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断，将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时期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指出了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人类历史”概念就是“历史”和“世界历史”统合，“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展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以经典作家关于“人类历史”的论断为出发点，集中思考人类历史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人类历史的一个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确定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人类处于新的十字路口，中国世界史研究者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回答人类面对的迫切问题。
一、人类历史的思想观念，“人类历史的确定性”及主要特征
恩格斯曾经说过，根本没想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比其他学派“更重视历史”。马克思说：“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命，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及与历史有关的问题时一般使用“人类历史”的概念，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多次使用这个概念。
(一)人类历史的思想内涵
第一，关于人类历史中的“人”。其一，“人的存在”。“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其二，“人的活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人的活动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经典作家表示：
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其三，“现实中的个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里所说的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第四，人的“解放”。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障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第二，人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这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即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为了生活，人们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为了维护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生活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而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而且具有长久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强调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们还阐述了生产力制约交往形式，“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
第三，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出发，强调科学历史观的前提在于研究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的历史观在于：聚焦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强调整个历史的基础是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并以此为基础阐明诸如宗教、哲学、道德等意识的各种理论产物和形式及其产生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第四，恩格斯提出了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即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就要求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是不够的，必须了解构成总画面的各个细节。“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这表明，历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历史演化的总体画面、总体进程和总体结构，也要关注宏观框架下的历史细节，这些历史细节往往具有“全息性”，承载一些特殊的、独特的历史信息。因此，把握人类历史的“总画面”与关注人类历史的“细节”需要统一起来。我们现在经常批评人类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从历史的总体性和整体性上看，人类历史研究“碎片化”会陷入认识论上的一个误区，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人类历史时必须注意历史的种种“碎片”，这是因为，就像镜子摔碎后，各个碎片仍能反映出“全息”镜像一样，历史的碎片更隐藏了历史的信息，我们的任务不是忽视这些历史碎片，而是尽可能地将这些历史碎片与历史“总画面”相关联，将历史碎片系统化。
(二)人类历史的确定性：概念及其特征
人类的所有过去就是人类的全部历史。从人类诞生到人类所度过的昨天，这期间发生的所有一切，都属于人类历史的范畴。在三维世界里，人类历史一个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确定性。这表现为，人类历史呈现出已经完成的、已经发生的、不可更改的、已被“硬化”的所有一切。因此，人类历史是人类既往活动的总和，包含了全部人类的过往，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原本之态。
人类历史的确定性特征决定了人类历史是可知的，是可以认识的。但人类历史的确定性特征决定了其不可能通过自我呈现的方式加以展现，人类历史需要通过后人研究和梳理加以重构和再现，因此，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就是人类历史再现的基本方式。
人类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就是要符合人类历史的实际，符合人类历史的“过去的现实”，历史学家不可能对人类历史进行选择，更不要说是“任意选择”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历史没有选择项，或者说，创造历史的当事者已经选择过了，后人无法对其进行再“选择”，进行修正和改变。人类历史的确定性决定了其已不存在可供选择多种可能性，只能是一种被确认了的历史存在和历史实践的实现。确切地说，在当时的人类社会“现实”有三类情况：一类是“别无选择”，只有一种选择，当时的人类社会实现了这种“选择”，被历史所确认；另一类是面临“选择”，可能还有很多“选择”，但当时的人类社会没有做出“选择”，历史依然反映了没有“选择”的痕迹，历史“留白”了；第三类是面临多种可能性，但排除了其他几种可能性，做出了唯一选择并实现了这种“选择”，历史所呈现的就是这个已经得以实现的选择。我们通常说人类社会每一个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就是这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不存在“假设”、“假如”。人类历史确实存在很多令人“惋惜”之处，但已经没有补救的余地，不可能通过“假设”、“假如”等桥段将人类历史存在的种种“惋惜”再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拉扯出来。后人只能接受这个历史的确定性，接受历史的客观事实。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之处。人民经常说接受历史的裁决，就是接受历史的这个“残酷”性。人类历史不接受对历史的“反悔”，人类历史更不存在“时光宝盒”这类神器。
