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全球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愈加强烈，推进绿色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绿色发展理念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倡议。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呼吁各国政府制定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此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201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绿色经济倡议，并将绿色经济定义为：“可促进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的经济，同时也是一种低碳、资源高效型和社会包容型的经济。”绿色发展思维倡导从整体上看待经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反对将经济增长视为社会单一目标的传统观念，以及为促进经济增长而无止境地进行资本生产、消费和无穷尽地索取自然资源的行为。
中国是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贡献者，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创性地提出了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原则，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取得里程碑式成就，同时为全球绿色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新时代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新阶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原则。
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和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大陆，非洲深受气候变化威胁，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实现发展繁荣目标困难重重。在此背景下，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绿色发展之路成为非洲国家的必然选择。在绿色发展方面，中国有独特优势和丰富经验，非洲有强烈需求和巨大潜力，双方合作具备坚实基础和良好条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非洲绿色发展理念和诉求存在诸多契合之处，对非洲绿色发展的借鉴启示意义日益显现。
一、非洲绿色发展及其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经济多年维持快速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并非包容性增长。非洲的贫困和粮食安全问题依然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农业、矿业和采掘业初级产品出口。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及新冠疫情肆虐等因素的影响，非洲经历了由经济中高速增长至增长放缓乃至衰退的过程，同时面临自然资源加速耗竭、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等多重挑战。非洲推进发展模式转型，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不少非洲国家也对绿色发展模式进行了有益探索，然而它们在摆脱原有发展模式、推进绿色发展方面仍面临诸多困境。
（一）深陷贫困-人口-环境（PPE）怪圈
非洲发展深陷贫困-人口-环境（PPE）怪圈，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仍然基于对自然资源的粗放开发和简单加工的传统发展模式，破题解决绿色发展的动力不足、理念缺位。贫困、人口、环境三者往往相互交织、互为因果，这在非洲尤为明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贫困-人口-环境（PPE）怪圈”的概念并指出，由于贫困地区的子女被视为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以及养老保障，人口出生率往往较高，而人口过快增长不仅加大了生态环境压力，还进一步加剧了贫困。非洲大陆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大陆，在新冠疫情暴发前，非洲有超过4.45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疫情暴发后又有3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每天生活费低于1.9美元）。与此同时，非洲人口仍保持快速增长，预计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将翻一番，非洲人口增长将占全球人口增长的一半以上。人口快速增长及粗放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非洲土地退化、水资源短缺等生态问题尤为突出，加之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显著影响，非洲粮食安全问题加剧，减贫进程受到阻滞。
正因为经济发展与环境要素之间矛盾尖锐，而且减贫是非洲的首要发展任务，许多人认为非洲应优先发展经济，再考虑环境问题。较为流行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认为，应“先发展经济，后环境保护”，环境状况会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恶化，但在经济发展突破拐点后会逐渐改善。此外，由于推行绿色发展新政策和采用新技术将产生较大成本，而且需要适应时间，在初始阶段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和减贫速度，这进一步加深了非洲对传统发展模式的依赖。绿色发展既是方式，也是理念，绿色发展的思维认知方式和价值理念的变革对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重大影响。当前非洲人口基数大，民众受教育程度和环保意识较低，绿色生产和生活理念尚未广泛普及，绿色发展转型缺乏理念指引和文化支撑。
(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技术运用存在较大鸿沟
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技术运用是绿色发展的两大抓手。绿色基础设施将提升互联互通与低碳化运营，疏通经济发展的“主动脉”，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绿色技术的运用可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降低生态环境损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当前非洲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技术应用存在较大鸿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
