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深刻解读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为科学的经济基础概念及整个唯物史观理论的建构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对他们来说，生产力只能是经济基础中的一个要素，而不可能是脱离现实生产关系的某种孤立的存在，不管这种孤立的存在被解释为亚当·斯密式的基于经济学分工的所谓劳动生产力，还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式的那种基于某种精神力量的所谓生产能力。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不仅直接推动了其哲学思想的成熟，而且还有力地促成了他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科学方法论的达成。当然，特定的革命实践背景也决定了他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的解读更多侧重于具体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而对既定生产关系条件下可容纳和增长的生产力发展空间等问题没能展开系统的论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中，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与运用，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空间与崭新路径的阐述，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出了原创性的发展，也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及经济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的推进。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成果，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必然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史上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的阐释
虽然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文本中马克思也曾提到生产力概念，但他与恩格斯对这一概念的正面阐述应该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过，他们在这一文本中对这一概念的阐述重点在于对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规律以及在分工或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的异化特性等观点的强调上，而不在于对生产力概念本身作出阐释。在唯物史观建构、私有制批判等语境中，他们对生产力概念的这种阐释视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正是基于这样的阐释视角，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生产力概念的解读上完成了对亚当·斯密、莫泽斯·赫斯等人观点的批判与超越。在谈到基于分工的生产力发展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P520)单看这段话，似乎他们的观点与亚当·斯密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阐述没什么不同，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谈完这一观点之后接着谈论的，不是斯密的那种分工与交换的循环论证，而是分工与所有制的历史性关联，“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P521)在谈到人们的共同活动与生产力的关系时，他们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P532-533)单看这段引文中的共同活动方式就是生产力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似乎与赫斯的观点很相似，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没有像赫斯那样把共同活动放在抽象的人本学层面上来加以解读，而是把它与一定的生产方式或工业阶段联系了起来。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的维度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力理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着重从迅猛发展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的角度来谈论这一点：“［它］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1](P566)应该说，这是他们新建构的生产力理论在当时的革命语境中所必须面对的理论任务。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已陷入重重危机，为现实工人运动指引方向的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去谈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有可能容纳更多的生产力发展空间的问题，而只会去解读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灭亡的理论依据。他们的这种阐释路径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更为经典的表述。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P37)
从总体上说，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的主基调。这不仅体现在上述所提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而且也体现在马克思后期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资本论》第一卷的阐述起点之所以是具有内在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的商品，而不是像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那样从单一的交换价值入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放在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即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之中的。也就是说，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那种经验层面上的商品交换关系，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构成内在矛盾的那种生产关系。在这一解读视域中的商品的价值形式，便不再是与价值内容相脱节的抽象的价值形式，而是与价值内容构成内在矛盾关系的科学的价值形式。基于此，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实质上进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内核，而不像斯密等人那样，在承认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功能之后，便不再让它在其政治经济学的思考中占有任何的理论地位。从与价值紧密相连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再到剩余价值理论的构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便展现出了一幅全新的理论图景。马克思自己也多次讲到生产关系概念背后的生产力背景，在谈到劳资关系时，他指出，“生产关系的即范畴的——这里指资本和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只有随着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在工业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上，才成为真实的。（一般来说，这一点在以后谈到［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关系时应该特别加以阐述，因为这一点在这里已经包括在关系本身中了，而在考察交换价值、流通、货币这些抽象规定时，这一点还更多地属于我们的主观反思。）”。[3](P255)可以说，在劳资关系中已经包含了特定生产力的维度，这充分展现了生产力理论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也不是一点没有关于生产力本身发展空间的论述。我们以马克思的著作为例，在以下两种前提下，马克思谈到了既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一是当特定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暂时还能容纳其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2](P176)这是马克思在事实层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力本身尚有增长空间的指认与解读。二是从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生产方式的视角入手，对生产力发展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是为了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而发展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在这里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3](P539)
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所指出的在未来的新生产方式（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力所获得的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在笔者看来，是他对生产力之未来形态最清晰的阐述。首先，他指出了新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是自由的和无阻碍的，是跟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的传统发展路径有着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已经明确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是自我限制的，也就是说，资本的生产力越发展，就越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构成内在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危机。而当马克思说未来的新生产力的发展是自由和无阻碍的时候，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新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不可能再是基于剩余价值剥削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而必然是与此有着根本不同的另外一种发展模式。其次，他指出了新生产力的发展态势是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是跟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片面性（即只表现为经济维度的发展）和不断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打断等特征根本不同的。考虑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是分析和阐释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的，因此，有理由推断，马克思在新生产力的发展动力等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尽管还没有充分地表达出来）。
不过，从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的整体来看，我们还是必须承认，他们对既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的阐述尚未充分展开。如果说生产力理论有两个维度，即既定生产关系可容纳的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和既定生产关系已构成的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问题，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阐述重点无疑是后者，即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性的批判。他们不管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是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可容纳的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都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更不要说对特定语境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生产关系）条件下可容纳的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的阐述了，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思想空间。
