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正当《甲申三百年祭》发表80周年之际，我们迎来了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使我们再一次聚焦郭沫若所著的这一著名的历史文献，引发我们对加强党的纪律、维护全党的集中统一、保持长期执政以至如何把握历史主动、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深入思考。
1944年3月，适逢明朝灭亡300年之际，郭沫若写下《甲申三百年祭》这一著名的历史文献，深刻反思了明王朝灭亡以及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由盛而亡的历史教训。这篇文章在重庆《新华日报》甫一发表，就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引起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后又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毛泽东致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这说明雄才大略、目光远大、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已开始考虑未来新政权如何巩固的问题。
1949年3月，《甲申三百年祭》发表5年后，为了顺利完成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伟业，保证中国共产党执好政，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未雨绸缪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时，他再次想起那位“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的李自成，要求以李自成败亡的历史教训为鉴，向全党提出“决不当李自成”和“进京赶考”的警示。毛泽东强调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岁月荏苒，斗转星移。今年距离《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已经过去了80年，我们党已经发展为拥有9800多万名党员、具有全球重大影响力的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并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的伟大转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今正向“强起来”迈进，无论是党的自身力量，还是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都是8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的了。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参观时所言：“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着“四大风险”“四大考验”，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甚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突出，在新的“赶考”中如何实现长期执政、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依然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正是从这个视角来看，可以说，重温《甲申三百年祭》，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甲申三百年祭》的重大意蕴及其警诫意义
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甲申三百年祭》讲述的是大明王朝和大顺政权相继灭亡的历史事变，深刻触及的是如何执掌政权、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千古难题”。当年，毛泽东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智慧和中国共产党人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敏锐地洞察到《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深刻寓意，遂以此文作为教育全党的学习“文献”，并在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后，多次强调“决不当李自成”，《甲申三百年祭》要永远读下去。
《甲申三百年祭》是为了纪念明灭亡300年而作，从内容来看，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灾荒严重，崇祯昏聩，结果引起民变，招致亡国之祸。第二部分叙述李自成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终至推翻明朝统治，占领北京。其中特别详细考证了知识分子李岩的经历及其策略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成功崛起的重要作用。第三部分说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略，部分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归于失败。
“文章合为时而著。”郭沫若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并非空发思古之幽情，其着重剖析明灭亡和大顺政权由盛而亡的原因，意在提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警诫后世。郭文依据大量史料，一方面深刻分析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已腐败不堪”，“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虽有天灾，但“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另一方面，郭沫若对李自成起义军由盛而衰的始末作了客观评价，指出其之所以成功，是实行“取天下以人心为本”的结果，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胜利以后骄傲、腐化从而又失去人心的结局。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写道：
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竞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头……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了。
仔细品读《甲申三百年祭》，我们不难发现，“革命不彻底”“军纪涣散”“骄傲自大”是导致李自成失败的重要原因，而郭沫若深层触及的其实是如何执掌政权，即如何处理执政中最根本的“民心”与“江山”之间的关系问题，意在揭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执政规律。
大明王朝传至末期，虽已内部腐败不堪，但作为掌权者的崇祯帝的不作为难辞其咎。他虽然看似“励精图治”，屡次下《罪己诏》，申说要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他对官场腐败心知肚明，并加以痛斥，却害怕触动权贵集团，不愿意进行彻底的改革，最终激发民变，导致王朝覆灭。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作风勇猛朴素，“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他起事较早，“成事”则较迟，最初力量单薄，“时胜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过好几次”，直至采纳李岩等人“收人心以图大事”的建议之后，起义军才迎来了转机，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欢迎，迅速发展壮大为具有摧枯拉朽之力的百万部队，四年间一路纵横河南、湖北、陕西等地，最后攻下北京，灭了明朝。可悲的是，李自成得了天下，却未逃出权力滥用的魔咒。自李自成以下，大部分官兵纷纷然、昏昏然，沉沦于胜利后的过分陶醉之中，领导层贪图安逸享受，内部产生分裂，士兵们军纪松懈，掠抢民财，面对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疏忽大意，仅派几千士兵镇守山海关，而几十万士兵却在京城里享受作乐，最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起义军迎战失利，仓皇撤离北京，终至败亡。大顺政权在明亡后仅仅存在了40余天，就倏然消逝了，其快速由盛而亡的悲剧命运，不禁令人扼腕痛惜！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明得失。当年，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献，意在向已经取得相当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敲响警钟，告诫全党要汲取李自成起义军由胜利到失败的历史教训，避免重犯我们党的历史上胜利时骄傲进而导致失败的错误，要求全党在胜利时经得住考验，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以免重蹈李自成败亡的覆辙。可以说，毛泽东当年更多强调的是《甲申三百年祭》反骄防腐的警诫意义，那么，在今日执政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甲申三百年祭》的警诫意义何在?