历史事实是人类历史研究的核心。人类历史的确定性给人类历史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尺度和规范。人类历史的确定性决定了其自身的客观存在性，无论人们研究不研究、认识不认识，它都保持自身的确定性和客观存在性。人类历史处于“文本阅读”模式，不是“修改”模式，它一劳永逸地去掉了“改写”和“修改”功能。人类历史的确定性要求历史研究者也必须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正是因为人类历史存在这样一个特性，就决定了人类的过去可以“回溯”和“重现”，但不能“编辑”和“添减”。而人类认识和研究自身的历史既有客观反映人类历史的确定性的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局限性、不确定性、偏差甚至扭曲。因此，人类认识和研究自身的历史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人类历史的确定性要求历史研究者的历史研究符合人类历史所具有的确定性。历史研究的确定性必须与人类历史本身的确定性相匹配。人类历史的确定性从哲学的意义上就是其所固有的历史客观性，从历史的视角看就是其所固有的真实性。这就决定了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追求“信史”，在历史研究中追求历史的真实程度，这是衡量一个世界历史学家和历史流派的重要学术标准。但问题恰恰就出现在这里。人类历史具有不可选择的特性，但世界历史学家不可能原原本本地、一次性书写历史，只能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进行选择、归纳和取舍，然后进行相应的历史评价。而世界历史学家对史料的选择、归纳和取舍不可能不受其历史观的支配。于是，如何处理人类历史的确定性与史学家研究进程中的选择性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世界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时间差”困扰着人类历史的研究。除了当代史之外，人类历史都是由后人研究和梳理出来的，他们不是创造这些历史的“当代人”和“当事人”，他们是历史的后人，是历史的阅读者、研究者和审视者。这从时间上就说明，人类历史研究者与人类历史之间存在时间上的“位差”。研究人类历史应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历史的维度，二是现实的维度，即用科学的历史观去认识现实：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
人类在不断进步，人类的历史也在不断地延长，而后人对前人对人类历史的认知也在不断地深化。人类历史具有确定性，但人类历史研究却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偏差。人类历史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就是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解释、还原人类历史的过去真相、“原本之态”，揭示人类发展和演化的基本历史规律，为人类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与进步提供借鉴。这样，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历史”就是世界史专家按照自身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所“爬梳”出来的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都是自己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从而将唯心主义从其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驱逐出去了。唯物史观强调的是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中国世界史研究者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回答人类面对的迫切问题。
二、人类历史的时空架构及其被扭曲
人类历史是有温度的，人类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可以用昨天、今天和明天来比喻。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会变为历史，未来是即将来临的现实。历史与现实和未来之间存在质的差别，但却都在连续不断的时间维度上，链接历史与未来的恰恰是现实。创造历史实际上就是在现实层面上完成的，换句话说，历史的创造不是在历史层面上完成的，而是在现实层面上铸就的，历史是现实的凝固，现实是历史的储备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改变历史不如说在现实中进行改变，从而使历史具有了现实所预期的模样。所以，现实决定了人类历史的高度，每个时期的“现实”都在历史中得到了反映和积累，一层层“现实”的叠加就是人类历史的文化层累加，纪录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刻度。所以，人类若想塑造历史就不能在已不可更改的历史本身上下功夫，而必须在正在实践中的现实和迎接即将要实践的未来准备上下功夫，以获得人类所预期的历史存在。历史是一系列曾经现实的结果，而不是一系列现实的开始和过程。要从当今世界现实中发现世界历史的确定性，又从世界历史进程中感悟世界现实中所隐藏的历史必然性和趋势。人类历史与人类现实和未来是相关联的，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从人类历史纵深看人类未来是人类智慧的重要表现。从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观察，人类历史具有叠加性和累加性，后一代人的活动是在前一代人基础上展开活动的，每一代人都是受当时既定历史条件所约束。今之视昔亦如后之视今。经典作家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未来学的研究方式截然相反，未来学研究充满了各种假设，不同变量的加入会得出不同的未来演化趋势。这是未来学自身特性所要求的。而人类历史的研究只能遵守人类历史确定性这个法则，来解释、揭示人类历史的演化规律。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时间与空间是相统一的。恩格斯批判黑格尔不承认自然界有时间上的发展，不承认时间概念中的“先后”，只承认排斥时间概念的“并列”：
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时间上发展，只能在空间扩展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并列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始终是同一的过程。
黑格尔的谬误就在于，他认为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以外发生的，而时间正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恩格斯批判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在于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时间与空间不统一。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照搬黑格尔的逻辑学时讽刺道，杜林没有把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内在联系抄来，结果，“一切都成为关于空间和时间、不变和变的毫无内容的玄想”。“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恩格斯非常正确地阐述了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恩格斯还表示：