二、新时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实际与新质生产力的提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概括地说，这是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具体地说，它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新发展阶段给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经过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我们是在这样的坚实基础上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这就使我们有理由和有能力对生产力发展的模式提出更高的要求，使其更加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新标准。但同时必须看到的是，当生产力发展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时，我们对摆脱限制生产力发展的传统路径的紧迫性也会与日俱增，“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出现了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了变化。劳动力成本在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瓶颈，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上升”。[4](P177)面对这种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我们必须选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建构一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形态。
第二，新发展理念对生产力发展的路径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九大强调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把这种转化定位为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就给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说，我们在以往的生产力发展中还能实施要素驱动或投资驱动的话，那么，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语境中，这些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无法与协调、绿色、共享等发展理念相符合，我们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型生产力发展的新模式。只有坚持以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发展路径，才能真正做到贯彻新发展理念，并切实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譬如，如果我们不坚持创新驱动，那就无法真正解决科技领域中的诸多“卡脖子”问题，要想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就会难上加难。
第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给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路径选择施加了一定的正向压力。在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的情况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把它提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的高度来加以把握和推进。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习近平指出，“在我国发展现阶段，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任务，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4](P176)也就是说，为了积极推进新发展格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除了要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外，还需要在产业结构的深度转型升级、生产要素的更高效率配置等方面做文章。
这就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要同这种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指导中国当下生产力发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生产力理论。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5]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新质生产力不仅对处于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正在推进的新质生产力实践作出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还对下一步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新发展实践指明了方向。
三、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典范，不管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坚持和运用，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运用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新质生产力的阐释与运用，把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运用与发展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对既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作出了原创性的阐述。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生产力问题上的阐释重点是既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他们对既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只是作了零星的、附带的论述。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本中的确论述了英国工业革命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但问题的关键是他此处所论述的，其实是促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构的生产力前提，而没有从正面阐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谈到机器体系、机器大工业时，也曾提到“一般智力”、科学知识等要素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但他是在资本违反了自己的本性的前提下所发挥的文明作用的角度来谈这一点的，“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这种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3](P539)也就是说，他谈论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证明资本关系的必然灭亡，而不是去阐释既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如何促进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这就使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中的这一维度有着广阔的理论增长空间。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毛泽东在1957年就指出，“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6](P218)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本中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力本身发展问题的思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理论中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中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等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的这一理论维度的重要推进和深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使我国生产力水平实现突破性发展，形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的质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对既定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作出了全面和创新性的阐述。首先，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5]如果说在上一轮科技革命的条件下推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是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应用于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那么，在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条件下，推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已经跃升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层面上，因为这一轮科技革命是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的前提下展开的。再加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推动了科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速度、精度都得到了显著加强，而“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我们完全有基础、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乘势而上，大展宏图”。[4](P177)这就是必须强调创新在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其次，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其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我们知道，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前提下，劳动者运用一定的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便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当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提下，这三个基本要素都需要跃升。劳动者要跃升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层面，劳动资料要通过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跃升到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相匹配的层面，劳动对象随着科技创新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加大而拓展到越来越新的领域。与此同时，上述这三个基本要素之间的优化组合程度也必须得到很好的跃升。要通过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来实现优化组合的跃升，“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5]而这也是大幅提高中国新质生产力中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最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新质生产力之所以是一种先进生产力，其原因就在于它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关于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指出，“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我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4](P169)这种以创新为根本动力，以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重要特征的生产力质态，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时对生产力发展所提出的根本要求。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形态中生产力的先进性曾作出过描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中的生产力发展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7](P435-436)当然，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先进性作出论述。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习近平不仅从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未来生产力时所说的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语境中加以丰富和发展，而且还从新发展理念的五大要素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先进生产力的思想进行了原创性的界定和阐释。
