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的用语中寻找人的解放思想的起源，我们能追溯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在该书中，拉丁语Vtopia是莫尔根据希腊语虚构出来的，指“不存在的地方”，借以暗讽亨利八世统治的残暴无道。英语中的Utopia由拉丁语Vtopia转化而来，寓意人们心目中的理想之地。后世在使用“人的解放”一词时也从乌托邦具有的这一精神品格来阐发。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用“群众的共产主义”反思私有制造成的异化现象，通过对社会主义历史规定性的阐释，寄托于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和工业来实现人的解放。它以一种通过建立科学社会主义来解放无产阶级的思想形式，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批判的社会主义”的反思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乌托邦主义者，而是用人的解放思想批判资本主义，用具有更高生产力水平的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来表达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参照物出现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揭示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精神，表明它本身就是对人的解放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因此探究“群众的共产主义”中人的解放思想，不仅能够把握社会主义从莫尔到马克思的发展变化，有助于思考社会主义为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对立参照物，而且能够明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历史条件，回答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将社会主义视为社会变革的未来方向。
一、从社会历史规定性看“群众的共产主义”中人的解放思想
莫尔在《乌托邦》中立足英国的社会现实，通过批判带有封建性质的早期资本主义对人的否定，为人能够追求一种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一种可能性。虽然他的描述具有明显的空想性质，却撕开了资产阶级社会早期非人性的虚伪面纱。这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在合写《神圣家族》时能够从超越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局限性的“具体的社会主义语境中”（韩蒙，2016年，第78页）审视人的解放问题。他们指出，“群众的共产主义”着眼英法等国的工人运动，不仅描绘了无产阶级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图景，更体现着人追求自由发展的解放精神。与之相反，“批判的社会主义”用观念阐释现实生活过程，以自我意识的绝对性抹杀了社会主义在历史运动中对现实的人的关注。
《乌托邦》用批判手法描写了人的解放的理想追求。它从正面描写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地方，这背后其实是莫尔对现实的不满，是他对尚处于历史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无情批判。他否定“羊吃人”的“非人”现实，描述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理想社会，“乌托邦人就是这样用尽心力使金银成为可耻的标记”（莫尔，第68页）。这种人性论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出发点。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追溯社会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重要源头，就在于莫尔是以理想（想象）的方式批判现实，将现实的社会与理想的社会区分开来，形成批判的张力。这成为此后不少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经常采用的方式。
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已经不满足于这种空想描述，而是从理论论证上探讨在共产主义中实现人的解放的可行性。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继承了以洛克为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启蒙传统。洛克从社会生活中的感觉经验出发，证明与理性相一致的人的感觉是社会知识的基本来源之一。摩莱里从人的社会性入手，先用法律条文形式描绘未来理想社会，再用这种自然法典教育人们，以此实现他设想的“‘唯理论的’社会主义”（沃尔金，第183页）。马布利则认为私欲是造成人类不幸的重要原因，只有用具有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法典限制人们的需要，才能防止欲念的成长，“立法者应当慎重地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反对贪婪和虚荣”（《马布利选集》，第44页）。巴贝夫也提出改造社会的方案，“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把共产主义问题作为实践问题提了出来”（转引自普列汉诺夫等，第410页），使他成为“大革命前的时代的老共产主义和十九世纪的新共产主义之间的必要的中间环节”（同上，第425-426页）。总体来说，他们大都只在自然法的层次证成人的解放的可行性，导致共产主义仍然作为抽象理念停留在乌托邦层面。不过，恩格斯对他们进行理论论证的必要性、合理性也予以了肯定，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起初却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最初代表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之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页）。
19世纪出现的“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1页）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通过现实批判揭露资产阶级社会阻碍人的解放的历史罪恶。圣西门从对萨伊、斯密等人的研究入手分析穷人贫困现象，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作为过渡阶段必然会被新的社会形态取代。他立足现实工业分析所有制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指出工人才是解放工业的力量。对此，恩格斯予以高度评价：“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同上，第275页）。与圣西门从工业实证主义视角分析不同，傅立叶从劳动出发对社会历史展开研究。他认为劳动在社会的历史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正是劳动“创造大规模的生产、高度发展的科学和艺术”（《傅立叶选集》第1卷，第93页）。傅立叶已经从实践的、唯物的视角来看待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所以恩格斯说：“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76页）。相较于圣西门和傅立叶，欧文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更为彻底地推进能够实现人的解放的共产主义。他于1824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以此证明他的“关于环境对人性的影响的科学”（《欧文选集》第1卷，第319页）。实验以失败告终，欧文也因此破产。