第一，非洲基础设施整体滞后，基础设施绿色化转型步伐较慢。首先，非洲能源、运输、公共事业等传统基础设施落后，甚至无法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求，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用电需求持续上升，2020年—2030年非洲用电需求预计将增长50%以上。然而，非洲各国普遍存在电网覆盖程度低、输送能力弱、设施老化严重、输配电损耗大等严重问题，除南非等少数国家外，多数国家未实现全国联网。其次，非洲传统基础设施的绿色化迭代速度较慢，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的绿色化程度较低。作为遭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大陆，非洲亟需对基础设施进行绿色化改造，使其具备气候韧性。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和极端降水天气频发，许多非洲国家沿海城市频繁遭受洪灾侵袭，但是当前非洲城市防洪排水设施仍以海堤、排水隧道等传统“灰色”基础设施为主，绿地系统、生态廊道等基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绿色”基础设施非常缺乏，城市防洪设施老化和排水系统不畅加剧了受灾情况。非洲整体语境下对“绿色基础设施”一词的使用表明，各国城市规划尚未形成对绿色基础设施的统一理解和定义，绿色基础设施在非洲仍是个例，而非常见设施。
第二，非洲绿色技术水平不高，绿色融资不足，难以将绿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绿色技术指能减少污染、降低消耗、改善生态的技术体系，是包括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污染治理技术、资源回收技术、环境监测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在内的一套技术体系，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柱。为适应气候变化，非洲国家亟需采用气候监测和预警系统等环境监测技术，以收集气候数据、发布预警和制定应急预案。然而，作为气候观测主要数据来源的气象站在非洲大陆分布不均且密度很低，其分布密度仅为世界气象组织所推荐分布密度的1/8。在能源技术方面，非洲虽然拥有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等丰富的绿色资源，但是其绿色资源开发项目难以获得足够的融资，目前开发比例仍然很低。2010年—2020年非洲所获得的清洁能源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比例低于3%；非洲虽然拥有全球60%的优质太阳能资源，但其光伏装机量仅占世界的1%。
(三)绿色发展政策执行面临阻力
随着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议程在国际语境下的受关注度不断提升，非盟和多数非洲国家都在努力推进绿色发展。非盟《2063年议程》将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重要目标之一。已有超过90%的非洲国家正式批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一些非洲国家将绿色发展政策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或以绿色发展政策为基础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国家自主目标，以及21世纪中叶温室气体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2022年9月在塞内加尔举办的第十八届非洲部长级环境会议（AMCEN）将主题定为“确保非洲人民的福祉和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鼓励非洲国家优先推进绿色和可持续的复苏计划，提升经济社会和环境韧性。
尽管许多非洲国家在努力为绿色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但是其绿色发展政策在落实执行时面临多重困难和阻力。首先，非洲绿色发展政策的协调性不足，难以保证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与非洲绿色发展相关的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大多具有跨境性质，仅凭单个国家无法解决，需要协调地方层面、国家和区域的政策。然而，非洲各国的地缘政治、地理空间和人口情况差异较大，而且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等多有不同，各国对于解决特定问题的最佳方式难以达成一致。其次，非洲绿色发展政策的公众参与度不高，难以充分推行和发挥作用。当前非洲国家绿色发展政策缺乏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参与机制，公众对于绿色发展项目的认可度不高，导致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例如，塞内加尔民众普遍认为，“国家绿色增长投资未能解决国内企业的关切，由国外企业主导的可再生能源价值链正在扼杀本国企业。”最后，非洲绿色发展政策的执行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机制。有效监督和评估是完善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政策制定者需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数据来评估绿色发展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影响力。然而，许多非洲国家的有效监督和评估体系仍然缺位，大部分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无法为利益相关方提供相关信息。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非洲绿色发展理念的契合性
面临以上诸多困境，加之自身绿色发展经验不足，非洲国家需要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绿色发展道路。西方国家的绿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污染转嫁”的基础之上，其绿色发展模式以西方为中心，对非洲国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避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创造了中国式生态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中国绿色发展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非洲，有利于促进非洲绿色、包容、可持续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非洲推进绿色发展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也是绿色发展注重解决的问题。习近平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与此同时，中国大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创新引领持续增强，新动能较快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深入，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也印证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