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情况就是这样。物质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并不比它的无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少，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都会引起新的更糟糕的矛盾。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如果矛盾消除了，那无限性就终结。
人类历史具有完整的时空结构。从时间维度上看，人类历史经历了最原始的历史状态、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之后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世界历史学家一般习惯于将文明时期以前的时期称为史前时期。中国是古老的国家，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持续延续的文明，因而几乎成为人类历史的衡量器和尺度。在四大文明之前，人类依然处于野蛮时代。可见，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并不长，相比之下，人类更多时间处于史前时期，处于文明前状态。若将人类文明时期做划分的话，以现代化程度做标志，可以分为前现代文明时期和现代文明时期。这个划分的时间点应该是世界中世纪结束和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从空间上看，人类历史的诞生并没有呈均匀分布状态，最主要的人类四大原生文明都在泛欧亚板块，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分布在泛欧亚大陆靠南的空间。人类所生活的空间是分散的，但已经有了地区性的交流，特别是欧亚非大陆已经形成比较紧密的联系网，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将欧亚非大陆联系在一起。只是到了近代西欧国家崛起，通过殖民的方式将人类一下子拖入整个世界，世界形成全球化，恩格斯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强调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进程。
但是，自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研究的解释权、话语权和厘定权全部掌握在西方知识体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西方中心论”。这实际上是西方凭借近代以来所积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所构建起来的历史叙事。“西方中心论”违背了人类历史的时空结构。从时间上看，欧洲主流史学体系有意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碰瓷”，将其纳入大西方文明的古代源头，古希腊罗马文明属于次生文明，自然受到了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甚至印度文明的影响。更为明显的是，“西方中心论”将西方文明直接“焊接”在古代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基座之上，视古代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事实上看，恰恰是日耳曼等“野蛮民族”摧毁了罗马帝国，毁灭了罗马文化。西欧文明形成于中世纪，从公元5世纪开始萌生，与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文明体。西方体系如此“拉长”历史，将其文明强行“焊接”和“嫁接”在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之上不符合历史事实。日耳曼等民族摧毁罗马帝国后，欧洲长时间陷入沉寂黑暗的时期，欧洲在混乱中度过了1000多年，成为当时世界文明区域贫穷落后之地，与毗邻的拜占庭帝国相比大为逊色，这就是西欧的“中世纪”时期。
事实上，现在的西方国家成为民族国家属于很晚的时期，只是到了15世纪欧洲才逐步形成民族国家。恩格斯在《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详细论述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特点。就连亨廷顿也承认，历史上西欧在文明程度上也曾落后于许多其他文明，比中国、伊斯兰、拜占庭等文明都落后。但西方文明强势崛起，在其后的250年间，整个西半球和亚洲的一些重要部分都被置于欧洲的统治和控制之下。欧洲的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35% ,1878年，这一数字为67% ,1914年为84%。西欧崛起后，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搞全球殖民，西方将世界历史书写成了以西方为轴心的世界历史，构建了以“西方中心论”为特征的世界历史话语体系，并在全世界加以推广。“西方中心论”从空间上将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给排挤出“世界历史”，“西方中心论”以其庞大的历史“体积”挤占了世界历史的空间。由此可见，“西方中心论”以“拉长”西方历史和挤占历史“空间”的方式实现了西方国家、西方文明在全球的绝对统治地位，塑造了世界历史的时空架构，这是对人类历史时空架构的有意识的扭曲和系统性的人为构造。在西方体系中，一部世界史就是西方史，至多是西方史＋，西方史是红花，非西方国家历史是绿叶。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史学家将世界史描绘成西方史一花独秀，连“绿叶”都不要了。“西方中心论”突出地表现在，西方历史就是世界历史的主线，把全世界的历史、把人类历史粘贴在西方历史的图景中，以西方认知代替世界认知，以西方体系代替世界体系，以西方经验代替世界经验，通篇灌输着西方文明优越论浓厚的味道。“西方中心论”的出现和西方的强势崛起有直接的关联性。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直接为西方殖民塑造历史话语权。按照西方体系的说法，西方国家就是人类的历史方向。正因为如此，西方有能力、有资格去征服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其他文明。所以，“西方中心论”以西方为核心来书写世界历史，是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服务的。人类历史的确定性和世界历史知识体系的构建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和扭曲。近代以来，西方几百年所推行的殖民主义历史，对被殖民国家来说，是带来巨大的历史创伤的历史，是血与火凝结成深重灾难的历史，是被殖民国家人民所痛恨的历史，但在西方对世界历史的阐释中却被誉为光荣的历史，给被殖民国家和人民带来光明和文明的历史，是“推动”人类“前进和进步”的历史。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的真相与西方的世界历史研究存在巨大的扭曲，这主要是因为历史的话语权掌握在西方体系中。而“西方中心论”恰恰违背了人类历史、世界历史发展的原本之态，不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极大地歪曲了世界历史的基本真相。所以，未来人类的发展必须要破除“西方中心论”，还人类历史发展的原本之态。
