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1]政治文明是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极为重要的内容，政党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对于推动现代文明建构具有基础性、引领性的作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既超越中国古代文明又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伟大创造，究其原因，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中国新型政党政治，成功找到了破解资本主义时代文明“冲突对抗-同质衰落”困局的突破口，从政党政治维度推动了人类现代文明建设理路的根本性变革，在实现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同时，也以“中国理论”为人类提供了一把开启文明“趋优向善”大门的钥匙。
一 理论引领：政党政治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二个结合”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规律的理论把握，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是处于统领性地位的，也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依然是以社会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文明形态。从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文明对政党政治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政党政治实践反过来又推动文明的内涵式拓展。中国新型政党政治既承继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基本内核，又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养分，具有极强的文明价值。
（一） 思维方法：对立统一规律与“和合共生”思想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范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有着内在相通性，二者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发挥着同向合力，而中国新型政党政治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传统“和合共生”思想相结合的一种政治化表达。一方面，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它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构过程中哲学底层理念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在对蒲鲁东的批判中提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2]605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3]305，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3]306。政党政治的发展本质上也是一个矛盾运动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从对立中把握同一、从同一中把握对立的辩证思维方法，并以此推动矛盾体系的解决。另一方面，和合共生思想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哲学文化概念，它不仅铸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特征，也体现了古代先贤对事物生成发展规律的哲学认识，为社会治理与政治文明的演进提供了价值导引。首先是强调和而不同，承认差异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孟子·滕文公上》有云：“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其次是在坚持差异性的基础上，强调诸要素达到和谐、互补、平衡状态方能有效推动事物的发展，《国语·郑语》就曾提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最后是在政治层面强调个体在社会共同体中所应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礼记·礼运》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历史地看，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的砥砺探索下，中国新型政党政治科学把握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相互关系，充分吸收和合共生理念的思想因子，在制度设计中既强化了各要素、各主体间的同一性与向心力，又创新与规范了斗争性的外化形式，在政治实践中以民主监督代替政治攻讦，同时以天下为公的文化传统和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理想荡涤阶级私利、凝聚前进共识，从而成功跳出了竞争对立的零和博弈思维，充分激发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效能和政治文明建构的内生动力。
（二） 建构主体：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与传统民本思想相结合
以社会主义为本质属性的中国新型政党政治,融通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有力塑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发展取向。一方面，人民主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念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建构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287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他在探索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过程中指出，“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4]420-421“工农政权办事首先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5]223。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也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6]1004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准确回答了政党政治“为谁服务、由谁建构、靠谁发展”的实践基本命题，进而明确了中国新型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与政治文明建构的科学理路。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对中国传统政治实践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合理内核为促进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尚书·五子之歌》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需要注意的是，传统民本思想受制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狭隘诉求往往沦为空洞的政治口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局限性。因此，亟需以唯物史观辩证地对待传统民本思想，加以拓展延伸与创造性转化，使之在现代文明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总的来看，人民性是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区别于西方政党政治的突出特质，在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与传统民本思想合理内核的交汇影响下，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在实践中始终坚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使作为国家一切权力来源的人民大众真正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文明成为了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可资借鉴的范例。
（三） 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大一统”思想相结合
