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是中共与美国关系的起点，相关研究极为丰富，但主要基于美军延安观察组考察中共对美政策、观察组的派遣与工作，以及美国对中共的认知与评价、对国共之争前景的预判、中共国际形象的建构等，较少关注美国对中共军事力量的评估。实际上，美国之所以对战时国共之争有诸多担忧，甚至直接介入调停国共关系，是因为中共不同于民盟等中间党派，它是掌握军队的政党，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在牵制、打击日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转向彻底支持国民党，也与其对中共军事力量的评估有关。依据信息获取途径的不同，全民族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共军事力量的评估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全民族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系较佳，卡尔逊得以顺利进入中共抗日根据地，并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及军事将领交流；二是抗战相持阶段，随着国民党对根据地封锁的加强，美方无法直接接触中共军队，只能通过间接渠道获取信息；三是抗战后期，美军延安观察组抵达根据地，直接观察、评估中共及其军队。本文主要利用中国和美国的档案资料，考察自卡尔逊（Evans F.Carlson）1937年12月访问中共抗日根据地开始美方人员对中共军事力量的评估，进而从军事层面揭示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
一、卡尔逊高度赞扬中共军事力量
1937年之前的10多年间，中共与美国未有直接联系。虽然早在1928年10月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就称许中共是“中国各党派中最精悍、最专一、组织性最强的队伍”，但总体而言，美国政府及民众不了解中共，受国民党宣传影响，多将中共视作“赤匪”。在1927年至1937年美国驻华使领馆的报告中，尽管有一些关于红军优点的评述，但也充斥着诸多不实甚至污蔑之词，将中共与红军的革命行动视作土匪破坏社会秩序的活动。直到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访问陕甘宁边区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由于国民党政府放松对根据地的封锁，大批外国记者、传教士、工合运动雇员、医生、技术人员等纷纷追随斯诺的脚步，访问根据地，其中就包括斯诺的友人、美国军官卡尔逊。
1927年至1935年，卡尔逊两度以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身份来华，对中国有了浓厚兴趣；1935年秋，他担任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温泉公寓警卫官后，与罗斯福建立起私人友谊；1937年春，卡尔逊申请赴华，并于同年7月31日启程来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上海美国海军武官处情报官。7月15日，罗斯福专门接见并请卡尔逊直接与其通信，告知中国情况及卡尔逊的看法。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卡尔逊先后访问八路军总部、晋察冀根据地，拜访八路军高级将领。1938年5月初，卡尔逊到达延安，展开为期10余天的考察、访问，并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会谈，这使他成为1944年前唯一访问过延安的美国官员。随后他又赴绥远、晋绥、冀中、冀南、山东等地，考察八路军及根据地情况。
卡尔逊之所以访问、考察根据地，是因为他认为淞沪抗战中中国军民表现出的同舟共济、共赴国难的精神，若能推广到全中国，将抵消日本在装备与组织方面的优势；在从斯诺那里得知中共军队正是如此行事后，他决定亲自访问根据地，以获得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八路军游击战的相关信息，“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即八路军做一定程度的评估”。
