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没有止境。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工业革命、民主革命为主导，以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和分权或集权政治体制为基本特征，覆盖了经济、政治及文化的方方面面。现代化过程是文明转变过程。福泽谕吉认为：“社会上的一切事物，无一不是以文明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的资本主义文明，囊括了人类以资本主义方式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进行改造所产生的一切文明成果。然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悖论与危机在工具理性和剥削性积累中愈演愈烈。锡德尼·维伯（Sidney Webb）与比阿特里斯·维伯（Beatrice Webb）在他们的著作中指出：“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文明（它和过去的文明一样是会死亡的），正在我们的眼前崩溃。”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在不可阻挡的时代变迁中进行着。现代化的道路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我们要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内核及本质
工具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内核，一定程度上又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即剥削性积累。工具理性化的程度越深以及剥削性积累的普遍性越高，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悖论与危机就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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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内核
近代以来，工具理性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内核，逐渐成为驱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动力。马克斯·韦伯指出，“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看做是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部分现象，似乎是最好理解的”。桑巴特（Werner Sombart）甚至提出，“资本主义精神和理性是一码事”。在他们看来，理性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规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方向，现代国家、现代城市、资本主义更是生成于这种理性的运动之中。理性包含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以及科学理性等。韦伯认为，工具理性即“目的合乎理性”，它要求人们为了达成选定的目的而考虑各类可能的手段，以及考虑可能采取的手段所带来的后果，进而选择最有效的手段达成目的。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经由人而展现出工具理性化精神特质和工具理性化行为。持工具理性的人，经常性地将他人或事物当成实现自身的工具或障碍，人们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理性是工具理性的典型代表。近代以来，工具理性逐渐将价值理性吞噬，将科学理性囊括吸入，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内核。
资本家的贪婪欲望决不能被看作是传统文化的残余或干扰，它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因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而带来的具有浓厚理性色彩的资本主义的精神特质。资本家身上所展现的工具理性与贪婪欲望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资本家的理性是贪婪的理性，资本家的贪婪也是理性的贪婪。资本家理性的贪婪并不取决于资本家的个人意志，而是产生于市场的自由竞争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或者可以说资本家理性的贪婪取决于资本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资本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资本积累的过程是资本家贪婪的过程，资本家理性的贪婪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得以持续推进的重要因素。恩格斯指出，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早期野蛮的发展后，发展速度已经减缓，而在年轻的工业国家，“资本任其不可遏止的贪婪本性支配”，“正是这种不可遏止的势头驱使这些年轻国家无限的资源得到了开发”。资本家理性的贪婪推进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也正是由于各类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不断地被开发掠夺，资本主义现代化才能通过剥削性积累实现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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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性积累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就是无止境的剥削。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早期，资本的原始积累充满了血腥与征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从英国的“圈地运动”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殖民运动”，从非洲黑人奴隶贸易到美国华人劳工的悲惨境遇，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充满了剥削和掠夺。为了避免资本积累的动力突然停止，资产阶级早已就以下问题达成共识，即造成资本原始积累和开启所有更深层次积累的剥削行为必须不断重复。资本家对资本的剥削性积累，已经不再停留在原始的资本积累阶段，那种建立在赤裸裸的劫掠、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原始阶段”已经被认为同当下不再相干。因此，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原始积累机制进行调整后，“剥夺性积累的全部新的机制已经开启”。这种全新的剥夺性机制表明，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对人的剥夺已经深入社会的“毛细血管”。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不管是马克思批判的资本原始积累，还是大卫·哈维提出的当前资本主义正在进行的“剥夺性积累”，归根到底还是建立在对人的残酷剥削基础之上的“剥削性积累”。
现代化的本质应该是人的现代化。“剥削性积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贯彻始终，它凭借在经济关系中占有生产资料的优势，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和劳动产品，进而使得资本主义控制的范围拓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毋庸置疑，“剥削性积累”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而这一本质特征与实现人的现代化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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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悖论与危机
一个新事物出现之初，往往带有可喜的进步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早期是一种进步的精神特质，它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驱力之一，协助资本主义创造了比以往社会生产的所有财富总和还多的物质财富，产生了比以往社会更发达的科技与文化。然而，曾经昂扬进步的工具理性化精神，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展开而逐渐走向封闭与反动。片面地追求工具理性则使人严重对象化、客体化，人成了手段而非目的，失去了主体性。在工具理性加持下，“理性的贪婪”将人与人的关系简化为利害关系与交易关系，“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整个社会陷入道德沦丧与利己主义盛行的蛮荒状态，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悖论由此显现。“资本主义文明范式和价值范式整体失灵，归根到底是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使得生存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个体的精神世界逐渐虚无化与非理性化，社会信仰危机局部地或全面地爆发，甚至造成国家精神认同的失落与失衡。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危机不只是精神领域的危机，事实上已经蔓延到了政治、生态等诸多领域。
