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种族化”（racialisation）是过去30多年来致力于种族问题研究的社会学用来分析和研究种族主义的概念之一。自1970 年代“种族化”概念被提出以来，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者们利用这一框架来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的种族主义模式、过程及其影响。从历史角度来看，迈克尔·班顿（Michael Banton）率先对种族化进行了讨论，他并未对这一概念本身进行研究，而是在解释和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的移民政策时使用了这一概念。罗伯特·迈尔斯（Robert Miles）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扩展，为分析种族主义和移民问题作出了贡献。迈尔斯认为，种族化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国家利用生产方式框架，通过各项行动和政策将移民劳工种族化。迈尔斯对社会学话语中的种族概念和种族关系范式进行了解构，用种族主义概念取而代之，使其成为一种分析框架，用来理解歧视、边缘化以及西方社会在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排斥做法的合法化。迈尔斯的重要见解是，国家（即英国）作为种族化的执行机构，对黑人和其他英联邦新移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处于责任的核心位置。迈尔斯的见解得到了迈克·科尔（Mike Cole）的认同和扩展。迈尔斯和科尔对种族化的阐述源于生产方式框架，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用来说明资本主义如何成为种族化话语的核心。然而，在种族化概念提出多年之后，当前住房、就业、教育、犯罪与治安、移民与难民以及存在种族主义的其他领域面临的问题远远超过了1970—1990年代。这些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它们在分析种族化的过程中忽略了阶级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种族化的阶级分析来弥补这一缺陷。
我认同迈尔斯和科尔的观点，即种族化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其目的不仅仅是提供被种族化的劳动力来维持资本主义结构，更是为了按照种族来区别和分裂人民，以维护统治阶级的主导地位，使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受到以阶级为基础团结起来的人民的挑战。因此，本文将深化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种族主义的分析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关于种族化的研究成果。
本文对种族化的阶级分析将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开始，进而对种族化的阶级基础进行解读，然后通过对种族意识（race consciousness）和种族化意识（racialised consciousness）的探讨来分析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未来，最后得出结论。
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
正如迈尔斯和马尔科姆·布朗（Malcolm Brown）所主张的那样，对种族化的阶级分析始于这样一个观点，即种族主义是一种以其内容为特征的意识形态。两位作者认为，种族主义的内容是“断言或假定存在各自独立、彼此分离的种族，并对其中某个或某些被如此界定的种族给予负面评价”。换言之，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源于18世纪科学家提出的种族概念或种族理论。但是，是谁制造并利用了这些内容作为意识形态，或者是谁将这些内容进行了意识形态化，这个问题是迈尔斯和布朗的阐述所缺失的。18—19世纪的生物学家和科学家根据解剖学或表型特征将人分为不同的“种族”，个体的生物学特征被用来解释他们的社会行为、文化取向和历史发展，这就是种族话语的来源。
种族话语的逻辑显示，一旦一个人被归入某一种族，其遗传属性就会被用来解释其社会行为。种族理论家、科学家和哲学家在18—19世纪构建了种族等级制度，将白人置于文明和文化的顶峰，他们被视为拥有最高成就的标准种族，其他“种族”则被视为应当效仿并渴望成为他们的亚种和亚人。因此，对“种族”优劣的判定是这种生物学种族理论的结果。
进而言之，这种将人划分为不同种族的分类法为资本主义时代基于种族分类的种族主义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欧洲统治阶级劫取并利用种族的生物学分类构建了一种意识形态，对作为“劣等种族”的非洲、亚洲、美洲和澳洲的原住民进行殖民化和帝国主义统治，并为其奴役非洲人，以及实施种族灭绝、征服和战争辩护。正如耶胡迪·韦伯斯特（Yehudi O. Webster）所指出的，生物学上的优劣分类给美国早期统治阶级为美国奴隶制辩护提供了法律和道德依据：
动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的动物学理论在美国早期国会议员中掀起了一场风暴。亚种的概念为奴隶制提供了天然的理由。黑人是一种正当的财产“种类”。其“野蛮”让美国《独立宣言》的制定者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签署者们“问心无愧”。他们既可以在被称为种植园的“战俘营”中关押奴隶，同时又要求自己从英国的“暴政”中获得自由。奴隶制是黑人的错，是“黑人本性”的结果。
韦伯斯特的上述表述揭示出美国早期政治家们属于统治阶级，他们拥有大量的奴隶。例如，安德鲁·杰克逊、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约翰逊、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门罗、乔治·华盛顿等美国总统都是奴隶主。因此，种族理论构成了早期美国统治阶级为奴隶制存续辩护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即便在1776年美国独立之后也依旧如此。种族理论被统治阶级和国家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范畴和工具，为美国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隶制、“吉姆·克劳法”、种族隔离以及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辩护。
