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十分重视按家计划。1943 年7 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明确指出：“发展民营生产，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学会帮助农民做按家计划，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劳动互助团体，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达到改善群众生活的目的。”同年11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为什么要实施按家计划？按家计划是如何制订出来，并且执行下去的？又取得了哪些良好的效果？本文将从这些问题入手，再现按家计划制订的细节与流程，揭示该项政策对于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改善群众生活、奠定抗战胜利物质基础的重要意义。
一、推行按家计划的原因
陕甘宁边区建立后，为响应边区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华池、延安等县的一些农民会自发制订一个粗略的家庭生产计划，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积极性，增加家庭收入。大生产运动开始后，边区干部在探索落实生产目标的工作“抓手”时，发现了这种家庭计划。于是，华池县率先指导全县农户统一制订按家计划。此后，按家计划被逐渐推广到整个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经过实践与总结，1943年 10月，《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将按家计划放在促进生产发展各项办法的首位。按家计划之所以被党中央作为政策性“抓手”，是因为它能从以下方面推动大生产运动向纵深发展。
（一）有助于改进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组织家庭生产的能力
农业技术对于提升农业生产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个体小农经济的环境中，许多经验性技术被各种壁垒阻隔，得不到重视与传播。这就使得一些农业生产因为耕种技术落后而产量低下。例如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北岳区，农民春耕播种前不浸种、不选种，导致出芽率不稳定；不懂得压绿肥，不会保存农家肥，土壤得不到改良。在阜平区，农民不会修梯田，只会“刨山”，容易造成山体滑坡。也有不少农民种植方式粗放，不善于精耕细作，种子撒下去后，疏于田间管理，加之干旱时不懂得多锄保墒，往往造成“广种薄收”“广种不收”的后果。例如在 1935年前，延安、陇东地区冬小麦产量平均每亩只有 2.5斗（约 75斤）；谷子、糜子等耐旱作物，平均亩产也只有 2斗，最高 3.5斗。
除了生产技术普遍较为落后以外，许多农民还存在家庭生产资料时常不足，难以扩大再生产；生产的不确定性大，易受天灾人祸的影响；信息不够畅通，不懂得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种植品种等问题，往往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家庭收入尚不足以果腹。从 1941年秋到 1942年，太行根据地的核心区左权、黎城、平顺等县，旱灾、蝗灾接踵而至，不少农民感到悲观，愁着日子没法过，不知道如何去渡过难关。而在按家计划中，各根据地政府会帮助农民从家庭实际出发，根据市场需求筹划每年的农副业生产，协调生产资料使用，针对困难给予适当帮助，并根据地方水土，推广农业新技术，提高单位产量。
（二）有助于推动劳动互助深入发展，实现生产目标
传统农村社会中，由于畜力和农具的缺乏，农民之间自发互助现象并不鲜见。比如，有些没有耕畜的贫雇农为畜力有余的中农做“帮手”，不取工资，以自己的人力换取畜力来种田。抗战以来，日军的疯狂进攻与掠夺，国民党政府的封锁与遏制，加剧了根据地人力畜力的短缺。以晋绥边区的晋西北地区为例，1941年上半年中，人口由 150万减少到 100万，农村的劳动力减少了 1/3以上，耕牛减少了 60%，大量土地因无人耕种或缺乏牲畜而荒芜，许多农活因误时而耽误。那么，如何在人力畜力紧张的情况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发展生产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劳动互助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据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对延安念庄的调查，一个劳动力，不变工种地 11.6垧，打粮 6.45石，如果变工则可以种地 17.9垧，打粮 10.45石，总的生产效率提高50%以上。此外，劳动互助还可以增加有效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保持劳动热情，推动半劳动力也参加到生产中来。