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以来，国际反资本主义一直是左翼的本能。早在1838年，人们就认为有必要创建全球性组织和运动以应对资本主义的全球规模。宪章派领袖威廉·洛维特（William Lovett）建议：“财富的生产者们……既然我们的压迫者联合起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展示……它给我们人类带来的苦难？”国际主义也承诺支持地区和国家的斗争。
过去国际合作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尽管每一次努力都推进了反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但并没有形成一个逐渐发展壮大的反资本主义的组织。本文的出发点是，为了帮助推翻资本主义，有必要将表现在共同体、政党和激进主义运动中的左翼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多样性联合起来，形成反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按照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提出的团结精神，在国际上应当团结各种各样的工人和工人组织，尽可能将列宁主义者与社区活动家联合起来。社区活动家虽然不是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但通过他们的行动可以推进反资本主义运动。
笔者将分析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并表明它们的历史有助于重塑左翼团结的假设和方法。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大多数国际主义冲突都是在自觉地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团体之间产生的。因此，将合作的范围扩大到传统之外的所有形式的左翼反资本主义可能是必要的，但鉴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范围和广度，这样做也存在风险。
笔者不是对三个国际组织进行全面评估或提供任何关于它们的新知识。笔者仅选定这三个国际组织而不是其他组织（比如那些专门针对劳工、妇女或社会主义青年的组织），是因为考虑到它们被研究得更全面、透彻。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组织多样性。通常，这需要一系列的政党、工会和相关组织。从无政府主义到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多样性也可能以某种方式出现在一系列意识形态倾向中。
这里不讨论合作如何出现的问题。本文的焦点是，如果合作真的出现，它是否能在可扩展的基础上发展。本文旨在揭示左翼国际合作的历史是否包含了确定这种持久的、有效发展的可能性的先例，在这种发展中，严重的冲突与分裂并非不可避免。
纵观国际组织的历史，笔者指出了国际组织运作的发展、模式和逻辑，它们与解决两个相互交织的核心问题有关：第一，如何更好地创建未来的国际组织以降低无效僵局或致命冲突导致崩溃的风险？第二，这样的组织如何帮助克服长期以来主导左翼的分裂？
此处的焦点是会破坏合作的差异和分歧的表现形式。左翼冲突是长期存在的，但并非不可避免的。这需要重新考虑维持合作的困难是什么，组织者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在多样化的左翼团体中培养合作和团结，会为争论和不团结创造空间。笔者认为，争端不能仅仅由冲突中的团体本身或其所属的委员会来解决。
历史模式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死路，还有出路。笔者认为，出路是建设左翼国际机构，特别是裁决左翼冲突和分裂的机构。因此，需要一个这样的潜在裁决机构：一个国际“工人和人民”法庭，其组织目的是将所谓的普通民众的力量与领导者和全职活动家的力量（笔者称之为共同力量）相结合，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内建立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
一、国际组织的潮起潮落
过去国际组织的总体目标是在国际范围内为创建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无论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曾经被称为革命社会主义，后来被称为共产主义）创造动力。为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国际主义需要接触和联系大量左翼组织。
马克思对第一国际的设想最接近于此。他的重点不是加入所有反资本主义的组织和活动家本身，而是团结资本主义地缘政治中心内部且四处遍及的工人阶级。在对第一国际的“就职演说” 中，马克思呼吁在兄弟般的合作中组织工人联合起来，避免忽视不同国家的工人之间应该存在的兄弟关系，并试图鼓励他们在所有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坚定地相互支持。对于什么是普遍的革命或社会主义，什么是渐进的变革或改良主义，他并没有加以限制。参与者包括从英国工会和蒲鲁东主义互助组织到新兴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法国共和党人等各种群体。
