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对自我革命先行探索的良好开端，不仅为新时代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提出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成功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找到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坚持自我革命是建党百年来的重要经验，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2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任重道远，我们要以史为鉴，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指引百年大党开辟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一、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党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凝聚起坚强有力的革命力量，不断严明党的纪律，为党进行自我革命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纪律保障；土地革命时期，党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明确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以自我革命精神破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开展整风运动，实现了自我革命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找到了纠正错误、端正优良作风的自我革命路径，提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和任务的变化，进行了整党工作，建立了请示报告制度，全党以“两个务必”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在强烈的自我革命意识的指引下，探索了应对革命胜利后新挑战的新举措，走好党在全国执政后的“赶考”之路。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将自我革命的基因嵌入党的建设之中，致力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4，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在思想上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在组织上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遵循，在纪律上以铁的纪律为根本准则，成功塑造了敢于自我革命的新型革命政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坚强领导核心。
一是确立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团结统一的党。“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2，也是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制度优势，“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2。正是因为有了民主集中制，党才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不断修正错误，确保党的自我革命不间断、不偏离，确保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革命战争年代，“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4。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作为建党管党的原则和纪律。1921年7月，党的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胜利结束，宣告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5。南湖红船上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6，强调地方组织中的党员必须接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6，“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6。由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蕴含在了党的一大宣言之中，伴随着党百年成长、血火淬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1922年7月，在上海辅德里召开党的二大，“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7，由此“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7。由于共产国际各个加盟共产党组织都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建立，党的二大虽然没有明确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表述，却阐释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的二大制定的党的历史上的第一部党章，作出了有关民主集中制的规定，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雏形。为了在国共合作新形势下提高党的肌体免疫力，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形成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制度，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九人组织之”“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会计在中央督察之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一切决定，以多数取决”，7有效保障党内民主，避免个人专断独裁。1924年至1927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大革命。为了加强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强调，“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8。这就为党的纪律建设和党员的监督提供基本依据。1927年6月，党的五大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报告，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9正式将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
“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10党成立之初和大革命时期，民主集中制的确立和发展，对于建设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把党建设成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7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也开启党自我革命的良好开端，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纪律保障和制度保障。
二是严明党的纪律，保持党的肌体健康。“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11正所谓“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12。在党成立之初，我们党就将铁的纪律鲜明地镌刻在党的旗帜上，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书信率先提出了“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13的主张，对严明党的纪律影响深远。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包含了大量关于纪律要求和党内监督的内容，是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及党内监督和纪律规范的基础性文件，开启了党章中的纪律和规矩的制度源头14，蕴含了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初步探索。党的二大在党的纪律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纪律专设一章，将政治纪律摆在突出的位置，系统规定了党的组织纪律、政治纪律、保密纪律等，并规定了纪律处分。党的三大和四大依据党员规模和革命形势的变化，两次修正党章，在党的纪律规定方面重点规定了严格入党手续、强化支部建设等，逐步完善了党的组织纪律。此外，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员的管理，在1923年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对一批党员违纪问题依据党章进行严肃处理。1924年11月，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加强党务工作等事项的通告，要求克服党内软弱涣散的状态。然而，面对大革命浪潮中党员人数激增、国共合作后统一战线内部分化加剧、工人运动频发的现状，党的纪律建设又有了新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应对新挑战，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地方纪律监察机关——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监察委，这是党在监督执纪和自我革命上的新突破。1926年8月，党中央又颁布党的历史上第一份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洗清贪污腐化分子》，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坚定推进反腐败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真实写照。1927年4月，党的五大选举产生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时，在《组织问题议决案》中首次提出“政治纪律”的概念。6月，中央政治局修订党章，第一次设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第一次将监察委员会写进党章、第一次建立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第一次将政治纪律又引入党的纪律检查制度，不仅搭建起了党内监督执纪的平台，以党纪党规约束党员，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党的威信和战斗力作出了巨大贡献。
铁的纪律是保证无产阶级政党肌体健康、队伍纯洁和防止腐化蜕变的重要依据。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党始终将铁的纪律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克服重重困难挑战，不断严明党的纪律，严厉惩治腐败，为建设团结、统一的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净化党的肌体提供了有力保证。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持续推进
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最艰苦的年代，革命的艰苦和形势的紧迫以及党内的“左”倾盲动错误都表明，只有持续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才能不断提高党在中国革命中的组织凝聚力。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5。也正因为有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但是在革命的过程中，“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16。这一时期党积极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以自我革命精神破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一是“八七会议”批评和纠正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八七会议”是党在“伟大的中国革命遇见了极艰巨的折磨”17处境中的一次自我革命。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党员书》等文件，要求坚决纠正过去的错误，继续战斗，批评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宣告“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18。此外，这次会议还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方法。一要“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18；二要“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18，要“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18。其中，已经蕴含了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思想。“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及时向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八七会议”在历史的生死关头挽救了党和革命，“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19，这是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