他们的主张和实践与之后鲍威尔等人鼓吹的“批判的社会主义”不同，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演进路径，影响了国民经济学派，也促使马克思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入手提出“群众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告诉人们，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如果不深入现实工业，就看不到工人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创造作用，共产主义就始终无法摆脱空想的怪圈，人的解放也会流于空谈。部分国民经济学家虽然看到私有财产的个别矛盾形式，尤其是蒲鲁东对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前提——私有财产展开了无情批判，但他们始终以维护私有制为立足点，既不能从中引出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行动（无产阶级革命），也无法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例如，蒲鲁东仅看到所有权的异化形式，试图用平等占有解决所有权造成的不平等，结果只是维护了小资产阶级利益，并没有看到私有财产的社会历史规定性，以及由这种规定性必然造成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正是因为马克思看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条件和特定历史阶段性，他才认为共产主义必然要“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6页）。这说明，共产主义不是空想的什么主义，而是拥有科学认识的共产主义和“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同上，第232页）的统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群众的共产主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找到了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条件和道路。
与之相反，“批判的社会主义”却用观念阐释现实生活过程。在当时的德国，理论家们不太关心现实世界，更不愿意直接推动对现实世界的改革，导致“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更多地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同上，第386页）。在当时，是费尔巴哈公开地与思辨理论家们对抗，把人从观念论拉回到直观的现实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在写于1886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评价费尔巴哈对《神圣家族》写作的影响时说，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使“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同时，我们也不能由此就认为他们完全是费尔巴哈派的信徒，“就对其思想的深刻影响而言，黑格尔始终是第一位的”（聂锦芳，第145页），集中体现在通过批判“批判的社会主义”来阐发“群众的共产主义”及其关于人的解放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揭穿了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空想性质。“批判的社会主义”是自我意识哲学在社会主张上的集中表达。它作为“群众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对立面，不仅无视英法等国工人阶级被剥削的现实，还指出要从思维层面改造工人，通过消除工人头脑中被雇佣的想法诱使他们放弃反抗。这种试图用观念解释甚至改造现实生活过程的做法，无视工人的社会存在，满足不了工人的现实需要，究其根源是因为它无视现实社会历史的具体规定性。
具体来讲，“批判的社会主义”从四个方面与“群众的共产主义”背道而驰。首先，“批判的社会主义”只看到人的“精神性”，没有看到人的“物质性”，无法找到解放人的现实立足点。它把工人遭受的一切苦难都归结到他们的思维中，认为工人感受到被剥削是因为这种被剥削的思想作怪，只要消除这种想法自己就不再是被剥削者，没有认识到工人的地位是由其所处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其次，“批判的社会主义”从自我意识出发，窒息社会主义面向现实人的解放批判性。社会主义并非一种空洞的理想状态，只能在消除异化的斗争中被实现，被臆想出来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批判”的头脑中才存在。它看不到社会只能在现实的批判中才能够实现人的解放。再次，“批判的社会主义”幻想自我意识的永恒在场，通过把自我意识神圣化而无视现实生活，贬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物质生活的“在场”，指出社会主义之所以值得向往，是因为它能够“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73页）。最后，“批判的社会主义”以自我意识的绝对性抹杀社会主义在历史运动中的具体性，看不到社会主义是群众实现自我解放的历史运动。社会主义不是一个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永恒领域，而是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生成历史的具体活动，以一种绝对的、抽象的思维方式框定社会主义是对辩证法的背离。
“批判的社会主义”对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的无视，对人通过解放运动创造历史进行消解，使人的解放思想失去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正是基于此，“群众的共产主义”所具有的历史性批判精神就是人的解放精神的表达。这种精神首先直面社会现实，对资本否定人的做法进行反思和批判。它不是抽象人性论的实现，也不是抽象人道主义的表达，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矛盾运动和阶级斗争伴随经济发展的历史结果。因此，“群众的共产主义”呈现出来的人的解放思想具有充分的历史根据，是对人要过更加美好生活的一种表达。它源于人的自我超越的生命本性，是对人的生命具有的独特发展性的自觉表达，否定一切与人的生存和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因素，否定一切无视人实现自我价值、促进自我发展、推动自我解放的异化力量，不断追求能够实现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解放的现实力量。
人的解放思想作为“群众的共产主义”的核心原则，其本质是批判性的，批判现实生活中非人性、不合理的表象存在，用人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同上，第261页）替代对人的抽象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如果没有深入到工商业实践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就无法对人作出具体的、历史的表述，也就无法达到对人的解放的真正理解。他们作出这种历史性限定，既与他们对自莫尔以来的共产主义发展史的科学认识有关，也与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转向有关，并在《神圣家族》中提出“群众的共产主义”不再是从抽象观念出发的理论诉求，而是从工商业实践中生长出来的社会现实。
就当时的社会实践而言，“群众的共产主义”是在英法等国工人运动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现实运动，是工人要求现实地改变自己非人性生活条件的实际行动。它不仅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存在的批判以及对批判自我意识哲学的理论追求，还预示他们将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对共产主义作出深入思考，这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得到更为系统、精准的阐述。而此时此刻，他们用“群众的共产主义”对“批判的社会主义”所作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清除了障碍。
