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抽象”（abstraktion/abstraction）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当前学界关于马克思“抽象”概念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
第一，作为本体论的“抽象”。“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有学者把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概括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的诊断具有核心和全局意义”，这段话被视为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理论宣言，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物质关系层面的抽象统治，这是本体论层面的肯认，当前国内学界在探讨“物化”“事物化”等现象时，主要是从“物质关系”层面展开，商品、货币、资本成为抽象物，反过来统治人，这种抽象统治是实体性和功能性的；二是抽象的“观念统治”，“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这种抽象的“观念统治”就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构成当前学界在进行拜物教批判时的主导逻辑。马克思实际上区分了这两个层面的“抽象”，卢卡奇则进一步把它界定为物化和物化意识形态的关系，但当前学界在进行三大拜物教的批判时，经常把这两层含义杂糅在一起。
第二，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抽象”。“抽象力”就是典型的抽象方法，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到底采用了什么研究方法，这是《资本论》第1卷发表之后所引起的争论，有人指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也有人指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对此，马克思的回复很简明，即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辩证统一，“从具体到抽象”，这是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俗称“第一条道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是马克思的叙述方法，俗称“第二条道路”，只有把这两条道路综合起来才是真正科学的方法。然而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专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其表述却容易引起歧义，马克思只把“第二条道路”视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就造成了解读上的困难，导致国内学界在解读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时出现两种路径：一是哲学式解读，强调“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才是“真正科学的”；二是政治经济学式解读，强调“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充分肯定《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严格实在论”的，属于经验抽象。这两种解读路径有很大差别，但也有一个共性，即都肯定“抽象”构成了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方法。
“抽象统治”需要用“抽象方法”来揭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已经阐明，只有把两条道路融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科学的方法。马克思用“现实抽象”方法完成了对于传统“经验抽象”和 “观念抽象”的双重颠倒，但当前学界对于马克思“现实抽象”方法的探讨，更多的只是把它与黑格尔的思维抽象区分开（或联系起来），并没有凸显这种叙述方法的层次性和主导逻辑的更迭，更不能通过这种叙述方法的逐步展开来揭示资本主义“抽象统治”的层层迷雾。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使用了“一般劳动”“一般智力”“一般智能”的进阶式论述，本文从这种“一般”理论的逐层展开来理解马克思的“现实抽象”方法，并采用“进阶逻辑”的表述，将上述三个概念理解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不同阶段，进而揭示马克思的“现实抽象”方法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客观的，实现了主导逻辑的更迭。
二、一般劳动：“现实抽象”方法的初阶逻辑
“一般”（allgemeinen/allgemeine）也被译为“普遍”或“通用”，是共性的标识，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通常被译为“一般”，这种翻译方式是有独特意蕴的。当马克思使用“一般”概念时，也就意味着它完成了与“现实的人”的疏离，其本质乃是一种“现实抽象”，在研究方法上区别于黑格尔的思辨抽象，在叙述方法上也迥异于“17世纪经济学家们”的经验抽象。
（一）“生产一般”和“劳动一般”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对于我们探讨“生产一般”和“劳动一般”概念具有秉要执本的作用。《导言》关于“生产一般”和“劳动一般”的探讨主要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第 一，把一般性的“物质生产”作为出发点范畴。《资本论》是把商品作为出发点范畴，然后才是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逐次展开，但《导言》的出发点范畴却是一般性的“物质生产”，“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这就不同于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叙述方法，他们把“单个的人”作为出发点范畴。第二，研究本题的确认。“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在这种本题之上，我们要抽象出一切时代在生产层面的共同规定，即“生产一般”，马克思把这种方法定义为“合理的抽象”，我们把这种“生产一般”称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它适用于人类一切时代。第三，马克思提出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一般”和“劳动总体”，但并不是要抹杀每种具体生产的质性差别，而是让具体质性保存在总体中，“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马克思随后用“一般”“特殊”“个别”三个概念以示区分，巴师夏和凯里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因为他们只重视总体性而忽视了每种具体生产的质性差别。第四，《导言》的主要目的。一般的经济学著作在其“总论”部分都会论述“生产的一般条件”，但这种一般性的论述极易产生一种结果，“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马克思也在《导言》中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要素的关系，但其结论却不同：“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马克思的主导思路很明确，即资产阶级关系并非一种“自然规律”，马克思要在一般性的论述中找到资产阶级社会的质性差别，要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一般”中找到研究的本题。第五，“两条道路说”。马克思在其表述中明确反对17世纪经济学家们的经验抽象方法，认为只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无论是《资本论》中 的“商品”范畴，还是《导言》中的“物质生产”范畴，它们都是一般性的抽象范畴，同时，马克思也在其叙述方法中明确反对了黑格尔思辨式的叙述方法，“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第六，“劳动一般”为什么能够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范畴。马克思肯定了斯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巨大贡献，即在各种劳动形态中抽象出了“劳动一般”范畴，正是这个概念才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起点”，它扬弃了一切具体规定性，但马克思提出：“劳动一般……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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