资本的“剥削性积累”全面引发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危机。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中政治、法律制度等以及由它们派生出来的体制、机制和理念，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政治成果。资本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但这种民主却是虚伪和不平等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少数人的民主，对于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来说，它是虚假的形式民主，只有“形式的合理性”而非“实质的合理性”。同时，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蕴含的所谓民众的政治权利，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特权，是少数资产阶级的权利。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并没有改变资本剥削的根本性质，反而通过政治制度的安排将“剥削性积累”的烙印深深地嵌入资本主义现代化之中。由此看来，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已逐渐地丧失了当初的进步性，在“剥削性积累”愈加普遍化的今天，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危机也愈加凸显。
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通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安排对人的剩余价值进行剥削，还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外在环境——自然——进行“剥削”。这种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可以理解为掠夺，生态文明危机在无休止的、野蛮的掠夺过程中悄然降临。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现代化促使科技迅猛发展，进而推进生产力大发展，过去一切世代所产生的物质财富都不能与之比肩。但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却奉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自我为中心的非理性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危机。
二、资本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
资本主义现代化伴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殖民统治是资本主义文明全球扩张的重要手段。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旨在于世界范围内推行大国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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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现代化伴随资本主义文明全球扩张
工业革命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开拓世界市场，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扩张。马克思指出，工业革命导致生产力大爆发，摧毁了旧的工场手工业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建立在这些旧制度下的半野蛮国家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拓展世界市场俨然成为资本主义文明传播的重要驱动力，随着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大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资本主义文明的触角甚至延伸到了世界最蛮荒的角落。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就是资本主义文明全球扩张的过程。这种极具侵略性的扩张，也反映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形成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两极理论”“社会进化论”中。“西方文明中心论”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终点。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虽然也存在不少“文明倒退说”“文明终结论”“文明循环说”等论调，但大部分仍在竭力维护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在东欧剧变以及苏联解体之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西欧自由民主的实现，其过程是漫长的，也是艰难的，但这一事实不会影响该地区每个国家走完这段征途。”“西方文明中心论”是资本主义文明全球扩张的重要指导思想。“两极理论”则认为，社会发展阶段可以被抽象简化为传统社会阶段和现代社会阶段，此理论力图通过将所分析的社会分成相对立的两极，并以“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展开其全部理论。“两极论”的出现，造成了资本主义文明与非资本主义文明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而文明间的对立与冲突，实际上是“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延伸拓展。“社会进化论”将社会体系生物化、有机化，这种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认为，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有机生物体，只有经过相应的进化阶段，才能在上一进化阶段的基础上进入下一进化阶段，并且每一个进化阶段要比上一个阶段更为进步。然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在他的代表作中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文明的前进变化，通常称为‘社会进化’，实际上是一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过程，即不同于在自然状态中引起物种进化的过程，也不同于在人为状态中产生变种进化的过程。”在赫胥黎看来，社会进化不能单纯套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可见，“社会进化论”对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路线进行了人为的规定，它简单地认为社会现代化发展是单线的，并且这一发展模式只能是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
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以“西方文明中心论”“两极论”“社会进化论”为理论依据，将非资本主义文明的欠发达社会独断地划为“传统社会”，把非资本主义文明的欠发达国家的相对滞后归结为社会内部的“传统性”，以此证明其他国家必须“全盘西化”，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老路才能实现本国的现代化。然而，依靠对外殖民统治推进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其目的在于推行大国霸权统治，并非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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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殖民统治是资本主义文明全球扩张的手段
对外殖民统治是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全球扩张的手段，资本主义文明在向全球扩张的同时，也几乎破坏、摧毁了被殖民国家、民族或地区的本土文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殖民统治的早期，对殖民地的本土文明多是破坏而非建设。欧洲殖民先驱如葡萄牙与西班牙，当时仍然处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能够掠夺的前提是要有生产，也就是要有可以掠夺的东西，而生产的方式决定了掠夺的方式。这些处于过渡阶段的早期殖民国家囿于生产方式的限制，在海外探寻的主要是黄金与香料等奢侈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海盗式”的初级殖民行为逐渐被摒弃，随之而来的是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海外扩张，为了获得生产原料和商品市场，逐步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些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企图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移植到它们所统辖的殖民地。然而，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移植与重建的尝试是失败的，实际上并未实现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旧殖民体系随着民族解放运动高潮逐渐瓦解，新殖民主义脱胎于旧殖民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新殖民主义推动资本主义文明全领域、全方位扩张，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既是物质文明的扩张，也是精神文明的扩张。政治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引起国家内部、国家之间的矛盾，利用军事条约、联盟等手段控制被殖民国家的军队，在政治上给予被殖民国家虚假的主权；经济上，通过各种官方援助、贷款，跨国公司输出资本及进行不平等贸易，让被殖民国家在经济上仍然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动国家宣传机器，通过多种方法和手段大肆宣传其价值、理论、生活方式，进行深度的意识形态渗透。
