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深刻批判了19世纪中叶颇具影响的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创始人亨利·查尔斯·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关于自由贸易的狭隘认知。此前一度被马克思称为“北美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的凯里，却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定性为永恒“自然规律”及“理性规律”，否认李嘉图（David Ricardo）所揭示的英国及其他地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现实矛盾。但是，现实终究会让他明白：“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生的优美与和谐的，归根到底是贸易。再前进一步，他也许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无论凯里对自由贸易支持与否，但资本逻辑下的贸易活动，迟早会成为资本主义反噬自身的“内爆源”。可见，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批判一方面关涉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映射政治哲学。
事实上，自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至今，自由贸易的展开方式及实现程度问题就始终存在，而且愈发复杂化、充斥变量。当前，随着世界经济仍处“U形”而非“V形”平台期，以单边国家利益为直接诉求的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明显抬头，而作为推动商品或生产要素互联互通和高效配置的自由贸易，却受到较为罕见的冲击挑战。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于2022年12月发布的《第30期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G20成员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普遍制定偏向本国产业的保护性政策，但当属美国最为典型，2009年制定歧视性干预贸易措施665项，2022年却跃增到8428项，增长幅度高达1167.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4月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认为，随着世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包括更高贸易壁垒和制裁等在内的国际贸易碎片化风险，正在被提升。中国商务部2023年8月发布的《美国履行世贸组织规则义务情况报告》指出，自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始终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外采取一系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对各主要贸易伙伴频频出手，扰乱全球经贸格局。美国已由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创立者和主要受益者，退化为单边主义推动者和保护主义实施者。
此时，就有必要省察一个攸关问题：既然自由贸易及保护主义的周期性泛起，并非什么新现象，但为何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近几年，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却异常强烈甚至歇斯底里、超越文明底线地大搞以自身为中心的“脱钩断链”“平行体系”“小院高墙”？一方面，这恐怕与美国当局的狭隘国家利益观、时代发展观相关；但另一方面，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更与以美国为象征的资本主义制度正遭受的经济失调、政治失灵、社会失能、生态失序等系统性困境有关。同时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让他们普遍感受到的资本主义制度困境更加具象，进而引发其诸如对外极限施压式的“战略焦虑”“制度无奈”。
鉴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文献中关于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批判的价值和意义，从来都不局限于贸易问题本身，而是把握资本主义发展和进阶趋势的“病理”入口。这对我们把握百年变局仍在加速演进下的资本主义新动向新特征，具有铿锵鲜明的镜鉴价值，尽管相比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如今的资本主义时空境遇和贸易形态一直在变，但毕竟变的只是外在样态、不变的却是制度内核。
二、“自由贸易”隐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新样态
关于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一旦经济关系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英国式的关系时，凯里就看到了这种经济关系的矛盾。而仅仅想象和谐的巴师夏，只是在法国的尽头，并且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民族分立的组成部分摆脱了国家监督而相互竞争的地方，才开始看到和谐的实现。不过，他的这一最终的和谐本身——同时也是他所有以前想象的和谐的前提——无非又是一个要借助自由贸易的立法来实现的要求。”尽管分别作为保护关税派和自由贸易派代表的凯里与巴师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在贸易问题上观点有别，但都属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及阶级调和论阵营，均试图否认资本主义贸易所隐含的经济危机。时至今日，以“自由贸易”之名大行保护主义之实的逆全球化行径，在一些欧美大国带动下愈演愈烈。这背后映射的同样是资本主义绕不开的经济危机痼疾，只不过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展露出新样态。