政党是现代政治区别传统政治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建构的中轴力量，而探寻中国现代政治文明革命性重塑的理论渊源，就必然要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大一统”思想相结合的维度展开。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在现代政治文明建构中引领性作用的生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规范性指引。恩格斯曾经讲：“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7]92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4]4由此可见，恩格斯所说的最能“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的政策便是民主集中制，而作为现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机制，民主集中制在其贯彻施行中也赋予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新的意涵与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大一统”思想在这片土地千百年来的历史更迭中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在巩固“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结构的同时，也推动形成了对中华文明的心理认同传统和国家统一的政治认同传统。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建立了“大一统”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提出：“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司马迁则在《史记》中建构了“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框架，形成了“大一统”的历史观，《秦始皇本纪》提及：“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
具体来看，“大一统”囊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政治大一统的关键内容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构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国家治理的最基本理念和制度要素，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演进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对大一统‘自古以来’传承现象的解释，也应该回到现实政治与思想书写不分家的传统中去。”[8]相较于传统政治，政党政治具有“国家治理属性”与“社会阶级属性”的互构与联结，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文明延绵千年的政治文化支撑，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治理机制本土化探索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难题，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集中制实现了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在实现“人民民主基础上的统一”中成功创造了政治文明新形态。
二 历史因由：政党政治推动中华民族文明演进的历程及启示
文明的转型是复杂、曲折而又漫长的过程，不同国家文明在转型过程中的内外演化机制也各不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矛盾普遍性与解决路径可借鉴性的丧失。中国的文明转型便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范例，作为对中国古代文明革命性重塑的实质成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实现的历史性变革首先体现为政治文明的先发跃升，而政治文明的变化发展又与近代以来政党政治的产生、演进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帝国主义时代的后发国家若想实现文明的整体性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经济维度的努力，还应推动政党政治的变革。
（一） 发展历程：政党政治在传统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路径变迁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在治乱循环中形成了极为稳固的政治生态系统，由此也给近代以来的政治文明转型带来了深重的结构性障碍，从而迫切需要一定阶级组织化的崭新力量来领导变革过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专制制度也在其赖以维系的自然经济基础的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和列强的反复侵扰中走向治理能力衰败，而具有代表新兴阶级利益、整合社会力量、重组国家秩序功能的政党逐渐成为了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博弈的行为主体，中国的政治文明演进开始从“渐进量变”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入以“激烈质变”为主要特征的阶段。从政党政治的阶级属性更替与路径转换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跨越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到资产阶级专制，二是从资产阶级专制到人民民主专政。
1905年，中国第一个近代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后改为国民党）建立。1911年10月10日，“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9]1该年12月26日，孙中山领导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确定了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方案。次年1月1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同年3月11日，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实施，民众被赋予了“集会结社之自由”。此后，多党政治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四党三派两大阵营 1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依托个人集权开始大搞国民党一党专制和军事独裁统治，多党政治就此谢幕。事实上，衡量政党政治与政治文明演进的标准主要是代表的广泛性以及民主权利的实现程度。辛亥革命的历史进步性毋庸置疑，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建构的政治制度十分脆弱，民主有形无实，军阀混战不止，逐步掌握政权的蒋介石集团最终背离初心走向了对民主的反动，政党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演进都陷入了迟滞。这充分证明，资产阶级主导的议会制和一党专制并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与政治的发展需要，西方旧式的资产阶级政党无法担负起改造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任。金冲及曾指出：“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领导,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根本教训”[10]。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政治文明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突出的先进性，它真正摆脱了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在长期探索与实践中深刻改变了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性质与方向，中华民族历史性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文明发展道路，也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文明的整体性发展进程。
（二） 时代启示：政党政治具有引领文明整体性发展的时代必然性
将视野扩展至世界，首先，为什么后发国家的文明演进往往自政党政治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资产阶级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力量，“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1]35资产阶级使人类历史真正成为了世界历史，但它所天然具有的逐利性与侵略性，带来的只能是人类不平等交往的扩大与全球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的建立，由此也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促使着世界文明朝着撕裂、对抗与不平衡发展的方向前进。
事实上，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渗透、控制与盘剥中，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自主发展生产力的空间被抽离殆尽，单一经济维度的努力早已无法改变文明的堕落境遇。因此，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当历时性的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当内外矛盾相交汇，政治维度的率先突围显得尤为迫切，而在这之中，政党政治的变革又具有先导性。政党政治主要包含以取得政权为主要任务和以建设政权为主要任务的两个阶段，我们所说的具有先导性的政党政治变革主要是指以取得政权为主要任务的第一个阶段的实践样态。历史证明，只有在以现代无产阶级这一新兴世界历史力量为支撑的先进政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社会阶层人士的支持拥护下，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政权，走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后发国家才能跳出资本主义的世界格局和被奴役剥削的命运，民族文明的生命力才能被重新激活。