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尚未出现的时代（大约在1875年这些政党才会面），否则他们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坚持意识形态分歧。然而，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各种斗争形式——从互助到（过于谨慎的英国）工会主义——的局限性，并略过这些障碍，看到“合作”的好处，这种好处甚至形成了巴黎公社——马克思公开支持的“一种真正多元的经验”。甚至在巴黎公社预期的失败和与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的冲突之后（这对第一国际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以及在第一国际解散后，马克思仍然试图在1880年培养共识。这一次是在长期不和的法国左翼分子之间，他为新兴的工人党起草了一份纲领（最低—最高纲领），希望能有助于克服分歧（结果却以马克思自己与其中一方发生冲突而告终）。
在第一国际之后，随着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第二国际出现了。第二国际只是勉强容忍了明显的内部分歧。尽管各政党自始至终主导着领导权和参与权，第二国际在成立之初便体现了一些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例如，包括同业协会）。当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正在筹备时，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抱怨改良导向和无政府主义的利益，正确地预见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身份几乎成为社会主义的同义词）随之而来的冲突。虽然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力可能会受到各种规则的限制，但以改良为导向和以革命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冲突持续了多年。只有确保改良派和革命派两者均言行一致，才能解决多年来的不稳定的差异和分歧，才能看到他们真正的立场，并阻止具有毁灭性的内在冲突。
如果说第二国际表面上提供了一个避免致命冲突的正面的历史范例，那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近，许多参与其中的政党都陷入了民族主义、反国际主义的政治立场，抵消了这种积极的一面。这种冲突不是意识形态层面或战略层面的，而是存在主义层面的，即以国际主义对抗民族主义。
另一个冲突出现在一战后的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可行性和地位问题上。随着战争的进行，尤其是来自中立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有一种推动力，意图振兴“后第二国际”（post-Second International）时代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力量。这导致了1915年以后的一系列会议（第一次被称为齐默尔瓦尔德会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党代表寻求回归国际社会主义的目标。然而，那些来自战争国家的人仍然深陷于不满之中，对其他人来说，改良派和革命社会主义之间再次出现了分裂。尽管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战争爆发时就已经决定，需要一个超越社会主义中间派和右翼的、完全重组或全新的国际组织，但列宁和其他俄国社会主义者仍然参与到这场分裂中，这促成了1919年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的诞生。
第三国际的成立并没有阻止欧洲的中间派和右翼社会主义者试图重建一个与战前国际主义和跨社会主义政治派别合作相一致的国际组织，来自丹麦和比利时等国的社会主义者为复兴第二国际作了一次非常有限且最终毫无意义的尝试。需要指出的是，1921年成立的维也纳联合会，该组织最初被称为社会主义政党国际工作联盟，后来于1923年发展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吸收了前第二国际的成员。它的代表包括德国的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和爱德华·伯恩施坦（Edward Bernstein），以及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等人物，他们对重生的第二国际或新的第三国际都不感兴趣。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以在国际上联合所有社会主义这一明确目标为出发点，因此认为自己继承了第一和第二国际的衣钵。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并作为分裂的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尽管社会民主党派在欧洲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和拥护，但除了在西欧召开会议和进行各种有限的援助工作（以应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之外，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几乎毫无作为，只是就事态发展（尤其是苏联的事态发展）协调声明和表明立场。鉴于俄国革命造成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破裂，几乎可以认定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显然，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可以大大改变合作的背景，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拒绝承认这一点。
