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发生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1920年夏，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百年岁月，波澜壮阔；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始终与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站在新时代，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轨迹，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总结其历史经验、汲取其现实启示，而且有助于推进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三十年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实际上成为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重要准备。从1921年党的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武装革命为主要形式和基本特征，走过了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的第一个三十年，在理论上产生了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实践上成功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并取得这一革命的最终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一）酝酿与起步：新的民主革命道路的开创
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明确了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二大，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帮助下及自己对国情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标志党已经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党的三大确定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在运动中有了比较充分的表现，革命联合阵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也日益显露。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摆到共产党人的面前。党的一些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动力问题、领导力量、主要斗争形式等问题的探讨，初步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即“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领导这个革命达到胜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是行不通的；这个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将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这些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所产生的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由于党在这时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后期的错误指导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有效的抵制，特别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党在反革命的进攻下遭到惨重失败。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遭受的第一次挫折。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八七”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党相继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其他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中的大多数失败了，但共产党人围绕要不要继续进行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根本问题所进行的艰辛探索，不仅集中反映了广大工农群众追求解放的迫切要求，而且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的起点”。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这就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中国革命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六大之后的几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贯彻六大路线精神，并注意克服其在工作重心、革命长期性等问题上的缺点，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革命要求，通过率先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接着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最终形成以中央苏区为中枢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上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的重大进步，充分体现了党实事求是的精神。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不断进行独立思考。针对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仍然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道路，以及红军和根据地内一些人产生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文章，集中回答了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怎样坚持和发展等重大问题。前者从理论上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区域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后者较为深入地阐述了以农村为革命重心，先占乡村、后取城市的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民主建政原则和红军反“围剿”战术思想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开启。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原名《农村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对党的斗争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概念，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以及“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等重要观点。毛泽东明确否定了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对党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实现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起到重大作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一环。
（二）挫折与转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反对。“左”倾领导者指责毛泽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以后，更以全面执行“国际路线”相号召，打着“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旗号，极力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左”倾领导者在政治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急于超越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奉行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在军事上反对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革命战争必须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两个基本观点，反对毛泽东提出的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思想。在组织上反对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等正确主张，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为贯彻其错误主张，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思想上反对毛泽东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对中国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等正确主张，并将之污蔑为“狭隘经验主义”。“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不仅直接造成了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惨重失败和红军长征中的惨重损失，而且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重大挫折。
1935年1月，党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本身就是毛泽东主张的一大胜利，“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首先，会议在批判、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错误的同时，肯定了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出发提出并行之有效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由于武装斗争对中国革命具有的极端重要性，也由于党当时正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下，“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因而会议以党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肯定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路线的正确性，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随后，常委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不久，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这就表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再次，遵义会议是党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以前，中共中央召开的所有会议，都要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办事，而且往往有共产国际代表出席，并在代表指导下解决问题。遵义会议以前，由于广大党员、干部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由于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中断了电讯联系，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犯了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而成为遵义会议批评的主要对象，中国共产党得以在没有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经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从而为后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伟大历史转折，不仅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而且重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历史进程，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伟大转变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重大突破：从中央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提出北上抗日方针并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到党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到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的制定和贯彻，均是重大突破的体现。
伴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全面抗战的发动，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历史特点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先后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与之相应的实践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展开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然而，1937年底王明回国后，又以教条主义推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一度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造成了严重伤害。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会前，回国不久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等指示。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并就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做出结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阐明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党的独立性、坚持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深刻阐明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论新阶段》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深化。
（三）突破与飞跃：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毛泽东曾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中国革命为什么会经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样大的曲折？怎样才能使革命减少或者避免大的挫折、失败并取得胜利？这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些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完整地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制定出将革命引向胜利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伟大成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这一思想是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更是对抗日战争所提供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的深刻认识和总结。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它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为实现民族解放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而英勇奋斗，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抗战以后，党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了许多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并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要求，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与此相对，国民党的抗战是被迫的，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更是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妄图用所谓“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反共宣传，取消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因而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所有这些，都要求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革命的特点结合起来，进而揭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以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为主要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结合实现了重大突破。1939年10月，毛泽东为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所写的发刊词，明确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系统地总结了党成立以来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强调“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同年12月，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指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两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并将此前党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了抗战以来、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动向，在深刻揭示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辨析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关系，批驳各种与新民主主义相悖的谬论的基础上，以清晰的理论形态展示了中国革命经过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结合及其理论成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其中延安整风所取得的思想解放与思想统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41年5月到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进一步从思想上总结、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学习教育。1944年5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和理论做出了结论。《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结合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批判，从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个方面阐发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由此，“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如果说中国革命在理论上的胜利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那么中国革命在实践上的胜利则是新中国的诞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临着许多特殊的情况和问题，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首要问题。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的时候，“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全面具体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这就深刻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系统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并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概括为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团结，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为带领全国人民走上和平民主发展道路不懈努力，另一方面则时刻准备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内战。蒋介石根本上反对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以至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要求，甚至不能容忍在中国实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1946年6月底，国民党统治集团破坏国共双方及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各项协议，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对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走上内战独裁的道路，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
