点可能是资本主义企业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自我再生产，以及这种再生产对利润率的影响。例如，争论可能涉及资本主义企业成功再生产的政治、文化、金融、广告和技术条件。卡伦伯格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和积累的作用的观点方法与雷斯尼克（Stephen A.Resnick）和沃尔夫（Richard D. Wolff）遥相呼应，认为积累只是许多剩余分配中的一种，与其他分配（即对股东、银行、地主、监管机构、国家支付的款项）相比，在为企业创造生存条件
方面具有特定的主导作用。
埃里克 · 奥尔森（Erik Olsen）也驳斥了资本家行为具有单一本质的观点，并将其应用于利润问题。他在马克思增长模型的背景下，证明了非生产性劳动力的剩余支出如何对利润产生不确定影响。非生产性劳动费用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性劳动强度和生产率为企业提供生存条件。然而，这些支出反而可能导致非生产性的“利润挤压”。由于非生产性劳动费用对利润具有相互矛盾的影响，奥尔森认为，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潜在结果的一种必然支配另一种。因此，不能预测利润的某一分配的净效应。
将资本主义支出的复杂特征与同样复杂和矛盾的利润理论联系起来，产生了不同的危机理论。热拉尔 · 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和多明克 · 莱维（Dominque Lévy）在《新自由主义危机》（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中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揭示了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开放态度。虽然他们认为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 70 年代的危机是由利润率下降造成的，但大萧条和大收缩都没有指向同样的原因。杜梅尼尔和莱维认为，利润率的上升或下降趋势都不是当代危机的决定因素。事实上，在金融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的矛盾中上演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引发了这场危机。因为，金融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的加剧带来了一系列独特的利润分配。
此外，海因里希认为，马克思根本没有建立危机理论，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危机可能性。海因里希表示，在修订《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的观点在不断演变，因为他考虑到了当前的状况和生息资本不断变化的作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他的危机理论的最终表述，只有各种各样的解决危机的方法。
4. 重读卡莱茨基
遗憾的是，人们对卡莱茨基方法论的关注不如对马克思方法论的关注，但也有人尝试填补这一空白。例如，马尔科姆 · 索耶（Malcom Sawyer）、扬 · 托波罗夫斯基（Jan Toporowski），以及特蕾泽 · 杰斐逊（Therese Jefferson）和约翰 · 金（John King）。索耶在《米哈尔 · 卡莱茨基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Michał Kalecki）中强调了卡莱茨基的理论贡献，阐明了卡莱茨基与马克思和凯恩斯之间的关系。索耶强调，卡莱茨基与马克思一道，将演变的经济理论化。他们采用了一般的观点，即经济和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随着其结构的变化，经济的运行规律可能会发生变化。托波罗夫斯基做的工作更像是卡莱茨基的思想史，包括卡莱茨基各项研究与他的观点的形成，以及他的社会和生活经历。研究发现，卡莱茨基挑战了他那个时代既有的方法和概念。例如，托波罗夫斯基解释了包括凯恩斯在内的剑桥学派与卡莱茨基的“相互不理解”。这是因为卡莱茨基反对使用逻辑时间（而支持历史时间），挑战马歇尔均衡的价值，并质疑数据分析的“客观性”。杰斐逊和金对卡莱茨基在其著作中使用的方法论进行了更详细的分析，认为卡莱茨基的方法是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最佳代表——尽管对此有一些争论，但这并不奇怪。杰斐逊和金的结论是，卡莱茨基愿意将经济视为一个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开放系统。
虽然卡莱茨基自己关于方法论的著作很少，但非常值得研究。卡莱茨基认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沿着与马克思相同的路线工作。计量经济学模型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研究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进路。前者基于所考虑时期内计量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以及这些变量与过去时期内相同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来建立。其中，假设关系是给定的，并且不会发生变化。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一个确定的动态过程。然而，只有在满足上述函数关系不变的基本假设的情况下，该动态过程才与实际发展相对应。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发展过程看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经济基础），它塑造了一切社会现象，如政治、文化、科技等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也会影响经济基础。这两种方法似乎并非不可调和。毕竟，马克思的再生产方案也只是简单的经济计量模型。对卡莱茨基来说，计量经济模型可以与历史唯物主义兼容，意味着要么两者都可以被视为遵循既定规律，具有可预测的结果（即相对稳定变量的固定关系），要么两者都是相对开放的主体，具有波动和未知的结果。