第三国际从一开始就试图在所有可能的地方推动共产党的发展，并直接促进欧洲和亚洲的革命，以及更广泛地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共产国际在一个从根本上分裂的欧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有一系列明确的目标，对革命共产党的制度性倾向以及接受列宁的非凡领导并不意味着它缺乏多样性。它的参与者包括工会和个人（不仅仅是政党），同时它在欧洲之外的区域吸引了广泛的团体，无论他们是否认同共产主义。
观点的多样性相对有限。尽管工团主义者（syndicalists）受邀参加了1919年成立的莫斯科代表大会，但一旦红色国际工会（the Profintern，一个与共产国际同属的工会）成立，以共产主义为导向的联盟明显占据了主导权，工团主义者变得格格不入。虽然早期的代表大会围绕统一战线政策等问题进行了严肃而深入的讨论——正如约翰·里德尔（John Riddell）在关于1922年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所述——这一事实更多地证明了早期共产国际的开放和民主品质。例如，德国共产党（KPD）试图阻止一个“温和”团体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而列宁则让他们出席。至于共产国际为确立其目标和行动方式而采用的“二十一条”，列宁则允许“规则的例外”，即允许一些特别的人参加代表大会（如来自法国的中间派，而不仅仅是来自德国）。这就是列宁，他具备着战略思维（如认为温和派可以成为革命者），同时批评了共产主义左派中的意识形态“纯粹主义者”。但从20世纪20年代国际社会主义和左翼工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共产国际的核心成员和权力中心的多样性有限，后来的共产国际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egory Zinoviev）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局限性。
尽管如此，如果认为在跨越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主要分歧方面没有进行有意义的合作，那就错了。1922年，维也纳国际号召三个国际流派（维也纳国际本身、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在柏林召开会议。共产国际对这一倡议持开放态度，特别是因为它最近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认识到在国际革命没有破裂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可能不得不（战略性地）与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合作。该倡议旨在创建一种合作的方式以继续向前迈进，这种合作将在三方均参与的“九人委员会”中正式确定。
然而，这一努力失败了，因为阿德勒等非共产国际领导人推动了苏联方面关于格鲁吉亚独立的新政策，布尔什维克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后，格鲁吉亚一直是盟军（尤其是英国）干预的地方，用于支持孟什维克政权。因此，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1922—1924）期间，代表们重新思考超越与其他国际力量合作的统一战线；最终，统一战线变成了通过各种手段在多方面进行的革命斗争。正如执行委员会在1924年初所说，关于“1923年10月在德国发生的事件……它们是革命的策略，而不是演变。正如工人（和农民）政府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民主过渡阶段一样，统一战线策略也不是民主的联合，不是与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它们只是革命鼓动和动员的一种方法”。
二、国际主义历史的限制和可能性
在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发展的近80年时间里，合作的意愿（如果不是统一的话）有时会在不同程度上实现。在探索历史上国际主义发展的一些障碍和可能性之前，必须提出一个基本问题：面对以更强传播力和渗透力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在今天形成国际主义是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又引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如果没有联合，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可能存在分裂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期望国际层面的合作与协同？例如，在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党派和种族之间的冲突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生命周期上得到反映。正如前文在共产国际的案例中提到的，列宁的行动有助于缓和这些冲突。问题在于，国际主义不能指望有一个像列宁那样有能力和权威的领导人。
