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但很少有人讨论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年邓小平说，“市场是手段，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大意如此）。的确，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很早就有市场了。市场和资本主义不能等同，但也难分难解，否则毛泽东时代就不会“割资本主义尾巴”（禁小商小贩），“投机倒把”者也不会被判刑。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大家仍是一头雾水。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外经济学家和经济决策者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概念、用词、理论、预测、政策建议等几乎一模一样，交流起来畅通无阻，是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已是资本主义性质了呢？社会主义总结起来，官方说法无非两条：公有制为主体和共产党的领导。但两者都为官员控制，基本没有老百姓（即“社会”）什么事，故以此定义“社会主义”有点牵强。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同资本主义国家几乎一模一样。之所以更严重些，老外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弊病：地方政府能量大，风险小，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软预算、市场纪律不起作用或弱化。许多人预料中国正在蹈日本覆辙——内需不足、通货紧缩、增长缓慢、房产股市泡沫破裂、货币贬值、债务高企等。这些典型资本主义问题，也成了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引起的，从马克思时代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称之“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当代经济学则美其名曰商业周期。如果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最重要的标志就应该是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中国面对的是典型资本主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我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原罪”——大量财富中的持续贫困，或曰产能过剩的危机。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革命下，正在快速智能化的经济，只会加剧产能过剩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只能使问题更严重：资本家越来越不需要工人的劳动。“劳”少了，“分配”自然也少了，但产能仍在突飞猛进。
国外机构用资本主义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讨论和预测中国经济，中国通常也洗耳恭听，结果是在资本主义思路上越陷越深。如宏观经济政策——创就业、促消费、补贴出口、招商引资、赤字预算、调汇率利率和准备金、增加政府债务、调整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等。总之是算资金账，从资本主义国家经验来看，一般都是越算越沮丧，与资本主义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在许多问题上不谋而合。
这是用资本主义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用产生问题的逻辑来解决问题，只能治标不治本。爱因斯坦说：傻瓜就是不断使用同样方法，却期待不同结果。这些资本主义顽疾在马克思前就有了，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仍是共同目标，整套资本主义经济的话语体系在中国激活，化入大众语言，引导全社会思路。追求GDP增长听上去合情合理，却是个陷阱。马克思说，延长工时或强化工作量是资本剥削的两大法宝，现在仍然是。GDP或公司业绩上去了，但职工生活质量下降，资源环境也恶化。贫富两极化是资本主义常态，对社会主义是个讽刺。现在社会戾气弥漫，精神病多发，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冷漠。到资本主义国家走一遭就会发现，越发达的国家往往无家可归现象越普遍。中国是否也会有一天“发达”到这个程度？
在新技术革命下，无就业增长将成为常态，新技术降低就业率也将成为常态。用促投资来增加就业，从而扩大市场容量，再刺激投资这条老路，资本主义国家快走到尽头了；日本“失去的30年”中不知用了多少遍，屡试屡爽。现在中国也走这条路，却没有人家有经验，结果可想而知。
回归旧社会主义是死路
于是红潮渐涨。人们问：搞了70多年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在缺乏新思路的情况下，民间和政界必然产生一股股力量，推动回归毛泽东。他们怀念那时的平等、廉洁和革命激情。但回归旧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怀旧因对现状不满，是有选择性的——选择忘掉那个时代的偏执愚昧、腥风血雨、极端贫困，单位里的尔虞我诈和小人当道，更不用说经济和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国民党（中共手下败将）统治下的台湾。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访华，被领去参观大寨，那是一个靠一把锄头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典范。李光耀一回国，就宣布解除新加坡人到中国旅游的禁令——他不再担心他们被赤化，说他们亲眼看到中国的状况后，会庆幸自己是新加坡人。
中国现在所谓的经济困难，完全是按照资本主义理论来定义。社会状况正朝着健康方向转化：年轻人消费不再追求名牌和时尚，回归朴实耐用，讲性价比，国货大卖。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回来了，铺张浪费可耻，攀比消费对社会和环境资源都有害。他们向往一个没有压力的普通人生活，甚至躺平也时髦起来。现实是大家都还没有挨饿或无家可归——尚未发达到美国的程度，名嘴说中国人更有幸福感。在“失去的三十年”中，日本人生活水平并没有大幅度下降，年轻人日子比前辈轻松、非物质化——不存钱，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比阔，社会方方面面看上去都很正常。这个趋势也正在中国萌发——躺平、没有压力就是享受。现在物质丰富了，躺平就比较容易。生活得悠闲自在，何乐不为？
但GDP中不包含幸福指标，于是精英阶层感到大事不妙，天要塌了，一定要推动大家消费，用补贴来促老百姓以旧换新，以维持生产，扩大就业，而不让老百姓满足于温饱小康。这是典型资本家提倡的消费主义。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消费的伸缩性很大，上下两条线之间有很大空间。如果大家都靠近消费的上线，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如果都集中在下线，经济增长就会缓慢、停止甚至收缩。中国人刚从贫困中走出来，文化上又注重积蓄存钱。下线附近的生活对大多数人已经很满意了，水平远高于不久前的贫困年代，强要他们增加消费是资本主义逻辑，是国家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打开新社会主义思路
拼GDP是民族复兴的共识，但也上了资本主义的贼船。旧社会主义和典型资本主义，中国都经历过，应该更有能力创造出一个人性化的新社会主义。对人民福祉而言，制度创新的回报远远大于技术创新，因为按资本主义路径走下去的科技创新，几乎不可避免会将群众抛在后面——现在天天都在讨论人工智能（AI）即将带来的大批失业，还有平台公司割韭菜。
打开新思路首先要回归第一原理：经济说到底是物质生产，所以要算实物账，不能只算资金账。两个算法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经济衰退完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中国的制度因素，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似乎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既然讲产能过剩，就意味着产品和服务完全能满足人民需要，包括无支付能力的需求。用什么办法将产能释放出来，使产品到达需要的人手中？资本主义办不到，社会主义应该能办到，但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味沿用资本主义方法。新社会主义是什么形态谁都不知道，这方面的思路还没有打开，总是在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之间摇摆。
打开思路至少有三个方向可以努力。第一是许多国家都在尝试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社会主义中国却落后了。第二个方向是探索在资金账一塌糊涂时，如何引入算实物产品账来解救“危机”。第三个方向是建设自给自治的社区经济：一个社区里什么人才都有，用发行地方货币的方法将他们组织起来，生产一部分或大部分自需产品，绕开资本主义市场和基本矛盾，这样大家失业了也有事做，而且生活得更有意义和人情味。这方面的试验田世界各地都有。
总之，新社会主义就是探索出非资本主义的解方，铸造和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势。成功了就走在世界前面、可以引领潮流，因为解决的是全球的、从马克思时代就有的、资本主义早已黔驴技穷的难题和顽疾，而且三者都是以社会为本的真“社会主义”。
“走资派还在走”，不是他们想走，而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不走。信息爆炸和人工智能时代最宝贵的能力，是能提出核心问题。有了一针见血的问题，找解决办法就有了一半的把握。
后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形态，谁也说不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落地式也没人能够讲清楚。但有一点很确定：人类当前面临的转折远远超出“百年巨变”的想象力。不拘一格，解放思想，群策群力是唯一道路。
【文/关公战秦琼，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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