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问题是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不同观点。有的观点如阿尔都塞认为青年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主谓颠倒”并没有超越黑格尔的“总问题式”,只有在“认识论断裂”实现了辩证法的“结构性改造”之后，马克思才超越了黑格尔的哲学问题式，柄谷行人也认为马克思的超越在于“从黑格尔式的问题构成本身走出来”;有的观点如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就是借助于“生产之实践性概念”消解了黑格尔对“绝对精神”的价值预设及其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本性，但是这一概念又陷入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之中；有的观点则认为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过来，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哲学革命并进而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上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不全面性。为了克服以上观点的片面性，应该从整体性的视角分析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颠倒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青年马克思颠倒了“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结论，得出了“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的观点，这种颠倒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马克思此时并未完全把握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实质内涵，尤其是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哲学”内涵，因此并不能论定其哲学思想就真正超越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之后，在对黑格尔的国家历史或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维度的分析与批判过程中，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现实维度扭转了黑格尔关于经济范畴的唯心主义解释，这体现出对于黑格尔哲学-经济学思想及其局限的进一步认知。但是此时马克思尚未对资本主义现实逻辑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证与阐释，还不能算是彻底把握并超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进而，我们发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资本论》等后期文本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逻辑的科学分析和批判，在完成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现实语境批判的基础上真正“颠倒”了黑格尔的哲学理念及其辩证法思想。可以说，当马克思真正进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资本逻辑批判领域中时，他才能在本源上做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立场与方法的科学“颠倒”,才是真正意义上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超越。
一、“主谓颠倒”:黑格尔哲学立场批判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伦理实体由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组成。关于这三者，黑格尔认为，只有国家才能摆脱市民社会的局限，实现伦理意义上的自由。因此，黑格尔得出结论：国家高于并决定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体系中，国家只是超然的精神实体，而人类社会的具体事务则交由市民社会完成，市民社会仅仅局限于私有财产和个体观念的讨论当中，其显现出的特征就是不稳定、贫穷和道德堕落，需要国家提供规定好的伦理理念以调和市民社会的矛盾。
为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唯心主义立场，纠正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误解，马克思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展开深入的剖析，并“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其背后的哲学立场。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颠倒”。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立足唯物主义立场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法哲学思想展开了批判，指出黑格尔关于精神和物质、意识和存在的逻辑关系是错误的和倒置的，认为黑格尔“把第二性的东西当作第一性的东西”,这是一种明显的唯心主义立场。费尔巴哈进一步指出，哲学的起点不应该是精神理念，而应该是直接感性的、自然的人和真实具体的存在，黑格尔在哲学立场上颠倒了“主词”和“宾词”的逻辑关系。为了纠正这一错误，费尔巴哈以“主宾颠倒”的方式倒转了黑格尔的哲学立场，以此从根本上颠覆和推翻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马克思汲取了费尔巴哈“主宾颠倒”的思维方式来考察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并指出，“黑格尔想使‘自在自为的普遍东西’——政治国家——不由市民社会决定，而是相反，是它决定市民社会。”由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直接从实体、绝对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而对现实的感性存在却视而不见(或是刻意忽略),而现实的感性存在才是国家生成的基础，因此黑格尔倒置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从而颠倒了国家观念与社会现实存在的关系，并指出这种思维方式背后的神秘主义即黑格尔“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也就是说，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自然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黑格尔笔下的“国家”就成为抽象的伦理实体。马克思在进一步考察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得出如下结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鉴于此，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之所以颠倒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其原因就在于黑格尔局限于其思辨的唯心主义方式。
其次，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颠倒”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唯心主义根源。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客观精神发展的最高环节。”在黑格尔那里，国家的“真理性”来自绝对理念，只有符合绝对理念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国家，即黑格尔是从国家的理念或国家概念上来认识国家的，从国家的理念推导出国家的逻辑和国家体系。针对这种逻辑推演，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关于国家的理论立场是唯心主义的，“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即黑格尔颠倒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现实的国家成为了抽象的理念的产物，国家的理念反而成为现实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这种逻辑颠倒的结果就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事实被理解为观念发展的神秘结果，现实的存在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沦为精神观念发展的某种环节，这正是思辨唯心主义的神秘性所在，正是这种神秘性才使得黑格尔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而浑然不觉。