第二，鉴于全球范围内反资本主义的潜在多样性，全球合作应如何进行？从纯粹的组织角度来看，国际组织类似于将各种社会主义组织、个人和派别联合成一个代表协会。其好处是参与者的数量是有限的——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全球网络，该网络对任何跨国活动家或治理网络的研究者而言都非常熟悉。这使得合作更加可行，因为它可能包含不同左翼观点之间的冲突，但这是以隐藏和限制参与和多样性为代价的。然而，正如笔者将要论证的，从组织上来说，有一些方法既可以调和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又可以减少它们之间的冲突。
第三，左翼有什么独特之处吗？它最终是否有能力跨越复杂差异实现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提出质疑：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东西是否是僵化的且容易引发冲突？古尔德纳暗示，有必要审视马克思—巴枯宁冲突（第一国际），这是因为需要保持明确的理论和政治界限（特别是反对类似革命社会主义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同源思想）。但这一论点将排除寻求在国际组织或通过统一战线进行合作的各种倾向，因为这些倾向首先会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冲突。古尔德纳将扩大合作的挑战（在任何复杂背景下都面临着挑战）概括为左翼的合作能力问题。历史表明，左翼是具备这种能力的，但要保持和发展这种能力却困难重重。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一个关键的挑战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倾向的纯粹异质性（sheer heterogeneity）。这种多样性可以被合理地视为部分源于资本主义的扩张，由此在不同的压迫和斗争背景下出现了不同的反资本主义立场，或者出于对资本主义权力和发展以及对社会主义性质的不同解释。正如人们经常提到的20世纪早期的欧洲革命社会主义，到1920年，分歧的出现使列宁批评共产主义左派中的某些人。这也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托洛茨基主义。鲜为人知的分歧包括马拉泰斯塔（Malatesta）等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前者主张广泛的社会冲突，后者则关注以工人为中心的行动，如总罢工。
分歧和冲突有不同的方面，但其中包括一些基本的东西，如国际主义性质的概念，这一概念尤其困扰着第二国际。国际主义应该立足于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结构还是社会主义组织的统一？除此之外，在实现变革的战略和方法上的冲突也非常明显。第二国际对总罢工的讨论变成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罢工应该是无政府主义者所强调的走向全面革命的途径，还是成为中间派社会主义政党所强调的对根本立法改良施加政治压力的一种手段，冲突的关键在于组织性质的冲突。第一国际关于依赖封闭甚至秘密的（巴枯宁派）还是开放的（马克思派）组织形式的争论已广为知晓，其背后的冲突主要涉及对过去事件的不同回忆和解释（不仅仅是广义的历史理论）。例如，列宁和倍倍尔在1907年对日俄战争的意义有不同的解释，这影响到第二国际对欧洲殖民地采取何种立场。
冲突和争端不一定会直接导致一个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崩溃。它们会降低持续合作的预期风险和收益，而这种风险和收益在重大事件和新情况面前变得尤为脆弱，从而对进一步合作形成巨大压力。对第一国际来说，巴黎公社的失败削弱了继续合作的承诺（commitments），随后遍及欧洲各地的国家镇压也使其难以经受住考验。第二国际受到了席卷欧洲的帝国主义冲突和战争的逼近打击。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否则就难以理解卢森堡在1915年《朱尼厄斯小册子》（Junius Pamphlet）中尖刻地批评第二国际是“一具发臭的尸体”。
三、团结和消除分歧是不够的
合作的挑战不应被低估。也许资本主义的霸权及其剥削和压迫产生了一种过分乐观的同舟共济的感觉，正如一位活动家所报道的那样，这意味着“团结并不难”。不管这是不是夸大其词，一段以团结为基础的合作的丰富历史始于第二国际。值得注意的是，在共产国际时代，这种团结不仅表现在联合出版物或五一劳动节之类的事件上，还表现在具体问题上，如捍卫左翼政治犯（通过同源组织“红色援助”）、加入反殖民政治斗争，以及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阶级冲突和内战的人团结一致（这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左翼分子一起战斗）。
这些“自下而上”或“横向”的团结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一个不可否认的积极方面，并确实在某些领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例如反殖民主义斗争。这种团结也可以是民众组织和干部组织相互交织的一部分。但是，必须有一个广泛、包容和全面的组织来同时与资本主义作斗争，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多个层面和多个地点都有着具体的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那样，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所选择的模式，如统一战线或与团结相关的承诺，并没有为需要这种组织的合作铺平道路。团结可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黏合剂”，但对于持久的合作来说，认同并发展能够使各种组织部分牢固结合的逻辑至关重要。