“西方中心论”思想还体现在贬低和忽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在二战期间几乎以一己之力与日本法西斯抗争，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拖住了凶恶的日本法西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西方史学主流学派无视这些历史事实，刻意淡化中国在抗战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日本到现在对“历史问题”没有进行应有的反思，依然存在军国主义思想基础。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架构就可以看得出，西方文明属于次生文明，是在人类历史多原生文明和次生文明等多重影响下所生成的续生文明。从日耳曼人毁灭罗马帝国算起到现在也不到两千年的时间，而且长期处于不成熟时期，西方文明迸发创造力、西欧列强真正崛起在世界进入近代以后，也就是最近的250多年。但西方文明和西欧列强一经崛起和强盛就以武力扩张到了大半个世界，占据了全世界大半个空间，英帝国成为日不落帝国。而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没有中断的辉煌历史，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明史没有像西方文明那样实施征服和扩张，这是中华文明和平性最重要的体现，也是由中华文明自身的内在文明规定性所决定的。但1840年以后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受到了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致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人类历史上看，中国和中华文明自跨进文明时代以后，在近代以前的长达五千年的历史长周期内都处于世界先进之列，只是在1840年以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处于被动挨打和贫穷落后状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又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史应该在人类历史的时空坐标上具有真实的显示。中国汉代与其相对的西欧是罗马帝国，中国史书称为“大秦”，那时日耳曼人作为“蛮族”还在罗马帝国北部的密林中生息。无论“西方中心论”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史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能因其而损耗和褪色，这是人类历史的确定性所决定的，而且人类历史的确定性也会真实地纪录“西方中心论”构建不真实历史的深深痕迹。
三、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野蛮因素
人类历史漫长而复杂。人类的进步经常以与其进步不匹配的方式实现的，或者说，人类的进步经常以野蛮的方式实现的，人类的文明伴有野蛮的因素，现在的人类文明中依然可以看到野蛮要素在晃动。
应该说，人类的文明时代是由野蛮时代后期的“野蛮人”开启的，是“野蛮人”将人类推入文明的门槛，将人类带入文明的野蛮人也就是第一批人类文明时代的文明人。
(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是通过“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的方式加以实现的，“鄙俗的贪欲”和“财富”是推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刺激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由现实的发展进程(这里插一句)产生的结果，是资本家必然战胜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说，发达的私有财产必然战胜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正如一般说来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受欲，直认不讳的、老于世故的、孜孜不息的、精明机敏的开明利己主义必然战胜眼界狭隘的、一本正经的、懒散懈怠的、耽于幻想的迷信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推动人类的进步的因素有很多，但并不排除一些诸如“卑劣的贪欲”之类的我们习惯称之为“负面”的因素也在起重要的作用，但评价人类文明的进步关键还要看结果，注重人类文明的实际效果。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上分析了人类发展的走向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走向：“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人在自然和野蛮的状态中是平等的；人在文明状态中是不平等的。卢梭认为，人类超过原始状态的一切进步表面上是走向单个人的完善，而实际上是走向人类的没落。金属加工和农业是两种技艺，它们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革命，变原始森林为耕地，但是由于财产的出现也引起了贫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来并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恩格斯就此评论说，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原来的目的的反面。
(二)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在进步中最大的野蛮因素和野蛮现象就是征服和战争。
征服他人，将战争强加给他人成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经常性现象。翻开欧洲历史，考察西方文明史，征服和战争连绵不断，这成为欧洲历史和西方文明的常态化现象。西方文明中的“尚武”精神非常明显，用拳头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欧洲是平常的状态。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相继消失，有内外综合性因素，但外部因素不可忽视。随后波斯帝国的兴盛及其在欧亚地带的扩张和征服，将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地区至中亚地区的广阔地区用战争的方式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形成了第一个欧亚大帝国，随后亚历山大帝国登场，灭掉波斯帝国后进一步扩展疆域，几乎覆盖了古代欧亚四大原生文明中的三个。至于后续产生的古代希腊文明更是战争不断、征服蔓延，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常态化，最典型的就是古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罗马帝国将征服、扩张和战争推至新的高度，罗马帝国的辉煌是与征服和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罗马帝国却被“蛮族”所灭。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等“蛮族”灭掉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后依然在西欧进行相互之间的混战。毫无疑问，西方文明借鉴了古代人类文明包括中华文明的精华，但在古希腊罗马文明中接受了“征服”和“战争”的习惯。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进程中，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期，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西方列强开始在全球大搞征服、进行战争、在全球殖民过程中恢复奴隶制并在全球贩卖奴隶。比封建生产方式先进得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夹杂着野蛮的因素，将野蛮的方式附着于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亨廷顿在论述文明的冲突时视西方文明为强势文明、优势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明就是人类文明的尺度，“根据它来判断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到可以被接受为欧洲人所支配的国际体系的成员”。他公开宣称：“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因为在他看来，西方文明已经在历史上有效地实践了这个理念：
