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宗教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宗教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认识和处理错综复杂的宗教问题中，逐步探索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俄国的生动实践。梳理学界的研究成果，综述各类观点，能够深化对列宁宗教观的认识，拓展解读维度。本文主要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理论界在列宁宗教观研究领域集中关注的重点问题和研究成果，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初步展望。
一、关于列宁宗教观理论来源的研究
列宁宗教观的形成既有深厚的理论根源，又有迫切的现实动力，是在面对时代需要和挑战中应运而生、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内理论界关于列宁宗教观的理论来源有不同观点，但在一个方面的看法较为统一，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列宁宗教观形成具有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杰出继承者，列宁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结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实践，逐步创立自身理论体系。比如，孙琥塘和杜丽认为，列宁宗教观和宗教政策实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的直接继承，他始终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分析宗教这一关涉人类社会方方面面而异常复杂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田心铭认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观点，又“进一步用俄国人民熟悉的‘劣质酒’来说明宗教的作用”,将马克思经典论断与俄国本土文化结合，使民众能认清宗教的真实面目。黄称心认为，列宁继承并发展了恩格斯关于“站在国家角度，人民群众有选择宗教信仰自由”的观点，对其进行了更为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列宁在与宗教斗争中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和实事求是原则，“真正立足唯物主义视角正确看待宗教根源”,而不仅仅局限于空泛的宣传。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除马克思恩格斯外，列宁宗教观的形成也受到其他思想家的影响。来源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普列汉诺夫、狄慈根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的思想极大地启发了列宁，对列宁宗教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催化作用。如，王萍指出，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并陷入低潮后，面对兴起的“寻神说”和“造神说”,普列汉诺夫对其进行了深度剖析和尖锐批评，在激烈论战中始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科学性，为列宁处理宗教神秘主义“提供了直接的哲学基础”。张一兵(2008)认为，狄慈根的哲学唯物主义对列宁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影响；列宁系统阅读了其大量著作并进行了批注，在关于宗教的看法上，列宁多数时候对狄慈根的论述表示认同，尤其是狄慈根沿袭了费尔巴哈的思想，将宗教神学与历史唯心主义二者联系起来考察的做法，对列宁后来关于上帝和唯心主义的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类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其无神论思想与列宁宗教观的形成联系密切。例如，郭瑞科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为列宁宗教观的形成扫清了道路。李丹阳指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是列宁宗教观真正直接的理论来源，列宁宗教观完全继承了前人思想传统，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根本立场。
第三类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思想，作为“战斗唯物主义”的法国唯物主义对列宁宗教观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比如，韩震认为，“法国唯物主义者反神学、反宗教的战斗精神”得到了列宁的肯定和赞扬，列宁称他们为“马克思之前最彻底的无神论者”,法国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尖锐性、批判性给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宗教迷信以沉重打击；同时，列宁也深刻感知到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局限性，对其进行了批判和超越。
二、关于列宁宗教观历史分期及主要依据的研究
列宁宗教观是列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历经几十年，贯穿了列宁求学、成长和社会政治实践的整个生涯。对列宁宗教观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其依据，理论界形成了不同划分方式，主要有“两阶段”“三阶段”等划分方式，不同研究者对“两阶段”和“三阶段”划分的具体时间也有不同界定。
对于“两阶段”的划分，理论界认识较为统一，一般是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界进行划分。王肖燕认为，可从十月革命前、后两个时期来认识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宗教的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主要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一切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政教分离等主张，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宗教的态度、策略，其主张还处于设想阶段，未能付诸实践;十月革命后，开始将主张付诸实践，真正实现了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列宁一方面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理解和分析宗教，根据俄国革命实践的具体要求制定方针策略，另一方面坚持通过社会实践解决宗教问题，使其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陈妹也划分为十月革命前、后两个时期，认为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主要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基础上，深化对宗教问题的认识，科学论述社会主义与宗教间的关系；十月革命后，逐步将思想应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并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宗教问题的新路径。
在“三阶段”的划分上，国内理论界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刘亚琼认为，列宁宗教观的发展可分为“沙皇封建统治时期”“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个阶段。并指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统治时期，列宁对宗教问题进行初步探索，国内外矛盾持续激化，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成为首要任务，东正教作为沙皇专制政府的同谋是列宁竭力批判和揭露的对象；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905—1917),为抵抗教会和资产阶级双重进攻，遏制“寻神说”和“造神说”蔓延，肃清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列宁对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作用进行深度剖析，明确了无产阶级在宗教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苏维埃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处理宗教问题，为抵抗教会攻击和反对、维护新生政权稳固，适时调整宗教政策，强调在帮助人们脱离宗教偏见过程中采取合理方法，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加剧宗教狂热。