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同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的勇气和信心。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全面制定党的行动纲领，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文章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阐明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48年4月，毛泽东发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全党紧紧掌握党的总路线的必要性，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含义做出更为完整的概括，即“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948年秋，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的重大变化。党中央及时抓住战略决战时机，相继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做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这个报告和他随后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这一巨变彻底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使人民成为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正是由于“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才实现了中国的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人民精神上的解放。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三十年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第一次结合在继续推进中不断取得胜利，而在初步开启第二次结合后既取得过积极成果，又因连续发生了失误而陷入挫折，最终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而重新步入正轨，走过了第二个三十年。
（一）过渡与奠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中国革命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它也充分表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本宗旨，经过一系列艰苦复杂的斗争，使我国社会顺利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存在诸多严重困难。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明确提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的基本要求，在有条不紊地开展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同时，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建设。在政治上，肃清了国民党残余武装，镇压了反革命，召开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健全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经济上，通过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促进各种经济成分的分工合作，使其各得其所，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前提。在思想文化上，通过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买办思想残余，改造旧有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引导和教育人民共同建设国家。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又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提振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维护了世界和平。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党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其理论和实践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及俄国革命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宝贵的经验启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又是同党对我国当时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认识分不开的，是党适应中国实际做出的战略抉择。从1952年9月到1953年2月，毛泽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改变了原来设想的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将来“一举过渡”的想法，主张当时即开始“逐步过渡”。1953年6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做了较为完整的表述。同年12月，他在审阅《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则对总路线做了系统阐述，强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一个过渡时期，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来说，总路线的实质是要逐步地改变生产关系，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进而推动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党即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新变化：一方面，由于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空前提高，加上国家对农业给予多方面的扶持和支援，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另一方面，由于小农经济所固有的落后、分散、狭小、力量薄弱等特点，农民在发展生产中又遇到了不少困难。面对这一形势，党坚持从实际出发，利用民主革命胜利后所取得的政治条件和物质基础，制定并实行了一整套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引导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采取了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致相同的步骤。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则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以和平方式变革资本主义经济，保持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设想变为现实。在此期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总体上确立了我国的政治制度，确认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基本经济政策，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法制根据。
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基本建立，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的伟大胜利，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启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和理论基础。
（二）曲折与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制度。面对新的情况和问题，怎样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党不仅缺乏经验，而且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即提出了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要求，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经过“一五”计划的实践，党对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逐步有所了解，认识到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也并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经验毕竟不能代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1956年5月到1957年8月以前，这一段探索的时间虽然不长，成果却格外显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党的八大报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其代表性成果。
《论十大关系》是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1956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这一重要讲话，正式确定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矛盾，即有关经济发展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有关政治发展的“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以及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讲话表明此时党已经着手把工作重点从政治革命转向经济建设。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进而确立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而在这时，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也成为党思考的重大理论课题。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求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以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3月，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充分认识“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转变。这些都清晰地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取得了良好的开端。
1957年春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的本来目的是通过“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整风过程中发生的反右派斗争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特别是由此导致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断发生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党在总路线提出后又“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主观愿望来说，毛泽东这时仍是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工作重心实际上也还是放在经济建设上，还强调要大搞技术革命。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开始纠正已经发现的“左”的错误，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如不要剥夺农民，要区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重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还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来纠正已觉察到的错误。然而，庐山会议后期，由于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并使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
1960年冬，面对我国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开始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陆续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认为，“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尽管毛泽东在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发生错误的根本原因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但他把问题提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际上就在很大程度上把党的工作重新纳入较为正确的轨道，使国民经济的好转有了重要的保证。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从1961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重现欣欣向荣的景象。1964年12月21日到1965年1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发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号召。然而，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未得到彻底纠正，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左”倾错误还有发展，这一时期的纠偏工作未解决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绝对化问题。“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终于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三）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路线的恢复发展
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希望寻求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达到维护党的纯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实际上是1957年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结果，明显地脱离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这些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其结果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正确向错误的转向。
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错误的，但“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国家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又是必须肯定的。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其理论和实践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那么，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又使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为重新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创造了重要前提。但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实际上奉行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拨乱反正的工作进展缓慢，各项工作出现徘徊前进的局面。
邓小平恢复工作前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重申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的观点。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党、政、军中的领导职务后，他又在多次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这两条是最根本的。邓小平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系统清理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观点；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等做出了系统总结和科学评价，该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起来的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等在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点”。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事业的继续前进指明了方向。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三十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性转变。从十一届六中全会完成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党在重启、接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进程中，走过了快速发展的第三个三十年。由于有了前两个三十年的重要基础和宝贵经验，加之在理论上产生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上成功开创、坚持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取得了伟大成就。