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只有俄罗斯、日本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权威统治下的文明得以抵制西方的冲击，并维持了有意义的独立存在。400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是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
亨廷顿毫不掩饰西方文明的暴力性质：
西方扩张的直接根源是技术：发明了到达距离遥远的民族的航海工具，发展了征服这些民族的军事能力。……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从未忘记。
“有组织的暴力”所形成的优势，这可能是对西方文明特征所总结出来的最确切的结论。因此，西方文明有很多特征，但以暴力为终极工具征服他者是最显著的特征。在这方面近代中国就经受了极其惨痛的体验。英国为逆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向中国输送鸦片，英国明知道鸦片是毒品但却作为商品“专供”中国。因为鸦片在印度殖民地不销售，在英国不销售，将鸦片专门配置成适合中国烟民的口味。而中国政府为维护中国国家和民众利益实行禁烟，却招致了侵略。这不是野蛮是什么？这不是一般的野蛮，而是极其野蛮！这不是一般性的野蛮，而是在西方文明的高光下所实施的公开野蛮！英国政府也担心英国民众知道他们这些极其野蛮的做法，于是封锁英国国内信息，掩盖真相，“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儿也听不到”。中国蒙受了巨大的耻辱，经受了巨大的灾难。当时的英国人马利·马丁写道：
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
这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马克思说：“这种贸易，无论就可以说是构成其轴心的那些悲惨冲突而言，还是就其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在人类历史记录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因此，马克思认为中国反抗英国侵略的战争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而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的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由此可见，西方文明在全球扩张时伴随的是野蛮的方式：“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从人类历史的大趋势上看，从西方文明的历史轨迹上看，世界需要对西方文明进行反思。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发生在欧洲，在西方文明中孕育出了世界法西斯的罪恶思想、体制和战争贩子。德国曾是欧洲的落后国家，但却在西方文明的框架下走上了法西斯道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改弦易辙，弃中华文明转而照搬西方文明，但最后却走火入魔，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给亚洲人民、当然也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带来了灾难。这些都说明西方文明需要反思，特别需要在西方文明的基因方面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检查。现在，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俄罗斯都频频亮出核威慑，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出现后，俄美屡次进行相互的核威胁。这不仅给欧洲也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核风险。谁能保证拥核一方使用战术核武器后就不能使用战略核武器？在核战争面前还有胜利者吗？从人类历史上看，人类第一次拥有了自我毁灭的终极武器，而冷战后俄美所达成的核军控条约体系已荡然无存。而因人类的心智和理智还没有完全成熟到除去“卑劣的贪欲”高度文明的程度，以至于不可能极其理智地遏制使用核武器的危险念头。人类如果不除去“卑劣的贪欲”和野蛮的征服思想，全人类都将面临灭顶之灾，人类文明面临系统性毁灭的危险。在人类历史上欧洲曾经出现过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所征服、所灭族的现象。但现在和未来两个核国家所发生的战争就足以毁灭所有的国家、毁掉地球。导致世界战争发生的各种类型的导火索仍然存在。我们需要从文明毁灭的视角进行“吹哨”，而这正是世界历史研究者极其重要的使命。
人类文明/世界文明不能靠征服和冲突来解决相互之间的差异、世界各个文明都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文明需要互鉴互融，需要和平对话，放弃偏见。毛泽东同志说：“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由于进行长期的侵略，它们对亚非两洲产生一种心理，轻视落后国家。它们说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拿肤色来区分，就好像说有色金属那样。我们这些‘有色金属’是会膨胀起来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略别人，但‘有色金属’是更有价值的，因为有色金属包括金、银、铜、锡等。”毛泽东同志还说：“我们都属于有色人种。有色人种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有色。有些人喜欢有色金属而不喜欢有色人种。据我看，有色人种相当像有色金属，有色金属是贵重的金属，有色人种至少与白色人种同等贵重。有色人种同白色人种一样都是人，都是第一类，不是第二类。第二类是动物，不是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肤色，都是平等的。”
四、人类历史演化中的偶然性与必然及其他
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历史科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恩格斯说：“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人类历史的高度就是指人类历史的进步高度。人类历史的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这是研究历史的最基本的方法。人类历史的确定性表明人类历史是可以被认识和阅读的，是可以评论的，是可以从中进行深度思考并直接深刻教训的，人类历史的借鉴功能极其强大，这也是人类自我进化和进步的重要动因。后人察史，是以历史文献、历史文物和地下发掘为基本方式的，考察承载历史信息的相关材料。人类历史具有纷繁复杂的特性，具有过去现实进程的一切复杂性、掩盖性，自然也包括过去现实所拥有的阴谋和欺骗性，人类历史的内在动因和内在规律就隐藏在其中，这正是后人必须通过研究才能发现的最重要的历史逻辑。
(一)关于人类历史上的征服与被征服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有一种现象即文化落后的民族常常征服文化比较先进的民族。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帝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恩格斯指出：
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之前已经达到并努力开拓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对于这一过程恰好最为适宜。
创造高度文明的罗马帝国被处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德意志人给征服了。“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落后的日耳曼人征服并荡平罗马帝国之后，自然受到了罗马文明的影响。日耳曼人征服罗马帝国引起了俄罗斯历史学家的“嫉妒”。克柳切夫斯基曾说：