最后，在颠倒黑格尔唯心主义立场的基础上，马克思立足唯物主义，将感性的“人”代替抽象的“理念”,将之视为国家的基础。在黑格尔的法哲学理念中，君主或王权才是国家的本质性环节与最后决断，“整体的这一绝对作决断的环节就不是一般的个体性，而是一个个体，即君主。”人民群众没有资格成为国家的主体。针对这一点，马克思认为，真正的主体应该是现实的人民，而不是君主，“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人”才是现实社会的真正主体和本质，“人始终是这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而黑格尔关于君主是国家本质性环节的思想是看不到人民在国家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只有颠倒唯心主义立场才能看到感性的人才是社会的基础，才能正确认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立足唯物主义的感性原则，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从黑格尔的“主谓颠倒”中再次颠倒，从而较为科学地阐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我们也要看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马克思尽管“颠倒”了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论述，但是其并未真正解决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其对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颠倒更多的是从主谓词关系而得出的一种必然性结论，并未从哲学—经济学的角度去剖析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还笼罩于黑格尔的国家观之下”,并没有完全超越黑格尔探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问题模式，因而就可以理解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完成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超越。
可以看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所着力关注的是黑格尔的“哲学”尤其是法哲学思想背后的唯心主义立场，并在形式上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而对于黑格尔思想中的“经济学—哲学”内容的内在关联，并没有触及。从哲学立场与理论逻辑来说，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观点的批评是正确的，但如果不能用现实的社会历史视域剖析并超越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马克思的批判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黑格尔所遭遇的时代问题。究其原因就在于此时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法哲学思想的“颠倒”认识，尚缺乏经济维度的理论支撑，这就必然导致他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虽然表面上是颠倒了黑格尔的抽象形式，但是并没有补充进能够回应该问题的科学思想内容。当然，后来马克思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深刻指出，要想真正理解市民社会，必须要深入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只有在政治经济学问题域中考察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才能更加深入理解和超越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从而将黑格尔思想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科学地“颠倒”过来。
二、经济范畴唯物化：黑格尔市民社会思维方式“拨正”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深刻反映着当时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问题与要求。卢卡奇认为，黑格尔是“唯一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同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黑格尔非常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问题及其理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就，“可以从中见到思想(见斯密，萨伊，李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原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启示下，黑格尔对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不仅仅从哲学方面考察，也注重从经济利益方面去考察。他认为，市民社会追逐特殊的非政治利益即经济利益，而国家寻求的则是普遍的政治利益，二者处于辩证统一之中。“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而市民社会要超出自身的私有制与局限性，达到一种普遍性的和谐，就需要国家的协调。可以说，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暗含着时代的经济学问题与政治学维度，如果忽视了这种内涵，就不能真正超越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及其背后的主谓颠倒思维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可以被看作是对从斯图亚特到斯密、李嘉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成果进行哲学继承的一个积极成果。黑格尔的哲学尤其是法哲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只是这些因素被纳入了国家理念发展的逻辑，即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的时代诉求嫁接于传统国家理念的理路之中，将资本主义历史内涵的市民社会统摄于国家理念的发展环节之中，这种理论思维颠倒了时代发展的历史逻辑，在某些方面窒息了市民社会或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可以看出，对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如果仅仅局限于批判颠倒其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一层面，而不能从经济学—哲学背后的思维方式进行深入的解剖，那么就无法真正地理解黑格尔哲学的时代渊源与生成逻辑。
马克思在接触到国民经济学之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逐渐转变方向。在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的分析与批判过程中，国民经济学对马克思的启发作用愈发强烈，马克思越来越深入地意识到国家理念并不是决定性的，市民社会内部物质性的经济因素才有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这种因素才是社会发展与现实问题背后的“神秘力量”。马克思沿着“物质经济因素”的思路，在反思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与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合理内核的前提下，在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深入分析与研究中，最终发现不是理性的精神观念，而是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才是论述时代问题的逻辑起点，更是把握市民社会与国家问题的现实基础。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蕴含的经济范畴背后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批判与改造，才使得其进一步超越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思维逻辑的经济学批判，鲜明地体现在对财产权这一经济范畴的批判过程中。黑格尔把占有关系的认定即所有权作为《法哲学原理》的逻辑基础，认为财产权就是一种天赋人权。正因为一切以所有权和财产权为“内在原则”,财产权才具有普遍性，所以黑格尔把国家的普遍等级给予了拥有更多财产的普鲁士容克地主，法哲学思想就上升成为普鲁士的“官方哲学”。