认识到社会主义协作面临着困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强有力的起点。组织多样性的基础——包括一系列松散（discrete）的组织和成员，加入一个国际组织——产生了不和的可能性。在描述了构成第一国际（从英国工会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倾向和组织的状况后，恩格斯在1874年写给弗·阿·左尔格（国际事务秘书长）的一封信中，捕捉到了这种开放困境的一个版本：
第一个巨大的成就应当破坏各个派别的这种幼稚的合作。这个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当国际由于公社而在欧洲成为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时，争论马上就开始了。各个派别都想利用这个成就。不可避免的瓦解开始了。
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后来成为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对付这些因素的策略：实行某种程度的封闭。恩格斯写道：“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共产国际的优势在于，许多构成该组织支柱的共产党都是在该组织成立的同一时间段创建的，这使他们能够从一开始就具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底色。当现存的组织——通常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以公开合作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种困境的一个变体是，具有类似意识形态立场的团体和个人可能会在更广泛的国际范围内自由地建立新的联盟，从而导致派系斗争。正如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表明的，马克思认为“第一国际的异质性表明，它可能发展成他所害怕的那种社会主义宗派主义”。但最终，“对这些危险的认识”并没有阻止马克思继续前进。同样，共产国际在整个1921年都在担心其民主辩论的多样性所产生的派系主义。
对抗这种由开放导致封闭的看似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接受封闭，但这意味着根据自己的需要塑造它吗？笔者认为不是，有些逻辑可以调解这种差异。这些逻辑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政治和社会反思的方式处理分歧和冲突，另一种是通过制度建设（下一节将详细讨论），历史上，制度建设以权威的执行机构（委员会、局）等形式实现。虽然原则上两者都可能被视为社会主义合作的潜在途径，但笔者认为，只有制度建设提供了一条可能的持久途径。
关于第一种类型，我们有上面恩格斯的第二国际领导的例子，纠正了在改良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的不稳定航向。正如所暗示的那样，只依靠自治是不够的，因为它相当于一种最低限度的“过得去”的策略，允许团队继续前进并推进目标，这基本上导致了持续的冲突。实际上，自治解决不了分歧，解决办法不能仅仅取决于冲突各方。然而，没有一个国际组织避免了这种自治，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冲突各方都是努力化解冲突（避免致命僵局）的核心。
在共产国际的案例中，遏制分歧是通过使共产党成为组织核心来实现的，本质上是通过将自治的必要性降到最低来创造合作的基础。列宁去世后尤其如此，当时在引导差异的正确导向方面缺乏上述非凡的敏锐性和纪律性。如果一个未来的国际组织要建立在开放的左翼多样性之上，没有列宁那样的天才和权威的创始人，那么它必须考虑超越这种自治的可能性。实际上，自治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因素。
这里的论点是，左翼未能建立一个可扩展的国际主义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开放性的困境；其二，近乎排他性地依赖差异的自治（即自主航向）。开放性可以被遏制或抛弃，但这将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团结反资本主义力量的目标。笔者认为，关键是要超越自治的视野。这可以从左翼开始，确保国际合作不仅仅被视为一种战略或手段，而且被视为一种自觉的目的，从而使国际主义成为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公认的、不变的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某些目标的垫脚石（例如，世界社会主义）。随着这种观点的转变，克服社会主义分裂将成为政治的焦点，就像任何形式的组织或政治努力一样。历史上的国际主义者从来没有把合作的挑战放在首位（在马克思对第一国际的研究中有例外的时期）。无论是像总罢工政策这样的集体手段，还是确保和推进单个集团自己目标的手段，合作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合作被视为某种可以追求和建立的东西（以团结为基础）, 而不是一个需要特定逻辑、实践和政治的深刻而持久（并且可能致命）的问题。
然而，虽然将扩大合作作为一种目的很重要，但它本身并不能应对社会主义和整个左翼所特有的挑战，这些挑战可能会破坏争端的解决。其中一个重大挑战是社会主义左翼对长期历史框架的承诺。如果坚持一个立场，让世界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渐展现这个立场的预示内容（比如，战胜资产阶级并最终战胜所有阶级），那么这更可能促成暂时的联盟，而非持久的合作。