1937年12月12日，卡尔逊抵达八路军总部，并停留了10天，与朱德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及地方民众、传教士等广泛交流。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他汇报了对八路军的初步印象，认为中共军队是中国组织程度最高的政治团体，并发展出与中国其他军队完全不同的战术。他注意到八路军的思想、行动不同于西方人对中国人持有的保守、虚矫、狡诈形象，他们重视政治工作，培养军人的爱国、奉献精神，官兵之间有着良好的互信关系，“正是官兵之间强烈的理解纽带，加上服务和从事正义事业的愿望，使这支军队在过去十年能够击退国民党军队，也使它在今天能赢得对日本人的胜利，而其他中国军队做不到”。卡尔逊赞扬八路军广泛发动民众，组织游击队，使全民起来抵抗侵略，并运用游击战对敌人进行奇袭，“就像鳗鱼一样，在日军之间来回穿梭，或许更好的比喻是黄蜂骚扰大象，发动攻击，然后消失，切断交通线，在晚上频繁袭击使敌人无法入睡”。而朱德等八路军将领凭借正直、热诚、坦率、坚毅、厚道的人格魅力及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领导八路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缴获了大批日本补给”。他称许八路军抗战决心最坚定，中共也竭力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且了解世界动态，思想开明、务实。
不满足于仅在八路军总部获取信息，卡尔逊还深入前线考察八路军的作战状况，结果评价更高了。他认为八路军战斗意志坚定，精心制订作战计划，广泛发动民众；游击战更是“发展完善了抗战的形式”，若能推广到全中国，“将能通过破坏通信线路、切断后勤补给、拖延作战时间等方式，有效阻滞日军的推进”，从而为训练出能有效打击、消灭日军主力的正规军争取到充足的时间。而朱德等八路军领导人的生活态度及行为方式，“比起中国其他任何集团来”，更接近美国清教徒。他强调即便国民党对日本妥协，八路军亦将坚持抗战。他清楚八路军的力量尚较为薄弱，但正是由于八路军的抵抗，日本控制山西全省、掠夺资源的目标才没有实现。
在1938年3月23日给美国海军部的《关于中国西北部军事活动的报告——特别有关中国八路军（原共产党部队）的组织和策略》的报告中，卡尔逊除重复上述评价外，还以具体战例称赞中共军队，断言中共将日益发展壮大，在战后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力会迅速增加。他不回避中共军队的缺点，认为八路军的弱点在于运输、医疗等领域。
数月的实地考察让卡尔逊认识到，八路军是“世界上最能自我克制、最讲自我纪律的军队”。在给斯诺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您知道我对八路军的看法，世界上再也找不到那样一支军队”，八路军的成功之道在于“给每个人灌输要有正直为人的愿望和有高度的责任感……结合轻视物质的东西，甘愿个人隐姓埋名、做出牺牲，这就使个人有了一种精神基础，能克服一切物质上的困难”。他强调八路军代表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也提供了应对“日本的现代战争机器的挑战”的答案。他由此成为斯诺所言“1938年……唯一认识到日本人战线后方游击队这种惊人发展的重要意义的美国军官”。
除八路军之外，卡尔逊还对新四军作了分析与评估。1940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卡尔逊陪同路易·艾黎（Rewi Alley）视察工合运动情况，短暂访问皖南地区新四军根据地。他认为，新四军驻扎在山区，兵员来自当地；士兵瘦削健壮，尽管食物不足，缺医少药，但制服和装备尽可能保持干净；具有性格恬静、直爽、脾气好等特征；士兵精神状态好，充满着警觉和渴望，“那是在中国少见的”；强调统一战线、军民紧密合作。
综上，卡尔逊对中共军事力量的认识与评价主要有以下几点：中共军队抗日意志坚定，士气高昂，得到民众广泛支持；游击战在袭扰日军、迟滞日军巩固对沦陷区的统治方面灵活有效；中共领导人某些方面的特质与美国人有相似之处。
离开根据地后，卡尔逊积极公开宣传中共抗战，谴责日本侵略，还呼吁美国援助中共，引发日本抗议。尽管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相信卡尔逊的调查充分深入，认为如果得到苏联支持，中共在华北的影响力还将持续增长，而日本将更难消灭中共，也难以充分利用华北的丰富资源，但当时美国孤立主义盛行，军界、政界一些人也对卡尔逊的言论严重不满，罗斯福政府虽认识到援华抑日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行动上颇受掣肘，采取的是制日而非援华行动，更不可能援助中共。卡尔逊虽然让美方初步了解了中共的军事力量，但未能改变美国政府的政策。
二、美军从间接渠道了解中共军事力量的成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因国民党加强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封锁，美国驻华外交及军事系统主要依靠一些去过根据地或与中共军队有过近距离接触的西方人士等间接渠道，获取极为有限的中共军事情报，故相关报告有时相互冲突。珍珠港事变后，在中共的帮助下，一些西方人士从北平经根据地抵达重庆，他们的观察成为美国了解中共信息的重要渠道，相关情报亦丰富起来。
1939年3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向国务院提交关于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报告，信息来源是在晋西南生活了5个月的美国人福斯特（John Foster）。福斯特称，华北地区八路军和游击队共32万人，虽不确定具体的人数比例，但相信八路军3个师的兵力已远超每个师15000人的数额，且中共在尽力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前一周，他还向大使馆报告称，八路军装备较为充足，纪律性强，士气高昂。中共军队士气高是当时各种报告所公认的。