其一，“群众的共产主义”通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指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不是自我意识而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历史是自我意识史，这是“批判的社会主义”的观点。“群众的共产主义”认为，要从自然科学和工业中，尤其是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同上，第350页）中思考历史的动力问题。那种“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同上，第350-351页）的认识，是一种无视社会历史规定性的唯心史观，自然无法触及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解放人这一问题的本质。
其二，“群众的共产主义”超越“批判的社会主义”的绝对化思维方式，超越了以抽象概念把握现实问题的讨论方式，要求直面现实社会历史的具体规定性。“批判的社会主义”是绝对化思维方式在社会领域的体现，消解了工人与资本家、意识与生活之间的矛盾，使解放人的思想丧失了具体的现实指向性而沦为一种纯粹空想的社会主义虚妄。“群众的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就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罪恶现实的控诉和无产阶级运动中体现出来。马克思在驳斥“批判的社会主义”时，用“群众的共产主义”连接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世界，从而否定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空想性和抽象性，使它不断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的具体展开中具有现实生活的理想追求和丰富内容。
其三，“群众的共产主义”关注无产阶级的现存状况、推动无产阶级的现实运动，体现改变现实的革命属性。无产阶级是“群众的共产主义”中人的解放思想具有社会历史规定性的直接的、具体的革命主体。正是由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无产阶级运动才能成为实现“群众的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而不是纯粹观念的运动。所以，马克思才要求克服“批判的社会主义”对工人状况的消极默认，避免无产阶级在思辨哲学家们鼓吹要实现“利益”先要改变“思想”的宣传中，漠视资产阶级社会中非人性的现实，避免在生活中陷入被动僵化的局面。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要在《神圣家族》中号召无产阶级从改变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入手，使自己成为解放自己的现实力量。
其四，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群众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就“群众的共产主义”的生成而言，它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运动的结果。“批判的社会主义”以肯定、接受和维护既定的现实为己任，而“群众的共产主义”已经不再凭空设想一种理想化的生活状态，而是通过深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指导无产阶级运动来实现自我主张。那种对美好社会的空想描述、理论论证，以及不接触现实本质的理论批判，都无法适应无产阶级运动的斗争需要。所以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3页）
可见，“群众的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理论，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状况进行科学理解和把握基础上的一种历史主张，由此引发的解放人的无产阶级运动是资产阶级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从这种历史运动中，我们能够获得对“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历史性理解，换言之，才可能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建立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之上。
二、“群众的共产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两个历史根据，通过“群众的共产主义”解放人的思想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一是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为实现社会变革准备了物质条件。他们通过揭示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指出这种生产方式必然生产自己的“坟墓”。二是具有革命意识的无产阶级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存在而出现。无产阶级要解放的正是那些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中所孕育的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指出：“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5页）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看待“群众的共产主义”，就使以往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解的局限性反衬得更加清晰。
以往对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建构并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群众的共产主义”作为立足群众活动的历史观，认为群众（特别是其中的无产阶级）是市民社会中的人实现自我解放的现实主体。而“批判的社会主义”只关心“在思维层面解放工人的”（韩蒙，2021年，第40页）社会模式，完全无视工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这种主张“教导”工人依靠个体观念的转变向不合理的现实生活妥协，不仅无视群众在感性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创造历史的做法，更为要命的是直接对工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无动于衷。当工人认识到现实生活与自我意识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并因为实际的屈辱而团结起来抗争时，这种哲学就向工人灌输在自我意识中改变自己的存在，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改变自己的存在。既然要在自我意识中进行自我改变，就不能只在思维中顾及自己，只想为改变自己的报酬而反抗，因此他们反而批判道，“当今工人的思维只顾及自己，也就是说，他只是为他个人而索取报酬”（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73页）。基于这样的认识，自然就看不到工人索取报酬背后的客观需要，以及决定着这种客观需要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批判的社会主义”的症结在于，它将具体的现实以及人在这种现实中的客观需要视为一种抽象观念的外化，进而用抽象观念否定人的现实需要，把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归因于自我意识这种抽象观念。从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角度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本身进行批判，暴露“批判的社会主义”预设出来的问题的错误假设：推进历史进程的是自我意识。这也决定了它只能提出承认现实生活的解决方案，即使这种现实生活不合理，也只能提出通过改变自我观念使之与现实生活相符合。这完全忽略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看不到人通过自身的感性实践活动发展自己和创造历史的规律。