更普遍地说，右翼和资本主义只忠诚于经济自由、国家主权和各种社会形象等规范和意识形态价值观，而并不信服历史理论。他们可以把当前的政治和立场作为一种手段，以达到推进其价值观和削弱左翼的目的。这种合作政治的风险比左翼低得多。事实上，美国保守派已经能够将右翼的三个主要派别（自由意志主义者、宗教主义者和政治传统主义者）结合成一个持久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如今仍然是一股力量。
带着这样的挑战来引导左翼的理论承诺是至关重要的。列宁提出了一种清醒地遵循整个阶级（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先锋队）和所有劳动人民（不仅仅是他们的先进分子）的阶级意识和战备状态的方法。应当以反思性的、深思熟虑的方式更多地关注群众意识的问题和情况，而更少关注他们理论的转变，从而打开跨向合作的大门。
我们即使有更强的反思性（reflexivity），仍不应低估其中的障碍。历史唯物主义帮助我们将资本主义霸权重新定义为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阶段，将其纳入更广泛的历史发展中。不幸的是，这种归类并没有克服当代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分裂性影响。国际社会主义面临着在资本主义的辩证间隙中运作和跨越的挑战。社会主义遵循实践和意识的辩证方法，它是作为对资本主义及其霸权的否定而出现的。社会主义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分歧和裂缝中，历史上最发达的形式是“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或跨国家集团的社会主义（across a bloc of countries）。今天，面对这种国家性的衰退，通过自愿的、自治的引导发展国际合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必须认识到，它将有助于左翼运动和组织。
四、走向左翼制度主义
第二个调和差异、克服资本主义缺陷的路径是制度建设。列宁一直强调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工人机构，包括图书馆和学校。但是，在治理国家和社会时，这种在国家层面的建设，与在国际层面的建设有很大不同。在国际层面，列宁的目标是把国际建成一个拥有强大委员会和机构的中央集权机构，尤其是执行委员会。这些机构和委员会将跨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不仅仅作为组织（即集体的、有目的的机构）；而且作为机构，有能力帮助形成对特定领域中“事物的方式”的主体间理解（intersubjective understandings）。
在共产国际的例子中，这个领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可以说，共产国际在这一领域产生了制度性影响，为推进革命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条件，也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遏制和引导了其中的差异。相关组织也做了相同的事，但是是以非正义（uneven）的方式进行的。在全球左翼充满活力的时刻，共产主义的发展得益于俄国革命的颠覆性影响。即使在这之后，共产党、积极分子和同类组织的存在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我们今天的问题在于已经无法指望这种背景和影响。然而，它的缺失不应被视为回避国际主义的理由。
在第三国际，重点放在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试图协调共产党的核心（然而，在当地环境中的实际影响并不一样）。在当今形形色色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中，实现和保持协调团结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抛开任何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机构所面临的代表性挑战，即设立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甚至是一个大型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试图塑造或指导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中央权力机构将面临全球多样化、多规模和多地点的国际主义的挑战，这在今天看来是必要的。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委员会来应对资本主义的缺陷，将意味着在国际上设置一种典型的与国家形式相关的制度性权力（即执行委员会）。国际主义的历史表明，虽然一个执行机构可能有助于协调全球反资本主义，但这样一个实体本身实际上无法应对多个地理范围内的争端和冲突。
相反，为什么不与专门为解决争端和冲突而设计的社会主义国际机构一同应对争端呢？这些机构用来裁决组织、派别或倾向之间因超出协商或和解（自治）的可能性所引发的冲突。