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美方一度对中共军事力量有过错误评估与认识。例如，1939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在给国务院的年度报告中表示，八路军缺少抗日的意愿，避免与日军发生大的战斗、未能在强攻下守住城镇，因此游击战在很多方面是无效的。1940年4月，大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亦报告称，根据线人的情报，鄂东北民众对新四军评价不高，认为他们的表现不比其他游击队好。但更多的报告提到中共坚持抗战，而非国民党抨击的“游而不击”。1940年6月29日，美国驻汉口总领事思派克（Clarence J.Spiker）综合多方信息，在给大使馆和国务院的报告中对新四军给予较高评价。他表示，新四军持续袭击小股日军，破坏交通线，表现出坚决抗战、决不妥协的态度，而国民党军队“对抗战的忠诚并不如此坚定”。他注意到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存在磨擦，但这是由于国民党为维护统治采取限制、敌视中共的政策，对新四军更是多加诽谤和敌对性行动。他称赞新四军以实际行动，使中国民众逐渐理解并接受爱国主义观念，有助于“发展中国人的道德品质”。除坚持抗日活动，新四军还开展镇压土匪、建立学校等活动，善待传教士，受到民众的拥护。齐鲁大学教授劳滕施莱格（S.Lautenschlager）于1940年10月至12月到西北考察，于11月10日进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停留5天。在随后给大使馆的报告中，他高度评价中共在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批评所谓中共“游而不击”的说法来自国民党的污蔑。大使馆评价劳滕施莱格“去延安时保持了开明的观点，他的评论可被视作客观、清楚、公正的”。正因为相信中共坚持抗日，所以美国在皖南事变后才力促国共团结。
美国了解中共军事情报的另外两个途径是苏联和日本。美国档案中有相当部分关于这一时期中共军队的报告，是由国务院远东司将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文件转给驻华大使馆，而驻苏大使馆的文件多来自苏联媒体的报道。例如，1938年10月26日，远东司转同年9月24日驻苏大使馆据9月11日《真理报》有关新四军发展情况的报道。此外，珍珠港事变前，美日两国并未断交，美国海军仍造访上海，与日本有联系，因此部分有关中共军事活动的情报是在与日方交流中获得的。例如，1938年10月8日有关八路军与日军作战情况的情报，部分内容就来自日本官员。
总体而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获取的中共军事情报，犹如隔雾看花，其中虽颇多不实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如出现过朱德取代阎锡山指挥山西军事行动之类的报告，但对中共军队的士气、坚持抗战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贡献评价较高。1942年之后通过更多直接到访根据地的西方人士了解到的信息，美方报告对中共的评价更为系统，相互矛盾的内容逐渐减少，更加明显地注意到中共军事力量的成长。
1943年5月21日，美国战略情报局在英国人林迈可（Michael Lindsay）观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份有关华北游击战的报告。该报告以一系列数据证明中共领导的游击战给日伪军造成了严重伤亡，挫败了日军掠夺华北资源、以战养战的图谋。该报告认为，得益于中共卓越的组织能力，华北民众持续抵抗日本侵略，中共军队能够在艰苦条件下继续坚持，而国民党军队虽然装备更好，但得不到民众支持，也就无法坚持抗战。虽然日军“扫荡”给中共军队造成一些损失与困难，迫使其短暂退出部分地区，但中共军队未被摧毁，反而在军事组织及效率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还发展出地道战等作战手段。该报告强调，评价中共游击战成果时，必须谨记“中共的战术严重受制于弹药的缺乏”，因此中共军队很难消灭较大规模的日军，也无法持续袭击日军工事和交通线，而有关中共“游而不击”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点。如果八路军有充足的武器供应，华北战局会彻底改观，日军将丢失1939年以来的战果，退缩至主要交通线附近，而要维持交通线，日本将不得不大举增加在华北的驻军。