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共生与互动，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演进的大逻辑[12]。那么，文明的演进是一个连续的线性过程吗？政党政治又是如何带动文明的整体性发展的？首先，人类的生产活动及其成果是文明的基本内涵，生产力的发展是文明整体性进步的根本动力，生产方式则构成了衡量文明发展的根本尺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决定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演进具有对抗性的“内在悖谬”，即“文明进步”与剥削压迫不可分割，少数人的“文明”通常建立在多数人的“堕落”之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同时也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空间是有限度的，当资本主义还属于上升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未充分暴露时，文明的上升是主旋律。而当资本主义步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空前地加深，政党政治趋向结构性失灵，文明演进也将步入裹足不前甚至是倒退的境地。因此，文明的演进不是一个连续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倒退、徘徊、前进相交织的复杂过程。需要注意的是，经由无产阶级专政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因此解决文明悖谬、为文明的全面发展铺平道路的根本路径只能是消灭剥削制度，而这又依赖于政党政治的革命性重塑。
进一步来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13]106，我们所说的文明也主要涵盖的是阶级社会诞生以来的文明。政党作为阶级社会最集中、最严密、最高级的组织形式，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在政党政治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时，政党本身也成为了领导和组织本阶级破除旧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力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党政治也正是在服务生产力增长的过程中推动文明整体性发展的。与此同时，“在政党政治时代，相对于具体的社会形态文明和整个人类文明来说，政党文明是这个‘文明链’或文明体系中的基础环节”[14]，作为国家事务和政治体制运作的核心，政党是“人类文明向何处去”“如何建设现代文明”等基本问题的重要答卷人，其理论主张与具体实践贯穿现代文明演进的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政治文明建设、人类文明整体的发展走向与建设成效。
三 范式超越：国际视野下现代文明建设的政党政治路径革新
毛泽东同志曾强调：“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15]302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创造了中国式的政治文明新形态，而中国式的政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有机构成，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最新成果，又为世界提供了政治文明发展的崭新路径，也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世界文明革命性转型的诸多问题。
（一） 底层理念变革：科学回答文明“如何建构”
中国新型政党政治以对立统一规律与“和合共生”思想作为底层理念，科学回答了政治文明“如何建构”的问题。在基于西方以形而上学为底层理念的竞争型政党政治中，作为一定阶级、一定集团利益代表的政党在党际矛盾的处理上往往诉诸非此即彼的方式来解决，同时又在政治实践中把“专制”与“一元化领导”“建立领导核心”错误地等同起来加以反对，而多头政治竞争甚至是恶性排他竞争却成为“默认选项”并具有了所谓的程序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这不仅窄化和矮化了人们对于现代政党政治运作的认知，也导致西方政党政治在“分化-内耗”的恶性循环中制约着人们对政治文明演进可能路径的多元探索。相反，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则遵循着完全不同的理念，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传统的“和合共生”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并作为基底，成功建构起一个全新辩证的政党政治实践运行模式与理论解释框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便是相关运行机制的制度化体现。在中国新型政党政治的框架内，中国共产党以其广泛的代表性、先进性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无可争议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充分发挥着参政议政的积极作用，彼此以合作协商代替了对立争斗，形成了相互促进、交相辉映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了对西方政党政治唯一性和优越性的实践证伪，也使得合作共生理念成为政治文明以及新型文明形态建构的合理选择。
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在科学回答政治文明“如何建构”问题的同时，进而也回答了人类文明“如何建构”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16]455在西方国家的陈词中，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被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最高形态，而通往文明的路径等式则被简单地归结为“全盘西化=融入主流文明”，由此也导致文明等级论、冲突论、隔阂论、优越论大行其道，文明间的共生互鉴被长期忽视与搁置。中国新型政党政治所蕴含的发展理念充分揭示了，西方国家以全盘西化发展中国家为目标，大肆宣介西方文明成果，不是在引领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而是在实行文明专制与文明灭绝，同时也是在断送西方文明自身的发展前景。究其原因，文明的交流互鉴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17]10，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不断、历久弥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始终坚持文明间平等地交流对话、互鉴互学、和平共处。而从根本上说，只有当人类文明呈现出多元并存、和谐共生的状态时，文明互鉴才有其实现的前提，也才能真正建构起生机盎然、枝繁叶茂的人类文明百花园。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主观幻想的文明“一枝独秀”并不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正确选择，所带来的只能是人类文明的整体凋敝和西方文明的自我摧毁。
（二） 人民主体赋能：科学回答文明“由谁建构”和“谁来享有”
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与传统民本思想相结合，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建设原则，从而科学回答了政治文明“由谁建构”和“谁来享有”的问题。当“由谁建构”与“谁来享有”指向的主体无法达成一致时，人民便不可能在政治文明建构中切实发挥主体作用，“这既是人的现实性，也是现实对人的决定性。”[18]近年来，西方部分政党尤其是右翼极端政党的民粹化倾向十分明显，西方政党政治的左右之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逐渐让位于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争。可惜的是，自诩为“人民代表”的民粹主义政党虽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精英政党在政治动员、塑造共识能力上的不足，但却在实践中大肆宣扬“人民”对抗“其他人”的二元世界观，不断裹挟民意，对抗传统精英政治，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政治的极化、失序和碎片化问题。进一步说，精英主义政党和民粹主义政党虽在政治策略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民粹主义终究也是精英阶层在政治设计上的产物，是以形式上的“代表人民”掩盖实质上的“精英专制”，二者实际上都是西方政党政治对抗性本质的“具现”样态和行为载体，归根到底都在把人民当作政治精英自身利益表达和价值实现的“工具”，也就无法真正克服西方政党政治上下离心、党群分离的结构性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19]373-374同资产阶级主导的政党政治相反，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政党政治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工具，而是把政党作为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并在此导引下不断探索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从制度形态还是价值形态来看，中国新型政党政治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要求，也使得人民真正成为了政治文明建构与文明成果享有的主体。