资本主义文明在新殖民主义的推动下进行全面的全球扩张，文化殖民、数字殖民等有关新殖民主义的新概念也随之出现，新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当下实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霸权统治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然而，不管殖民主义以何种姿态和形式出现，其本质仍是资本主义文明全球扩张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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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旨在推行大国霸权
资本主义文明始终把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大国霸权作为全球扩张的目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而资本主义文明俨然已把自己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认为资本主义文明已经成为“普世文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普世文明”暗示着人类在文化上逐渐趋同，全世界各族人民在向着共同的价值、信仰、体制靠拢。这种傲慢的文明观认为，世界各国只有无条件地、全盘地接受“西化”才能实现现代化。然而，此类自称拯救世界人民于水火之中，并且强迫其他国家或民族接受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资本主义文明的行径，本质上是为推行大国霸权服务。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大国霸权主要是指，它们倚仗资本主义文明的优势，凭借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等各方面的强大力量，在文明扩张的同时强行干涉、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而妄图在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称霸。资本主义文明全球扩张谋求全方位、多领域的大国霸权统治。如今，大国霸权的核心逐渐地倾向于科技霸权。因为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方面占据相对领先的地位。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使得它们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也基本保持了领先水平。它们以科学技术发展引领各个领域的发展，以科技领先保持各领域的领先，在保持全方位的优越感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软硬兼施迫使其他国家接受资本主义文明，进而在全球推进大国霸权统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然而，带有强迫性、侵略性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三、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危机的现实表征及根源批判
资本主义现代化越来越走向文明的对立面，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危机全面爆发，从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到民众的精神危机，再到摧毁和平的战争危机以及全球生态危机。究其根本，这些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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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危机的现实表征
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危机愈加凸显。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民众的精神危机、摧毁和平的战争危机以及事关人类未来的生态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危机的现实表征。
首先，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是欧美国家的共同现象”，虽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寻求改良的方式来缓和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其难以解决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问题，社会不公愈加明显。
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现代化的高效率缓和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却把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民众推向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的怀抱。民粹主义者声称代表民意，追求平等和公正，反对精英、建制和压迫，他们错误地认为民意之下可以为所欲为，是多数的绝对化典型，绝非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同时，民粹主义者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形成了资本主义狭隘的“自我中心论”，他们错误地将绝对公平作为追求的目标，反对多元价值，这种对多元性的否定，也必然导致其无视部分民众的利益，这种狭隘的个人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的个体被资本裹挟的现实表现。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它要求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鼓吹个人主义，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要求对公共资源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内核与本质特征要求新自由主义完全以效率为第一，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标，尤其是私有制改革的大力推进，使得社会财富过度地集中于少数人，新自由主义成为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的重要推动力。功利主义渴望推动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却没有真正地关注和解决利益分配问题，仍然不能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总之，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或功利主义都不能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反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资本逐利本性的引导下使得资本家越来越富有，无产者赤贫如洗，更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
其次，民众的精神危机肆虐。看重功利与物质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特点。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指出：“今天的世界更像是一架用自动驾驶仪操纵的飞机，速度连续不断地加快，但没有明确的目的地。”资本主义现代化自产业革命以来，利用发达的科学技术造就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资本主义现代化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建设，使得巨大的精神危机隐藏其中。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征服自然以获得巨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使人逐渐沦为物质商品的奴隶，民众面临巨大的精神危机。美国是世界上物质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资本主义文明所谓的“灯塔”。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自身陷入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危机，还给世界带来了一系列灾难。人逐渐丧失主体性，生命呈现出物化状态。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人的精神被物质世界淹没。因此，社会日益弥漫着精神的空虚感，人们感到生命的虚无与无意义，对资本贪婪性的厌恶感与自身难以改变现实的无力感、绝望感相互交织。物质文明在科技的进步中快速发展，而人们的道德水平却没有跟上物质文明的脚步，人单纯地成了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工具，并被自己生产的物质商品所决定。对于社会底层大众来说，种族与贫困问题日渐加剧，各类毒品在社会上大范围流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暴力色情信息传播更为普遍……这些表现在社会底层大众身上的道德退步，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从婴儿时代起，就呼吸着酗酒的和色情的、偷盗的和欺诈的空气”。在轰轰烈烈推进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众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几乎浸润在信仰缺失与生命迷茫的精神荒芜之地。精神危机的显现，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的精神财富不属于全体社会民众，而属于资产阶级，只有少数的人才能拥有和享受这些精神财富。