郭沫若把大明王朝灭亡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明王朝的腐败，把李自成大顺政权的速亡主要归结为被胜利冲昏头脑下的骄傲腐化和政略失当，但在深层上大明王朝和大顺政权的相继败亡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在于没有处理好民心与权力的关系，得了天下，有了权力，却不能善用权力，最终失去了民心。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存亡，而权力必然与腐败伴生，放纵权力必定导致腐败，腐败严重终致民心丢失、政权败亡，所以，政权败亡与否及其速缓，主要取决于掌权者的作为，这是《甲申三百年祭》提醒后世执政者最深层的警诫。因此，《甲申三百年祭》在深层实际触及的是执政最根本的问题，即民心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政权安危，是任何执政者都必须面对的。在从西柏坡奔赴北平前夕，毛泽东强调“决不当李自成”，并发出“进京赶考”的警示，他已经意识到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恒久考验，所以，他说《甲申三百年祭》要永远读下去。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魔咒，是执政者任何时期都必须面对的，这是《甲申三百年祭》今日依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具有警诫意义所在。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特别强调：“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这既充分肯定了李自成败亡悲剧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具有经久不衰的警钟意义，也表达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志于千秋伟业，始终心系政权安危的历史清醒和主动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大历史观出发，强调把握历史主动要以史为鉴，汲取历史的教训，反复提到要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确保我们党长期执政。他列举了中国历史上许多的教训，强调我们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兀蜀山，出阿房，覆压三百余里，成天下未有之奇工。”这深刻揭示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搜刮民财、征用民力，激起了民众反抗的动因。那时，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四方云集响应。“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函谷关被攻破，项羽放了一把火，富丽堂皇的阿房宫变成一片焦土。汉朝贾谊在《过秦论》中论道：“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蹑足行伍之间，而俛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唐朝文学家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感叹说：“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刘邦参与推翻秦朝，被封为汉王。汉初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国力有了较快恢复。汉朝经历“文景之治”、汉武帝称雄后国力下降，由盛转衰，最终陷入烽火四起、三国纷争，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评论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随着唐初生产的恢复，进入唐太宗贞观之治后，国力日渐兴盛，唐朝的经济实力雄厚，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均居世界前列，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开元盛世”时期的唐明皇在统治后期也转为昏庸、喜好女色、怠于政事，朝中奸臣当道、贿赂成风，真可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史称“侈心一萌，邪道并进”。
封建社会进入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日益腐朽，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人民反抗风起云涌，各种起义此起彼伏。乾隆后期，以和珅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官无不贪、吏无不恶，敲骨吸髓、盘剥人民，统治阶层过着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生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那个时期的反映。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王朝摧枯拉朽，大厦将倾，清代末期，国家羸弱衰败，当初那么能征善战的八旗军，合计近两百万的清兵，却任由不到两万的八国联军长驱直入。“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习近平总书记分析指出：“回顾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史，不难看出：有些封建王朝开始时顺乎潮流、民心归附，尚能励精图治、以图中兴，遂致功业大成、天下太平，但都未能摆脱盛极而衰的历史悲剧。”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其重大进步意义，这一点必须肯定，同时其失败的教训也发人深醒。”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甲申三百年祭》中提到的明末李自成起义，也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他指出：“明末李自成揭竿而起、严明军纪、剿兵安民，起义军席卷神州、所向披靡、攻占北京。然而，好景不长，起义军进城后骄傲自满，庞大人马在京城里沉迷享乐、军纪松弛。清兵入关后，起义军仓促应战，人心涣散、一击则溃，短短几个月就土崩瓦解。”
“太平军自金田起义后，短短两年多时间就从广西一隅，跨两湖、过三江、下江南，定都天京。”这是何等的威武雄壮、摧枯拉朽！太平天国起义达到了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清朝统治的衰落，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打击了外国侵略者；阻滞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的统治。由于起义领导集团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内部分裂，最终导致起义归于失败。习近平总书记鉴于史实叹息道：“可是，一些农民领袖进城后就开始攀比奢华、醉生梦死，乃至相互倾轧、众叛亲离，到后期革命斗志尽失，一败涂地。忠王李秀成驻守苏州，忠王府之豪华令人叹止，直到苏州城被破前夕还在施工，连李鸿章看了都惊叹‘真如神仙窟’、‘平生所未见之境也’。”回顾历史，无不让人扼腕叹息。“许多农民起义往往归于失败，除封建政权残酷镇压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起义队伍不能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但承平日久，容易精神懈怠；长期执政，往往导致脱离群众，这必须引起高度警觉，高度警惕这种倾向的发展与扩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四个不容易”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实现长期执政的艰巨性，也为破解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难题指明了方向。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华民族历来就有重史的传统——用悠久的历史观照现实、走向未来。往来成古今，历史接力棒不断传承，交到了中国共产党手中。对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来讲，百年只是宏伟事业的开始，只是新华章的序幕。我们党立志于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百年的历史如同一面辉光四射的镜子，可以跨越时空、历久弥新，能够映照现实、远观未来，让我们看清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再接再厉，奋勇向前。
“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总书记充满自信地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二、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接续探索