1．“自由贸易”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脱实向虚”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也是最早废除以谷物法为代表的保护关税制度、推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欧洲国家。19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尽管充斥着虚假和伪善，但总体上仍是以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能力为前提的。但在资本逻辑浸染的当今境遇下，一些欧美国家采取虚假“自由贸易”的背后，实则映射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问题。
第一，“自由贸易”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写道：“自由贸易已经无计可施了；甚至曼彻斯特对自己这个昔日的经济福音也发生了怀疑。迅速发展的外国工业，到处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生产，不仅在受关税保护的市场上，而且在中立市场上，甚至在英吉利海峡的此岸都是这样。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1825～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持续的和慢性的萧条的绝望泥潭。”英国在废除保护关税制度后，仍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乏力及市场危机。当然，这倒不是自由贸易本身的问题，而是虚假“自由贸易”逃不脱的命门。当今时代，一个值得注意和警惕的现象是：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带头奉行保护主义，大搞合纵连横、党同伐异的价值观外交，对任何可能与其构成竞争的国家恣意打压制裁；但另一方面，却又“贼喊捉贼”地高擎基于所谓“规则”的自由贸易，对他国进行无理无端围堵打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悖论性现象，表面看在于“自由贸易”背后的双重标准，实应归咎于其经济发展的内源问题。美国为何动辄对他国进行极限施压，滥用出口管制条例、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恣意把他国机构和实体列入管制清单？这在根源上，是其自身的经济结构紊乱失序，试图“内病外治”、转移矛盾。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产业空心化趋势，并没有停止，反而愈加严重。可以说，它从二战后长期的自由贸易主要推动者已经退化为显性阻碍者。这恰恰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自由贸易”背后的有效生产不足。
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核心主张，“由国家把工业等作为大多数人的生活来源加以保护，以免遭受外来的竞争等等”。这不仅透射出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虚伪特质，也映射出资本主义有效生产的匮乏。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表面上言必称“自由贸易”，实质上则大肆推行保护主义甚至狭隘民族主义。这种“自由贸易”，反映出其国内有效生产不足特别是制造业不振问题。近些年，美国政府一直在极力倡导“美国优先”政策，试图通过税收补贴、产业政策甚至地缘手段，来实现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主要指大型跨国公司将制造业投资和生产从海外向国内转移的一种现象。它们之所以不惜违背市场规律和经贸规则来人为割裂长期形成的产供链，正是因为自身的生产业态出了问题、难以有效运转，而又企图重构本土化、近岸化、友岸化的价值链体系。归根结底，虚假“自由贸易”的背后，映射出它们自身的有效生产不足，既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多元需求，但又不愿意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对其出口规模的增长。
第三，“自由贸易”背后的产业空心化。
自由贸易在应然意义上是一种资源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方式，属于合作共赢、互惠互利之举。当一个国家从基于多边主义的自由贸易转向单边主义的虚假“自由贸易”之时，往往是自身在全球或地区经贸竞争中的地位下行之时。回顾二战后的国际经贸史，可以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过去长期在产供链中处于“执牛耳”的头部地位，所以它们一度是自由贸易的重要旗手。而在百年变局下的今天，它们普遍转向了“内顾”的逆全球化邪路。究其根源，并不在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所带来的直接竞争，而在于西方发达经济体自身普遍存在的产业空心化。自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它们为了实现生产资源本地化和环境成本外部化，纷纷向发展中国家搞起了产业梯度转移，把所谓的低科技含量产业腾挪出去，而把高附加值产业特别是金融业留在本土，这本来也符合产业发展的梯度规律。但长此以往，在逐利最大化的资本逻辑驱使下，以低利润率制造业为内核的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地位及比例大大降低，甚至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产业明显超过物质生产部分的比重，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严重失衡。面对这个源于自身产业结构的尴尬境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非反躬自省、反求诸己，而是归咎于全球经贸结构的失衡，甚至叫嚣经济全球化应对此“埋单”。为了急于改变这种局面，它们往往一边极力谴责他国的所谓不正当竞争，另一边自身却大搞损人肥己、以邻为壑的伪自由贸易。殊不知，产业空心化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驱使下的制造业利润率下降，是产业资本跨部门或跨区域转移的结果。虚假“自由贸易”背后的产业空心化问题，跃然纸上。
2．“自由贸易”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政治化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明确反对经贸问题政治化，“贸易并不因贸易特权的取消而被取消，相反，它只有通过自由贸易才获得真正的实现”。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受到资本逻辑的牵引和羁绊，具有试图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制度惯性。时至今日，“自由贸易”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不但没有褪色弱化，反而愈加严重，只不过时常打着“合理合法”的道义幌子来伪装。