马克思意识到物质化的私有财产对于政治国家的基础性地位，“私有财产即抽象的私有财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私人，是政治国家的最高构成”,从而看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另一面，即市民社会的物质私有性才是当时国家建立的基础，从而在政治经济学维度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进一步颠倒过来。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从经济学的视角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通过在社会经济领域对私有财产历史性的分析，马克思不仅确认了黑格尔的“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意识到这种立场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立场具有内在一致性，而且破除了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教条即私有制的天然恒久性，提出了重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马克思在1845年左右的哲学研究中已经意识到，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理论并不是从社会现实本身来寻找其发展的根据，追寻社会现实背后的“规律”,而是运用脱离现实的逻辑范畴的矛盾演绎来“隐喻”现实的具体过程，将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视为一种抽象逻辑的辩证展开过程，其本质乃是一种通过社会历史“范畴”来看待现实社会发展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路。而人类历史中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不是某种逻辑发展的产物，而是具有自身发展的矛盾与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生产方式不断辩证运动的客观发展过程。因此，历史的发展决不是如黑格尔所言的绝对精神或物质实体的异化及其回归，而是人类本质力量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展开与发展。社会发展的经济范畴不是某种精神的产物，而是社会物质现实发展的抽象，根据这些理论原则，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方法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正是据此展开对蒲鲁东“黑格尔主义式的经济范畴”的猛烈批判，以此批判黑格尔对于经济范畴的唯心主义理解，进而揭示出经济范畴的唯物主义性质。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局囿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方法，“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蒲鲁东自以为用黑格尔辩证法改造了经济范畴就可改造整个社会，因而滑向用抽象概念决定社会现实的方法论之中。马克思批判了这种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黑格尔式”思维方式，“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也就是说，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认知更加具体与深入，逐渐从唯物主义经济学视角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背后的历史逻辑进行研判。
马克思挖掘了黑格尔哲学的经济学内涵并分析了其经济范畴背后的思维方式，指出黑格尔将经济事实纳入思维逻辑之下，是颠倒了市民社会经济问题的本质，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将经济范畴奠基于物质现实的基础之上，如此才能深刻揭露市民社会的经济问题。从关注剖析经济范畴的物质基础出发，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批判，拨正了市民社会经济分析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在剖析、批判黑格尔主义“经济范畴”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深入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物质形态之中，即未对“资本”这一特殊经济范畴及其逻辑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批判，因此未能揭示黑格尔经济学思维方式背后的真正物质根源。
三、资本逻辑“祛魅化”:黑格尔思想“颠倒”根源的翻转
随着19世纪50年代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以及对经济学与哲学内在关系的把握，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并由此进行了现实上的科学超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思想的颠倒性源于他对社会现实错误的“倒置”,“颠倒”表现为对绝对观念及其统治“幻想”的揭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抽象价值的物化和实体化，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通过“三大拜物教”实现对人的统治，这是抽象的价值形式及其辩证法对人的统治。鉴于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及其继承者之所以采取颠倒的观念形式，认为抽象思维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根本原因并不完全在于黑格尔本人，而是在于“颠倒”的资本主义现实世界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以太”,成为统治一切的抽象力量，而资本的生成过程则表现为假象丛生的颠倒过程，这种过程混淆了资本生成与运动的实际过程，完全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最终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颠倒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正是这种颠倒的世界导致了黑格尔哲学对真实世界的颠倒。
在资本批判中，马克思在阐述资本内在矛盾展开的过程中，揭示了抽象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力图还原一个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科学的批判，把“倒立着的”黑格尔辩证法“倒过来”揭示资本逻辑假象的颠倒，以此破除经济范畴的抽象统治，将抽象的价值形式还原于其具体的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通过考察现实社会中资本的逻辑，马克思揭示了经济范畴的本质并明确指出，价值形式分析是破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关键，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普遍的元素，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感受不到的，即价值形式不具有直观性，其必然来自对现实经济关系的抽象，这种现实关系的抽象使得价值形式成为“客观的思维形式”,并“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即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并不是绝对精神运动的环节，而是对现实资本世界抽象的产物，其根据不在于抽象的理念之中，而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现实之内。在颠倒黑格尔对资本主义现实抽象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从社会现实的逻辑出发，对现实世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成果体现在《资本论》中，“《资本论》的巨大功绩，就在于它既不是把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归结为人们变动的思想，也不是仅仅通过分析来揭示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它既没有陷于唯心史观，也没有陷于拜物教观念……引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活内容，直到它的最抽象的思想形式，从而辉煌地证明了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观点同综合观点的内在统一，证实了历史的唯物论才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具体地再现了资本的自我建构及其统治，深刻透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本质，并由此揭示了黑格尔哲学思辨唯心主义的颠倒根源。