李杰和马英杰也将列宁宗教观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将称为“列宁社会主义宗教观”,划分为“中学至1894年，学习、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1895—1917年，开始领导社会主义革命”“1918—1924年，十月革命胜利到列宁逝世”三个阶段。列宁求学成长于沙皇专制统治没落时期，广大农民深受农奴主和宗教双重奴役，在其中学时期就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在进入大学后开始系统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参与学生运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895—1917年是列宁宗教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一方面领导无产阶级与作为国教的东正教进行对抗，另一方面团结、教育信教群众，把他们吸引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壮大无产阶级队伍，还要与党内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进行斗争，列宁宗教观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在该时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1918—1924年，新生苏维埃政权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列宁主要领导完善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解决共产党员的信教问题。
郭瑞科将列宁宗教观划分为“探索和形成阶段(1888年秋—1907年6月)”,“深化和完善阶段(1907年6月—1917年11月)”,“转化和实践阶段(1917年11月—1924年1月)”三个阶段。他分析认为，1888年秋列宁结束流放生涯，回到喀山参与费多谢也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开始深入研究《资本论》及其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这个时间节点应视作列宁宗教观的始端；1907年6月的“六三政变”宣告俄国民主革命失败，陷入低潮，各阶层包括革命队伍中在这一时期均充斥着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和宗教思潮，为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科学性和纯洁性，批判、驳斥各种错误思潮，列宁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宗教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使其宗教观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完善；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24年1月列宁辞世，可视为列宁宗教观从理论转换为实践的阶段。
李丹阳将列宁宗教观划分为“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和“完善阶段”三个时期，“萌芽阶段”为1895年列宁前往西欧接触普列汉诺夫，并开始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到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形成阶段”为1906年到1917年革命阶段，列宁思想在革命实践洗礼中更加成熟，从多个维度研究了宗教与文化、经济、政治、民族等多领域的关系；“完善阶段”为十月革命胜利到1924年列宁去世，这一阶段列宁宗教观通过法律、政策等形式得以落实，并结合实践经验实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关于列宁宗教观的内容构成和主要特色研究
对列宁宗教观的内容构成和理论特点的研究，是理论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切入点和解读视角，形成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陈荣富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中，单独用一个章节来解读、阐述列宁的宗教思想，从“对现代宗教的根源的新阐述”“对宗教的社会政治功能的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如何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理论创新”三个部分对其内容进行了阐释，认为俄国的政教合一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由理论变为现实两个特点决定了列宁宗教观的特色，即一方面要在政治领域与宗教和教会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另一方面，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科学地制定处理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以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吕大吉、高师宁(2011)则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与列宁的宗教观的比较分析研究”“列宁时代宗教战线的斗争”“强调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说明马、恩唯物史观宗教理论的主要方面”“论哲学唯心主义与宗教的关系”“论宗教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对立”“论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有关宗教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七个维度来概括和解读列宁的宗教观；认为列宁宗教观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解决他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所遇到的宗教方面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理解和分析各种宗教问题时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主导下他倾向于对宗教进行彻底批判，强调宗教的消极性、反动性，忽视宗教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曾起到的积极作用，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成熟时期的宗教观存在一定差异。
祝杨军、曾传辉试图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对列宁宗教观进行阐释，分别从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效用、价值实现四个维度对列宁宗教观的内容进行系统梳理，揭示其价值结构与内在关系，理解其宗教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力求从价值哲学之维来全面、系统、立体、准确地把握列宁宗教观，拨乱反正，破解其遭受曲解的困境。石衍丰则从基本出发点、基本态度、基本政策三个层面概括论述了列宁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对待宗教应有的态度和策略，认为列宁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宝贵财富，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具体宗教问题提供了根本指引。孙若穷和覃光广指出，列宁宗教观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严肃的科学性和纯洁性”与“具体对待宗教问题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他始终强调绝不能容忍鼓吹建立“社会主义宗教”的背叛行为，在处理宗教问题时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基本观点，同时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解决。
