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整个社会形态变革和自然历史的变化，都根源于人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活动，而其中的生产能力是作为人类社会实现历史进步的主要动能和关键要素。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将人类社会分成5个阶段，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他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170列宁也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2]110可见，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核心概念，在人类历史发生重大跃迁时，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改变。中国共产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力在整个人类发展历程中实现了多次跨越，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人类社会的生产样态和发展模式，推动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基于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深切关怀和考虑，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3]的全新概念。之后，他多次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2023年12月11—12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4]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提出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5]的实践要求。2024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6]
当前学界对于新质生产力的探讨呈现多元化的研究态势，不同学科围绕着新质生产力基本内涵、现实意义、逻辑结构以及实践举措等进行阐释，这其中，对于新质生产力的探讨大多是经济学的解释范式，并未有通篇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同新质生产力相结合进行哲学解释的范式架构。诚然，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专用术语，立足于对新质生产力经济范式的解读固然重要，但同时“生产力”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即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线索，也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刻的哲学溯源，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对生产力的概念进行解读，阐明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之间的关系，更能够深刻把握好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实践原则。
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的逻辑嬗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生产力”概念的理解范式上，存在着从人本学说“生产力”到唯物史观“生产力”的转变过程，并以此为基础透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阐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共产主义的伟大构想。虽然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但其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对于规范新质生产力的解释框架和理解尺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原初语境：人本主义视域中的“生产力”概念
马克思对于“生产力”概念的探寻最初是伴随着“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一基础问题而展开的。早期深受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要立足于人本主义的解释框架。但这种人本术语上的“抽象批判”和“精神援助”并未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的运行本质中。1844年2月，恩格斯率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两种生产力理论，即“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7]67，提出了人能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基于此，在1844年5月《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开始关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所揭示的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差异化处境，即生产过剩与过度贫困、资本扩张与失业等矛盾现象，并转向现实中的生产问题，在“穆勒摘要”部分，马克思着重于分析了经济异化现象，即货币在交往活动中所展现的媒介属性使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导致人的本质异化为物、人与人之间的存在表现为货币的交往。虽然生产力同劳动者、机器以及劳动要素依旧存在着模糊关系，但此时马克思的立足点开始逐渐转向现实的生产活动视域中。
马克思从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交互作用中发现作为中间范畴的生产力所承载的资本力量。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于物的无穷需要，进而导致了人的异化。在这种异化劳动的生产方式下，生产力成为使人异化的工具。由于马克思将“生产力”概念局限于资本主义场域内，因而，“生产力”主要被看作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工具。1844年11月，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8]52“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8]58上述论断清楚地说明了决定社会历史的不是人们的观念，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只有在物质生产中才能理解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理解历史，这无疑为正在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石。之后，1845年3月，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将人本主义彻底隐匿于唯物史观当中去，进而提出“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9]261。所以，生产力并不是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是现实的物质力量。
（二）理论定位：历史唯物主义下的“生产力”概念
科学客观的“生产力”概念是马克思在接续《曼彻斯特笔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哲学的贫困》等唯物史观著作的阐释中逐步提出来的。这一阶段，马克思不再局限于从生产力与人的关系上对“生产力”作出概念界定，这种仅仅从“劳动生产力”的单向度论述形态，未能展现出生产力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应然全貌。
1845年春，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生产力的理解。马克思认识到“人”不仅是感性自然支配的受动者，同时也是能够发挥主体性认识的实践主体。这样“个别人”范畴便不再是生产力的唯一要素，并完全脱离开德国传统哲学在观念上建构一切的思维主张，即彻底否定以往旧哲学的思维定式。马克思回归到物质生产和历史现实的评判维度，从总体性的人类历史的现实活动中挖掘推动历史进步的核心要素，通过对市民社会中经济关系和形态转化的研究，发掘出任何阶级社会得以向更高阶级跨越的根本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1846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生活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7]532-533这说明，对于“生产力”的理解视域已经由单个人转向于整个人类发展的层面上。