还有一些报告指出了中共坚持抗战的战略意义。1943年10月20日，美国战略情报局根据两位曾在中共根据地生活近两年的英美人士的叙述形成的秘密报告指出，八路军虽缺乏足以摧毁日军工事和交通线的武器，但一直在竭尽所能地袭击日军，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这揭示了此处讨论的游击活动与太平洋地区美国军事问题的关键联系”。该报告断言，只需要美国提供少量军火和顾问等方面的援助，八路军就可以沉重打击华北日军。
不过，美方对中共军事力量的评估仍存在偏差与分歧，特别是关于国共之争的可能结局。1940年底，詹森大使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共必然发生战争，而结果会是国民党的组织和军事力量“远胜分散的、装备不足的共产党”。1943年1月，国务院收到一份“可能是根据埃德加·斯诺和周恩来的谈话”而完成的报告，其中提到“国民政府军队腐败及士兵向共产党军队出售武器，加强了中共军队实力”。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就此征询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E.Gauss）的看法。高斯的答复是：“大使馆所得到的情报并不说明共产党军队的实力有可观的增强”，国共两党的军队各有千秋，国民党军队存在逃跑现象，而中共军队缺乏充足的武器，且因根据地劳动力紧张，士兵还要从事农业生产。高斯还将中共军事力量的成长归因于国民党的失误。1943年2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在高斯系列电报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则是——“中国经济枯竭及中国军队腐化将成为发生内战的因素，而中央政府要在这样的一场内战中取得胜利是困难的”。
越来越多的报告对国民党在内战中获胜持悲观态度。1943年6月24日，戴维斯在一份备忘录中称，根据美国军方估计，八路军兵力约为6万至10万，中共则自称有100多万武装人员，“这一数字或有夸大，系包括游击队和武装农民”。对于国共军事冲突的前景，他预判在国共双方均无外援的情况下，国民党将获胜，“除非到那时中央政府已经由于长期抗日作战力量消耗殆尽和前述的离心倾向使其无能为力”。7月31日，美国战略情报局根据一位从北平经根据地到重庆的美国人观察形成的报告，涵盖了八路军的情报工作、武器、战术、兵役、医疗等方面的信息，并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比较。这位美国人在根据地生活达8个月之久，可自由活动，而非走马观花的考察，因此他的观点被认为可信度极高。报告高度评价八路军的情报工作，认为八路军建立了极其出色的情报组织，渗透到日本占领的所有大城市，甚至还进入伪政权内部，因此能及时获取日伪军行动情报。八路军比较缺乏武器，除兵工厂自造的手榴弹等之外，主要来自战斗中的缴获，因此难以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依靠灵活的游击战，八路军将日军活动范围压缩至主要交通线沿线，收缩于防御工事中。这位美国人认为，尽管八路军物质和身体状况有待改善，但优于国民党军队平均状况，如果发生国共内战，结局将是蒋介石统治的崩溃。战略情报局对此观点未作评价。
11月1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处的报告对中共军事力量有较为系统的介绍，评价很值得玩味。该报告称中共军队“是一支混合型的军事力量，在进攻中，即使能够发挥一点作用，也远不如正规军；尽管训练有素，指挥得当，但装备低劣”，优势主要在于游击战。对于国共军事力量的比较，该报告认为一旦发生冲突，中共能集结的军队远少于国民党，但“考虑到其他各种因素，目前共产党与中央政府力量的对比，相当于1比1”，而国民党政府还能够从盟国手中获得武器装备，因此更具有优势。大使馆不同意这一有关国共军事冲突结果的预测，认为由于中共能够发动农民，且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强烈反对内战，因此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消灭中共的企图，绝非某些国民党人妄想的那样轻而易举。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美国关于中共军事力量的评估，尽管受情报来源的限制，存在很多相互矛盾的内容，但大多根据的是与中共军队有直接接触人士所撰写的报告，对中共军队整体持正面态度，较为积极地评价中共军队抗战的成效，也意识到中共坚持抗战的做法客观上配合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行动。对于中共能否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获胜，美方意见有分歧，但有越来越多的报告倾向于认为国民党无法在国共之争中轻易取胜，甚至有报告认为国民党将在与中共的冲突中失败。这表明美方愈加认识到抗战期间中共军事力量的成长。在此情况下，美国要推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胜利进程，并着眼于战后国际局势，就有必要与中共直接接触，建立官方情报来源，从而制定更加合理有利的对华政策。这正是美方派出延安观察组的内在逻辑。