卡莱茨基赞同马克思的思想。对于卡莱茨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关注自然资源、生产关系、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各种变化关系及其反馈作用。他强调这些方面之间的“显著的相互依赖性”，它们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反之亦然。变化是事物的自然状态。因此，他指出，从经济发展问题（指包括周期性波动在内的经济动态过程）的角度来看，经济深刻影响着自然资源状况、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此外，生产关系也会受到内生变化的影响（例如，在特定的经济条件框架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它们的进化也对上层建筑有着重要影响。针对具有固定函数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卡莱茨基指出，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假设，即代表过去与现在经济变量之间所有关系的函数f不发生变化，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此外，他考虑了“爆炸性过程”，如一场“暴力变革”的“革命”，或者一些破坏性小得多的东西、大萧条时期的政府政策。他的结论是寻求“一种呈现社会演变的新方式”。
上述情况表明，卡莱茨基认为他的方法有点类似于马克思试图用不断变化的关系来理解不断发展的社会。他并没有将马克思界定为投资理论的决定论者。卡莱茨基晚年在《马克思的再生产方程与现代经济学》（The Marxian Equations of Reproduction and Modern Economics）一书中写道，当资本主义在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之间转换时，很难预测会发生什么：事实上，只要我们没有解决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问题，我们就完全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会发生什么。马克思没有发展这样的理论，现代经济学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周期波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然而，涉及与长期趋势有关的投资决策问题比“纯商业周期”（即在长期受简单再生产影响的系统中）要困难得多。
在卡莱茨基明确简化的“纯商业周期”模型的范围之外，他指出要确定投资的决定因素是十分困难的。卡莱茨基透露，他发现马克思没有多少投资理论。因此，他并不认同投资的“无缝的整体”和利润率的下降是马克思利润主导理论的基础。
卡莱茨基确实提到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但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只有一次，就像马克思的“积累啊，积累啊”段落一样，上下文语境很重要。在这一特定段落中，卡莱茨基讨论了依靠政府支出来确保充分就业的潜在困难。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只有在生产能力的增加比资本积累慢的特定条件下，私人投资才可能会因利润率下降而减少。在这里，卡莱茨基将利润率下降描述为一系列特定条件下的一种可能性，其背景更多的是政府干预的缺陷。
托波罗夫斯基指出，卡莱茨基的投资理论是以利润、收入和消费为条件的，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以定价系统为条件，但卡莱茨基不接受由供求关系确定的马歇尔价格系统。对于卡莱茨基来说，价格是基于需求、竞争、产能利用率和融资等一系列因素的加价。这导致了“加价的不确定性”，如果价格不确定，那么投资也不确定。此外，卡莱茨基没有采用凯恩斯的边际预期收益法进行投资决策；类似地，卡莱茨基对货币政策持怀疑态度，他更愿意将这种政策及其条件视为“内生于商业周期，受周期影响，而不是决定其过程”。最后，卡莱茨基的《充分就业的政治特征》（Political Aspects of Full Employment）一书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资本家是一个阶级而不是个人，他们的生存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出发点，而以确保其约束工人和维持政治稳定的权力为出发点，即使是以牺牲盈利为代价。不确定的价格、对预期回报的有限信心、有限的货币政策，以及资本家在利润、工人纪律和政治稳定等复杂情况中摇摆不定，都无法为投资决定论提供坚实的基础。
证据表明，马克思和卡莱茨基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许多读者对此视而不见。我认为，马克思和卡莱茨基对投资和利润的看法并不明确。诚然，两人都对他们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行了具体分析，但都不致力于倡导一种纯粹以利润或投资为导向的对不变经济的解释。