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统治阶级建立起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被灌输和植根于国家和社会机构中，而且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人们的心理中。由于科学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整个西方社会都接受了对黑人、白人、印第安人和其他人的种族分类，而不去质疑这些分类所依据的逻辑。正是这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滋生了种族意识，并主导着西方社会中国家和社会机构的政策和实践。
1930—194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对种族作为一个解释性概念的分析价值提出挑战、批判和质疑，种族理论的影响力开始减弱。这方面的重要研究包括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和阿尔弗雷德·哈登（Alfred C. Haddon）的《我们欧洲人：种族问题调查》、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的《种族：现代迷信研究》和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的《关于种族的声明》。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种族理论是一门伪科学，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其种族分类，“种族”并不存在，种族理论是无效的、不合逻辑的，“种族”（race）概念应从科学词汇中删除，代之以“族群”（ethnic group）。为了进一步支持这些观点，韦伯斯特补充说，“种族”从来不是自然界中可以用肉眼观察到的东西，而是观察者（生物学家）进行分类和建构的产物。种族分类是生物学家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社会现实进行的社会建构，与表型特征或生物学事实无关。因此，“种族”是社会所构想的，植根于生物学家的想象之中。
在希特勒及其德国纳粹政权对犹太人（作为劣等种族和异类）进行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50—1960年代成立了一个科学家小组，对有关种族和种族主义的科学证据进行评估。该小组否定了种族与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并得出结论认为，根据生理和文化特征对群体进行等级划分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一结论为质疑和解构将“种族”作为社会科学话语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尽管“种族”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已被摒弃，但一些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仍执意将种族概念视为西方社会压迫的基础。这种观点在种族批判理论家和黑人激进学者中更为根深蒂固，他们在解释和理解种族主义时优先考虑的是种族而非阶级。这些学者对于种族主义的合法化难辞其咎，他们通过研究来证明种族话语的合理性，从而在科学话语中认可区分种族的意识形态。这进一步鼓励了西方统治阶级继续利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来加深现有的种族隔离，助长了社会各族群之间的不团结，以此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受到阶级团结挑战的一种方式。韦伯斯特观察到了这一现实，他认为统治阶级在种族问题上进行了大量投入，用以巩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在当代社会研究中，种族理论得到了基金会和企业的支持，它们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研究种族和族群的经历。有了这些资金支持，社会科学家就能向政府、媒体和公众提供丰富的种族数据。
统治阶级对种族主义的投入是为了进一步巩固种族话语并使之制度化，从而通过维护对个体以及各种社会现象和经历的种族分类，使其排斥少数族裔的做法合法化。这种投入确保了被种族化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仍然处于迈尔斯和布朗所认为的“种族意识”而非“种族化意识”的状态。这样，伦敦或芝加哥的内城区黑人所受的贫困就可以归咎于他们的种族，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制度是需要一部分人的贫困来维持的。有了种族意识，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就会始终相信，他们的困境源于他们的种族，而不是维持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种族批判理论家、黑人激进学者和哲学家以及其他捍卫种族范式的社会科学家优先考虑的是种族话语，这意味着他们支持统治阶级的叙事，这种叙事认为种族才是黑人和少数族裔所受的贫困、不平等和边缘化的罪魁祸首。从这个意义上说，巩固种族话语的政治目的是保护和维持资本主义现状。总之，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源于种族分类的科学理论，西方统治阶级利用这种分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加深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分裂和不团结，使资本主义不会受到阶级团结的挑战。正是这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的种族化。
三、种族化的阶级基础
在当代，明确涉及种族歧视、划分优劣等级的情况非常罕见，尤其是在公共领域，因为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公开的种族主义和使用种族主义语言被视为不道德、不人道和应受谴责的行为。既然不能公开实行种族主义，为什么种族主义仍在西方社会中盛行呢？答案是：统治阶级制定了其他策略来延续种族主义或让种族主义在人民/公众中隐形，这种策略就是班顿和迈尔斯所说的“种族化”。种族主义与种族化之间的联系在于，种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激活了种族化。种族化是种族主义的基础，而种族主义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一。因此，统治阶级利用种族化使种族主义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长期存在。理解当代种族主义的重要途径就是种族化。迈尔斯将种族化定义为：