三、美军延安观察组认可中共军队的辅助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迅速确立国际统一战线方针。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强调中国要坚定站在反法西斯阵营，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八路军和新四军将继续坚持敌后抗战，为夺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同日，中共中央指示要与英美人士坦诚合作。1942年夏，周恩来首次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员访问解放区。
尽管美方通过多种途径对中共军事力量已有一定认识，且不乏较高的评价，但缺少直接接触和交往，自然会影响美方对中共军事力量评估的准确性。正如美国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思（John S.Service）所言：美国缺乏有关中共及其军队的情报，“很难对互相矛盾的报道进行估价，作出深思熟虑的判断”，因此有必要向陕甘宁边区派出外交官，对中共进行长期观察。谢伟思认为，仅支持国民党，忽视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力量，对于美国有关中国事务的决策来说是愚蠢、错误的。美国战略情报局提出应派遣谢伟思等外交官进入根据地，搜集中共与日本关系、心理战等方面情报。卡尔逊也致函罗斯福，表示时机已经成熟，建议派遣像他一样有经验的人前往华北，寻求与中共军队共同作战的机会。戴维斯多次强调，为阻止中共倒向苏联，同时抑制蒋介石发动内战消灭中共的意愿，在中共已表示欢迎的情况下，美国应向根据地派出军事政治观察组，搜集日军情报，并了解中共军队实力，以准确评估中共能为美军作战提供的协助及国共内战的胜负前景。他们的建议得到美国决策层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有了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包瑞德（David D.Barrett）上校为首的美军延安观察组。根据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的命令，观察组除要从中共方面获取日军情报外，还要提交有关中共军队战斗序列、训练情况、作战行动、战争贡献及潜力、提高中共军队战斗力的有效办法等方面的报告。
1944年7月22日，观察组抵达延安，随后几天先后与周恩来、叶剑英、毛泽东、朱德等举行会晤。包瑞德对中共印象良好，称赞中共军事官员“显现出一种我以前在中国从未遇见过的极大的主动精神和有条不紊的计划能力”。考察期间，他建议美国给予中共适当援助，并强调“这不是为了中共本身的利益，而是考虑到他们对战争所具有的潜在的贡献”。包瑞德注意到中共军队士气高昂，但认为难以对中共军事能力作出准确评估，因为中共军队缺乏武器装备，大多进行游击战。不过，由于中共军队所处位置，“任何数量的援助都可立即导致日军的死亡、交通线的破坏和小股守军的俘获”，因此他建议美国援助中共，给予中共军队展示战力的机会，“这不会丧失一个美军士兵的生命。如果结果证明是失败了，我们几乎不会损失什么”。包瑞德了解到中共军队在参谋工作、大兵团后勤保障知识等方面存在不足，但因机动性强、身体素质高、熟悉地形，并得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给予其急需的武器装备，中共军队可立即投入“前线、后方和侧翼的防卫；追击败退之敌或撤退之敌；袭击敌人侧翼；夜袭；骚扰交通线；爆破活动；伏击和突袭；布雷”等作战行动，协助盟军在华军事行动，减少美军伤亡，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包瑞德在80年代的回忆录中亦坚持对中共军队的正面看法，强调八路军是优秀的游击战士，只是在百团大战后，武器装备严重受损，导致无力和日军进行正面作战，“但是我相信，经过一些训练，再装备以适当的美国武器装备，他们也完全能够参加正规的对日作战”。
谢伟思认为广泛发动民众的游击战，是“中国能够有效地进行的唯一一种战争”，但国民党惧怕发动人民群众。因此，关于何应钦等国民党高层对中共“饱含偏见、完全不顾事实的肆无忌惮”的诽谤，他嗤之以鼻，认为何应钦等主要是担心如果中共军事力量广为人知，盟国要求武装中共军队的压力将变大。他还称赞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影响力，尤其是紧密的军民关系、高昂的士气等，对中国民众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
不仅在延安，其他根据地的中共军队也赢得了观察组成员的认可。赴晋察冀根据地访问的观察组秘书兼翻译卢登（Raymond Paul Ludden）表示，中共及其军队深受华北民众支持，“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支持的证据随处可见……不可能再认为这是为了欺骗外国人的道具。在现代中国历史中，这是管理着大片地区的纯粹中国人政权第一次受到人民积极的支持”，根据地“有一种十分显著的，即便最漫不经心的观察也会发现的活力、力量以及与敌人作战的愿望，在国民党的中国这是极难找到的”，中共及其军队无疑是中国“最现实、组织最严密、意志最坚强的群体”。他反复建议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时，必须正视这一点。