但是从总体上看，在按家计划大规模推广以前，农民参加劳动互助的比例并不高。据统计，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加互助的劳动力仅占 10%以下，淮北根据地更低至 5%，而且自发的互助只限于本族和亲友之间，以临时性、季节性的为主，长年的互助很少。若要迅速提高互助水平，仅依赖群众自发远远不够，还必须通过有效的组织形式来推动，按家计划正可以起到这样的推动作用。制订按家计划时，除了农民本人以外，基层干部、劳动英雄与同村好友共同在场，首先将上年的耕种与收获情况摸清楚，在此基础上，综合本村生产任务与家庭发展预期，拟定一个比上年收获量更高的年度生产目标。而这个目标对于多数家庭而言，只有开展劳动互助才能实现，这就使得在按家计划的制订与实施中，劳动互助成为必备内容，并反过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三）有助于粉碎日伪的掠夺与封锁，满足军民对于棉布等生活品的需求
中国传统农村长期以来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长期大量的商品输入逐渐破坏了这种经济方式，许多农村的种植业趋向单一化。以淮北地区为例，农民早已不种棉花，不会纺织，只能卖粮以购买棉花及棉织品。据统计，1931年仅土小布、二四提布及套布在苏北的销量即达 610万匹，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1942年后，日本渐感战争资源紧张，四处掠夺粮棉等战略物资以供应在华日军及日本国内，并成立各类物资统制机构，对占领区内的工业品（主要是日用品）实行全面统制，限制重要物资流向抗战区域，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伪的封锁引起布匹价格暴涨，1943年淮北根据地外来洋布价格由原来的每匹 2300元（法币）涨到 18500元，而小麦价格只上涨了 1倍，家庭衣物支出已占总支出的 1/10至 1/8。老百姓说：“日本鬼子真狠心，封锁洋布不准进，卖了一斗小秫秫，换不回来一尺布。”陕甘宁边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1943年与 1937年相比，陕甘宁边区出口的盐的价格涨了 410倍，而进口的棉花却涨了 2725倍，洋布涨了 2667倍。为实现棉布自给，各根据地在制订按家计划时，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多种棉花，发展纺织。1944年 2月 17日，淮北行署发布《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训令》，规定到 3月 4日前，按家计划在基本区要完成60%，其中植棉计划要达到耕地面积的 3%，并准备好棉籽；三八节前完成纺车 15000辆，织布机 900架。其他根据地同样将制订按家计划作为推动植棉纺织发展的重要载体，以满足军民对于棉布等生活品的需求。
（四）有助于引导“二流子”等群体投身生产，增加边区劳动力
根据地有一种人，不参加农业生产，只依靠乞讨、赌博、招摇撞骗、装神弄鬼维持生计，被称为“二流子”“懒汉”“街滑子”或“游民”。例如淮南根据地的安乐乡，据调查有游民 15人，不是“吃大烟”，就是“赌钱鬼子”；有个流氓还混入乡自卫队，经常拉着落后干部一起赌钱。这些人没有固定生活来源，又有不良嗜好，不仅败坏社会风气，而且往往容易沦为汉奸、盗贼，成为根据地的心腹之患。1943年淮北泗洪县朱湖街有 21户属于这种人，其中 12户是因为“常到敌伪区去，吃不透”或“通维持会”等，还有 9户“当过土匪”“偷青”等。这类人各根据地均有。据统计，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下属 10个县，共有“二流子”9500余人，约占总人口的1/150。作为“有劳动能力却不事生产的人”，“二流子”不仅不交公粮，不为边区作贡献，而且经常坐等政府救济。如果大生产中为“二流子”制订按家计划，通过劳动英雄的帮助，将他们改造成生产队伍中的一员，将会大大增加根据地的劳动力数量，并提高其他群众的生产热情。
二、按家计划的制订与实施
为根据地农民制订一份符合家庭实际与边区发展方向的生产计划，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这项工程的推动者与协助者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统筹考察根据地农业生产实际、农户的人力物力等。因而按家计划作为家庭生产的组织方式，实际上也起到了将个体小农生产纳入根据地整体农业规划的效果。
（一）中农、贫雇农等是需要制订计划的主要对象