02
从马克思和卡莱茨基的新共同点出发
以雷斯尼克和沃尔夫对马克思的解读为起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与卡莱茨基之间新的联系。雷斯尼克和沃尔夫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SV）概念包括各种归属阶级进程的所有支出，例如，股息、利息、税收、租金、监督和管理人员、投资组合管理者等。根据卡莱茨基的说法，毛利润是指支付直接税之后，包括折旧和未分配的净利润、股息、利息、租金以及管理人员薪金的部分，属于资本家所有。对卡莱茨基来说，资本家的消费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范畴，包括支付土地、股息、利息和非生产工人工资的消费支出。因此，尽管使用了一些不同的标签，但两者的利润构成非常相似。索耶也注意到了马克思和卡莱茨基在利润方面的相似之处，他发现马克思对利润的分配非常感兴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中有大量论述。显然，马克思和卡莱茨基都不希望把利润仅仅看作是收入减去支出。他们对收入类型进行了阶级区分。
那么，投资在这些利润概念中扮演什么角色？雷斯尼克和沃尔夫提出，投资和所有其他归属阶级分布一样，是类元素和非类元素之间超定关系的产物。投资与这些阶级和非阶级因素相互作用，影响剩余价值的存在条件。然后，该过程参与确定后续投资和其他利润分配的过程。因此，投资在历史上的具体作用随着其存在条件相对于未来的剩余价值数量及其分布的变化而变化。
卡莱茨基的表述略有不同，原因有两个。首先，卡莱茨基比马克思更关注利润实现，而不是生产问题。这并不是因为他对生产、劳动和剥削缺乏兴趣；相反，卡莱茨基觉得他对马克思的讨论没有什么可补充的。此外，利润实现是资本主义基本阶级过程存在的条件。其次，卡莱茨基关注投资的部分原因是他从国民收入的角度来理解利润。对卡莱茨基来说，利润 = 投资+ 资本家的消费 + 贸易顺差 + 政府赤字 - 工人储蓄。
如上所述，卡莱茨基认为资本家的消费包括红利支出，企业家、食利者和地主收入以及监督和管理劳动支出，这类似于马克思对利润的定义。他之所以强调投资，是因为贸易顺差、政府赤字和工人储蓄相对于国民收入总额而言通常都太小，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但资本家的消费呢？卡莱茨基指出，资本家的消费并没有受到 1926 年至 1929 年股市崩盘的太大影响。他认为食利者、小企业家、红利获得者和受薪雇员也存在同样的行为，从而证明了他将一些收入来源归纳为同一类别的合理性。这里的重点是，相对于今天而言，当时的条件决定了他理应专注于投资。投资并非先验的。随着卡莱茨基年龄的增长和经济的变化，他对投资和资本家的消费的思考也发生了变化。在《趋势与商业周期再思考》（Trend and Business Cycles Reconsidered）一书中，卡莱茨基写道，改变投资和资本家的消费的理论，将基于“过去的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的半自主因素纳入其中，从而减少基于“谬误的先验假设”的“机械理论”。
03
数据分析和发现
按照马克思和卡莱茨基的观点，数据不是用来确定理论主张真伪的，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解释现代资本主义进化机制在今天如何运作的问题。换句话说，马克思和卡莱茨基的理论对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有何贡献？
非正统理论并不缺乏对经济发展的终极原因、利润主导与投资主导问题的实证研究。虽然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浩如烟海，结论也各不相同，但何塞 · 塔皮亚（José Tapia）的研究为建立利润导向与投资导向观点提供了数据和方法。他的结论是，格兰杰因果关系（Granger-causality）表明，统计函数证明了从利润到投资的因果关系，而从投资到利润的因果关系则不然。简言之，利润导致投资以滞后的方式作出反应。因此，利润率下降可能是正确的，而卡莱茨基的投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
然而，塔皮亚和许多其他类似的实证研究使用的是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NIPA）提供的利润定义，与马克思和卡莱茨基不同。那么，如果利润的定义更多地遵循马克思和卡莱茨基的思路，结果会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像塔皮亚一样使用 NIPA 数据，但根据马克思和卡莱茨基的理论构建利润类别。NIPA 数据将首席执行官和其他监督管理人员的工资和薪金视为与其他任何工人的工资和薪金完全相同。这导致 NIPA 数据中的利润类别未能代表马克思和卡莱茨基都试图保留的阶级归属。卡莱茨基的利润方程式显然试图将资本家的份额从工人的收入份额中分离出来。马克思在讨论利润率下降时，也将利润定义为盈余，其中包括资本家的收入以及经理和主管的工资。利用劳工统计局（BLS）的数据，分离出生产性和非监督性劳动力的数据，通过将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纳入 NIPA 数据中，可以估算出创造盈余的工人阶层的工资和作为盈余分配的收入（如分配给经理和首席执行官的收入）之间的部分。然而，尽管 NIPA 数据和 BLS 数据很有价值，但它们没有提供阶级收入来源与由此而产生的按阶级划分的消费和储蓄之间的映射。可用的数据压缩了所有的消费，而不考虑阶级，储蓄也是如此。正如卡莱茨基所指出的，阶级支出的数据很罕见，并且涉及一定程度的估计和推测，导致马克思和卡莱茨基的理论范畴没有被纳入费用数据范畴中。然而，基于阶级的收入和基于阶级的支出之间的差距可以得到部分弥合：
总消费 = 生产性工人的消费 + 主管、经理、首席财务官等所属阶层的消费。
生产性劳动者收入 = 生产性工人消费 + 生产性工人储蓄。