虽然历史上没有建设这种国际机构的先例，但如上所述，曾经有过解决冲突的时候。在第一国际接近尾声时，马克思多次呼吁总理事会帮助解决不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列宁在1921年呼吁调解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当时极“左”的德国共产党从独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正如列宁指出的，如果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不应该继续加剧它，而应该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寻求调解，并使“左翼”在论文和小册子中阐明他们的分歧。从国际的观点来看，恢复德国共产党的团结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这只是列宁在不同国家背景下对各方进行调解或仲裁的众多尝试之一。共产国际之外的社会主义者也指出了它的价值，包括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领袖尤利乌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关于维也纳联合会）他坚持认为，“在由民族问题引起的各组成党派之间的冲突中，国际是最后的仲裁者”。
（一）国际工人和人民法庭
笔者认为，与社会主义精神相一致的、将冲突解决方案制度化的一个选择是设立国际“工人和人民”法庭。该法庭的首要目的是裁决各种反资本主义团体、组织、取向和倾向之间的冲突，法庭作为裁决者的任务是根据冲突各方提出的要求和论点，就群体间的争端作出裁决。
第二个目的旨在更广泛地裁决社会主义者针对那些陷入僵局的对立集团所提出的请愿。此举源于对特定冲突可能给国际反资本主义运动带来的潜在影响的深重关切。实际上，各党派将成为请愿团体，据称参与了冲突的团体将在请愿书中被点名。这将需要一个分两步走的决定。法庭将首先权衡关于冲突是否值得裁决的主张和争论，而第二个决定与传统的裁决一致，是关于冲突本身的。裁决的主要问题是冲突团体之间战略、战术、理论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实质，次要问题可能包括对例如国际组织本身或国际组织的任何组成部分的明显错误的索赔。
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出现了：谁将在法庭上？他们将如何选择？例如，他们能被委以战略决策的重任吗？他们能避免偏见吗？我们能指望大家接受这样一个特别法庭的权威吗？
至于法庭成员，首先他们应该不是政党官员或反资本主义组织的领导人，而是可能参与这种组织的普通工人和被压迫人民。他们应在全球范围内从世界各地组织的普通成员中通过排序（即抽签）方式选出。这些组织不仅包括左翼联盟、社会主义政党、民众运动和合作社，还包括基于社区或地区的农村公社或反压迫社区协会。每个组织和场所都可以为抽签环节提供一个普通的参与人。
由于参与人已经是组织的成员，他们会在多个方面意识到阶级和压迫问题。理想情况下，这些人可能被认为是今天的“中间阶层”，如葛兰西说的，不是组织领导、职业干部或全职活动家，而是那些知道实际情况（knowing）、被成功动员和尽心尽力的普通人；与之相关的，是列宁笔下的“先进”或“成熟”的工人。如有必要，选定的成员可由现有法庭审查。
虽然法庭处理诸如一个国家组织或特定地点的内部争端似乎不那么具有挑战性，但有些人可能会质疑它对核心国际战略争端的裁决。两种或多种方法之间的调解结果可能会被一方或各方视为混乱或错误的战术、战略或观点，可能会对左翼造成严重影响。然而，可以说左翼分裂比任何被认为有问题的调解政策都更糟糕。最理想的情况是，与资本主义调解相反，它的利害关系可能是劳动合同，社会主义调解侧重于寻找反资本主义的出路，通过寻求解决方案，辩证地指向最好的立场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可以构成新阐述的立场的基础，而新阐述的立场构成裁决结果。其中被视为有问题的结果可能会在上诉中受到质疑，要求退回法庭。
此外，认为法庭成员无法集体达成有辩证意义的裁决的想法忽略了来自中间阶层的成员的某种能力，即他们已经意识到贝尔特·奥尔曼（Bertel Ollman）所称作的关于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远景”的各个方面。这种能力被20世纪前二十年欧洲工人意识的表现所证实。即使这样的人口比例在今天大大减少了，但它仍然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空隙中。
裁决者意识到他们自身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情况，但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何防止裁决者偏向他们自己的左翼。虽然委任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偏见，但即使是随机的成员选择也不能消除无意中占优势的趋势。然而，如果在法庭任职需要忠于辩证思维，这种偏见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成员们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不仅仅是冲突的团体带给他们的东西，而且是每个人的生活阶层和立场观点，而这意味着努力将相互冲突的想法置于一个更广泛的框架中，将不同的条件、力量、逻辑和利益联系起来，以便它们形成一种辩证的模式，使法庭之外的国际观察员能够识别。
例如，裁决一场关于号召全球总罢工的争端，它不能通过谈判解决，或者理想情况下，不能通过投票机制解决（比如由代表大会解决），这会使国际社会的存在受到质疑。如果被带到法庭上，法官们将不得不考虑所有的观点、论据和证据，以得出一个将在国际上被广泛审查的裁决。
法庭一旦成立，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及其处理分歧和分裂的前景，应该促使争端各方甚至在进入裁决阶段之前就思考冲突的立场和解决方案（裁决机构的一个公认的好处）。因此，甚至在仲裁庭开始明确干预之前，各方当事人就可能设想并阐明一种立场，对有争议的做法进行调解。