(东斯拉夫人)处在与他们阿利安的亲族——在西欧开创新历史的日耳曼部落稍早一些时候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在那里，流浪的日耳曼人是在废墟上安居下来的，他们在森林中养成的习惯和观念直接受到有力的文化的影响，他们处在被他们征服的罗马人或这个衰败帝国的罗马化的外地人之间，对他们说来，这些人成了这种文化的生动的传导者和讲解者。东斯拉夫人却相反，他们处在无边无际的平原中，平原的河流使他们不能紧密地居住在一起，平原的森林和湖泊使他们难以在新的地方、在那些来源不同而发展较低的邻人中间安家立业，在这些邻人那里不但没有值得学习的长处，还经常和他们作战，他们处在一个荒无人迹、未经开发的地域里，这个地域的过去并没有为他们遗留下任何生活设备和文化遗产，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废墟，只留下无数的荒坟，满布在到处有草原和森林的俄罗斯土地上。罗斯斯拉夫人的这些原始的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们的发展比较缓慢，他们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同时也决定了这种发展和这种社会结构的很大的独特性。
再举一个例子，印度的全部历史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先后侵入过印度，但都被印度化了，因为他们都是“野蛮的征服者”，没有印度文明程度高，被印度文明所同化。因此，在人类历史上，经常出现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文化先进的民族，随后这些落后民族被同化。但英国征服印度却是例外：
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他们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
印度屡次被征服——不论是被文明程度低的征服还是被文明程度高的民族征服，给人类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这说明印度文明与屡屡被征服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二)关于人类历史的人权和平等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日耳曼人在西欧的横行，逐步建立了空前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等级制度，在几个世纪里消除了一切平等观念，也在西欧和中欧第一次创造了一个牢固的文化区域，使其卷入历史的运动，并在这里“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由互相影响和互相防范的、主要是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体系。这样就准备了一个基础，后来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谈人的平等和人权的问题”。这表明，平等和人权问题的提出是有条件的，一是牢固文化区域的形成；二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
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典型表现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不受法律保护，种族特权被神圣化。
除上述两个因素外，还要有提出平等和人权的主体。在封建的中世纪内部孕育了注定要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资产阶级。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封建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其对抗。这样，社会的经济进步要求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但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与杜林在平等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杜林曾表示，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毁灭自由，这是全部国家法的基本原则。恩格斯反驳说，这些国君必然成为人民的压迫者，使得登峰造极的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自己的反面，成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杜林还有一个观点：这里是一个不平等的顶点，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点，它和我们由之出发的起点相遇：在这里一切个人都是平等的，正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是，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没有别的法律。暴君只有当他拥有暴力时才是君主，现在暴力又推翻了他，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正常的自然进程进行。恩格斯批判道，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之否定。
(三)关于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
恩格斯给历史下了一个定义：“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人类历史的确定性注定了人类历史的存在，这就涉及人类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问题。明确地说，人类社会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在历史的实践中遇到很多偶然性，人类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以看似偶然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恩格斯说：
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
但当这些“偶然性”所导致的事实成为已经实践的、已经完成历史状态，“偶然性”所导致的事实就成为历史的存在，就失去了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偶然性”所具备的特性。人类历史的这些“偶然性”越明显、越突兀，给后人所带来的刺激就越大，就越促使后人对因“偶然性”所导致的历史存在不服气，就越不自觉地提出一些“假设”，以期从既定的历史存在中排除“偶然性”，给历史注入“必然性”和“合理性”，“改写”历史，使历史存在更“顺眼”，更“合理”，更具有“必然性”。但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历史不可以更改，自然也不可“美化”或者“丑化”。在人类历史研究学术史上对历史进行剪裁——美化或者丑化的，最终都被历史所固有的“清洗剂”所洗刷掉，历史的真容依然在那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恩格斯在阐述这个观点是强调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表面上看好像是偶然性在支配合作，但无数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行动的结果却不是预期的，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来说同样是偶然性支配着的。但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论证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他们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共产主义只有作为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五、人类发展的历史趋势及其历史逻辑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人类历史时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断。他们论述中经常使用“世界历史性”、“世界市场”等概念，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存在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而不是区域性的存在，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人们的劳动状况和就业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人类历史进入了在世界范围内联系密切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是资本主义时期。他们还将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时期与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