第一，“自由贸易”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
“各民族的联合和兄弟联盟，这是目前一切派别，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的一句口头禅。的确，现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这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只是一种“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意识形态工具。历史发展到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作为曾经的自由贸易旗手，如今却大踏步走向自由贸易的对立面，蓄意把正常的经贸纷争和发展阶段差异所致的贸易逆差，进行政治操弄和阵营对抗，恣意意识形态化，进而误导全球舆论，刻意打造“中国威胁论”的虚假幻象。近年来，美国政府不惜挑起贸易战、金融战、信息战、舆论战来全方位围堵中国，大搞所谓的价值观联盟对中国极限施压。事实上，任何敢于直面问题的有识之士不难明白，美国所遭到的发展困境，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壮大并没有直接关联，反而与其自身长期依靠美元收割全球“铸币税”的过度金融化息息相关。对此，美国政府及政治精英也并非不明白，只不过是在甩锅嫁祸给中国，把中国建构成可以背书的“替罪羊”，这是“自由贸易”背后隐遁着的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政治化暗影。
第二，“自由贸易”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武器化。
马克思曾在《鸦片贸易史》中直戳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的本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时至今日，尽管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形态载体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这一通过各种手段把经济问题武器化进而达成垄断的本质并未改变。全球经贸问题上的诸多乱象，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一些西方大国不遵守真正的多边主义所致。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国屡次以国家安全为名，严控甚至严禁一些中国企业特别是诸如华为之类的高科技企业准入其市场，甚至在国际市场上也借助美元霸权和科技壁垒进行长臂管辖。据多家外媒爆料，美国政府已停止向本国企业发放向华为出口产品的供货许可证，正考虑切断美国供应商与中国华为公司之间的所有联系，禁止英特尔和高通等公司向华为提供任何产品。可以说，我们已对这种“极限打法”见怪不怪，美国政府企图把两国间正常的产业分工协作进行人为隔断阻断，不断想方设法把符合市场规律和各自资源禀赋的正常经贸往来武器化。这种做法，尽管在短期内的确能够遏制新兴经济体的相关产业行业发展速度，但也阻碍了全球科技创新进程，最终必将反噬资本主义制度自身。
3．“自由贸易”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竞争优势弱化
尽管在19世纪中期，“自由贸易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但当时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对待自由贸易的真实态度，均是“权宜之计”。它们总是在自身处于产业链供应链的有利竞争地位时，就高擎自由贸易大旗；反之，则大搞虚假“自由贸易”。当前，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行基于自身“规则”的虚假“自由贸易”，表面上察之是由于它们贸易结构和产业政策的调整所致，实质上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竞争优势弱化的一种保守趋向和消极反应。近年来，作为资本主义强国的美国在国际上到处“退圈”“毁约”“引战”，这与它自身应有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形象很不相称。就拿对中国持续发动并实施的“贸易战”为例，美国政府粗鲁简单地把美国制造业萎靡不振和就业形势严峻，归结为中国的贸易顺差特别是所谓产业政策的“恶性”竞争。事实上，理解所谓的贸易失衡失序及就业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中国贸易冲击”，而是要客观评估贸易成本和消费生产等不同类因素对贸易和就业的作用差异，还要基于多边贸易和价值链分工宏观背景，合理考察不同因素对两国的实际影响。不管美国政府如何寻找说辞、甩锅推责，但确证的事实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创新力、发展力和持续力等经济竞争优势，正下降转弱，毕竟其在自由贸易问题上急剧转变所蕴含的“大国不自信”已作出鲜活注脚。
三、“自由贸易”折射资本主义制度新困境
在19世纪中期，谷物法的废除被资产阶级奉为英国经济史上的划时代事件。马克思则反讽道：“自由贸易被宣布为立法的指路明灯！一句话，千年王国出现了。”显然，资产阶级推行“自由贸易”只是假象，旨在通过缓和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进而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沉疴痼疾。时至今日，“自由贸易”仍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标榜的道义旗号，但这不仅意味着其对外经济交往的虚假伪善，而且预示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困境。当前，一些西方大国之所以在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一边嘴上高喊“自由贸易”而行动上却逆时代潮流而动、大搞逆全球化行径，正是因为它自身深陷进退维谷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
1．“自由贸易”背后的资本主义再工业化困境