在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工人的意识与存在之间的张力是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异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非纯粹思辨的幻想，这也是他们当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工人克服自我异化的现状，需要通过普遍的人的解放来实现。他们指出，实现社会主义不可能停留在观念层面，诉诸对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建构，而必须对现实的人及其苦难生活进行关注，诉诸能够改变不合理现实的工人运动。这正是“群众的共产主义”在对未来的展望中催生出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绝不是超历史的、抽象的观念活动，而是工人在反抗异化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解放自身之路。于是，人的解放思想就在“群众的共产主义”对“批判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中从一种对未来的向往转向对社会历史的现实建构。
“群众的共产主义”立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批判和否定私有制，使人的解放思想具有历史科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私有制对人的异化，以及不废除私有制就无法实现人的解放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在《神圣家族》中，他们发展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对私有财产的认识，社会主义必然要求消灭私有制及其弊端。蒲鲁东等人看到财产私有是造成社会不平等之源，实现社会公平的前提是彻底否定这种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蒲鲁东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重要意义，认为“蒲鲁东则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同上，第256页）。
同时，他们也并没有停留在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批判，而是深入社会现实考察工人的具体生活条件，对私有制这一国民经济学的合理前提进行彻底批判，进而明确无产阶级实现“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这个历史使命就是通过消灭私有制造成的一切非人性生活条件来实现人的解放。这表明他们已经看到，共产主义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群众运动，而不再是空想理论家的理性建构。在这一点上，他们虽然同情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认为蒲鲁东赋予共产主义比以往更多的经济内涵，但同时也指出从国民经济学的自身逻辑无法推出无产阶级革命。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中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和对社会底层贫困问题的关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但是，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而是通过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0页），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主张存在根本性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想要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不想要这些条件必然会引发的阶级对抗，这不仅是一种奢望和空想，而且也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构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两对根本性矛盾。无产阶级不消灭私有财产就无法解放自己。换言之，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为无产阶级的未来提供一种解放的可能性。无产阶级“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所逼迫而产生了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2页），体现着无产阶级渴望改变生存现状的需要，以及对未来发展的觉醒与憧憬。这既是无产阶级不消灭私有制造成的阶级对立状况就无法解放自己的内在推动力，也是不断推动人走向自由与解放的现实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群众的共产主义”提出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实现条件和阶级力量。“群众的共产主义”并非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无产者与有产者之间的对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对抗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因为，前者的对立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私有制形态中，并不能构成建立社会主义的直接阶级基础。无产阶级无法在这种对立中拥有阶级意识，工人也不会自动上升为无产阶级。而在后一种对立中，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理论的引导，被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起来参与反抗活动，从而体现出无产阶级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独特的社会历史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正确揭示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作用，像“批判的社会主义”一样也迷恋于用抽象的哲学概念来解释德国的社会主义，给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造成障碍。“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来就是在没有任何具体的社会历史规定性中来讨论人。它的社会根源在于，当时的德国并不具备英国和法国的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只能用德国哲学的方式对待英法的无产阶级运动，所以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无产阶级掀起了代表人类普遍利益的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同上，第261页），并非如“真正的社会主义”只醉心于把社会主义的标语、口号和公式翻译成黑格尔式的德语，而是基于无产阶级“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同上，第262页）所产生的目标和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掀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有其必然性。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运动不是现阶段历史条件下批判现实的抽象理论，而是社会历史进程不断运动发展的结果，其中蕴含着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主体性力量。