如前所述，当前非洲仍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尖锐。只有秉持正确的理念，采取科学的方式，通过持久的努力，才能逐步解决这些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互促进。习近平指出：“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正确理念和科学方法日益得到非洲多方人士的认同。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主席纳赛尔·布希巴（Nasser Bouchiba）表示，“中国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行动和贡献值得称赞，更值得各国借鉴学习。”。非洲国家日益认识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是非洲大陆实现发展的关键，应通过自然资源价值链上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来促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从而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变革，其最终目的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强绿色经济。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已取得较大成就，并积极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带动非洲国家推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借鉴中国绿色发展经验，汲取中非绿色发展合作动能，通过筑牢绿色产业基础、强化绿色技术支撑，倡导社会积极参与等措施加速经济社会绿色转型。
首先，推进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态产业。非洲国家产业结构较为单一，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不利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近年来，非洲国家根据各自资源禀赋差异、生态环境制约和产业发展基础，推进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发展绿色农业、新型服务业等新业态，同时强化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支撑作用，重视加强国际合作，持续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以农业为例，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布隆迪等20多个非洲国家引进中国杂交水稻技术，探索以当地品种为基础的气候适应性水稻，有效应对了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并且提升了当地的粮食产量。
其次，推进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教授科斯坦蒂诺斯·贝尔胡特斯法（Costantinos Berhutesfa）表示：“对非洲来说，与中国合作不仅可以开发非洲丰富的绿色能源资源，也可以通过成功经验分享，让非洲国家学习中国清洁能源蓬勃发展的经验。”非洲国家正逐渐强化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清洁生产、资源循环、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在生产过程中注重节约和利用水、土地和能源等。例如，由于近年全球化肥价格大幅上涨，而且化肥生产和使用产生较多温室气体排放，非洲国家积极推广用可再生能源生产化肥所需的氨原料生产技术，埃及、肯尼亚和南非等国正在建设绿色氨工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再次，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提高民众的绿色环保意识。习近平指出：“要大力宣传绿色文明，增强全面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将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体系，催生绿色商品和服务的提供，倒逼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非洲国家环保意识的提升面临民众受教育程度低、性别不平等导致女性参与较低、教育体系不重视环保教育和培训、人才缺乏等挑战。为此，非洲国家把每年4月10日确定为非洲环境保护日，以加强对民众绿色环保意识的宣传教育，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历届非洲环境部长级会议均关注环保教育相关问题，并制定《非洲环保教育和培训行动计划（2015—2024）》。非洲国家众多环保组织也在积极参与非洲绿色环保教育，鼓励女性和青年参与环保，并注重发挥当地社区的作用。
（三）通过完善法律制度体系提高绿色治理能力
绿色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集中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执行能力上。习近平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出台了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的改革方案，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落实地方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联合国环境署副执行主任乔伊斯·姆苏亚（Joyce Msuya）认为，“中国通过建立有效机制走出了一条高质量绿色发展道路，中国采取具体的措施来跟踪环保工作的进展，并确保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采取后续行动。”当前，非洲绿色治理存在能力不足、制度不健全、法治不完善等问题，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为非洲国家提升绿色治理能力提供借鉴。
首先，注重系统性思维，建立绿色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在这方面，中国建立起了全过程、全链条生态环境监管制度，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而非洲国家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相关制度建设有待加强。对此，尼日利亚《领导者报》集团总经理阿卜杜·甘比（Abdul Gombe）表示：“尼日利亚也存在环境治理难题。中国近些年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了力度，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作用。通过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教育人民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等方式，尼日利亚也会像中国一样，保护好本国的绿水青山。”中非之间在绿色治理能力方面可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其次，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生态环保法律体系，加强法律执行力度。有研究指出，尽管大部分非洲国家制定了生态环保相关法律法规，但是大多数都源自殖民时期的法律移植，且都是在国际组织或捐助国的要求下制定的，并不符合非洲国家实际情况，其法律执行机制常因缺少人力资本、预算不足和腐败等原因得不到有效执行。非洲国家需要考虑本国的制度条件和发展程度来进行生态环保立法，并灵活运用环保许可、碳排放交易等基于市场的工具强化法律执行。