再次，摧毁和平的战争危机逼近。资本主义现代化构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既是世界经济体系，也是世界政治体系。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疑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上，他也更倾向于从经济维度去阐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然而，从19世纪中期至今，“欧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构建的覆盖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世界体系，却具有高度政治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蕴含的高度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暗含着国家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而这些不平等关系的积累加速了摧毁和平的战争危机。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它影响了世界的和平发展。第一，从经济维度来考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如果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出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中心区、半边缘区以及边缘区三个部分组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不平等的体系，这三个区域各自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并且三者之间的贸易也不平等。沃勒斯坦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构建基础，正是基于这种劳动分工，中心区、半边缘区以及边缘区扮演了不同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以及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手段，因而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的获利也就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同区域扮演不同经济角色，直接致使世界体系中压迫、剥削以及不平等的出现。然而，资本主义世界性剥削机制不断运转，引发了一系列冲突与矛盾。一方面，处于资本主义世界性剥削机制中被剥削地位的国家，会反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处于剥削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会因为经济利益的分割差异而产生冲突。这种国家间的经济对抗一旦形成，就极有可能演变为政治、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冲突，进而加速战争危机的爆发，严重影响世界的和平发展。
第二，从政治维度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也是不平等的。列宁曾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序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显然，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包含压迫与被压迫的世界政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存在工业化帝国主义、依附性国家、半殖民地国家以及殖民地地区，这四类国家或地区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体系内的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工业化帝国是支配者，依附性国家、半殖民地国家以及被殖民地区都是被支配者。正是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使得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殖民地、半殖民地出现对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反抗，同时工业化帝国之间因竞争而产生激烈的冲突，并且这种斗争与冲突推动了世界体系动态演进，“到今天呈现为第三世界谋求自主发展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权之间的体系化斗争”。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还是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都难以摆脱世界或地区范围内日益加剧的矛盾冲突，这加速了战争危机的到来。
最后，全球生态危机蔓延。资本主义现代化越是深入推进，人与自然就越走向对立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破坏的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物质财富，但它也因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而造成无序开发，破坏了环境，带来了事关人类未来的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现代化鼓吹消费主义及形成消费社会，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消费主义及消费社会是推进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消费主义最早产生于美国，它关注的重点不是人们对商品的自然需要，而是人为地制造消费需求，刺激过度消费。刺激消费的根本出发点是缓解或消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开拓市场的同时使得资本进入快速流动的通道。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扩大再生产，因此消费主义不仅为生产过剩找到一条解决路径，还为资本家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新的契机。早在20世纪末，艾伦·杜宁（Alan Durning）深刻地指出：“美国制造的生活方式被世界范围内的有财力的人争相仿效”，“在工业化的土地上，消费现在已渗透到社会价值之中”。美国制造的生活方式本质上代表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也就是消费社会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把购买和使用商品变成一种宗教仪式，使人们在消费中寻找精神的满足以及自我的满足。但消费意味着消耗，消耗又需要产品的生产及补充，也就意味着资源的开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满足消费社会的消耗所进行的资源开发，采用的是掠夺性、攫取式方案，直接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森林资源遭到几乎不可修复的整体性破坏、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问题接踵而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恣意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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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社会危机、精神危机、战争危机以及生态危机等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危机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得到消解，究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当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甚至更加尖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生矛盾的尖锐化，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还将进一步加剧。