基于此，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得到了极大丰富发展，即其中包括着物质资料生产、再生产、人口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等多维度的生产要素，其中物质资料生产、再生产和人口生产又都会带来社会关系的生产。而社会关系的生产本质便是“共同活动的方式”，这种“共同活动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分工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作，分工的程度正是生产力得以扩大化和外化的重要体现，即“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7]520，进而产生新的劳动生产力，对“生产力”概念的理解开始同“交往形式”联系起来。1847年4月，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完成对“生产力”概念的历史性建构，这主要得益于将人开始视为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明确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0]144马克思批驳了蒲鲁东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并提出生产力不仅包含着生产工具、生产手段，同时也将劳动者自身纳入到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对生产力进行了再理解，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中人们无法选择既有的生产力，但可以在已有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再生产，进而推动生产力构建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人类历史由此得以延续发展，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和反复适应逻辑，使得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和提升。
（三）体系归宿：政治经济学建构的“生产力”概念
在政治经济学论域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运用“生产力”逻辑体系以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合理“解剖”。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经历了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后，再回到具体的逻辑嬗变，立足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考察生产力的本质规定和内在结构。
1867年9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以“商品”作为切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明确指出：“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1]28。而这种“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概念本体来源于“劳动二重性”的实践赋予，即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等劳动主体“人”的生产性活动。正是因为人们在劳动形式上存在“质”的不同，不同类型的劳动蕴含着不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此内在决定着商品自身在“量”上的差异。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开始被“物化”的劳动产品交换关系所遮蔽。从“货币拜物教”转向“商品拜物教”后，私人劳动的社会属性以及私人劳动者的自身劳动完全被掩盖了，即“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以及私人劳动的社会规定性”[1]59，这就进一步导致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之间的对立化。而通过生产方式中的劳动生产力、社会性劳动生产以及个人劳动、社会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等生产力范畴，从本质上揭示，为什么个体与社会劳动之间会存在对立，进而剥离出经济社会的总体层级结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11]93从“个别劳动生产力”“社会劳动生产力”等逻辑术语中揭示出隐匿于商品价值体系的物化关系，实现了对生产力中商品价值体系的评判和规定。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政治经济学范畴下的生产力的解释范式，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为何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出于“逐利”的本性驱使，为了能够提高资本的再生产能力，资本家更多地采用机器生产，即从以工人为主体的小规模生产转向以机械体系为主体的大规模发展，进而将个人生产力提高至社会平均生产力之上以榨取剩余价值。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疯狂占有，导致其从个别垄断上升至社会垄断，垄断的产生必将导致对社会生产的阻碍。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不断被破坏，最终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12]141。
三、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之间的关系考察
“生产力”概念并非马克思的专属术语，其最初属于古典经济学家的解释场域，由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法国经济学家弗朗斯瓦·魁奈提出，并经由斯密、李嘉图、李斯特等经济学家的发展，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生产力概念提供了另一个解释向度，即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到“作为历史动力根源”的理解维度转向。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要素全新质态的发展模式，之所以能够完成对传统生产力的批判与超越，关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的融通与贯彻。虽然当下社会主义生产力概念在时代语境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同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下的“生产力”概念存在着一定的理论视差，但通过提炼其中两者之间的共性基础，有助于把握和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哲学特质。
（一）实践性：突出社会形态变革的现实力量
实践思维的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501按照劳动生产力的存在形式不同，马克思将生产力概念划分为主体生产力和客体生产力这两大范畴，其中就存在着究竟要基于何种视角理解生产力的问题，即生产力问题上的主客体之争。如果仅从客体层面对生产力进行理解，就会导致陷入客体生产力的物化劳动的境地，其出发点是生产力中“物”的因素，进而导致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体力量的丧失。但同时也不能够仅从主体生产力层面进行理解，脱离了客体层面，就会导致历史发展的动力全部归结为人的主观意志。因此，对于生产力的理解不能够仅从主客体之间的一种模式进行理解，而应该立足于中介，即从实践层面进行把握，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等关系统一起来。所谓生产力应该是人们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矛盾的实践能力，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使其适应人类需要的实践力量。