如果说《甲申三百年祭》因反思李自成因骄败亡的历史教训，引发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意识，那么，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一年之后，黄炎培与毛泽东著名的“窑洞对”则为中国共产党人直面历史周期率问题，以及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契机。1945年受邀到延安考察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坦率地说：
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提问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否走出一条新路，打破历史周期率的魔咒？毛泽东沉思之后，掷地有声地答道，能。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是一个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事关人民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思索的战略性问题。202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重提“窑洞对”，专门谈到历史周期率问题：“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处在和平环境、条件优渥和长期掌控执政资源的境况下，我们党靠什么来保证永不变质、永不变色？靠什么来保证先进性和纯洁性？靠什么来跳出历史周期率？
基于百年奋斗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实践，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告：“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以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它和毛泽东给出的第一个答案“人民民主”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我们党对于如何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完整解答，创造性地开辟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道路，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知的伟大提升。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革命是一个崇高而神圣的词汇，革命，意味着扬弃，自我革命，本质上就是自我扬弃、自我革新从而实现自我提升的过程。革命性和批判性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共产主义不只是人类解放的最高理想，而且是依据现实条件、不断改变现实状况的革命性实践运动，共产主义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不仅不间断地改造外部世界，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也不间断地改造自身、完善自身。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历史周期率之所以有魔力，乃是因为历史主体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所致。曾几何时，苏共作为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第一大党，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变为举世公认的工业强国，并赢得了二战的伟大胜利，何其辉煌，但因为党风败坏、丧失民心、背离信仰，最终落下个黯然垮台、亡党亡国的荒凉结局，让人扼腕叹息。苏联败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古往今来，世界上的大国崩溃或者衰败，其中一个普遍的原因就是中央权威丧失、国家无法集中统一。一九0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和马尔托夫针对党的组织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马尔托夫主张实行‘自治制’，认为党员可以不参加党的组织，这实际上是想建立一个‘党员俱乐部’。列宁则主张党员必须参加党的组织，并按照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建党。对此，孟什维克攻击列宁是实行‘专制主义’作风。一九0四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指出，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就是力图削弱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列宁认为，党应该具有严密的组织、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只有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才是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无产阶级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一九二0年，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革命导师列宁的教导今天依然掷地有声！
众所周知，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执政党自身建设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曾直指问题所在，指出：“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七个有之”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无数案例中抽象和总结出来的突出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七个有之”这样破坏党的纪律、无视党内法规、严重动摇党的执政基础的政治隐患，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时刻警惕、坚决清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予以防范和遏制，就有可能会产生颠覆性灾难，陷入历史周期率的泥沼之中。
历史周期率本不是历史演变的必然存在，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质，就是要跳出政党组织因自身衰败而被时代淘汰、被人民抛弃的历史怪圈。以史为鉴，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又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崭新的“第二个答案”，以自身为革命对象，积极进行自我革新、自我扬弃和自我批判，不断发现问题、面对问题，以刀刃向内、自剜腐肉的勇气和自觉，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不断消除阻碍自身发展的思想、行为和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党的自我革命，把跳出治乱兴衰循环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它和第一个答案“人民民主”内在统一于“党执政的初心使命”，彼此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成为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正确路径和完整解答。
三、驰而不息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居安思危，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反复告诫全党要警惕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强调跳出历史周期率是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关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
放眼世界，回望历史，古今中外由盛转衰、江山易手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历代封建王朝盛极而衰，到历次农民起义先胜后败，再到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深刻剖析了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留下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他指出：“我经常讲到历史周期率问题，这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导致悲剧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