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特定生物学特征被赋予意义，其结果是个体可能被归入一个在生物学上进行自我再生产的人的一般类别……人类的种族化过程必然导致其参与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和制度的种族化。
在关于1945年至1970年代英国移民的早期研究中，迈尔斯认为英国政府通过国家行为和政策对部分工人阶级进行了种族化。这一观点随后得到了鲍勃·卡特（Bob Carter）、马尔奇·格林（Marci Green）、约翰·索洛莫斯（John Solomos）、凯瑟琳·保尔（Kathleen Paul）以及科尔的支持，他们认为，1951—1965年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是种族化的执行机构，它对英联邦新移民进行了种族化，使英国的排外做法得以合法化。
自迈尔斯的著作《种族主义与移民劳工》出版以来，种族化概念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学者们利用这一概念阐明了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种族主义做法。这些关于种族化的研究表明，“种族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理论和观点，其适用性因情况和背景而异。
当然，在关于种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谁将谁种族化”和“出于何种目的”都是具体的问题。迈尔斯运用一种与众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将国家（英国）视为种族化的执行机构，认为它出于政治目的而将少数族裔种族化。但是，迈尔斯的阐述中缺乏对种族化的阶级分析，统治阶级在有关种族化的国家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未得到论证。不过，迈尔斯试图将种族主义与阶级意识形态（class ideology）联系起来，证明种族主义：
不是资产阶级的特定的或有目的的创造，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所构造的土壤中产生的，至少被资产阶级的某些人所利用，因此到 19 世纪，意识形态已成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要素。
我同意迈尔斯的观点，即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并没有创造种族主义，而是采用了种族理论作为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并利用它来控制和支配社会，维系统治并形成国家政策的基本目标。
此外，统治阶级还利用了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它采取操纵媒体、赞助研究、利用专家和智库、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等不同策略，通过种族主义来加深现有的社会分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其重要著作《狱中札记》中认为，统治阶级通过同意（consent）与强制（force）相结合的方式，使其对社会的统治和领导合法化，并使这种合法化在人们看来符合常识，以确保其对社会的控制。
迈尔斯没有将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与作为国家政策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联系起来，因此未能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将种族主义转化为国家政策或公共政策并塑造西方社会国家政策的基本宗旨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为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精英）、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底层阶级，这对于理解阶级关系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关联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分裂的和充满歧视的，因为它在工人与老板、黑人工人与白人工人、移民工人与本地工人之间制造了对立，在从事相似工作的男性与女性、白人与其他少数族裔之间制造了工资差异，使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根源是歧视。统治阶级充分认识到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这一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不断利用分而治之的传统手段在劳动人民中制造分裂，利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性别、性取向和宗教使人们相互对立，从而转移他们对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关注。种族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用来巩固分裂的手段之一，他们通过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将白人与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对立起来，利用族群分裂来阻断各阶层的团结，使他们无法作为一个阶级联合起来挑战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保守党政府采取的种族化政策为例，通过对西方社会的种族化进行阶级分析而对种族主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四、战后英国保守党政府推行的种族化政策