他们强调未来新社会的创建“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将消灭旧的分工造成的限制，去除社会活动的固定化，使每个人的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形成自身的联合力量，单个人能够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地域局限、职业限制和身份限制，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真正获得解放。这表明人类历史发展到世界历史时期，这为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世界范围的物质基础、空间基础和历史基础。每个人的存在转变为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完全物质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示：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如何理解“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上看，经典作家将人类历史分为“历史”和“世界历史”两个阶段和时期。“历史”显然指的是各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和地区的历史；“世界历史”指的是世界性的历史，世界范围的历史，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事件”的历史。在笔者看来，经典作家的“人类历史”概念与我国现在所通用的“世界历史”概念的内涵基本相同，而经典作家所使用的“世界历史”的概念与现在所流行的“全球史”的概念有近似之处，与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研究的时期相吻合。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概念指的是资本主义时期及其以后的历史，即包括资本主义时期和共产主义时期中的社会主义运动两部分。这从反向表明，资本主义时期以前，不存在“世界历史”。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和“世界历史”统合起来就是人类历史。
(二)从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理论看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主义从历史深处来论证文明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演化进程，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一起或带着它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但经过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在农业发展进程中这种公有制就变成了生产的桎梏，于是它被废除被否定，转变为私有制。但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因此就必然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这并不是重新建立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它会使生产摆脱束缚，并且会使现代的化学发现和机械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确定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历史发展到“世界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表现出的否定之否定的原则，即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的先进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的必然走向灭亡的人类历史的确定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就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处于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之中：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里形成的，但封建社会制度已容纳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了，因此被资本主义摧毁了。然而，资本主义从产生之日起就出现了严重的弊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的社会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这表明，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无产者。人类历史就是这样，资本主义制度否定了封建制度，形成了历史的进步，但资产阶级也同时造就了自己的对立面和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否定。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历史发展的确定性来看，资本主义比较好地完成了摧毁封建制度的任务，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推动人类历史走向了世界历史阶段，但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资本主义给取代自己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