19世纪中期以后，“自由贸易”的口号曾风靡欧洲，尤其得到工业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毕竟商品流通相比过去变得越便捷，就越利于利润达成。显然，尽管资产阶级也深谙“没有一个大民族能够没有自己的工业而生存下去”，但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肇始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业化矛盾。
第一，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背后“去工业化”及“再工业化”悖论。
“耶稣基督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耶稣基督！”，在马克思那里，这只是自由贸易派的意识形态话语，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对于自由贸易还是保护关税制度都并不“虔诚”，二者都是达成目的之手段。当时，一些欧洲国家不但通过虚假“自由贸易”即事实上的保护关税制度及工业出口补贴来掠夺本国人民，而且“还要用暴力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摧毁了爱尔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旨在永葆“自由贸易”的工业优势。这说明，虚假“自由贸易”的背后蕴含着资本主义工业能力及历史限度问题，毕竟如同英国“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唯一的伟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欧洲到美洲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进入增长“停滞”状态。这些国家的资本集团考虑到经济增长乏力及综合成本上升所致的利润率下降，就不约而同地开启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至亚非拉国家的大规模“去工业化”进程。这种试图把核心技术留在本土，把资源能源、劳动力和污染排放置于域外的做法，的确在当时起到了立竿见影效果。但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过度“去工业化”所肇始的实体经济衰退，却引爆了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困扰，西方国家纷纷重拾“再工业化”，尽管成效甚微。可见，无论是“去工业化”还是“再工业化”，都是资本主义制度试图保障资本逐利的权宜之计。正因为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在全球产供链上保持长期优势，总是基于自身的“帮规家法”来推行虚假“自由贸易”，但问题是，贸易只是商品或生产要素流通的管道媒介，“病灶”的根源仍在于自身的工业结构及竞争实力。
第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无法化解“再工业化”的痼疾困境。
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资本逻辑下的“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但它只是损人肥己的狭隘手段，并不是真正为了实现互联互通、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在百年变局叠加交织诸种不确定难预料的复杂因素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大搞虚假“自由贸易”，恣意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和滥用进出口管制条例，企图在短期内提振实体经济特别是“撂荒”已久的制造业。这种“再工业化”战略，尽管看起来雄心壮志、未来可期，但却是难以实现的迷梦。就美国而言，它长期地去工业化和加速服务业发展政策，破坏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构造，导致工业衰落，后来奥巴马及特朗普推行“再工业化”也无济于事。当然，原因并非技术层面，而在于内源性的制度。在美国GDP构成中，金融、保险、证券、信托等虚拟经济部门所创造的价值占比较高，而随着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显现，制造业在国民经济格局中的比例日趋下行。尽管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基座价值，着手聚焦“再工业化”的国家行动。然而，这些行动仍是口号大于实质，只是应付国内党争的需要，并不能真正解决实体经济振兴的本源问题。所以，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为了使自身制造业重振旗鼓、增强所谓“去风险”能力，大搞产业链供应链联盟，试图在操控经贸话语权中重建工业壁垒，但近几年事实已经证明，这样做不仅损人不利己，而且根本难以实现。毕竟，任何人为悖逆市场规律和资源禀赋的保护主义做法，都是一时之策而非长久之计。
2．“自由贸易”背后的资本主义再民主化困境
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论者的信条是“在一个存在着对抗利益的社会里，人人追逐私利，就会促进公共福利”，马克思则用1864年爱尔兰亚麻工业及打麻工厂高发频发的伤亡事故进行批驳及证伪。而且，当时自由贸易派倾向使用经贸手段来转移和缓解阶级矛盾，对此马克思直言不讳，“如果说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也能促成什么友爱，那么，这种友爱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虚假“自由贸易”以资本逐利而非人民福祉为中心，这成为资本主义民主困境的重要动因。今天，尽管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形态、环境、结构及媒介，均生发深刻变化，但其背后所隐匿的资本主义再民主化困境却依然存在，只不过变得更加复杂难解。
第一，“自由贸易”背后的资本主义再民主化话语。