新质生产力相较于传统生产力而言，之所以存在“质”的提升的可能性，先在原则便是建立在“实践”的生产力维度上。新质生产力不仅聚焦于研究其构成要素如何实现量的方面大幅度提升的实际举措，更致力于解决我国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中的现实问题，所体现的是客体要素和主体观念统一于实践的生产力形式。这种生产力立足于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再通过提高数字技术的全要素生产率、建设现代化产业及体系、优化信息资源配置等方式，实现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这种生产力形式既不是观念上的抽象的生产力观念，也不是仅从物的向度出发的抽象生产力。正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性，其为生产力在量上的积累并最终实现质的飞跃提供了可能。从路径设计上，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新质态，其实践链条贯穿于整个生产力提升的全部环节，通过新型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可以产生要素结构效应，进而实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4]的重要任务，并最终真正意义上实现由传统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二）能动性：强调人的本质力量的自主呈现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始终是社会历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先在要素。纵观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在其过程中人始终承担着生产主体的职责任务，正如马克思强调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7]196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形态跃迁过程中，其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便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逐级展开。即从自然决定论到企图控制自然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概念嬗变中，其原初逻辑在于人类对驾驭自然欲望的渴求和驱使，而这种驾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对自然的认知程度，生产方式的跃迁和变革正是深化对于自然认识的重要途径，其背后的底层逻辑在于对人本质力量的表达。从人的需要层面出发，不同社会形态蕴含着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再生产等不同维度的生产样态，但究其本质都是人在面向不同的需要而产生的。就生产力的发展历史而言，也是伴随着人的发展历史而来的。人的物质需要、交往需要、精神需要、劳动需要推动了整个生产方式的变革和重构，生理层面、知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协同发展促使整个上层建筑进行重新整合，并最终实现社会形态自身的深刻变化。在生产力作用于人的过程中，“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13]108，从而实现社会形态自身的持续性和阶段性跃迁和发展。可见，生产力演进的历史所表达的是人本质力量的逐级展开。
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它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时也基于人工智能中的数据、算法和算力这些新的生产力要素，进而形成生产力的新质态。这种“新”和“质”表现为“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5]。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底层逻辑而言，其核心还是“人”的逻辑。从技术本体而言，科学技术在实质上是人作为主体进行客体实践过程中的产物。新质生产力能否形成的关键在于“现实的人”在整个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能够发挥何种作用。2022年10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4]33，充分说明人才是科技创新并形成生产力过程中的现实主体。新质生产力在新质态的表达范式上，依托于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根源于各领域杰出人才对重大科技前沿问题的研究和突破。不论在马克思“生产力”的话语语境下，还是新质生产力的表达范式下，“人”始终在整个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是居于本源地位的。从构成要素层面看，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物”的高质量发展，即实现社会发展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而且更加注重对新型劳动者的培养，通过不断优化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组合和结构，从而实现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三）自然性：注重技术现代发展的微观规制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除了包含“社会生产力”以外，还蕴含着“自然生产力”这一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26其中的“自然条件”便是生产力中的自然维度。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劳动过程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168也就是说，人在从自然界获取生产资料或者生活资料后，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复归给自然界，人与自然之间始终存在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相互作用关系，即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与此相适应，马克思恩格斯对如何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发展也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在面对德国化学家李比希的化学思想时，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了如何规制技术以实现自然面向的问题，即“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15]117。而为了能够减轻环境污染，马克思给予了论证：“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还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15]117而最终的路径选择在于“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16]389，这充分彰显了生产力自然向度的表达。
新质生产力正是延续了马克思自然生产力的概念形态，强调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应用，并将这一原则贯穿于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5]这说明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质态，这种“先进性”很大程度表现在推进经济、产业、能源结构实现绿色低碳的转型升级过程中。新质生产力重视以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绿色发展为抓手。以绿色产业作为推进生产力提升的关键要素，为其提供了更加高效、环保、科学的发展空间。作为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产力形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通过改革，使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转向于通过先进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实现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循环化、能源消费低碳化、产品供给绿色化、产业结构高端化。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以往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是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通过开发可再生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提升能源效率等措施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仅如此，新质生产力还强调要实现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尤其面对传统产业自身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的问题，新质生产力通过优化传统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实现传统产业的低碳绿色转型，通过有序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速推进传统产业的绿色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并最终借助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科技创新以重塑竞争优势。
四、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的系统发展
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直接移位，而是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目标指向所作出的创新发展，它不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中的显性特征，即人在整个生产力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和科学技术的作用、价值导向，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中的隐性线索，即生产力的生态意蕴进行了显性表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的系统发展。