但是可想而知，法庭裁决的权威会被拒绝，甚至导致其退出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总会有一些团体认为自己的方案有价值，而不愿与他们认为方案低劣的其他团体结盟。不过，希望在于该法庭的存在将提高退出的风险：他们不仅会试图考虑与其他左翼团体发生冲突，而且还会与整个国际社会一起质疑一个正在发展的左翼机构（法庭）。如果确实发生了权威被拒绝或退出机制的情况，对于这样一个可能决定重新进入停滞不前的调解进程的团体来说，法庭可能是一个制度化的途径，可以回到国际“怀抱”之中。最终，法庭的权威需要在国际法庭成立时就确立，这样一来，法庭的职能在早期就不会被那些在形成时期忽视它的群体所破坏。理想情况下，忽视其裁决可以被视为暂停国际资格的理由。
人们可以设想更多的动机来服从法庭的权威，虽然这些不能在这里彻底解决。例如，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端以僵局告终后，法庭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结束争端。法庭裁决也可能是一个宣传自己立场的机会，或者可能是一种阻止人们认为受到其他群体不公平对待的方式。
（二）共同权力（Coactive Power）
一个国际组织很可能由著名的领导人或全职活动家所主导。笔者认为像国际法庭这样的机构有可能限制这种支配地位。为普通工人和人民争取了权力的法庭、行使行政权力形式的关键委员会，以及由全职组织者组成的代表大会，笔者称之为共同权力。
这里所说的共同权力指的是在同一组织领域（即国际领域）中融合和混合的力量（但它们仍保持独立性）。理想情况下，所有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也应该包括工人，但国际主义的历史给了我们些许希望。普通工人的权力将通过法庭发挥其裁决作用，而领导人和干部则发挥其行政和立法作用。
这样一个法庭的设立代表了一个展现共同权力的具有前瞻性的、直观的起点。它的创建可能是由那些国际组织者推动的，他们提出工人和被压迫人民真正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它的形成应该是创立过程中密集环节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严格评估国际主义的历史、当前背景和组织可能性，从实质上重新考虑左翼冲突的长期问题和持久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把工人和人民包括在内，而不仅仅是左翼积极分子和党的干部——各个阶层都应该采取行动，促进工人的直接参与。
（三）国际体系中的国际体系
“国中之国”的概念由来已久，而且常常是反动的。它在左翼方面的应用最广为人知的是，它描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各地广泛而强大的组织表现，以及其成员在意识形态上对它的忠诚。我们能把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国际看作是国际体系中潜在的一个国际体系吗？法庭应该被看作是在广泛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系列左翼国际机构的一个步骤。我们有一系列共产国际同类组织的例子，如红色援助。但是，与主要位于外围的组织不同，共同性（coactivity）意味着像法庭这样的组织明显应处于左翼国际主义的中心。
这样一个反资本主义体系可以创制出自己的一套国际规则，这些规则作为指导行动的共同原则重组左翼。例如，规则可以指导左翼跨国组织和当地组织之间的直接合作协议，或者它们可以阐明与资本主义权力所在地（包括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关系。这一体系不需要提出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核心的主权等要求，但它可以将自己置于与该体系的关系中，成为一个联合体。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规定了违反规则的后果，规则就具有法律的性质，例如不承认某个特定的违反左翼组织的行为。这套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原则和规则，将是国际组织可以帮助培养的左翼制度主义的另一个维度。
左翼需要根据自己的条件为自己创造越来越多的制度，并在公平的条件下服从这些制度。左翼的反制度主义等取向是一种障碍，对政党、国家、领导人或倾向的独家忠诚也是一种障碍。左翼制度化作为一个过程，不仅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而且在21世纪反资本主义的左翼自身中，展现了与差异作斗争、推动障碍突破、缩小分歧的前景。
（作者简介：罗伯特·莱瑟姆（Robert Latham），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系教授；译校者陈文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译校者聂嘉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世纪资本主义四大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与理论批判研究”（项目号：19BKS031）、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论述研究” （项目号：21LLMLB076）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重思马克思主义》（Rethinking Marxism）2023年第34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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