二是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古田会议是党在革命进程中以问题为导向的一次自我革命。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等八个部分组成，均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阐述了问题的表现、来源和纠正方法。其中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当时的首要任务，文中严肃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等八种错误倾向，并指出：“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20在纠错的方法上，提出“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20，“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20。在党内批评时，要避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20，强调“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20。此外，对红四军党内政治生活和党的纪律建设等方面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古田会议决议》一方面聚焦于党的思想建设，致力于把以农民为党员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另一方面聚焦于军队的建设，致力于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由此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重要原则。古田会议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对检视自身问题的自觉警醒和勇气决心，是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
三是遵义会议通过严肃的思想斗争，批评“左”的错误。遵义会议是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一次自我革命。正是因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军事领导上运用错误的战略战术，而且“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21。突围行动更是成为“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21，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红军被迫长征，给党和红军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不仅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还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指出：“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来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21由此可以看出，“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22。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更进一步证实了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永葆生机活力的制胜法宝。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深入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23同时，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以及党的组织队伍也空前发展壮大。这一时期，党积极开展整风运动，找到了纠正错误、端正优良作风的自我革命路径，提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
一是积极开展整风运动。遵义会议的召开，虽然批评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但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思想尚未肃清，仍然存在着党风不正、学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问题。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24，还明确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问题，对主观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提出要树立实事求是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他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241941年，党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各地设置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调查研究之风在延安盛行。9月，《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发布，毛泽东亲任中央学习组组长，领导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同年，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提到，“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25。这里明确提出了“党风”的概念。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提出这次整风运动的内容和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26。同月，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专门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讲，4月，又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随着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党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进一步加强。为了防止骄傲懈怠思想在党内的滋生和蔓延，毛泽东将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并在各个解放区印单行本，“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24。整风运动是百年党史上第一次在党内全面而彻底地开展自我检视、自我批判和自我矫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具体而深刻的自我革命实践。整风运动贯彻“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开创了新的自我革命实践形态，实现了自我革命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形成了自我革命的政治特质。1945年4月至6月，党的七大召开，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概括、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27。三大优良作风为今后自我革命的实践作出了明确的要求。
二是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整风运动结束后，全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是拥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加之党的七大胜利召开，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正是蒸蒸日上之时。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6位先生访问延安。其间，毛泽东请黄炎培谈谈考察延安后的感想，黄炎培谈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28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刻明确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8这次著名的“窑洞对”，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对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好为谁执政、怎样执政等重大问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鞭策和警示作用。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接续奋斗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的时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人民支持下，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同穷凶极恶的敌人进行殊死斗争，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29。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探索了革命胜利后的新挑战、新道路。
一是结合土改进行整党。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随着党的队伍逐步壮大，在面对战争和土改的复杂环境下，在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仍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为了解决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土地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党结合土地改革进行了整党运动。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拟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并讨论了关于整党的问题，并提出了适当的步骤和方法。毛泽东在会上作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获得解决”30，“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30。报告进一步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30这次整党主要是在农村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以说服教育为主，通过开展“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此次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公开党的支部，把党的会议与群众大会合而为一，31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这次的整党运动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以基层组织为重点的大规模整党运动，也是首次实行开门整党，党的支部和党员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以此来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是提出“两个务必”思想，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1949年3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此时的中国革命到了“传檄而定”的关键时刻，此时的“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32。但是，仍有一些不利因素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方面，“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32；另一方面，当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新中国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困难。在此背景下，党的自身建设更是成为当时工作的重中之重，党在全国执政后是否会腐化，是否能经受住考验、是否能持续巩固国家政权成为我们党高度关注的问题。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情况，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33与此同时，强调要看到“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33。为此，他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3的“两个务必”重要思想。他还提醒全体共产党员必须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33，要十分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33。一些共产党人虽然“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33，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33。毛泽东告诫全党要做到居安思危，唤起全党的忧患意识，他在全会上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思想，凝结着我们党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这一重要论断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行稳致远，提供了重要参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49年3月23日，我们党准备从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34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34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34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应对执政考验清醒而坚定的态度，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自我革命意识。