（一）创新型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关于“人”的主体作用的现代呈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7]209而在社会生产语境下这种“对象性”是指“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7]210。而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又表现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505。由此可见，不同时代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变革致使“人的本质”不断流变。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人的实践活动又作为人自我意识的现实表达，其中蕴含着人内在的创新意识和外在的创新形式两个维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16]539因而“创新”作为人主体意识的现实表达，是生产力得以系统发展的根本性要素。
新质生产力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在生产力生成和演变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习近平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5]其中对于生产力在要素形式和载体上的创新和对于传统生产发展路径、经济增长方式的摆脱，都始终伴随着“人”在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5]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4]28。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5]。“全要素生产率”强调在人与人、人与机器、人与资本、人与市场的全过程中都要发挥好“人”自身的创造性，充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的“人”的主体作用的思想。
（二）智能型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关于科学技术作用及价值导向的应然逻辑
科学技术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向度，其主要是在批驳和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7]211科学技术不仅实现了生产资料要素的显性扩张，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劳动者要素的“自身技艺”的特殊性发展。在劳动工具要素上，在庞大的机器体系的支配下使“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17]209。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宰制科学技术不可避免会导致严重的科技异化问题，包括科学技术同人的异化、同自然的异化等。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不仅操纵物质世界，而且操纵人的意志……一种以技术为中心的逻辑取代了以人为中心的逻辑”[18]。
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力模式，“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5]。新质生产力承续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的理解维度，同时适应了当前信息革命向智能革命发展的新要求。一是从劳动主体要素看，新质生产力使科学技术成为人肢体的延伸。以程序化自动运算为运行逻辑的人工智能，丰富了劳动的生产形式，通过其所具有的全域性赋能价值，使社会生产突破了以往传统生产的时空局限。同时，新质生产力充分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为防止智能技术的滥用和异化，新质生产力要求对市场各类经济要素进行宏观监管和微观规制，防止人工智能成为奴役劳动主体的统治者，使人转向更具有创造性的领域，有效克服了人在处理程序性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二是从劳动资料要素看，新质生产力保证了劳动资料的丰富化、秩序化和专业化。不同于传统的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通过立足于“数字”生产力这一维度，构筑保障全球之间相互联系的生产力体系，使生产资料不再地区化、局部化而是全国化乃至世界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企业可以利用数据要素信息分析生产效率以合理分配生产工作和制订生产计划，加快生产循环，减少人力成本和资源浪费。”[19]同时，通过生产力自身的智能表达，在原有的数字规模下实现智能控制，有效保障生产力扩张的可控性。智能机器能够时刻监控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并作出相应的感知和调整，在这种控制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得到了有效的阻隔。三是从劳动对象要素来看，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智能革命使劳动对象得到数字化呈现，但人并不仅仅作为机器体系的一个环节，而是有着自我意识并能够影响整体体系的主体，是“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5]的主体。
（三）持续型生产力：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生态意蕴的显性表达
生态生产力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的核心线索，但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其他维度，生产力的自然性质往往蕴藏于生产力的概念中难以彰显。如以往在对生产力概念界定中，主要强调“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20]29。这一界定往往导致在生产力的描述中过于侧重人的能动性，主要体现人作为支配自然的“主宰者”，导致生产力单向度化为“社会生产力”这一个侧面，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自然根基被“架空”。而新质生产力正是对生产力自然属性的隐形线索作出显性表达。
习近平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5]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决定着必然要始终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逻辑旨归，非生态性的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必将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不仅是时代之问，也是人民之问。”[21]新质生产力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的“生态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具体体现为：一是从发展理念来看，新质生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518—519新质生产力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注重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摒弃了以损害、破坏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二是从实践路径来看，新质生产力注重发展路径的创新性，即通过科技创新、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等方式，推动创新资源向绿色、低碳、可持续领域集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以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一个评判标准，即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7]185，这种完成主要就体现在达到人与自然双重和解，而不单单是人的解放。新质生产力正是从加强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发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以及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等多个维度推动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也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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