种族化的阶级背景（class context）是理解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的核心，它体现在保守党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政策中。卡特等学者的观点尤其有助于理解种族主义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如何在1950—1960年代塑造了英国的种族化政策。
殖民地移民问题尚未引起公众的焦虑……[但是]如果允许来自殖民地的移民以及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继续肆无忌惮地涌入英国，那么英国人的种族特征就很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上述观点来自1955年11月3日英国政府内阁会议纪要，卡特等学者逐字进行了引用。该纪要表露了政府中统治阶级成员的种族主义企图，其根源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正是这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促成了《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1962 Commonwealth Immigration Act）的通过。该法案终止了“英联邦和殖民地人民自动定居英国的权利，这些人绝大多数是黑人和亚洲人”。批评者认为：“该法案具有种族主义意图，因为某些主导者希望保持现有人口的种族同质性。”
班顿提供的进一步证据显示，当时的保守党大臣威廉·迪迪（William Deedee）承认：“该法案的真正目的是限制有色人种移民的涌入。”其言论凸显了英国统治阶级及其控制下的国家机构认为有必要制定有关移民的种族化国家政策。因此，保守党政府通过了《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对黑人和亚洲移民问题进行了种族化处理，利用法律和政策来保护英国白人的种族特征。
统治阶级以种族主义为武器，进一步加深了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之间的分裂和不团结，而种族化就是种族主义被武器化的过程。此外，种族化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防止资本主义受到以阶级为基础团结起来的（来自不同种族群体）人民的挑战。统治阶级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种族化是其政治议题的一部分，目的是以阶级为基础促进这些群体与白人的分裂，并阻止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挑战统治阶级。在此，种族化被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包括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和国家将一个群体（可能是一个族群）的利益、特权和机会种族化，使其优于其他群体，并通过政策、媒体、法律法规和制度实践将其合法化，以巩固社会的分裂和不团结，维护资本主义统治体系”。该定义说明了种族化的阶级基础，并将其范围扩大到迈尔斯和科尔所阐述的生产方式框架之外。
尽管如今人们已很少公开提及种族优劣、种族歧视以及种族等级制度，但种族主义仍在通过种族化的方式得以实施。事实上，当颁布的政策、法律和法规或公开或隐蔽地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时，就会出现种族化现象，因为它们被用来使针对部分人口的排斥性做法和种族化行为合法化。例如，对英国保守党政府从2010年开始实施的紧缩预算的分析表明，自2010年以来，税收和福利变化的累积效应使黑人、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BAME）妇女的境况更加糟糕，最贫穷的黑人和亚裔女性的收入减少了约2000英镑，而最富有人群的情况则好很多。尽管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提交的预算并未提及种族或BAME群体，然而一项政策、法律或法规不一定非要涉及生物学上的等级优劣理论才算作种族主义政策，而且利用这些政策、法律和法规作为种族理论依据的人也不会在乎其原本的政策意图。
保守党的紧缩政策是为了在2009—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将英国资本主义从这场全面危机中拯救出来。然而，如果我们分析保守党的紧缩预算等政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就会发现其背后是对特定人口的种族化叙事。种族主义和排外做法的现代表现形式是隐蔽的、暗藏的和伪装的，排斥和种族化的机制隐藏在政策、法律和法规中。
兰德尔·汉森（Randall Hansen）等学者对迈尔斯的观点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迈尔斯夸大了国家在将移民问题种族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公众敌意、住房短缺以及其他当地压力所起的作用，保守党对帝国挥之不去的依恋，工党和英联邦国家的联邦理想”统统被忽视了。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班顿的支持。汉森的批评进一步支持了我关于种族化的阶级基础的总体论点，即必须揭露英国统治阶级及其控制下的国家机构的罪责。
现有证据表明，战后英国经济的复苏是由移民担当的，他们主要是护士、体力劳动者和其他从事非技术职业的工人。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英国战后复苏的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因为英国资本主义在《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通过之前经历了一场全面危机。这场危机是战后英国统治阶级及其控制下的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处于主导地位时，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使种族排斥的做法合法化，以维护其阶级统治，从而激活了种族化。它转移并分散了公众对经济衰退的注意力，阻止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质疑。英国资本主义危机的经济影响转化为保守党政权下统治阶级和国家的一系列政治后果，他们对问题的回应通过种族化表达出来，即把黑人和亚洲移民对象化为不受欢迎的和有问题的，认为他们是危机的原因。通过种族化的《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英国政府及统治阶级让人们认为，这样的立法对于阻止白人与移民之间的就业竞争是必要的。然而与此相反，该法案掩盖了英国统治阶级的真实意图，使其避免了作为一个阶级受到劳动人民对其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的挑战。