（一）重启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大突破，集中表现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基础上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就在提出实行改革开放、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最先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命题。他强调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的提出，为我们根据中国国情，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思路。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的提出，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而且极大地推进了其进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党对在改革开放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导思想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党通过认真学习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始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从而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正确的思路。1986年7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根据邓小平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初步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初步勾画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轮廓。十三大还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判断，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已经“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性创造，这一理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党和人民对其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十三大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剧烈变化，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强调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按照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就不仅表明了邓小平对我们党已经找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而且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给予了清晰、完整的概括。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一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谈话提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是非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一系列创新观点。以“南方谈话”为标志，邓小平理论已经形成。十四大首次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命题，并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做了概括。党的十五大正式把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和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取得重大突破的成果，它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挑战与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世纪前行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面临严峻考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继续推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坚定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依据新的实践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有一个过程。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视察时首次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同年5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抓党的建设，同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总要求是一致的。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应该贯穿‘三个代表’要求。”同年6月，他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又指出：“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2000年10月，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结合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强调“这‘三个代表’要求，是根据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经验、现实需要提出来的，也是为了在新的时期新的实践中更好地全面落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要求提出来的”。200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全篇，系统、全面、深入地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2002年5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联系，强调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深刻反映了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使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使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使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三个代表”思想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基础和根本，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灵魂和先导，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本质和归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体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也体现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发挥历史主体能动性的统一。
党的十六大系统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要求、指导意义和历史地位，并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写入党章，使之成为党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三）发展与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
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我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提出实施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特别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的希望也在于发展。然而怎样发展，树立什么样的发展观，才能实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发展目标，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不断探索的重大课题。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新鲜经验、深刻分析国际形势与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发展不够全面、发展不够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等突出的问题。2003年8月，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首次使用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同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第一次被明确提出。2007年6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又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七大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所取得的“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等“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从整体上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做出了新的概括，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在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发展性要求上的内在统一，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是“全面的发展观”，追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要求发展经济既不能盲目追求速度又不能忽视其他领域的发展；它是“协调的发展观”，即实现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国内与对外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它是“可持续的发展观”，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不对后代的发展造成损害，又要正确处理人的发展与生态保护、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它是“以人为本、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发展观”，要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发展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新认识；系统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它既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境界。十八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同时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党的领导这“八项”基本要求，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纳入党的指导思想的范畴，这就进一步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三十年，深刻体现了改革开放这一最鲜明特征，与时俱进这一最突出标志，快速发展这一最显著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集中表现在：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弘扬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和发展，深刻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持续深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精神品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世界潮流。
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从党的十八大至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步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同时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与时俱进地认识和把握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向党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深刻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实现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入、系统展开的过程。从党的十八大后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是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聚焦点，对“中国梦”战略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的阶段；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进行集中阐述的阶段；从庆祝“建党95周年”讲话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到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意识”，是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系统阐述的阶段；十九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归纳和概括，这一思想正式形成并得到确立，并在实践中持续丰富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催生新思想，新思想开拓新征程。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命题，并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系统概括了其核心内容，继而将这一思想写进了党章，确立了这一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这一思想，紧紧围绕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时代定位，“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总目标’及其‘基本依据’”；紧紧围绕新时代应该怎么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战略原则，“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总体布局’‘战略布局’等问题”；紧紧围绕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主体、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问题，“明确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制度的最大优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总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四个伟大”，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奋力前进。这期间，党纪念了马克思200周年诞辰、改革开放4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历史节点，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姿态不断坚持“使命型”“责任型”政党的本色、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的信心。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新时代，党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行动指南，以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为使命聚焦，以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揽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
高度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也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百年来，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独立自主走自己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积累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最根本的就是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理论前提和基础；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这个根本动力和实践基础；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互相结合”这个根本规律和真谛。百年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立足新时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置于党的百年历史演进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并使之与新的实践紧密衔接起来，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历史、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而且有助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引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牢固的理论支撑。
文章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2辑（2024）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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