中共方面热情接待观察组，有推动双方军事合作的目的，美国方面亦有此意。出于对中共军事潜力的认可及对国民党军队的失望，史迪威提出了向中共军队供应美式武器的建议。1943年9月6日，他首次建议蒋介石向八路军提供武器，令其袭击平汉铁路。他还计划亲赴延安，游说中共承认蒋介石的最高权力，并由他自己指挥中共军队；向中共提供5个师的武器装备，这5个师和其他接受美援的国民党军队享有租借物资上的同等优先分配权。对此，蒋介石极为怵惧，坚决反对，加之与蒋介石矛盾激化，史迪威最后被召回，这一计划未能实施。
1944年12月19日，继任的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的参谋长麦克卢尔（Robert McClure），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提出一份进攻日军的方案，计划在根据地部署空降部队摧毁日军控制的交通线，特别是江南地区的铁路与桥梁，并组织、领导、指挥中共军队进攻日军碉堡，歼灭日军。在此计划中，中共军队的作用除袭击日军工事外，还包括帮助美军修筑机场，充当美军爆破部队的向导及保卫，从机场向外围部队运送物资、爆破器材，侦察日军情报等。他特别向陈诚保证，美方不会允许中共军队利用此次行动，“储备军火或建立军火库，以备日后在内战中使用”，并强调提供给中共军队的武器数量“与委员长控制下的武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麦克卢尔派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国处副处长伯德（Willis H.Bird）与包瑞德一起，同朱德、叶剑英等讨论美军在解放区投入特别部队作战的可行性，计划在得到美国政府批准后，派遣战略情报局部队，协同中共军队，摧毁日军通讯设施、机场、碉堡；为25000名中共军人提供粮食、衣物及全套武器装备，以便其在行动中为美军提供援助与保护；行动目标由魏德迈确定，但具体细节要与中共协商、合作；建立学校，培训中共军队使用美式武器、爆破技术和通讯设备；与八路军合作，建立无线电情报网；向民兵提供至少10万支单发手枪；如有战略需要，魏德迈可得到中共军队的全面合作（1）。
麦克卢尔的计划受到中共的欢迎，但遭到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该计划是要绕过国民党政府及他本人，与中共达成协议，破坏国共和谈。他还表明中共试图通过在华美军与美国政府打交道，“如果共产党这个武装起来的政党得以成功地与美国军队作出这样的安排，那么我们为挽救中国国民政府所做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2）。最终，该计划被放弃。
虽然国民党方面攻击中共对外宣传无孔不入，但中共长期缺乏与美方直接沟通的渠道。由于在敌后坚持抗战、政治严明、受民众支持等特质，中共赢得了美国驻华人员及“中国通”们的认可与敬重。戴维斯赞叹中共及其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得到民众积极、广泛支持的……真正的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3）。伯德主张对于美国向中共提供武器装备一事，“如果美国不批准……是与美国在中国的一切参谋人员的愿望相冲突的”（4）。1944年10月28日，病床上的卡尔逊致函罗斯福，重申对中共军队的信任，建议与中共军队开展联合军事行动，“确信中国共产党军队领导人，较诸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领导者，更值得信赖。在我们开始亚洲大陆军事行动时，他们在使人民同我们合作方面更为有益”（5）。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主管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明确指出，“大家都承认，中国共产党能够最有效地使用数量有限的武器弹药和爆破物资”（6）。1945年3月1日，范宣德在一份备忘录中重申这一主张，“访问中共控制区的美国文武官员似乎都认为，只要给他们提供军需品，中共部队不但有助于美军的登陆行动，而且有助于华北的抗日行动，特别是在切断交通线方面”，建议应做好准备，在美军军事行动得到中共军队合作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武器弹药”（7）。美国驻华大使馆代办艾切森（George Jr.Atcheson）建议，由罗斯福直接向蒋介石提出美军与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军事上的需要要求我们向共产党及其他能帮助抗日战争的有关组织提供物资并与之合作……我们将采取直接的步骤完成这一目标”（8）。这些建议是基于盟军在中国沿海登陆，进而发动对日军的进攻的设想。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官员庄莱德（Everett F.Drumright）强调，盟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时，“与可能在该地区出现的中共和其他非国民党军队进行合作并给予他们援助是很有必要的”（9）。