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似乎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领域，然而其背后则蕴含着幽深的政治问题线索。近年来，基于真正的多边主义的经贸环境日趋下探恶化。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贸问题上只愿索取而罔顾贡献。它们偏执地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是全球化及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而自身却是最大的贡献者及受害方，因此主张两大诉求：一是在国际范围内推动由它们定义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抛弃所谓不公平不对等的贸易体系，旨在解构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显然，推进所谓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只是任由它们包装打扮并恣意使用的国际政治话术。二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在针对贸易逆差问题上的政党政治民主化。近些年随着在国际经贸竞争中的地位转弱，向来习惯自诩为“灯塔之国”的美国，滋生了不适应感甚至“焦虑症”，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容易借助经贸问题来相互倾轧、指摘对方政策失利所致的国家利益受损。事实上，尽管美国的经贸问题，是由自身产业结构及金融体系等因素耦合的结果，但其国内的政治阵营就会借机点燃大众检视民主体系的“激情”。资本主义民主旨在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所以每当在对外经贸问题上一旦出现守势，美国国内政党及政客就会掀起民主质量的大讨论大反思，泛滥成波涛汹涌的民粹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
第二，“自由贸易”背后的资本主义再民主化难题。
在马克思看来，当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竞争，不仅是经济利益和资源禀赋的较量比拼，而且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话语权博弈。当时英国的设想是，凭借工业革命先发优势和民主治理体系，把其他国家打造成为其工业区服务的“农业区”。如今，一些西方国家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悖论式态度，恰恰映射了资本主义再民主化的困境难题。资本主义民主，说到底是为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服务的，这种民主具有特定的“定义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恩格斯还说：“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制度的问题，完全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资本主义民主主要由资本逻辑来宰制，虽然资本主义扩张和控制世界的手段有所改变，但其追求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并未改变。这意味着，民主的组织形式及实现机制是对资本利益的复刻。可见，资产阶级对待自由贸易的态度并不真诚，当自身处在国际竞争优势地位时，它们就站在道义高度上倡导自由贸易，否则就大搞虚假“自由贸易”。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说到底只是资本的自由，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从来都是以“手电筒只照别人而不照自己”的虚伪态度，来双重标准地看待自由贸易议题，一旦自身的经贸话语权转弱，就势必露出强权霸权政治的狰狞面目。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是在它们彼此之间，对待自由贸易的这一矛盾态度始终存在，也恰恰预示着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本性。
四、“自由贸易”隐含资本主义演进新趋势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用凯里和巴师夏关于自由贸易的观点实例，说明庸俗经济学家“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阐释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区别，批驳他们罔顾经济条件和民族环境而鼓吹的阶级矛盾调和论，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对立，他们这种妄想，真是令人难以理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为显著”。在当今变乱交织的世界境遇下，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正呈现出一些新形势新特点，这对我们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发展演进新趋势，具有重要价值启迪和方法论镜鉴意义。
1．“自由贸易”背后资本主义的机会主义倾向愈发显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反讽道：“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人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是资本逻辑在更大时空范围内铺陈和延展的通道，蕴含着典型机会主义倾向。如今，这种倾向叠加交织百年变局，呈现得更为显性。
第一，把“自由贸易”扭曲为遏制他国的话语工具。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商业化的人道”大肆泛滥，而“滥用道德以实现不道德的意图的伪善方式就是自由贸易体系引以自豪的东西。伪君子叫道：难道我们没有打倒垄断的野蛮吗？难道我们没有把文明带往世界上遥远的地方吗？难道我们没有使各民族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并减少了战争次数吗？”质言之，“自由贸易”只是一种权宜性话术。资本主义向来如此，它是一种以资本逻辑为圭臬的机会主义制度，资本增殖和逐利最大化才是价值导向，至于实行自由贸易还是保护关税制度，则是由资本利益来裁定。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宣称秉持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实质上遵循和奉行的只是美式规则，而非从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世界市场秩序出发的道义规则。近期，为了全方位围堵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美国胁迫掌握全球高端芯片制造关键技术的荷兰选边站队，参与对华遏制。显然，这种做法已经严重亵渎自由贸易的真谛，是对公平竞争原则的彻底背离和粗暴践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稳定可持续的关键风险源。由此可见，在美国零和博弈乃至新冷战认知中，自由贸易的规则和要义，可以被恣意裁剪和“打扮”，毕竟在其国家意识形态深处，“自由贸易”已经嬗变为“廉价有效”的话语工具。