尽管英国的经济已经复苏，但其资本主义比战前更加脆弱。由于经济复苏乏力，英国资本主义无法在战后负担大量的社会支出，国家及其统治阶级无法提供充分就业，也无法解决住房短缺和地方社会服务资金不足的问题，以迎合移民涌入英国后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这加剧了公众的不满。
英国白人公众的敌意并非像汉森所认为的那样针对移民，而是针对住房短缺、失业和地方社会服务资金不足。汉森声称公众的敌意是通过城市中心的骚乱表达出来的，这种说法严重夸大了事实。事实是，当代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反移民的言论和抗议活动是由极右翼/法西斯主义者和保守团体推动的，而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这说明，如果没有白人下层阶级、工人阶级以及部分中产阶级的积极参与，骚乱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些人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危机——住房短缺、失业和社会服务资金削减——感到不满和失望。
迈尔斯和布朗的观察表明，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衰落和城市基础设施(包括住房)的老化，英国经济已经处于危机之中。
在英国工人阶级居住的许多地区，资本主义生产的衰落和城市基础设施的老化（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后果）与1950—1960年代加勒比和亚洲大陆移民的到来和定居恰好交织在一起。
城市基础设施的老化引起了公众对当地社会服务供给中资金削减和服务质量低下的不满，并最终导致来自白人、特别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白人的压力与日俱增。英国统治阶级和政府认识到了公众的不满，为避免公众对资本主义的失败进行审视和质疑，他们通过媒体将白人的住房短缺和失业归咎于黑人和亚洲移民，以转移人们对资本主义失败的关注，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受到挑战。
情况表明，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种族化的目的是：（1）捍卫其在极右翼和法西斯分子中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政治基础；（2）维护其在整个白人人口中的权力、特权、声望和统治；（3）防止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黑人、白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团结起来对抗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压迫和剥削。
种族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在这个过程中，统治阶级运用不同的方法和策略，通过国家机构、媒体以及其他社会文化机构，持续不断地对被种族化的群体实施再种族化。它是统治阶级及其在政府和其他机构中的盟友用来加深种族主义、阻止人民团结起来挑战资本主义的武器。挑战资本主义就是挑战其统治阶级控制经济、政治、文化、宗教、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整个制度体系。为了维护其统治、权力以及资本主义的现状，西方社会统治阶级的所有机构都利用种族主义来维持他们对社会的控制，通过将一个族群种族化来反对另一个族群，以阻碍阶级团结。统治阶级利用种族化政策来安抚占人口多数的白人，让他们以为他们实际上“优于”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同时也让他们以为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除了资本主义之外没有其他有利于他们的发展的选择。
科尔关于种族化具有地理和历史特殊性的观点虽然值得关注，但种族化的方式及其背后的潜在利益并未改变。自1962年以来，种族化的方式依然如故，最近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出台的选民身份证件和投票登记法案进一步证明了西方社会持续的种族化。在唐纳德·特朗普于2020年连任总统失败后，亚利桑那、佐治亚、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等30多个州颁布了投票法，使少数族裔在未来的选举中难以投票。虽然立法中没有提到黑人、拉美裔、亚裔或穆斯林，但立法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给少数族裔参与民主进程设置了障碍。
这种将选举投票种族化的做法是不公正地改划选区和削弱少数族裔的投票优势的最新尝试。维护白人的投票优势是次要动机，美国统治阶级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其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的利益。此外，他们还通过在各州及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机构中选举出盟友来保障他们有能力继续控制税收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
同样，澳大利亚和英国政府实施的选民身份证件法案，目的是“加强”各自国家的投票可信度。事实上，这种投票行为是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和英国BAME群体的种族化，他们缺乏任何形式的身份认同。这种压制选民的行为显然是精心策划的，旨在使将一部分人口排除在民主进程之外的行为合法化。统治阶级颁布这些法律不仅仅是为了抑制部分人口的投票优势，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这部分人口选举出可能会反对其议程和利益的候选人。