可见，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以强调改变现实的社会主义者的身份来认识实现“群众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了。社会主义运动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在于，人生存于其中的社会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理解方式和建构方式，以一种反思社会问题和建设未来社会的实际行动对人的生存和发展进行自觉关照。“群众的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的意义在于，它把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确立为现实生活中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既克服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无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通过概念的抽象普遍性来讨论问题的弊端，同时也克服了以往认识、描述和论证社会主义时具有的空想性，对社会主义之于人的解放意义进行了更为透彻的揭示。
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中人的解放思想的呈现：“表征着人在其历史有限性中不断面向未来生成的可能性”（贺来，第52页）。人在面对自己的历史局限性时，能够不断超越这种有限性而向未来的可能性进军。通过创造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全新生活条件，不断推动理想变成现实。无产阶级作为“群众的共产主义”的主力军，是消灭私有制造成的阶级对抗的根本力量。
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力军，它的历史使命有二。其一，对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各种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其功能在于消解抽象的、独断的观念对人的现实生活的遮蔽，重新解放人的思想，通过人的思想解放进而推动人的现实解放。其二，对支配人的私有财产及其运动进行反抗，其功能在于揭露统治人们现实生活、使人的生命存在陷入贫困状况的抽象的现实力量，通过消灭私有制使人在生活中获得人的“外观”。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运动正是人破除自我发展困境、不断解放自身的一种现实超越。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的共产主义”正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批判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的人的解放的理论。
三、“群众的共产主义”对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
科尔钮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是同抛弃唯心主义和开始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发生的”（科尔钮，第36页）。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群众的共产主义”虽然与之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文本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相比，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过渡性概念在特定阶段对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起到不容忽视的独特作用。他们在多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包括对“批判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状态的描摹和论证、对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述和对社会实际革命的参与推进等，对社会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人的解放的理论论证作出了重要贡献。
“群众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成全新世界观的思想流变中，对当时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一种回应。以往的社会主义要么是建立在“纯粹唯物主义”“直观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要么是以“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为理论指导，都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端。马克思、恩格斯将“群众的共产主义”诠释为一种从现实生活出发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种实践以解放人为基本原则，是一种以批判和改变现存异化状态为己任的历史的、发展中的过程和运动。这就使“群众的共产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具有朴素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特性，体现出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发展中正在实现的实质性变革。
相较于以往的社会主义概念，“群众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尝试从现实生活出发使用的一个社会历史概念。“批判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要么用自我意识的抽象话语空谈历史的本质，要么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和鼓吹超阶级的爱，却从不现实地讨论具体的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本质。“群众的共产主义”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初步深入到工商业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探索通过人对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改变人被私有财产异化的生存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阶段力图扫清德国观念论的思辨迷雾，破除抽象概念对人的统治，随将注意力转向到在现实生活中解放人的实践分析。面对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用抽象的批判取代现实的群众，他们赋予群众以无产阶级的历史内涵，其历史使命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根本性地改变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社会现实。鲍威尔兄弟无视现实历史中的工人运动，最终使“批判的社会主义”对群众进行精神启蒙的愿望破产。格律恩等人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幌子下，认为德意志民族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他们无视工业革命对解放生产力和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群众的共产主义”通过无产阶级利用现代工业成果发展自身，通过利用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狭隘性的矛盾运动展开阶级斗争，为之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实现唯物史观转变，全面系统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重要铺垫。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群众的共产主义”之前对社会主义论述的根本性缺陷是抽象地批判资产阶级旧世界，教条地建构与之相对立的新世界，无视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条件和途径。