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从事劳动生产的人与私人生产资料一样，都被资本家看作能够生产商品、产生价值的资本。只是进行劳动生产的劳动者被抽象为可变资本，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彻底沦为资本家的附庸，人的劳动转化为异化劳动，同劳动者本人、劳动产品以及劳动活动形成异化关系。在异化劳动形成之后，劳动者逐渐丧失了主体性和创造性，彻底陷入机械的、死板的异化劳动之中，劳动者越是努力工作就越贫困。“土地和资本的私人所有制，加上关于遗产的法定制度”，“结果必然地会把社会划分为两个永久的、大致上是世袭的阶级——即一个富人国和一个穷人国”。贫穷，就像不能医治的绝症一样在劳动者群体中蔓延，他们竭尽全力却无望走向成功的彼岸，只能换来通往奴役之路。尤其是底层劳动者们的基本生存都得不到保障，更难以谈论精神生活的富足，他们日益在资本家投喂的垃圾快乐中迷失。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引发地区冲突和世界动荡的根本原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维护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归根结底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大国霸权，进行资本积累。但资本积累的所得归私人所有，助长的是私人财富而非公共财富。这种私人资本积累引发国家间关系的严重不平等，致使当下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盛行和局部冲突不断。
资本主义私有制也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进而形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下的经济私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规模、无限制地将土地和劳动纳入其价值增值体系，片面强调其交换价值”。因此，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破坏。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俱来的逐利性，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消费社会尤为突出，使得事关人类未来的全球生态危机潜伏于资本对剩余价值和自然资源的无限追求之中。“资本由于其‘效用原则’，必然在有用性的意义上看待和理解自然界，使之成为工具；资本由于其‘增殖原则’，决定了它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坏是无止境的。”按照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本增殖逻辑，自然界被视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对资本增殖的无限追求，使得其对自然界的破坏永无止境。
四、文明的重塑与超越：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当前来看，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仍占据优势地位，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由于其内生性缺陷，已陷入了多重矛盾与危机之中。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同时，中国积极探索符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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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
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中产阶级塌陷，贫富差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大。同时，社会撕裂、政治极化以及民粹主义泛滥的现象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内部显现。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其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促进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不只有物质上的享有，还有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要积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帮扶低收入人群，提高低收入人群子女受教育水平。其二，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规划、有序推进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一方面，采取合理的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将经济利益的“蛋糕”分好，让人民群众享受发展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在看清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的前提下，稳扎稳打、脚踏实地，既不去设定过高的发展目标，也不做兑现不了的承诺，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之中。同时，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循序渐进，中国清晰地明白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要充分估计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善于“积跬步”与“积小流”，逐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其三，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保障向上流动通道充分畅通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致力于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着力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推动更多人群迈进中等收入行列，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加大对垄断企业的监管和整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由此可见，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形成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国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和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避免形成无效的“内卷”“躺平”，防止社会阶层固化，使得社会上下充分流动，有效避免贫富两极分化。
02
统筹推进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破解精神危机
资本主义现代化物质丰富而精神匮乏，而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区别。如福泽谕吉在其著作《文明论概略》中所说：“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而要“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中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中，强调必须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发挥其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引领作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其他先进精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普遍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加强文明培育、实践和创建，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另一方面，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来自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撑。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建设，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不仅满足中国人民自身的精神需求，也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展现良好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03