虽然制订按家计划要求面向根据地农村每户家庭，但在实际工作中是各有侧重的，其中中农、贫雇农等是需要制订计划的主要对象。首先是中农。根据地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后，中农的户数和占有土地的比例显著增长，他们都有相当的生产工具，一般劳动能力较强，是发展生产的重点群体。但许多中农还不太善于结合根据地农业规划发展生产，对劳动互助的热情不足；有的人担心种的粮食多缴的公粮多，在经济上受损失，于是满足于仅当中农，在生产上裹足不前。因此，各根据地政府通过制订按家计划着重向他们宣传政府政策，解除他们心中的疑惑，以提高这部分群体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推动劳动互助。其次是贫雇农。一方面，他们的劳动生产资料不足，生产技术较为落后，有互助的念头但又担心别人不和他们互助，想搞好生产且希望得到生产上的指导；另一方面，少数贫雇农因为生产条件差而产生泄气心理，存在着一种“得过且过”的心态，不愿意辛苦劳动，处处依靠“公家”解决，有的人脑中还有“光想共产，不想动弹”和“光想享福，不想劳动”的思想。针对贫雇农在发展生产中存在的实际情况，各根据地政府在帮助他们制订按家计划时，着重通过互助帮扶解决他们生产上面临的困难，并对他们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以激发他们的劳动热情。最后是“二流子”。各根据地将制订按家计划作为改造“二流子”的一个重要途径。陕甘宁边区许多县实行“村包改、劳动英雄代改”，由劳动英雄帮助“二流子”制订恰当的生产计划，开展劳动互助，村、乡干部逐月检查督促。淮北根据地将“二流子”组织到劳动英雄领头的互助组中，为他们制订符合实际的生产计划，住的离湖近就组织他们参加拾草小组、挖藕小组、砍苇小组，或根据他们的技能，合伙杀猪、卷烟、开饭店等等，通过集体劳动改造他们。
此外，农村中的地主与旧富农由于本身农业经营水平较高，生产资料充足，便于组织生产，因此在制订按家计划中不是首要关注的对象，但依然是发展生产的重要力量。同时，根据地建立后成长起来的新式富农（包括劳动英雄）劳动积极性高，能积极响应政府制订计划的号召。特别是这些人中间的劳动英雄有较高的生产水平，他们在干部指导下制订的按家计划是其他人模仿的范本，并能通过宣传将自身影响扩展到他们所在的区、乡之外，起到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也是参与按家计划制订的重要群体。
（二）干部、劳动英雄负责计划的指导与督查
按家计划最初是由政府与干部主导制订的。以陕北华池县为例，在 1941年，县政府制作了统一的全县“农户计划”表，从县到村的各级干部一起去村庄挨户帮助填表，表格中有户长姓名、地址、人口、劳动力状况、耕地好坏等等，并写清楚原来种植、收成情况，以及今年准备开荒、植树、种棉、种苜蓿、养牲畜的数目等等。表格一式两联，一份贴在农户灶台或衣柜上，以指导生产；另一份保存在乡政府作为依据，在当年的 5月和秋收后各检查一次完成情况。但由于有的干部不了解当地农业实情，加之干部少农户多，导致这种“干部主导”式的制订容易出现包办主义或主观主义。总结经验后，到 1943年，具有较高生产水平和群众威信的劳动英雄成为指导计划制订的重要成员，在熟悉当地农业情况的基层干部带领下完成计划指导工作，区级以上干部主要负责方向与推动，设法将根据地的农业目标体现在按家计划上。正如 1944年 3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关于开展春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中所要求的：县区干部应当对照自己地区的情况，搞清楚需要增产粮食多少、组织劳动互助多少、扩大耕地多少、造林植树多少等等，将这些要求分配到按家计划中去。一般在年初，先由边区干部指导劳动英雄制订按家计划，形成示范效应，然后由村、乡干部和劳动英雄帮助本地群众制订计划。在许多地方，村干部就是劳动英雄，这也使得这些村的制订工作更加顺利。1943年 1月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高自立来到劳动英雄吴满有家，由吴满有口述计划，高自立整理成稿，刊登在 1943年 1月 8日《解放日报》的头版，拉开制订年度按家计划的序幕。
干部和劳动英雄不仅负责计划的指导与制订，也负责计划的监督执行。因为许多农民习惯于自由散漫的生产方式，即便计划制订了，但在实际生产中随意性仍很大，所以按家计划需要定期检查，掌握完成情况，对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及时加以修改，并在检查中了解生产中的困难，及时给予帮助。比如 1943年 3月 23日，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前往农户申长林家探望，询问计划的执行情况，这时距离制订计划仅过去三个月，申长林的开荒目标已完成一半，纺织目标超额完成，树苗已栽上百株。又如，有的地方在“二流子”的按家计划制订后，让他们当众向群众作出保证，承诺如不完成任务，甘愿接受惩罚；计划执行中由劳动英雄带领他们劳动，并帮助他们解决工具、牛力、种子等困难，持续长达一年的监督帮助，直至他们生产走上正轨，并养成持久的劳动热忱为止。同时，各根据地政府为掌握本地区农业生产动态，会定期收集各县计划完成情况。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春耕开始的 3月份起，规定各级政府将所负责的开荒、植棉种麻等计划任务，每15天向上级政府汇报一次进展，如有困难，应随时上报，共同设法克服。在一级一级层层重视下，按家计划得到有效落实。
（三）改进技术、发展农副业是计划的主要内容