第二，把“自由贸易”异化成经济博弈工具。
马克思曾多次批判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工具理性，“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近些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待全球经贸问题上，愈发具有随意性、无理性，站到了自己曾经倡导的自由贸易对立面。每当自身处于全球价值链主导地位时，它们就会蓄意曲解自由贸易的原则要义，强势要求他国完全开放市场以准入；而一旦处于守势或劣势时，就“自觉”地对外国产品和企业设置准入壁垒、竞争门槛，既可通过传统的加征关税手段，也惯用绿色壁垒和技术规制等隐性方式。说到底，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话语权，并不是一种对等对称的经济交往共识原则，而是一种强权霸权的经济政治干预。这种把经济竞争“非经济化”的做法，恰恰契合了资本逻辑的本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资本的投机性和趋利性，正是虚假“自由贸易”异化并沦为资本主义经济博弈工具的底层逻辑。
第三，把“自由贸易”蜕变为权宜性国际政治策略。
马克思说：“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具有鲜明的国际政治对垒属性，契合资本逻辑的内在惯性。例如，美国时常基于虚假“自由贸易”规则，强烈反对别国使用产业政策，然而它自身却是世界上较早较多运用产业政策的国家。美国产业政策虽然不像东亚产业政策那样备受瞩目，但却足够独特，可称之为“美国之谜”。当别国为了民族工业发展而适时启动激励性产业政策时，它就高喊“自由贸易”；当自身出于竞争需要而实行保护性产业政策时，它就装聋作哑、“闷声发大财”。美国已经把“自由贸易”投机用作国际博弈的手段。近年来，它发起的单边制裁越来越多，长臂越伸越长，为了维护自身霸权，不顾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肆意损害别国利益。有鉴于此，自由贸易已经被一些资本主义大国严重泛化及滥用，成为其在国际上横行霸道、收割私利的国际政治手段，严重偏离了互通有无的经贸问题本身。
2．“自由贸易”背后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动机愈发膨胀
马克思直指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利己主义本质，“自由贸易，如果把废除国际贸易的限制撇开不说，不外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及其规律的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而毫不顾及生产当事人，毫不顾及外在于资本发展的规律和条件的各种考虑，不管这些考虑是民族的，人道的或其他什么样的”。这种贸易只是助力资本意志在更大时空实现的工具。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自由贸易问题上的浓厚利己主义，大有成为资本主义对外交往底色之倾向。
第一，“自由贸易”背后资本主义利己主义的主要表现。
马克思曾剖析过自由贸易在19世纪中期风靡一时的动因，即废除以谷物法为代表的保护关税制度，恰恰契合工业资产阶级实现原料进口及工业出口双重诉求，并非真正为了降低工人和农民的食品成本。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利己主义本质，可略见一斑。就拿美国而言，它单方面挑起与中国甚至作为其传统盟友的德国、法国在贸易、金融和科技等诸多领域的纷争博弈，大搞歧视他国产品、滥用国家安全审查、扭曲市场竞争、使用大量非关税壁垒、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保护主义行为。这些行为的背后，正是典型的利己主义。为何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假假惺惺？正是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把一国私利当作第一甚至唯一事项，把单边发展凌驾于他国的正常发展之上，蓄意建构你死我活、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价值体系。可以讲，虚假“自由贸易”背后的狭隘利己主义，是一种短视过度的民族主义，没有把一国国家利益与站位更高的全球共同利益进行联动考量，只是武断地把自己的“利”和“得”单向度地建构在别国“损”和“失”之上。
第二，“自由贸易”背后资本主义利己主义的问题实质。
马克思曾批判过自由贸易派笼统地脱离生产关系而用交换关系来说明收入高低的片面做法，“像和谐的自由贸易派所做的那样，把这些比较复杂的形式化为简单的交换关系，是荒谬的。如果从简单交换的观点出发，并且把积累看作单纯货币（交换价值）的积累，那么，资本的利润和收入是不可能的”。恩格斯也说：“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近年来，美国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出尔反尔、变幻无常，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日趋强化的利己主义态度。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当局，尽管二者在国内党争上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是在对外问题上特别是针对打压中国议题上，却达成非同寻常的默契和一致。他们嘴上挂着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但心里和实际做的全是利己主义的“生意”。无论是倡导制造业回流本土、雇美国人、买美国货，还是推行“美国优先”的霸权霸道政策，暴露出的都是美国虚假的国家信用和道义权威，让其利己主义本质昭告天下。在“自由贸易”的利己主义问题上，美国并没有对其传统盟友诸如欧洲和日本高抬贵手、网开一面，无论是制定遭到欧洲反对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还是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都是最好的佐证和诠释。当前，尽管全球经济在失衡失速失控的边沿徘徊，美国仍顽固坚持精致的经济利己主义。虚假“自由贸易”背后的利己主义，屡次把自由贸易的规则和秩序打翻，似乎“规则”和“秩序”只是用来规制别人的“鞭子”和“锤子”，而自身应该成为“鞭子”和“锤子”的主人。
3．“自由贸易”背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路径愈发分化