三是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解放战争时期，正是因为在全党全军中建立起了请示报告制度，才能凝聚起磅礴力量，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1948年后，党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党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1948年1月，毛泽东起草对党内的指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明确指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35，特制定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必须定期“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36。3月，又作《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进一步丰富了请示报告制度的内容和要求。8月，又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严格执行向中央作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36。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防止了地方和军队党组织内部出现的缺乏组织纪律性和违反中央路线和政策等问题，密切了党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政治联系，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历史也表明，全党全军贯彻请示报告制度，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军的统一指挥，是革命胜利的根本条件。“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37，更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五、经验启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革命先行探索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37。我们要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我革命先行探索的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38，从而在新征程上坚定地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一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39，“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40。因此，加强党的建设，不仅是推进自我革命的首要任务，更是党之所以能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根本保证。
注重从政治上建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我革命先行探索的重要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确立了民主集中制，致力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41，并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深刻教训中认识到必须高度重视政治建设。古田会议确立政治建军的原则，“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42，为党和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的首要任务。第一，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始终做到“两个维护”。第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凝聚起全面从严治党的磅礴伟力。“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43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43，健全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三，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统一起来，44一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第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加强纪律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政治纪律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45，与此同时，“严肃查处公开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为，坚决治理‘七个有之’问题，坚决清除阳奉阴违的‘两面人’，深挖彻查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资本无序扩张与权力越轨泛滥勾连的腐败案件，消除重大政治隐患”46。
二是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巩固全党不断自我革命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47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48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思想建设对于党的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
坚持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成功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49，将思想建党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作斗争，明确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高度重视共产党员思想入党的问题，积极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以自我革命精神破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挫折、低谷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艰辛而淬火成钢，是因为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就是因为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思想统一的党。
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是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的关键环节。第一，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5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51。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南和根本遵循，用好自我革命的锐利武器。第二，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52，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用“革命理想高于天”52的信仰强基固本、凝心铸魂。第三，坚持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和经常性教育。党内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是思想建党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51党中央从2023年4月开始，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并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意见》，取得明显成效。2024年4月至7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这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53。第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要清醒地看到，怀疑、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思想理论界偶有出现，如：“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淡化意识形态论”等错误论调。针对这些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抵制和彻底批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对错误思潮的批判提到“捍卫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三是以严明纪律整顿作风，使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关系我们党能不能长期执政、履行好执政使命。”5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驰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的实践中，不仅形成了丰厚的作风建设理论，还把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创造性地解决了新形势下改进作风和加强纪律重点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找到了治理作风顽疾的现实路径。
整顿作风、严明纪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党风”的概念，完整提出作风建设理论，对共产党“作风”概念作出了完整的阐述，积极开展整风运动，提出了三大优良作风和“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同时，从党成立之初就注重纪律建设，颁布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份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会，为那以后的自我革命实践作出了明确的要求。
以严明的纪律整饬作风是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的必由之路。新时代开创了作风建设的新境界。正所谓“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55，党要管党怎么管，全面从严治党怎么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老虎吃天不知从哪下口的问题”56，找准最佳切入点，便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57的效果。第一，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以“零容忍”57态度驰而不息地反对“四风”。作风建设具体落实在反对“四风”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违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务用车等具体问题抓起，从月饼粽子、烟花爆竹、贺卡挂历等“小事小节”57入手，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以具体问题的突破带动作风整体的转变，有效遏制了“舌尖上的浪费”58，整治了“车轮上的腐败”58，纠正了“会所里的歪风”58。第二，坚决破除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55这充分显示了党对特权问题及其危害的清醒认识，对破除特权现象和特权行为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第三，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开辟管党治党新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修订了党纪处分条例，重点解决了长期以来党规党纪中“纪法混淆”这一问题，创造性提出“纪严于法、纪在法前”59。将纪法分开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理念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思想的新发展。第四，科学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59，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59。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重要创新成果，是各级党委和纪委履行党章所赋予职责的重要遵循，是自我革命的具体实践。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60写入其中，规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处分、组织调整成为管党治党的重要手段，严重违纪、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必须开除党籍”60。“四种形态”是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总结，是纪检监察机关执纪执法的重要遵循，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体现了把监督挺在前面、抓早抓小、防患未然的要求。强化党内监督，必须结合实际科学运用“四种形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自我革命与党的革命实践和建设理论相互依存，协同发展，不断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这一时期，党始终秉持伟大建党精神和自我革命精神，主要围绕政治路线、组织思想不纯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自我革命，确立了民主集中制，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找到了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在血与火的革命岁月中书写自我革命的红色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步入了新时代。如今，我们又踏上了新征程，一定要在充分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形势的基础上，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始终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作者简介：魏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2023YZD014）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观察与思考》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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