作为最先进、最大公无私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等统治集团有根本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我们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成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始终是一个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根本性问题。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失去政权，如：苏共垮台、东欧剧变，铁的事实和历史的教训表明，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必须直面的重大战略问题。
破解历史周期率实质上是基于古今中外政权兴亡的历史经验反思，来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有效执政，实现长期执政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着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不懈奋斗，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之后，依然面临着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权力异化问题。实现长期执政的关键是管束权力、防止权力异化。毛泽东明确提出，通过“人民民主”这条“新路”来实现执政权力与人民利益的统一，深刻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执政规律，只有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认同和真心支持，党的执政基础才是广泛的、深厚的、持久的，政权才不会丢失。但是，实现这个目标，仅有“人民民主”是不够的，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打铁还需自身硬，共产党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无产阶级政党如果理想信念淡漠，缺乏严明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不能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很可能会重蹈“人亡政息”的覆辙。以史为鉴，知古鉴今，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意味着我们党要管党治党，要刀刃向内、自剜腐肉，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实现长期执政。
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取得，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但也必须看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若是骄傲懈怠、不思进取，就有可能会重蹈苏东悲剧的覆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高度的战略清醒和历史自觉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大党独有难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到的重大理论命题。从广义上看，可以指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执政中遇到的困难、险阻甚至危机；从狭义上看，主要是党的建设中遇到的独有难题。2023年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论述“大党独有难题”时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③。“三个务必”是确保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重要法宝。“三个务必”重要思想，是对毛泽东“两个务必”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党和国家发展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同志发出的“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政治宣言，充分凸显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解决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坚定和清醒，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崭新成果，为实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根本遵循。
读史使人明智。当年毛泽东借《甲申三百年祭》向即将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决不当李自成”。而今，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我们全党同志依然要警钟长鸣，铭记历史教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如果不能严肃党纪、防微杜渐、严加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并告诫全党：“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并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防范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成伙作势、‘围猎’腐蚀还任重道远，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还任重道远，彻底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实现海晏河清还任重道远，清理系统性腐败、化解风险隐患还任重道远。”当前，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已经解决的问题还可能卷土重来，新问题也层出不穷，一些党员干部禁不住诱惑、扛不住“围猎”，有的不收敛不收手，有的边升边腐，有的年纪轻轻就搞腐败。这也再次警示我们，腐败土壤不铲除，反腐败斗争就不能停，自我革命任重道远，全面从严治党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忆，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忆；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
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要不断从古今中外的大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把握历史主动，坚定历史自信，不断增强历史主动的信心和力量。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80周年之际，我们迎来了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表明我们党居安思危、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定力。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的一种有益尝试，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加强党纪学习教育，就是要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建设好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促进全党的团结统一，步调一致、团结奋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要把握历史主动，必须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永远读下去，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始终保持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牢记“三个务必”，驰而不息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持续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以优异的“赶考”成绩，不断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确保红色江山永固。
（作者简介：余华，浙江省社科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观察与思考》202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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