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在科学回答政治文明“由谁建构”和“谁来享有”问题的同时，进而也回答了人类文明“由谁建构”和“谁来享有”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16]139，人类文明也是由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其发展成果则应当为全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然而，在以往一切剥削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发展史上却出现了一个悖谬，即文明的创造者与享有者通常是分离的，在多数人的文明创造过程中少数人却往往实现了对文明成果的垄断性占有。其中，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文明成果享有上不公正的巅峰，究其原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20]52，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异己的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资产阶级利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带来的社会权利无限制地享有无产阶级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同时又利用拜物教压制无产阶级的精神需要，企图占有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成果。但文明的发展绝不会止步于此，历史也揭示了剥削性质的社会文明发展的一条规律，对文明成果占有越多的群体往往越是“野蛮”，对文明成果占有越少的群体往往越是孕育着新型文明形态的萌芽。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通向社会主义文明的新路，身为文明创造者的人民群众也第一次被赋予了自由享有文明成果的权利。此后，苏联在近70年的发展中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难以忽视的成就，其解体也给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在新型政党政治的开辟中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文明创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同时，实现了文明创造与文明成果享有的内在统一，进而使得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发展新路有了更为丰富、鲜活且坚实的实践例证。
（三） 政党优势转化：科学回答文明“如何趋优向善”
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大一统”思想相结合，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文明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从而科学回答了政治文明“如何趋优向善”的问题。政党政治作为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所能产生的治理效能业已成为衡量和评价政治文明孰优孰劣最为直观可感的标准，而治理效能则最终体现为人民群众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实现程度。众所周知，囿于阶级的狭隘视野和政党竞争规则的裹挟，治理能力式微已然成为西方政党政治时刻面对而又无力扭转的结构性难题。长期以来，西方政党在政治实践中大搞“小圈子”理论和“赢家通吃”游戏，结果就是输者因利益分配的极端不均走向了反对的一极，赢者虽成为执政党但往往在否决政治中寸步难行，继而在政治瘫痪与治理能力衰败的广泛质疑声中丧失执政地位。这种恶性竞争导致的“轮流坐庄”，不仅使资产阶级政党忙于应付周期性的竞争选举、逐渐丧失治理能力，也使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政治文明“样板”日益沦为一种显而易见的“概念躯壳”。同时，在西方政党政治的语境中，多党竞争既是民主、公正与高效的标志，也是保证所谓权力制衡与制度生命力的核心要义，只不过，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的崭新方式破解了这种西方虚构的“狼鹿效应”假设。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的政治核心，中国共产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一面紧紧依靠人民，不断推动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一面扎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从而在党群良性互动和刀刃向内的净化革新中探索出了一条良政善治新路，同时也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真正开创了政治文明恒定向善的光辉典范。由此可见，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在科学回答政治文明“如何趋优向善”问题的同时，进而也回答了人类文明“如何趋优向善”的问题。从整体性维度来看，“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是一个纯粹、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前进与倒退、自由与奴役、富裕与贫穷、解放与枷锁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是在悖谬中的演进。”[21]资产阶级在破除自己脖颈上的枷锁时又给无产阶级换上了新的枷锁，而作为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政党在阶级矛盾的深层制约中无法产生可观的治理绩效，也就无法真正实现文明演进的趋优向善。而作为一个被天然赋予“为人类求解放”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不断增强治理的预见性和创造性，展现出了极强的领导力、组织力与公信力，形成了以善治促文明的高效转化机制。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与最终成败，正是因为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演进。由此也揭示了该问题的一般性答案：只有确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现代文明建设才有希望。须知，无产阶级政党在政党政治中核心地位的确立，意味着一条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性开启，也意味着在这种文明的革命性转型过程中必须要付出一定的“转制成本”，这种成本可能表现为政治的动荡、经济的衰退等等。但历史经验也表明，无产阶级政党的治理效能能够在短时间内补齐因“转制”而带来的部分亏损，并使文明重新焕发生机，进而呈现出整体上恒定向善的新样貌。
四 结 语
当今世界依然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两大社会制度的并存和竞争决定了人类文明形态不可能被定于资本主义一尊。但也毋庸讳言的是，由于当今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整体上还处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虽在经历着相对衰落，但依然拥有金融、科技、文化、军事等多领域的霸权实力，社会主义文明的优越性还不具备充分彰显的客观条件，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文明形态的比较也还远未达到“高下立判”的程度。这就要求我们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走好自己的路，同时多举措做好外宣统战工作，着力扩大国际认同、凝聚价值共识。另外，也要积极把握战略机遇，利用西方文明存在的“破窗效应”彻底打碎西方给世界人民制造的文明幻想，不仅要使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的霸权蔚然成风，也要使“西方反对西方”成为可能。当然，从理论层面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新型政党政治本身还不存在定型完备之说，只有伴随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发展与共产主义文明的最终到来，中国新型政党政治才会真正成熟定型并在荣光中走向自行消亡。但在这伟大时刻到来之前，中国新型政党政治仍需在宏阔实践中不断自我完善，从而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提供强力支撑，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政治文明的重塑和人类文明的整体跃升提供思想启迪与发展动能。
（作者简介：叶子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郑宜帆，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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