归属阶级收入 = 归属阶级消费 + 归属阶级储蓄。
所以，通过替换，得出：
归属阶级消费 - 生产性工人储蓄 = 总消费 - 生产性工人报酬。
因为总消费的数据是可用的，并且可以估计生产性工人的报酬，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归属阶级消费与生产性工人储蓄之差。
或者，使用卡莱茨基对这些相同类别的标签，我们可以计算出资本家消费与工人储蓄之差，也即总消费 - 工人收入。
计算资本家的消费与工人的储蓄能够使人们构建马克思和卡莱茨基理论的总利润或盈余，这是一种不同于 NIPA 数据归类为利润的表达方式。同样，利润的大部分组成部分也可以分离出来。
卡莱茨基基于工人没有足够的收入来筹集大量储蓄的逻辑，推断出工人的储蓄接近于零，我对这一假设持怀疑态度。关于这一点，稍后会有详细介绍。当我们考察资本家消费和工人储蓄时，不需要明确的假设来找出二者之间的相对差异。图 1 使用先前的方法表明利润总额和利润组成部分。具体来说，1964—2013 年的季度数据包括利润、投资、资本家消费、工人储蓄、政府赤字支出、贸易差额和余数。这些要素构成了利润实现的所有组成部分。
这些数据为利润主导或投资主导的争论提供了什么启示？利润实现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且具有明确的趋势。例如，1964年投资总额占利润的28%，但到2012年，这一指标下降到 21%。这表明美国企业在 2012 年可能不像 1964 年那样迫切需要投资。与此相关的是，1964 年资本家消费减去工人储蓄之差占利润的 51%，而 2012 年这一比例为 68%。因此，资本家消费减去工人储蓄这一被忽视的因素影响巨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大。这一切都表明，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投资不再是唯一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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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利润主导与投资主导之辨经常使用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这些数据，会发生什么呢？我测试了投资格兰杰是否会带来利润。具体而言，我计算了相关的 F 检验，将四个季度的一阶差分利润滞后值的一阶差分利润限制方程与非限制方程进行比较，后者与限制方程相同，但增加了四个季度的滞后一阶差分投资支出值。对于该模型，相关的 F=1.58，p 值 =0.18，表明在所调查的时间段内，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美国经济以投资为主导。
我做了同样的测试，看看利润是否是格兰杰投资的原因。我再次计算了相关的 F 检验，将四个季度的一阶差分投资支出滞后值的一阶差分投资支出限制方程与非限制方程进行比较，非限制方程与限制方程相同，但增加了四个季度的滞后一阶差分利润值。这导致 F=10.64，p 值=8.92e−08，这表明利润确实与投资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单独来看，这两项研究结果支持了利润导向型经济多于投资导向型经济的说法。虽然这些类型的分析大多到此为止，但我进一步研究了资本家的消费减去工人的储蓄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测试格兰杰利润是否导致资本家的消费减去工人的储蓄。我计算了相关的 F 检验，比较了一阶差分资本家消费减去工人储蓄对该变量四个季度的一阶差分滞后值的限制方程与增加了四个季度的一阶差分滞后值的非限制方程。相关的 F=0.41，p值 =0.81，表明利润不太可能是格兰杰原因资本家的消费减去工人的储蓄。
这一发现表明，归属阶级消费并不是被动地反映和响应利润流。然而，以另一种方式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揭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使用相同的方法，但不是测试资本家的消费减去工人的储蓄是否会导致利润，我们发现 F=5.32，p 值 =0.00044。这有力地表明资本家的消费减去工人的储蓄是格兰杰导致的利润，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因为资本家的消费和工人的储蓄在利润中所起的作用在宏观经济论述中基本不存在。这一检验表明，资本家的消费和工人的储蓄已成为利润实现的重要因素。此外，这些结果可能表明，企业正越来越多地寻求这些归属阶级分布，以便为剩余生产提供更好的条件。
继续检验投资、资本家消费和工人储蓄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会发现投资并不明显导致资本家消费减去工人储蓄：F=2.02，p 值 =0.09。尽管 0.09 的 p 值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但这需要进一步研究。然而，资本家的消费减去工人的储蓄确实导致了格兰杰投资：F=14.18，P 值 =4.14E−10。这是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因为人们对这些驱动投资支出的因素相对缺乏关注。有关调查结果的摘要，请参阅表 1。
当然，这些测试只是初步调查结果。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历史和变革的概念，那么这些结果充其量只代表一段时间跨度。然而，这些实证结果表明，我们对投资和利润的关注无处不在，却没有考虑到资本家消费和工人储蓄中包含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此外，在这些数据中，我们看到了利润与投资之间的联系，以及资本家的消费减去工人的储蓄与利润之间的联系。从表面上看，这些数据和实证检验表明，利润导向和有效需求两种力量同时发挥作用。一旦将资本家的消费减去工人的储蓄这一类别纳入分析，在利润主导与投资主导的辩论中就不再有明显的赢家。而且，就其驱动力和后果而言，投资的作用似乎更为复杂。