正是在此意义上，他们指出以往共产主义粗陋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而必然产生的一种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0页）。在《神圣家族》中，他们通过扬弃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讨论实现“群众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现实具体内容。这种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共产主义论证，正是“批判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所缺失的。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群众的共产主义”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扬弃英法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在痛斥德国“批判的社会主义”脱离现实世界去认识纯精神领域的做法后，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工商业实践指出作为私有财产对立面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表明“群众的共产主义”在当时特有的历史现实需要。共产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内在关联成为他们反驳“批判的社会主义”、反思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立足点。随后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想的状况，或者现实应与其相适应的一种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这个前提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具有革命意识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解放人的历史科学分析，在《神圣家族》中体现为对劳动创造财富的肯定性认识和对劳动异化奴役人的否定性批判。他们在批判国民经济学从既定的经济范畴和原理出发为私有制辩护时，指出蒲鲁东虽然对私有制作了批判，却同样无法打破私有制的魔咒，最终也沦为经济学上的一种空论。他们不仅指出这些既定的经济范畴和原理背后的对抗性生产关系的性质，揭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运动推动自身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向；而且探究作为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基础的唯物主义历程，通过这种梳理和总结发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初步形成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论证。
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阐发“群众的共产主义”中人的解放思想，在直接的现实针对性上是为了回答德国解放道路问题。他们在论战中扬弃各种非历史性批判的共产主义，将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整合关于共产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全新世界观的共产主义方案。当然，“群众的共产主义”只是这一方案的一次尝试，却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环节。“群众的共产主义”并不等于科学社会主义，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构成内容，对推动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独特作用。正如《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制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即唯物史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文本一样，“群众的共产主义”正是他们在早期初步运用唯物史观阐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群众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容忽视的重要理论阶段。相较于以抽象概念的方式理解人及其解放的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群众的共产主义”呈现出解放人的非抽象的、现实的逻辑：“从社会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刘冰菁，第81页），表明社会主义是由建立在工业发展基础上的无产阶级运动形成的的社会现实，直抵“批判的社会主义”等无法企及的历史深处。人类社会正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推动下发生革命性的历史变化。正是对这一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使“群众的共产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过渡性概念，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有机理论构成。
总体来说，基于《神圣家族》文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的共产主义”包含丰富的人的解放思想，从方法论上看，是一次立足现实生活不断革新思想，在批判思辨哲学中形成全新世界观的锻造过程。一方面，他们深刻揭露德国观念论“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5-496页）的荒谬，指出只有在具体的现实生活语境中探讨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发展阶段，才能说明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必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产物。另一方面，他们使用“群众的共产主义”，不仅仅是用来驳斥对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建构，而且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即立足于社会历史现实来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展示出社会主义通过掌握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来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画卷，进而呈现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美好图景。
（作者简介：任帅军，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哲学、法哲学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1项。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专著4部，编著1部，合著3部。在《哲学研究》《复旦学报》《伦理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数篇。博士学位论文入选2016年度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人才培养登峰计划。曾获宝钢教育奖、上海高校思政课优秀教学案例、上海高校思政课教学大比武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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