再次，建立健全社会参与和监督机制，动员全社会参与绿色治理和发展。习近平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只有全社会参与，开展全民绿色行动，才能真正实现绿色发展，完善绿色治理。当前非洲民众参与绿色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地方族群和传统社区成功环保维权的案例也越来越多。以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尼日尔河三角洲为例，由于壳牌、雪佛龙、道达尔等西方国家石油公司滥采滥伐，长期遭受极为严重的石油污染，生态环境、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极大威胁，当地民众被迫进行抗争，并进行法律诉讼，迫使西方国家石油公司予以一定的赔偿。虽然问题还远未解决，但是民众参与绿色治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不断提高，既维护了自身权利，也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四）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当前，美西方主导的全球绿色治理体系严重忽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对非洲绿色发展合作大多附加政治条件，而且在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和承诺往往难以落实和兑现。在气候适应资金上，非洲人均气候融资流入为全世界最低，当前所需的资金是其2016年—2019年所获融资的10倍。美西方国家试图以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占据道德高地，在谈判上通过小多边主义和气候俱乐部等模式提高议价能力。与美西方在全球绿色治理领域的霸权行径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加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强调：“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的正义立场和道义担当得到非洲国家高度认可。一方面，非洲国家在非盟的领导协调下，加快推进非洲大陆绿色发展一体化进程，增强各国绿色发展合作，努力用一个声音说话。另一方面，非洲国家积极参与和推进绿色发展南南合作，在全球绿色治理领域共同反对美西方的霸权行径，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权益。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的中非绿色发展合作
理论指导实践，理念引领行动。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坚定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在国际层面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助推全球绿色发展。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在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倡议、南南合作、全球发展倡议等框架下，着力构建与非洲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为非洲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在国际多边平台与非洲国家通力合作，推动全球绿色治理体系变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气候危机叠加之际，绿色发展合作成为中非全方位合作新的增长点，有力推动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一）多领域支持非洲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问题
支持非洲国家应对严峻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问题，是中非绿色发展合作的一大重点。中非在这一合作领域不断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指导，中非合作论坛“十大计划”“八大行动”和“九项工程”均有相关重要规划。《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决定建立新时代中非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利用中非环境合作中心平台，推动落实“中非绿色使者计划”与“中非绿色创新计划”。双方在气象灾害预警、防灾减灾、生物多样性保护、防治荒漠化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切实提高了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能力和韧性。
针对非洲国家气象监测和预警能力不足的现状，中国利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风云气象卫星等空间卫星技术，强化对非气象合作。在对非洲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中国为非洲提供了资金援助、技术指导与科研支持。在2021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指出，要充分发挥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平台效应，支持该平台继续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示范作用。在防治荒漠化领域，中国积极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向非洲传授防沙治沙经验。这些合作举措有利于非洲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韧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二）全方位助力非洲经济社会绿色转型
如前所述，非洲国家绿色转型面临资金、技术、人才、基础设施、能源等方面的短板。中国积极回应非洲国家需求，坚持“一国一策”“授人以渔”等原则，与非洲国家开展务实合作，形成绿色发展合力。中非绿色发展合作从发展绿色农业、建设绿色基础设施、转移绿色技术、培养绿色产业人才等方面全方位助力非洲解决绿色转型过程中的瓶颈和痛点。
首先，中非绿色农业合作为非洲绿色发展奠定基础。截至2021年11月，中国已与23个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建立农业合作机制，签署了双多边农业合作文件72项，在非洲建成23个农业示范中心，援非农业专家组为当地提供5万余人次培训。除了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外，企业日益成为中非绿色农业合作的中坚力量。如中国企业助力非洲探索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模式，在赞比亚、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建设生态农业产业园，打造集立体养殖、循环农业、农技教育研发、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农业综合体。总体来看，中非绿色农业合作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效果显著。