面临种族化问题的还有住房、就业、职业、教育、卫生等其他领域，这可以从白人群体与少数族裔群体在这些领域的巨大差距中看到。白人所享有的优势、福利和特权并不是因为英国统治阶级的仁慈和慷慨，而是他们需要制造一种人为的分裂，防止各阶层不分种族地团结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挑战统治阶级及其资本主义制度。英国统治阶级意识到，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只是少数群体，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对抗统治阶级在种族主义政策上的统治地位。这些少数群体需要白人工人阶级和白人中产阶级的合作和团结来共同对抗资本家雇主，才能争取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分享剩余价值或利润。
概而言之，种族化是一个意识形态过程，社会中的统治阶级通过这个过程使种族主义得以维持和延续。它表现为白人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种族化优势、利益和特权。种族化造成了不平等的关系，会阻碍各种族群体的阶级团结，从而避免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及其阶级统治。“种族化”这一扩展性分析超越了迈尔斯和科尔的阐述，有助于揭示统治阶级如何利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维持其阶级统治，利用社会中现有的分裂促进不团结，以达到资本家的目的。只有瓦解和推翻资本主义，西方社会中维系种族主义的种族化进程才能终止。
这种对种族化的阶级分析驳斥了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凯欣德·安德鲁斯（Kehinde Andrews）和肖恩·沃尔顿（Sean Walton）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未能认识到种族的社会现实性。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反对将种族置于首要地位：首先，这种做法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助长了种族主义；其次，这种做法是狭隘的，在反对种族主义并与维护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的过程中会导致分裂并适得其反。总之，这种解释种族主义的种族分析框架无法对种族主义构成挑战，反而使种族主义成为可能。它为统治者和资本主义当权者提供了足够的理由，用来分裂人民，使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包括白人和其他种族群体）无法团结起来挑战在日常生活中滋生种族主义的压迫制度。
五、从种族意识到种族化意识：反种族主义运动与全球社会中种族主义的未来
在全球社会中，种族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反种族主义运动能否成功地瓦解和消除种族主义。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成功需要从种族意识向种族化意识转变。这两个概念源自迈尔斯和布朗的《种族主义》一书，他们在书中阐述了如何利用种族化来开展反种族主义运动。两位学者指出：“在被种族化的受压迫群体中存在着种族化意识，但他们是因被种族化而成为群体的（是被社会定义为‘种族’的），而不是相反。”这种观点十分重要，也很有见地，但并非没有局限性。
与迈尔斯和布朗的观点不同的是，这些群体在意识到自己被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种族化之前，并不会自主地拥有种族化意识，因为对被种族化的群体来说，种族化意识并非自动生成的，也不是法律赋予的。他们最初拥有的只是威廉·布朗（William O. Brown）所谓的“种族意识”，它被定义为“那种认同种族群体的情感和意识形态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种族成为忠诚、奉献和自豪的对象，并凭借这一事实成为一个实体、一个集体代表”。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伊丽莎白·弗格森（Elizabeth Ferguson）、帕特里夏·古林（Patricia Gurin）、埃德加·埃普斯（Edgar Epps）、克利福德·布罗曼（Clifford Broman）、特克勒·沃尔德迈克尔（Tekle Woldemikael）等学者进一步阐述了布朗的定义。托马斯·杜兰特（Thomas Durant）和凯瑟琳·斯帕罗（Kathleen Sparrow）对这些研究中的重要见解进行了概括，认为种族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既出现在占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中，也出现在居于从属地位的种族群体中。在这些研究中，种族意识概念化的核心是意识到种族是造成不平等以及从属群体（黑人）与主导群体（白人）这种对应关系的主要因素，进而发展出一种集体认同感，表现为自豪、承诺、忠诚、奉献和兄弟姐妹情谊等不同的心理和社会形式，作为抗衡其从属生存条件的方式。
种族意识的基本要素是：种族被视为压迫、不平等和从属地位的根源，从属（被种族化的）群体将“种族”作为一种团结形式，以对抗种族主义和从属地位。有了种族意识，被种族化的群体就成为具有种族主体性的种族主体，这种主体性在历史的发展中与他们的自我意识交织在一起。在黑人群体中，这种种族意识表现为：他们是白人种族主义和白人特权的受害者，这使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种族主体。那么黑人群体对种族意识的坚持是合理的吗？黑人在奴隶制和美国重建时期——这两个时期的种族分类伤害、侮辱了非洲人，并将他们非人化为亚人和亚种——的经历使得被种族化的群体认识到，种族是黑人受压迫的根源，而白人是邪恶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种族话语作为黑人解放话语的核心，已经发展成为黑人群体的种族意识，成为反种族主义运动和黑人解放斗争的集结点。
因此，反种族主义运动是建立在种族话语之上的。而统治阶级（尤其是美国统治阶级）对此的回应则是在种族意识上重申黑人群体所处的地位并不断提醒他们，“他们之所以是受害者是因为他们的种族，鉴于种族状况是不可改变的，这些少数群体被劝告将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也视为不可改变的”。