然而，在卡尔逊、谢伟思、戴维斯等所有夸赞并建议援助中共军队的报告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均将中共军队定位为一支擅长游击战的军队，或者说就是一支优秀的游击队，“类似于美国的民兵和英国的地方部队”，对美国的价值仅限于辅助性质。在美军与日军鏖战于太平洋战场时，中共的作用在于坚持游击战，将大量日军牵制在华北等地区，从战略上减轻美军的压力。在美军对日军发动进攻的最后阶段，中共的作用在于其所控制的沿海地区，能够为美军登陆作战提供协助。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在与其子小罗斯福（Elliott Roosevelt）的谈话中就表示，自己清楚中共军队掌握了相当多对美国实行登陆作战有重要意义的沿海地区，不相信蒋介石所谓中共不抗日的言论，因为“我们了解的情况全然不同”。这表明他注意到了美国驻华机构和人员有关中共军队抗战情况的报告。
四、结 语
自卡尔逊访问根据地至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全民族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共军事力量的评估，主要着眼于两点：一是中共军队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及潜在的作用；二是国共两党军队在内战中胜负的前景。对于第一点，尽管存在互相矛盾的报告，但总体而言，美方了解到中共军队完全不是国民党指责的“游而不击”的军队，反而是士气最高、抗日意志最坚定、最受民众支持的中国军队，甚至有“中国通”意识到中共领导的军队是中国人民的军队，尽管缺乏武器装备，在参谋及后勤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但通过游击战，中共军队牵制了大量日军，间接支持了太平洋战场的美军。部分美方人员更是深信只要有充足武器，中共军队就能对日军造成沉重打击。对于第二点，相当多的报告认为国民党无法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消灭中共。正是出于对中共及其军队相较于国民党政权和军队的现实及潜在优势的认知，戴维斯提出，“我们一定不能无限制地为一个已在政治上破了产的政权打保票……我们必须做坚决的努力去从政治上赢得中国共产党，而不让他们完全地投向俄国人”，因此必须推动成立国共联合政府，与中共军队进行大规模军事合作。即便国共和谈不能成功，美国也要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因为“中国的权力正处于从蒋向共产党转移的边缘……随着权力的转移，以共产党的力量和精力，他们将会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和最富建设性的联合力量”。
但美方对中共军队的游击队定位，普遍存在于战时的各种报告中，一些报告甚至直接将中共军队称为游击队。“中国通”在评估中共军事力量时，亦将中共军队视作游击队，因此即使建议美国给予一些援助，也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国民党，“除了考虑能否利用共产党部队让他们继续起到他们目前所能起的作用（即作为一支游击队），并考虑只为他们提供他们可以有效地用来发挥游击部队作用的物资，比如爆破器材和所缴获日军的轻武器，我们没有考虑更多的东西”。
既然连这些称赞中共的报告都对中共军队作游击队、非正规军之类的定位，在研判国共之争的前景时，注意区分两党得到援助的情况，对于中共军队的成长与发展缺乏足够的心理预期，不相信中共军队能够打败得到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军队，美国外交及战略决策者自然很容易得出结论，如果美国支援国民党，国民党就能够赢得对中共的胜利，因此美国并没有与中共打交道的迫切需要。在美军原定的登陆作战计划中，中共军队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但如果有直接联合作战的机会，美军将对中共军队有更多的认知和更加准确的评估，两军也有机会建立密切关系。美国调整了对日作战的战略，放弃从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计划后，就错失了与中共军队携手作战的机会，中共军队对美国的价值亦急遽降低。为了拉拢国民党政权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美国毫无负担地在1945年4月之后坚定地走上了扶持国民党政权的道路。直到数年之后，美国政府与军队才对中共军事力量有了切身体会，只是彼时两军已成为战场上的对手。
（作者简介：吴文浩，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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