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社会主义不可能像资本主义那样从封建制度内部产生，社会主义必须借助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趋势，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的否定。因此，我们在谈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时不能将两者视为并列关系而是取代被取代、否定被否定的关系，共产主义社会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但人类历史具有曲折性。社会主义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在英法德发达国家的那一端开始的，社会主义恰恰是从贫穷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的。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预见到了社会主义能够在帝国主义世界链条中的最薄弱环节取得突破。俄国就处于这个位置。列宁是在“世界革命”思想指导下推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按照列宁的设想，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后会引爆欧洲革命，英法德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会极大地帮助俄国革命，俄国将由革命的先头部队变为跟随部队。但欧洲革命没有像列宁所预想的那样取得成功，俄国面临独自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于是，在人类历史上就产生了一个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贫穷落后的国家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列宁根据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改变了“世界革命”的思想，提出了俄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论断。列宁的思想是，在苏维埃政权下俄国能够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能够发展生产力，能够取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须拥有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税，巩固业已出现裂痕的工农联盟，与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经贸合作。历史证明，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是十分成功的，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意义。
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于，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理应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超过资本主义，但因社会主义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如发达国家的现实“位差”。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全部的关键性问题就在于，如何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取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路径，一是要借助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列宁表示：
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
列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1985年，邓小平表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表明，邓小平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持十分肯定的立场。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本国特色相结合。列宁十分强调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毛泽东说：“对苏联的经验，只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种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革命精神应与实际精神统一，要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理论，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的理论创新。
(三)世界历史研究的历史路径
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研究人类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性，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辨别是非的能力。举一个例子，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属于人类历史的确定性的范畴。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给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带来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主流思想界和史学界没有富有智慧地回答这个问题。俄罗斯哲学社会科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戈尔巴乔夫搞垮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是大叛徒，出卖了苏联。俄国学者这种不严肃的研究所得出的观点居然在我国学界中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这说明我国世界历史学界需要认真反思一下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事实上，这样貌似正确实际上却是十分错误的观点，恩格斯早就进行了清算。他在研究德国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时明确表示：
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个别人活动的结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而每当问及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俄国的学界去寻找谁“出卖了”苏联，这情有可原，因为俄国已经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了，但我国的世界历史学界则不能随意接受已经被经典作家公开清算的观点，而应认真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起码应该阅读经典作家的主要作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应该到苏联“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的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群众以及领袖头脑中的动力，“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作者简介：邢广程，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世界史组）成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会长、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边疆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委会主任，《中国边疆学》集刊主编。2013年获俄罗斯“普希金奖章”，2020年被授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荣誉博士”称号。主要研究方向为苏联历史、俄罗斯及中亚问题、周边国际环境和中国边疆问题，著有《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中国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等，《清代国家统一史》主编之一。）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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