当前这种基于种族意识的反种族主义运动是无法取得胜利的。黑人群体无法用种族话语与美国统治阶级相对抗，因此无法通过种族斗争取得胜利。美国统治阶级更强大、更反复无常、更讲究策略、更冷酷无情，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在玩这种分裂的把戏，因此黑人群体（尤其是种族批判理论家和黑人激进理论家）与美国统治阶级之间的种族博弈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在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对统治阶级构成威胁的唯一语言是阶级，而非种族。在挑战统治阶级及其种族主义战术/政治以及推翻维持种族主义和种族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长期固守种族话语和种族意识的做法效果有限，只会固化现状，确保造成不平等、歧视和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受到挑战。当前的反种族主义运动永远无法使黑人获得解放，它针对的是白人的种族意识，而非维持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统治阶级。这种种族意识带来的后果是：黑人群体仍然沉湎于受害综合症之中，其表现是当前反种族主义运动中的自我挫败心理和偏执。
尽管当前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已经采取了多种策略并付出了很大努力，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却并没有成功地根除和瓦解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种族主义残余。虽然一些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在美国政府中担任部长、州长、市议员、国会议员、首席执行官和政府高级官员，但结构性和制度性的种族主义依然存在。因此，要想从各个方面对抗种族主义，就必须改变战略和视角。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必须在精神上摆脱种族意识的控制和奴役，才能成功地从社会和制度生活的各个方面与种族主义作斗争。因此，我们必须运用种族化理论，瓦解种族话语和种族意识，代之以种族化话语和种族化意识，将统治阶级及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反种族主义运动的目标。
种族化意识要求我们认识到，BAME群体所面临的普遍状况和问题——种族主义、不平等、歧视和压迫——不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而是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利用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并通过种族化维持了种族主义。从种族意识到种族化意识的转变，将使黑人群体能够把自己视为种族化的主体，其主体性和困境源自维持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背景，美国统治阶级利用这种背景使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长期处于不平等、被歧视和受压迫的状态。种族化意识将使BAME群体在精神上和心理上获得自由，从种族意识中解放出来，以对抗西方统治阶级用来维持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
六、结论
本文运用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理解西方社会的种族主义，阐明了种族化的阶级背景，并将对种族化的分析扩展到迈尔斯和科尔所主张的生产方式框架之外。文章基于阶级视角，论证了种族化是种族主义的基础，而种族主义是统治阶级用来按照种族区别和分裂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一，目的是防止阶级团结，使他们不会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挑战资本主义及其统治。
为了在各个方面延续种族主义，统治阶级运用媒体（由统治阶级拥有并控制）、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制度实践等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将白人种族化，进而反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因此，种族化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种族主义在西方社会被那些拥有生产资料、掌握分配方式并控制媒体和社会文化机构以及国家官僚制度的人再生产出来。因此，如果不结束阶级社会，不推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维护者，就无法瓦解和根除种族主义。
因此，社会变革需要从种族意识（一直主导着反种族主义运动）转向种族化意识。种族意识无法让BAME群体与各种种族主义和歧视作斗争，因为种族话语使他们无法理解其困境的根源并非种族，而是以阶级（西方统治阶级的统治和控制）为基础的种族化，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反种族主义运动适得其反，反而助长了种族主义，因为它植根于种族话语，聚焦于错误的目标（白人）。作为当前反种族主义的基础，这种狭隘的种族话语和种族意识不仅正中西方统治阶级的下怀，而且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将种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照本宣科地上演着分裂人民的剧本。唯有摆脱种族意识的束缚，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来审视BAME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种族化意识的重要性在于，它在反种族主义运动中起到了消除政治分歧的作用，将黑人工人阶级与白人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挑战造成阶级压迫、不平等和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
总之，本文阐述了种族化的阶级基础，旨在超越迈尔斯和科尔所信奉的生产方式框架，是对现有马克思主义的种族主义文献的补充和扩展。这种补充和扩展将有助于增强种族化理论对于理解西方社会的日常生活、媒体、社会和文化机构以及国家政策中的种族主义及其再生产的分析价值。
（作者简介：阿约德吉·巴约·奥贡诺蒂法（Ayodeji Bayo Ogunrotifa）：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王诗语：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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