这些发现也与上述马克思和卡莱茨基的解释相一致。马克思和卡莱茨基都敏锐地考虑到了利润和有效需求因素同时起作用的可能性。他们也认同经济是进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阶级进程变得不同；生存条件发生变化。马克思经历的由竞争环境驱动的经济与卡莱茨基截然不同。就利润分配的大幅增长而言，卡莱茨基经历的也与今天大不相同。总之，剩余的产生和分配及其实现的具体条件总是在变化，理论需要作出相应反应。
那么，这些发现有什么作用呢？本文的任务之一是强调资本家消费和工人储蓄的重要性，并解释相关理论被忽视的原因。然而，资本家的消费范围很广，包括各种各样的阶级支出。图1 数据显示，美国的总利润正在增长，但在股息、租金、劳工监督以及经理和高管的薪酬方面，利润的归属阶级构成并没有明确分开。有了雷斯尼克和沃尔夫等人倡导的归属阶级分析模型，人们可以开始评估这些不同分布的大小，并对这些归属阶级分布今天所满足的具体存在条件进行调查。要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今天管理支出增加的具体原因是什么？管理和监督职能如何改变以支持增加剩余产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股东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金融是如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网络空间和数字房地产如何改变租金和房东的概念？利润主导或投资主导的理论阴影为非正统理论继续解决这些问题增加了不必要的限制。
另一组问题涉及利润分配的消费方面，特别是利润实现的条件。很可能卡莱茨基从未预料到今天利润构成中的个人消费程度。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已故的保罗 · 艾伦（Paul Allen）是微软（Microsoft）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多家公司和多个行业的数十亿美元投资者，他拥有一艘游艇，估计价值超过 3 亿美元，游艇上有两个直升机停机坪和两艘潜水艇。显然，超级富豪们对游艇的喜好有所增加。但与杰夫 · 贝佐斯（Jeff Bezos）、理查德 · 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和埃隆 · 马斯克（Elon Musk）的太空探索相比，地球上的超级帆船比赛似乎有些古怪。
因此，各种研究表明，实际上是人口中最富有的部分增加了支出。尽管有证据表明收入最高的 1% 的人群增加了储蓄 a，但消费支出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收入向富人转移。因此，随着收入的增加，我们看到富人的消费和储蓄都在增加。但是，作为利润实现的来源，资本家消费增加的作用是直接的，那么资本主义储蓄的作用是什么呢？根据研究富人储蓄的阿提夫·米安（Atif Mian）、路德维希·斯特劳布（Ludwig Straub）和阿米尔·苏菲（Amir Sufi）的说法，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收入或财富分配中前 1% 的人储蓄大幅增长，但这并没有促进投资，而是与政府和其他家庭部门动用储蓄有关。从上面的利润等式来看，政府动用储蓄是利润实现的来源。此外，如果家庭部门的储蓄减少主要是工人的储蓄减少，那么这也是实现利润的一个来源。人们需要小心，不要将收入水平自动映射到阶级过程，但如果高收入阶层从租金、股息、首席执行官薪酬等方面获得大量归属阶级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那么这些就是资本家归属阶级储蓄，它们是利润实现的来源，因为它们既为政府债务提供资金，也为工人动用储蓄提供资金。
所以我们看到，至少在利润实现方面，归属阶级消费储蓄和储蓄对于为政府和工人的债务提供资金至关重要。这对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资本主义消费以及债务金融化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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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马克思和卡莱茨基提供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尽管有许多明显的共同之处，但并不是可以归约或兼容的关系。因此，我并不建议将两者结合起来。将他们的分歧简化为利润主导或投资主导，既歪曲了他们各自的立场，也限制了今天的分析类型。除了利润导向 / 投资导向的二分法，还有另一种选择。人们仍然可以受到马克思和卡莱茨基的启发、指导和激励，他们各自贡献的许多方面还有待得到更充分的认识，并在现代经济分析中发挥作用。马克思的包容性阶级分析和卡莱茨基的资本家消费范畴代表了资本主义剩余分配所产生的各种支出。上述数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剩余的分配正在发生变化，剩余生产和实现的条件也日益变化。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对这些不断演变的生存条件作出反应。
（作者单位：美国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译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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