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殖民以及掠夺等方式推进现代化，此类依靠剥削其他国家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老路，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文明进步的一边，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谋发展、谋幸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在和谐安全的环境中更好地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没有和平，就难以谈论发展；没有发展，就难以追求幸福。只有坚定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才能为人民群众实现发展、谋求幸福创造条件。只有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才能赢得世界各国的信赖，才能高标准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真正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中国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于为世界谋大同，通过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树立起了中国是和平力量的国际形象，我们提倡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建立友好伙伴关系，积极参与国际治理问题，强调中国永不称霸。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打造互相尊重、公平正义以及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模式。不论是共建“一带一路”，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其最终目标都在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04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打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类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有机整体。人类无止境地向大自然索取，破坏自身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已经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物种灭绝、空气污染、海洋废弃物污染以及气候变暖等生态危机愈加严峻，已经从局部危机蔓延为全球性危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发展道路，打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一是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在发展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寻找平衡点，也就意味着要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能源结构优化；必须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坚持节约优先，加快废物再利用体系建设，建设节约型社会；必须大力支持发展绿色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推进绿色技术研发进度，倡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逐步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二是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建设美丽中国。环境污染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大难题，治理环境污染也就是在修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理环境污染，统筹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和土壤污染防治，让蓝天、碧水、净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以重现。积极消除重污染天气，增强对空气污染物的控制能力；加强对水资源、水环境以及水生态的污染针对性治理，重点关注江河湖库的生态治理，建立健全各类环境治理及监管机制，加快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一方面，加快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重大工程，建设一批国家级生态保护区，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另一方面，以制度建设为切入点，建立健全集体林权制度、耕地休耕轮作制度、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等，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发展。
05
全面推进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主义现代化造就资本主义文明并推动其全球扩张，进而推行大国霸权；中国则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推进特色大国外交中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一，坚定维护国际交往的公平正义。国家间的交往，不应该呈现一国独霸、无视他国的大国霸权图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主义文明的优势地位一意孤行地推行大国霸权，这一行径自然受到世界各国的诟病。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真正地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在与各国的平等交往、与各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切实行动，既维护了本国与其他国家交往中的合法权益，又在世界范围内给其他国家树立了公平正义的交往典范，推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第二，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建设覆盖全世界的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完善自身外交总体布局的关键，也是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习惯搞“小圈子”，习惯联合“盟友”搞制裁，它们的行径就是在搞大国霸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不称霸、不扩张和不谋求势力范围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底线，这也意味着中国将在坚持不结盟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即“结伴不结盟”。第三，始终展现大国担当。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世界各国一道建设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在面对国际问题和挑战之际，全面开展国际合作，负责任大国形象得到了全方位展现，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了力量。
五、结语
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仍在继续，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危机已通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困境向世人充分地展现。资本主义现代化逐渐走向进步的对立面。工具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内核，而工具理性与贪婪特质的合谋，又决定了剥削性积累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最为本质的特征，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悖论与危机由此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初步形成。资本主义文明将对外殖民统治作为实现全球扩张的重要手段，而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旨在推行大国霸权。一定程度上，文明的扩张也是文明危机的传递，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危机自然地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范围内蔓延。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民众的精神危机、摧毁和平的战争危机以及事关人类未来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危机最为显著的现实表征。究其根源，这一系列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中国立足实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作者简介：孟献丽，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振国，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宁波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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