借助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与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价值形式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说明，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果，尤其是《资本论》无论在结构体系，还是在价值形式分析方法方面，都展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深刻显现出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逻辑学》的根本性超越。只有在这种理论超越的意义上，才能说马克思真正“颠倒”了黑格尔的哲学，这种颠倒不仅仅是一种对黑格尔世界观立场的根本转变，也不仅仅是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历史逻辑反转，而是阐明了黑格尔哲学之所以“颠倒”的内在根源，即黑格尔哲学乃是对资本主义颠倒现实的观念反映，“颠倒”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产生了“颠倒”的黑格尔哲学，而颠倒的根源就在于资本的逻辑。因此，要彻底扬弃黑格尔哲学，单纯依靠所谓的“主谓颠倒”方法是行不通的，单纯依靠批判抽象经济范畴的主体性也是不全面的，必须要深入到资本的矛盾运动之中，实现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其意识形态的总体批判，揭示资本统治的颠倒假象，才能从根本上剥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及其根源即“颠倒的现实世界”,才能完成对后者的彻底继承与超越。
资本将“一般价值形式”抽象为社会的普遍形式并以此压制了具体价值与具体劳动，充当了社会运行的“原发力”。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绝对观念出发，将资本的普遍形式与理念形式结合起来，将社会现实看作是绝对观念发展的产物，以颠倒的方式描绘现实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从抽象概念中看待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必定会将精神或观念视为现实世界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黑格尔就从唯心主义的视角再现了资本主义的抽象逻辑，借助绝对观念的自我建构及其统治内容，以唯心主义的方式重现了资本的自我建构及其统治。黑格尔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分裂以及伦理道德的式微，试图将资本逻辑脱离现实的社会历史土壤，抽象为客观精神形式，将其纳入精神理念的发展过程之中，借助伦理理念的力量以消解社会利益分裂，实现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发展，这无疑具有想象的成分。
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在展开自身的过程中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导致资本对人类的压迫和奴役。而要消除这种奴役，仅仅靠自我意识或绝对观念的运动是不可行的，自我意识或绝对观念的运动恰恰就是社会现实发展的产物。所以，我们不能局限在思想观念中来寻求人类的和解与自由，而是要在颠倒的资本世界中探寻颠覆资本逻辑的现实力量，形成革命主体，激发革命热情，掌握革命方法，以此消除颠倒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生成语境带来的种种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现实自由以及精神自由。因此，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过程中，除了研究资本的发展规律及其意识形式，“还要研究将这个系统实行革命性摧毁的主体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正是借助这个现实的革命主体，才能真正颠倒资本主义“颠倒的世界”,而不是像黑格尔一样，将问题的解决求助于绝对理念的和解。
到这个时候，马克思才算真正把握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意蕴及其问题所在，也厘清并阐明了黑格尔颠倒世界观念的现实逻辑。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在现实中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真正地理解黑格尔基于颠倒世界的颠倒理念产生的秘密，“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这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思想的颠倒性源于现实世界的颠倒，黑格尔正是在资本抽象统治的现实语境中才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真正关系，生成了唯心主义特质的哲学思想。而马克思则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多重颠倒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一步一步从生产过渡到流通又最终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马克思通过其自身的逻辑推演向我们图绘出一幅真实生动的画面：整个资本主义“现实”本身就是一部颠倒了的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的资本逻辑批判不仅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高度，而且也展现了他超越黑格尔哲学的新境界。
四、结语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及其辩证法是对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对资本主义颠倒世界的一种抽象的再现，正是由于未能看到资本抽象统治的“颠倒性”,他自然而然地将抽象形式作为世界的主体，将思维或绝对观念视为世界的本源和动力，因此成为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与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颠倒，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逻辑的批判，那么颠倒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不彻底的。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对黑格尔哲学理念的“主谓颠倒”进行的唯物主义颠倒与经济学批判下的思维方式改造都不能完全超越黑格尔的哲学及其辩证法形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及其之后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这时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宏观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部抽象出来的社会历史本质的逻辑。”这种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改造了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思维方式，但是并未从发生学的视角揭示黑格尔哲学逻辑背后的特殊时代背景，也就未能深刻揭示黑格尔哲学思想“颠倒”的现实社会根源。只有马克思从对一般历史观的阐释转到对特定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历史状态的揭示，即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转换到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经济力量颠倒地决定人与社会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情境的指认”,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揭示黑格尔哲学颠倒的具体历史语境。只有将黑格尔颠倒的哲学思想放置于现实语境的条件下，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资本逻辑出发，揭示资本形式的抽象统治所造成的现实世界的颠倒，才能真正揭示黑格尔颠倒世界观的内在根源与生成机制，才能真正颠倒黑格尔的“颠倒”的哲学思想，从而真正辩证认识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及其价值。直到此时，我们才可以说，马克思真正颠倒、超越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而马克思不断批判、超越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完善自身哲学思想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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