改进农业技术可以在不增加劳动力的情况下明显增产，因此成为按家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劳动英雄都是农业生产上的佼佼者，所种农作物的产量较高，除了肯吃苦以外，还掌握着多年积累的务农“绝活”。在帮助村民制订计划的过程中，他们将这些增产“绝活”无私地传授给大家，对于农民改进技术、增加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深耕”，过去群众怕翻起生土不宜种庄稼，因而不敢深耕，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英雄杨朝臣认为深耕反而会增产，他自己的荒地有时会挖一尺深，但每垧地平均还比别人多收二三斗。他的经验是把土疙瘩打碎，让生土长时间曝晒变成熟土，再多上粪，第一年种荞麦、蔓青，第二年即便不上粪，种什么庄稼都可以。大家尝试之后纷纷说：“生土好比年轻娃，又能吸雨又劲大。”各根据地政府也搜集了许多成熟的农业经验，汇集起来以文件的形式发给区乡，再通过按家计划传达到每户家庭。比如 1943年，中共淮南区党委发出了“若要收成好，挖塘施肥多锄草”的号召，并提出了具体要求：白旱田耕三次，水田大耕三次、耙两次；早大芦粟锄五次，迟大芦粟锄三次，早稻耘草四次，迟稻耘草三次等。不过，深耕多锄亦非任何情况下均适用，在山东根据地，政府就提醒农民：“麦锄四遍麦充斗，谷锄十遍饿死狗，棉花锄十遍左一提篮，右一提篮”，意思就是小麦棉花需多锄，谷子不能多锄。
大生产运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粮食产量，因此每个按家计划均有粮食种植的详细安排。鉴于亩产难以迅速提高，那么确保粮食增产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开垦荒地，增加种植面积。熟荒开垦后不用施肥就可种植，受到群众欢迎，各根据地政府及时出台诸如保证永佃权、五年不交租等政策，推动了开荒运动。有的根据地荒地少，政府多方设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例如洪泽湖边滩地土壤肥沃，但长期被人霸占，贫苦耕种者无所有权，淮北根据地政府将这些滩地收归公有，发放给农民、草民经营，并写进计划中，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为实现边区在布匹、食用油与牲畜上的自给自足，种植经济作物、养殖牲畜也是计划的重要内容。1942年 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三十一年春耕运动工作办法》中要求：县区政府派出工作人员，会同村长，帮忙农民按户制订生产计划，做到植棉和种苜蓿的任务，每亩都有农户落实完成。当然，各地情况不同，晋察冀因棉花与土布自给有余，因此强调多种粮食，有计划地少种一些棉花，以免敌人抢夺。除此之外，各根据地鼓励群众发展家庭养殖，要求至少做到“一户一猪”“一人一鸡”。比如 1944年初，淮北泗南县农户唐义芝家的“兴家计划”鲜明地体现了这个要求：第一，养牛。去年（1943年）卖了小牛，得钱买了口粮，还有余钱修了堂屋，今年继续养。第二，养母猪。一年卖两次小猪，可以解决全年衣服钱。第三，养鸡。母鸡下蛋可以改善生活。
（四）家内合理分工与家庭间的互助是计划落实的重要基础
家内分工就是将家庭成员全部发动起来，通过合理分工，实现劳动力的最优配置，这是按家计划得以落实的基础。为做到家内合理分工，各根据地政府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推动按家计划实施。一是推动女性参加劳动。过去有的女性认为下地劳动是羞耻的事，因此党中央要求妇女工作应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鼓励妇女结合当地实际参加劳动，可以是纺织、养蚕、种地等等，将她们的个人生产计划纳入按家计划之中，多生产，多积蓄，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二是建立“新式家庭”。为削弱封建家长制特权，平衡家庭成员因分工不同而造成的经济收益差别，提高劳动积极性，各根据地政府倡导以家内“经济平权”“经济民主”的理念建立“新式家庭”。例如，制订计划需要经过家庭会议讨论，由全家民主通过；男女老幼共同选举家长组织生产；在利润大的副业上兼顾个人与家庭，如纺织收益白天归大家庭，晚上归个人；或实行分红制，20%归个人，等等。
劳动互助可以互通有无，提高劳动效率，有助于落实按家计划。在按家计划制订前，不少互助活动依赖政府推动，群众积极性不高。正如 1944年 8月，时任中共太行区委员会组织部部长赖若愚在地委书记联席会上指出：过去有的地方政府指派互助，结果许多群众认为参加互助“麻烦”，有牲口的农户认为互助是“支差”，没有牲口的农户认为互助是“应该的”，结果互助不能长久。按家计划提出后，有的家庭即便牲畜较多，在制订了更高的生产目标后也有了互助的需求，因此各根据地政府特别注意用按家计划来推动形成自发自愿的互助，用互助促进计划的落实。而对于互助形式不要求统一，只要实际起到互助作用就行。例如延安柳林区四乡在集中制订按家计划的时间，组织召开村民大会，群众在大会上组成札工队、变工队，当场村民根据需要就可以自由加入。这样的互助适应了生产需要，建立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是为按家计划的落实而组织起来的，计划与互助起到了相互促进的效果。
三、成效与收获