张静、王欢认为，在20世纪初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宗教问题是频繁出现且无法回避的问题，列宁宗教观主要回答了“对宗教最基本的态度”“如何与宗教作斗争”“宗教与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三大问题。
审视相关研究成果，列宁宗教观的主要特色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继承性。刘亚琼指出，列宁继承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反对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机械的、抽象的看待宗教问题的方法，强调要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去分析宗教现象和宗教问题。
第二，科学性。加润国指出，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科学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宗教问题的三大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的必要条件；列宁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有力回击了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歪曲和攻击，为无产阶级政党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树立了光辉典范。
第三，人民性。王祥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把人民群众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重任，应对和解决宗教问题，最终要回归到人民的根本立场上；列宁在同宗教作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开展无神论教育和避免伤害信教群众感情相结合，适时调整方针政策，慎重应对宗教问题。
四、关于列宁宗教观的理论评价与时代价值研究
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形势不同，不同研究者对列宁宗教观研究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宗教问题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趋势，要求人们不断深化对宗教的理解，这就使理论界对列宁宗教观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的回答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研究者将列宁宗教观与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进行比较分析，形成了二者之间关系的不同解读，在不同层面和一定范围内出现了较多争论，有的甚至比较尖锐。一般而言，国内理论界主要观点可概述为以下几种。
首先，重点关注列宁宗教观中的一个或几个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相关论述的具体历史情境，总结实践经验，并进一步推广到对其当代价值的评析。
代表性的看法诸如，王道文着眼于列宁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论，认为，对这一理论的学习不仅是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是正确制定社会主义宗教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尊重他人信仰的理论依据。谭元敏则高度评价了列宁推动实行的宗教政策，认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直接理论来源。蒋文宣将列宁宗教理论概括为“宗教的本质和根源”与“处理宗教问题的策略思想”两大部分，并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认为列宁的思想至今仍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可以说，在“文革”结束、实现拨乱反正后，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所运用的辩证法思想源于列宁宗教思想，是对其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
还有研究者聚焦于列宁在无神论宣传教育方面所作的贡献。辛世俊指出，列宁宗教观在坚定“宗教信仰自由”立场的基础上，不仅强调要重视无神论宣传，而且强调要改进无神论宣传，这为我们党和国家处理社会主义与宗教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实践范本。俞良早认为，列宁在漫长革命生涯中，始终要求共产党人坚持唯物论和宣传无神论，其丰富思想对当代加强思想理论建设、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以科学代替愚昧、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贾东海指出，列宁无神论思想主要剖析并阐述了“现代社会宗教产生的各种社会根源”“私有制社会里宗教赖以存在的基础”“尚未觉悟的工人接受宗教的原因”等方面，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立场，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宗教社会主义的变种，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无神论思想遗产。加润国强调指出：“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有神论是反对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丘之貉。”何海涛、谢然也批判了当代唯心主义，立足于《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文本，系统总结了列宁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唯心主义和宗教偏见所采用的逻辑及策略，认为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守意识形态领域主阵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批判纷繁复杂的唯心主义现象具有重要价值。
其次，从理论的整体性角度来评价列宁宗教观，高度肯定列宁宗教观在剖析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分析宗教社会作用、制定与宗教斗争的行动策略等方面的先进性、科学性。认为列宁宗教观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而且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不仅直接指导了俄国革命，也启发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性的观点诸如，萨克达·东晟指出，在当代深入研究、系统学习列宁宗教理论，对于完整准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维护国家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朱亚坤认为，列宁宗教观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影响深远，为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大量现实启示，我国在宗教方面积累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是对列宁宗教观的中国化和发展创新。祝杨军、曾传辉进一步拓宽论述视野，认为列宁宗教观不仅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的构建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具有深远影响，而且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推进有重大启发意义。