第二，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作出了深刻的阐发。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并没有对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进行系统的阐释，他们的主要精力在于论证私有制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他们的眼里生产力是自动发展的。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本中关于工业革命对英国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的描述，其实是对尚处于上升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力规律的初步探讨。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的描述，其实是对资本关系内在矛盾性（一方面力求全面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根本上的阻碍作用）中前一个维度的阐释。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只有到了共产主义这一自由王国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才可能是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但即使到了这一阶段，“自由的”也不意味着自动的，任何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力如果脱离了人的努力都不可能自动地得到发展。正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阶段的生产力是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断增长起来的。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只是作了初步的探索，还尚未展开系统的研究。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语境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推进了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的研究与阐释。譬如，邓小平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相结合的维度深化了对这一规律的认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8](P370)而且，他还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8](P377-378)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中，习近平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一系列重大部署把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首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辩证统一的认识。一方面，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5]这是对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进而发展生产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指出了以创新为主导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这种创新既是指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还包括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等。这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前提下，习近平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创新性阐释，极大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
其次，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标准和方向的认识。习近平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5]这是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基本方向的科学判断，即新质生产力必须沿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来发展。同时，习近平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5]这是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标准的科学判断，即新质生产力就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质态。
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先进生产力标准的观点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邓小平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就是其中之一。1984年，邓小平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8](P5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明确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强调了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标准必须是以创新为主要驱动的，而不能延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中的资源驱动路径；必须是能够解决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等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的，而不能只顾经济发展而不顾发展的整体效能的提高；必须是能够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问题的，而不能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环境失衡的基础之上；必须是能够解决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的，而不能把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立起来；必须是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而不能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贫富差距拉大的基础上。应该说，新质生产力从新发展理念的高度对生产力标准的新认知，是站在深化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层面上对处在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先进生产力标准的科学判断，“我们讲不要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要看全面工作水平，就是说要按照生产力发展规律去发展，而不要违背规律蛮干。我们要正确运用生产力标准，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9]
第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作出了全面的阐释和发展。我们通常在谈到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时，总会想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0](P412-413)于是，我们通常会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解释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并推动现存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阐释当然是正确的，并且显然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的语境中阐释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的最重要维度。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阐释是否代表了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的全部内容？
其实，就在上述文本中，紧接着上面这段论述，马克思还提出了如下重要观点，“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0](P413)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观点。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强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另一个维度，即在既定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这种生产关系是不会灭亡的。虽然处于资本主义批判语境中的马克思在谈到这一观点时，仍然把重点放在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具体生产关系之灭亡性（即走向灭亡的时间与进度等）的决定作用上，但如果联系马克思在其他地方阐述非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问题时所提出的相关思想，我们就能看到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中的另一个维度，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与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之间的矛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谈到未来新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发展时，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力是“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3](P539)把这种观点与“两个决不会”的观点联系起来，我们就能看出，虽然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时，没有重点谈论其第二个维度，即既定生产关系与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之间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尚未充分展开对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问题的研究），但这一部分观点确实是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于其思想之中的。如果说强调上述理论中的第一个维度是站在资本主义批判语境中的马克思的必然选择，那么，对于站在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的我们来说，完整地理解上述理论中两个维度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显然尤其重要了。
习近平敏锐地抓住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中的上述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深刻的阐释与发展。习近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未来社会发展作出了科学预见。《共产党宣言》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两个必然’，是就人类历史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的，是历史规律的必然指向。这里还要说到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决不会’，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习近平还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和丰富起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中两个维度的系统把握，关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问题的探讨，对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观点，是在新发展阶段的语境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中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现存生产关系变革的驱动性观点的继承和发展。而新质生产力思想中通过创新来建构起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的观点，则是在新发展阶段的语境中对唯物史观经典表述中尚未系统阐述出来的、既定生产关系与其所容纳的生产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之间的矛盾的观点的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是最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它能容纳和驱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的。我们当下要做的，就是牢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努力解决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生产关系与其所容纳和驱动的全部生产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之间的矛盾。新质生产力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中两个维度的系统运用和创造性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新境界，必将对新时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简介：唐正东，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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