到 1944年春耕时，各根据地按家计划的制订进入高潮。这一年初陕甘宁边区制订按家计划的户数约占总农户的 80％以上。淮北基本区的制订率在 1944年 3月平均可达 60%，部分核心区如黄岗乡高达 90.3%。各根据地结合本地实际，以按家计划为抓手，全面推动本地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促使根据地经济整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推动根据地绝大多数群众投身农业劳动，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通过按家计划，根据地绝大多数农民群众都参与到农业生产劳动之中。妇女参加最多的劳动是纺织。在淮北根据地，全家男女老幼一起开会制订家庭计划，妇女有很大的发言权，她们组成纺纱织布小组集体劳动，平均收益超过种粮，“一般老手纺纱，每天纺四两即养活两个到三个人”。通过家庭合理分工，男女各尽其能，妇女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大为提升，不仅获得了家庭中的平等待遇，还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同时，随着“二流子”按家计划的普遍制订，在劳动英雄的帮助下，各根据地的“二流子”逐步减少。据 1943年初统计，陕甘宁边区 9554名“二流子”，到年底改造了58.8%，由此增产细粮 8000石，许多改造好的“二流子”不仅生产积极，有的还被选为劳动英雄。“二流子”的改造，不仅增加了劳动力，净化了根据地的社会风气，还提供了通过有计划地生产劳动来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经验。大生产运动开始后，由于军队生产自给，许多根据地年征收公粮数目固定中略有下降，而后来的实际征收也打破了少数群众心中“谁种的地多，出的公粮越多”的疑虑，按家计划带来的增产留给了农民自己。1944年，毛泽东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等人，请各地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其中一项就是询问农民对于按家计划的态度。邓小平回复说：订出按家计划，“这使他们有了生产目标和长期远景，生产热劲就大大提高，认识到这是为自己打算，不是给干部或支应公事订的”。比如，在晋察冀根据地繁峙县，各地普遍宣传“锄头三分水”，号召多锄地以减少土壤水分流失，1945年谷子地锄三遍的有 6.5万余亩，比 1944年增长 20%；秋季作物播种时，由于天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担水点播，点播面积达 6万余亩，有的地方近一半的棉花和红薯都是点播种下的，保证了下半年的收成。为提高粮食产量，晋察冀提出了增加肥料 1/5至 1/4的目标，各地将其写入计划并加以落实，根据地因此形成了积肥的热潮，打扫街道、拾粪、拆炕、挖窑洞、挖河泥等办法盛行，结果施肥量普遍增加了 15%至30%。
（二）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为实现按家计划的目标，农民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利用一切适宜的形式组织起来，使农村的互助水平在大生产运动中达到新的高度。据统计，到 1944年底，在太行区的偏城县互助组户数占总户数的 42%，参加了互助的劳力和畜力分别占总数的 57%和 60%；左权县则分别为91.2%、62%和51%。许多群众经过互助生产形势好于预期，于是又将原定计划的目标逐步提高。在淮北根据地，截至 1944年 10月，仅在淮北直属 4个县常年参加互助组的劳动力大约有 4万余人，而整个根据地，包括季节性和临时参加互助的人在内，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已达 30%至60%。
劳动互助一般发生在本村，因此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将全村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共同参与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共同塑造了整个村庄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空间，推动了村庄的全面发展。以晋察冀根据地龙华县劳动英雄葛存所在村为例，这个村在小组拨工的基础上成立了村劳动互助社，有计划地实行了农业和副业之间的劳动力互助，组织了运输、纺织、铁匠、磨面等小组，全村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分配劳动盈余。抗战以前全村有 80%以上的人口是贫雇农，而到 1945年已经全部上升到中农以上，群众融洽团结，村庄整体氛围积极向上。实践证明，“按家”尊重了中国传统农业个体经营的实际，尊重了农民的传统心理，“计划”和劳动互助则是战争背景下党根据现实需要对生产的引导与干预，二者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成功结合。
（三）改进了干部作风，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