马克思曾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专门剖析了英国租地农场主约·阿巴思诺特（John Arbuthnot）著作《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倡导自由贸易背后的自由主义根源。“这位租地农场主在其著作《[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中代表双重意义上的自由贸易理论。一方面，自由输入和输出。另一方面，‘市场上的充分自由：对商品出售的任何限制，都是贸易的障碍，因而必然提高商品的价格。’同时，资本的这种绝对自由的运动是和它特有的内在规律相一致的，对劳动人口表现得最为残酷无情，劳动人口只属于资本的‘非生产费用’项目。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还没有为自己造成自由发展的一切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是绝对依赖于资本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资本就调整并干预一切，直到使上述条件完全适合于自己为止”。资本主义自由背后蕴含着受资本逻辑牵引的自由主义倾向。时至今日，尽管虚假“自由贸易”背后的自由主义本质并未改变，但其路径却走向分化。
近几年，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愈发成为一种投机策略、倾轧工具和排他性手段，一切都围绕逐利最大化目标布局和展开。以美国为例，它为何在围堵打压中国正常发展壮大上穷兵黩武、不遗余力，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势力占了上风，错误地把中国视作不能共处的战略对手，导致无论政治氛围、经济政策还是科技战略、外交策略，一切均以与中国对抗博弈、阻滞中国发展为基调。说穿了，它不能以平常心态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进步，主动卷起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竭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使敌对情绪普遍化，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每一个人具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利益而互相吞噬的凶猛野兽——竞争者不是凶猛野兽又是什么呢？”这正是虚假“自由贸易”下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后果。
总的而言，每当资本主义国家顺风顺水时，它就以极其严苛甚至超越发展阶段的“从实力地位出发”态度，要求其他国家完全开放市场、实现所谓的自由流通和自由竞争。相反，每当自身在价值链特别是创新链上处于守势地位时，其态度就发生急剧转变，在大肆要求别国放开市场的同时，而自身却采取单边主义做法，遵循所谓的“例外主义”。可见，“自由贸易”的展开，并非基于不同经济体资源禀赋及竞争优势的自然呈现，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狭隘利益的集中彰显。此时，它沦为了某些特定国家任性使用的“尺子”，这也是当今新自由主义发展演进的新动向新特点。尽管新自由主义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广受质疑和批评，但其在西方国家的主流地位并没有随之终结。近几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保护主义做法，在国际舆论上很难真正得到支持，它们自身也深谙此理。虽然美国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逆全球化行径之实，但在明面上，它还依然声称自身支持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在这种“既做坏事又立牌坊”的矛盾心态下，它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粉饰改装、扩容升级，愈发把新自由主义主张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地区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科技发展国际合作、文化交流等勾连起来。它企图把新自由主义由显性输出嬗变为隐性植入，通过所谓不涉政治的经贸方式，在全球各地进行传导和推行。因此，虚假“自由贸易”加持下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仍在以各种变体变种的隐匿方式在世界各地传播和渗透，毕竟其披上了助推经济全球化及多边主义的“合法合理”之外衣。
五、结语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批判，只是他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理的入口切口，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言：“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这一批判具有鲜明问题靶向，使他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历史作用的二重性即把“资本矛盾”传导至全球的负效应和在驱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加速革命”的正效能。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恩格斯补充说，这种贸易是“最迅速地使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所必需的条件得以造成的经济培养基——由于这个原因，而且只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才宣布赞成自由贸易”。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批判，始于经济问题但又不止于经济领域、始于批判但决不停留在批判，而是站在人类解放和制度进阶视野上，“由此出发”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源矛盾及演进趋势。这有助于我们“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马克思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批判对把握资本主义新动向的当代价值，恰在此处。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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