其次，中非绿色基础设施合作为非洲绿色发展注入动能。中国作为非洲基础设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已经与非洲建立起深厚的合作关系，建成一批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旗舰工程，广泛参与非洲交通骨干网络、水利枢纽和电力建设。在绿色、低碳、环保理念指导下，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在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越来越注重绿色化。如中资企业承建的蒙内铁路通过科学规划尽量减少对林地、土地与河岸的破坏，还专门设置了野生动物通道，以方便野生动物迁徙。中非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力度不断加大，为中非绿色发展合作“硬联通”创造良好条件。
再次，中非清洁能源合作为非洲绿色发展释放潜力。2021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已实施上百个清洁能源项目，帮助非洲国家更好地发挥水电、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优势。中资企业承建的埃及孔翁博光伏电站、埃塞俄比亚特克泽水电站、坦桑尼亚剑麻废液产沼气发电工程等大型清洁能源项目，均成为所在国的代表性电力工程，切实改善了当地电力可及性问题。中国中小型光伏、储能设备也在非洲多国落地生根，2009年—2018年中国帮助非洲将其光伏产能从739兆瓦提升至5500兆瓦，清洁能源还将是今后中非合作的一大重点领域。
（三）示范性推进全球绿色治理体系变革
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问题具有全球性、复杂性和治理长期性等特征，需要国际社会凝聚团结力量，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然而，全球绿色治理长期供需不平衡，面临巨大的治理赤字。传统霸权国家参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将全球治理平台工具化和武器化，意在强化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集团化、集权化和等级化，破坏了全球治理体系。中非绿色发展合作对于推进全球绿色治理体系变革，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影响力，倡导国际绿色正义，具有示范性意义。
首先，中非绿色发展合作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聚焦绿色发展合作，提升了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绿色治理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随着中国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绿色发展合作公共产品，注重绿色发展合作的包容性，国际社会对非洲绿色合作的关注和投入亦不断提升。美国相继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和“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着力在非洲打造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样板项目。欧盟推出“全球门户”战略，计划向非洲投资1500亿欧元，重点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气候适应领域。由于能够获得更丰富的资源、信息和专业技术，非洲国家参与气候谈判的目标更加明确，谈判有效性不断提升。2022年11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被称为“非洲的气候大会”。非洲国家利用主场外交优势，呼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履行气候融资承诺，以及调动资金用于补偿发展中国家因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损害，促成大会协议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
其次，中非绿色发展合作倡导多边主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维护和促进全球绿色正义。中非绿色发展合作注重与非洲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依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气象组织、中非环境合作中心、非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平台与非洲国家及第三方国家开展多边合作。如2019年中国与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签署可再生能源三方合作协议，该项目高度兼容合作国发展需求，结合中方技术优势，体现多方共赢理念，入选联合国“面向最不发达国家开展的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优秀实践”。在能源转型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同等碳减排义务，停止使用化石燃料，为发达国家的历史碳排放买单。面对这一无理要求，非洲国家提出要实现公平绿色转型，允许化石燃料在更长时间内作为过渡能源使用。中国则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视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指出：“要充分肯定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作贡献，照顾其特殊困难和关切。发达国家应该展现更大雄心和行动，同时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韧性，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避免设置绿色贸易壁垒，帮助他们加速绿色低碳转型。”这一主张得到非洲国家的赞赏和支持，中非共同推动全球绿色治理，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总之，正如南非大学姆贝基非洲领导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保罗·滕贝（Paul Tembe）所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中国国情，造福整个世界。”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这表明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中国紧跟时代、放眼世界，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实现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与非洲国家加强绿色发展合作，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方向，不仅造福中非人民，而且为保护地球家园，建设美丽清洁世界，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吴传华，中国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凌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1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