制订并实施按家计划的过程，也是改进干部作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过程。大生产运动期间，党在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官僚主义。例如在延安，曾经有干部没有认真调查，将一户人家的土地等级定高了，全家四口人，“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石六斗六升”，结果这户农民因交不起公粮而不得不搬家。这些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与党的群众路线要求相背离的。而通过帮助农民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按家计划组织与发展生产，正是密切联系群众、融洽干群关系的重要途径。
最初有的干部将指导制订计划当作负担，不关心群众利益，摆出一副“从县里区里来的”样子，对群众缺乏正确的态度。随着按家计划的深入开展，各级干部需要深入群众，帮助完成一村一户的生产计划，直至最后秋季收获。在这个过程中，上级的指示传到基层，与实际结合后，得到进一步细化充实；基层的经验总结出来，及时完善上级的各项政策，使党的政策更加符合实际，更易为群众所理解接受，干部与群众的感情更加融洽了。群众称赞：“公家真好，凡对我们老百姓有利的事都要管，想办法，过去的政府那里还管你生产呀！来了就是要这要那。”
（四）优化了根据地经济结构，提高了根据地自给自足的能力
根据地军民苦于棉花布匹价格飞涨，在政府的组织与帮助下，积极植棉纺织，优化根据地经济结构，成绩显著。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41年植棉仅 29087亩，1943年迅速增加到150287亩，收获的棉花达 170万斤，已够自给半数，若以 1944年初 1斗小米换约 12两棉花算，棉花自给已为边区人民省下了 22.6万石小米。在棉花丰收的同时，妇女纺织也取得了积极成效。1944年太行区收获 150万斤棉花，纺织妇女数已达 15万人以上，织布约有 130余万斤。山东根据地滨海区原来向敌占区买布，入超达 1500万元，通过扩大棉花种植，积极推广家庭纺织，到 1943年底区内群众可以解决夏衣两套和全部棉衣，并有出超 500万元，等于收回 2000万元，这相当于全滨海区的田赋税收。到抗日战争末期，根据地许多地区已实现军民棉花土布的自给或半自给，缓解了穿衣困难，日伪已很难利用棉布来封锁根据地了。
除了棉布以外，有的根据地根据自身需要，有计划地补全自给自足经济的短板。淮北根据地盛产大豆、芝麻等食用油原料，因缺乏榨油设备长期出口原料，输入成品油。大生产运动中，政府有计划地扩大油料作物的种植，贷款资助群众自办家庭小油坊，同时政府封锁油料作物外运，对食用油征收 15%的出口税率。在这样的综合政策下，淮北群众食用油不仅实现自给，而且以较高的价格大量向外销售，通过出口食用油所赚取的利润，部分弥补了根据地群众因布匹上涨带来的损失。这种新型“自给自足”减轻了日伪利用城市工业对农村的剥削，改善了根据地群众生活水平，支持了敌后的长期艰苦抗战。
四、结语
经过三年的发展，到 1944年底，大生产运动成绩斐然。在陕甘宁边区，三年开荒 200多万亩，到 1945年，大部分农民做到了“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比重逐年下降。在敌后各根据地，人民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 14%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经过三年实践，大多数群众感受到按家计划为乡村与家庭带来的变化，既愿意也善于制订按家计划。再加之抗日战争末期各根据地面临着艰巨的战略反攻任务，因此在按家计划普及率高的地区，政府先做好重点群体的计划制订工作，其余群体用本地干部和劳动英雄的计划作为示范参照制订，改“全面指导”为“示范 +指导”。至此，按家计划的制订与实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通过按家计划，各根据地推广了农业新技术，推动绝大多数群众投身到大生产的浪潮中，减轻了日伪对根据地的经济剥削，使根据地军民在严酷的战时免于饥寒，对比沦陷区与国统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同时，通过按家计划，将家庭生产、根据地发展与民族独立统一起来，在分散的个人小生产的前提下基本实现根据地的农业规划，并通过按家计划与互助合作的相互促进，加深了农民的互助意识，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而且，按家计划的实施密切了干群关系，使广大干部培养了与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积累了领导农民生产、组织互助合作的经验，也为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锻炼了人才。
（作者简介：俞小和，合肥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石英，合肥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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