再次，主张应该客观辩证地评价列宁宗教观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例如，陈荣富指出，列宁宗教观是“有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和发展，其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原则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宗教问题有普遍指导意义；另一方面，要承认列宁宗教观存在历史和地域的局限性，必须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列宁关于宗教的论述。李杰、马英杰认为，列宁宗教观对宗教的积极功能凸显不够，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出现过急于消灭宗教的倾向，对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社会功能的认识存在不足；他过早去世，许多理论观点尚未得到充分贯彻，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检验和发展，还未达到完全成熟；但也应看到，列宁宗教观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吕大吉在早些年认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宗教领域的一系列探索和尝试，是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具体化、实践化的过程，其丰硕成果和丰富经验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后来，随着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宗教理论进行深入研读、比较分析和思考，他部分地改变了看法，一方面肯定其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继承性，另一方面承认其中的某些方面不完全符合成熟时期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倾向，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导向“左”倾的问题。
五、对列宁宗教观研究状况的评析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理论界对列宁宗教观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不断开拓研究视野，解决了诸多理论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纵观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关于列宁宗教观的主要理论来源。在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批判理论基础上，达成了大体一致的认同。列宁宗教观具有鲜明的俄国特色和突出针对性，但就根本立场和方法而言，列宁始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和阐释宗教问题。在制定宗教政策、加强科学无神论宣传等方面，列宁也坚持贯彻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对列宁宗教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
其二，关于列宁宗教观发展阶段的划分。在发展阶段方面主要有“三阶段”或“两阶段”论，但普遍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界定其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将它作为划分界限和理据是研究者们较为广泛的共识。十月革命前，列宁主要是在继承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宗教和国内复杂宗教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十月革命后，他逐步将宗教观应用于实践，推动颁布实施一系列宗教政策并进行适时调整，深化了对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服务。国内理论界对怎样确定历史起点、如何划分发展阶段更为科学合理、怎样界定具体时间节点等重要问题上存在较多认识分歧，因而加强对其历史起点、发展阶段、历史分期等议题研究，消弭认识分歧，达成较为权威可靠的共识，是未来亟需解决的问题。
其三，关于列宁宗教观的当代价值。普遍认为，列宁宗教观固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但其所阐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所蕴含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宗教性质的方法、思路，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等，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宗教问题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时也必须看到，研究还存在较多不足，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研究还较为薄弱，仍需要持续关注并推进深入研究。至少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展望。
第一，针对其现实意义的研究需进一步加强。列宁宗教观的研究热度近年来呈现减退态势，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较为有限，对于列宁宗教观的指导意义和当代价值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不断加强该方面研究，非常有助于指导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宗教事务，推进宗教治理现代化。
第二，研究的文本参照需进一步拓展。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列宁论述宗教问题的三个主要文本上，对分散在列宁其他重要文献中相关思想内容的发掘、整理、阐释有所忽视，这导致相关研究和解读趋于同质化。由于三个文本的创作存在一定时间跨度，列宁宗教思想在不同创作时期的转变原因、思想特点、实践指向等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第三，对其历史分期的研究需进一步辨明标准。理论界对其历史分期尚没有形成较为权威、统一的划分标准，仅以十月革命作为划分界限显然不够充分，具体应分为哪几个发展阶段最为科学、合理，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仍存在不少争议。
第四，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还需进一步加强。目前专门研究和解读列宁宗教观的大部头系统性专著较少，大多是将其放在相关著作的某一章节中进行阐述和探讨，内容篇幅较为有限，理论深度有所欠缺；还有一些研究者多将一些重要论文进行集中汇编，较为缺乏系统性和创新性。
第五，与相关重要人物思想、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实践的比较研究需进一步扩展。对列宁宗教观与苏联后来历任重要领导人，如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的宗教观的比较研究还非常不足。往往多是笼统地以“继承”“曲解”“发展”等来描述和概括，缺乏具体而深入的比较阐释和研讨。列宁宗教观对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具体产生了哪些影响、各自实践中有何异同等诸多方面的比较研究都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六、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一个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工作的成效直接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要充分挖掘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传承的宝贵思想。列宁宗教观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鲜活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展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和独特的实践魅力，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俄国大地上的一次宝贵探索和生动实践。不可否认的是，列宁在世时，俄共(布)在处理宗教问题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列宁辞世后，其后继者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留下诸多教训。必须以史为鉴，全面准确地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要结合具体国情和时代要求，科学研判、合理应对我国宗教问题，加强对列宁宗教观的研究，继承、借鉴、发展列宁宗教观中的有益思想和宝贵经验，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时代化，以科学理论更好指导我国宗教工作。
（作者简介：张万杰，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高雨铮，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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