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是广泛的语言现象，指一种语言上的修辞格。它借助符号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相似关系，将某一对象的诸方面“传送”或“转换”到另一对象上，从而实现符号意义的转移。马克思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运用了精湛的隐喻手法，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对机器本质的揭示上。机器是马克思诊断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切入点，在他看来，机器首先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是为满足人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当机器作为生产资料进入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后，它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并随着机器的改良和自动体系的发展，集聚大量工人，推动生产分工。分工的出现导致工人在生产中被贬低为机器，沦为机器的附庸，可以被随时替代。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和替代，使大量工人失业，引发了工人的罢工和反抗。面对工人的抗争活动，资本家并不打算满足工人的诉求，而是致力于发明和应用新机器，进一步挤压工人的生存空间，使工人束手就擒。马克思通过“器官”“竞争者”和“武器”三个隐喻，不仅阐明了机器的本质含义，而且揭示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机器异化现象，传递了消除机器异化，使机器复归于其本质的诉求。当前，人工智能方兴未艾，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进入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之中，在引起社会生活巨大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智能机器的盲目崇拜和恐惧。因此，从马克思关于机器的隐喻中汲取人机和谐智慧，深入探讨机器的本质及其应对之道，有助于让智能机器更好地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器官”：人的身体的延伸
机器作为一种人工物，是以人的实践为中介的对象化存在。马克思指出，机器“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由此可见，机器是人创造出来的，旨在让自然界顺从人的意志的工具。这就决定了机器的对象包括自然界与人本身。把机器比喻为“人的意志的器官”和“人脑的器官”，表明了机器不是一种天然之物，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这就体现出机器作为人的身体延伸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机器是人的劳动的产物，是认识自然界和改造自然界的手段；另一方面，机器作为科学知识的体现与应用，受到人的智力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进行改造。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命活动离不开自然界，必须不断地同自然界之间发生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作为人的感性外部世界，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生存是人从事其他各项实践活动的根本前提，为了生存，人首先要进行满足衣、食、住、穿等基本需要的生产活动。这些基本需要驱使人同自然界发生关联，从自然界中获取其所必需的物质资料。起初，人通过运动臂、腿、头、手等自然器官，与自然界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在对自身生存有用的形式方面占有自然物质，这和其他动物依靠自然界生存没有本质区别。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除了具有“自然性”之外，还具有“创造性”，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受限于身体的自然力量，为了从自然界中获取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人开始创造并使用工具，以延长自然肢体并借此控制自然界。这样一来，需要的满足推动着工具的发明、制造和使用，使生产能力得到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又带来了新的需要，呼唤着新的工具，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着社会进步。
为了充分占有自然界，生产工具也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变革过程，即从石器、铜器、铁器等工具到机器体系的形态变化。受资本力量的统摄，科学的技术化进程逐步加快，抽象的自然科学理论被迅速转化为具体的、可以直接改造和控制自然界的工业实践技术。在工业实践中，自然科学理论与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实现了融合，提升了人征服自然的能力。在工业发展到较高阶段时，机器完全成为工业资本力量所掌控的先进工具体系，能够按照人的目的和需要，通过发挥其物理和化学属性，不断占有、驾驭和利用自然力，将自然力转化为大工业的生产要素。马克思指出：“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通过使用机器进行工业化生产，人对自然的驾驭和控制能力不断提升，自然日益转化为人化自然。正是在此意义上，机器成为人与自然界发生联系的中介，通过把外在的自然界引入生产领域，使人凭借自由意志来驾驭自然界，提升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拓展生存空间。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机器从根本上说是物化的知识力量，这是人能够利用机器控制自然界的关键所在。以往哲学家们更多是从思辨哲学入手，来揭示知识的具体特征及其价值；马克思则从实践出发，通过对工业社会的现实考察，揭示了知识的实践性。机器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机器作为人的智力创造物，作为参与具体生产活动的技术样态，其性能的改进、应用领域的拓展，是由人来控制和驾驭的。在此过程中，科学知识的进展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撑。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科学理论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牛顿创立了经典力学，阐发了运动三定律；拉瓦锡的“氧化说”则带来了化工技术的革命。这使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直接推动了科学知识转化为机器形态上的生产力并作用于实践。马克思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初的荷兰造纸厂就是机械与化学相结合的产物。而且，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制造和改进也是在力学等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由此，在生产意义上，机器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使生产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每一项科学知识的发现、积累和应用，都成为新的技术发明和生产工具改进的基础，直接推动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复杂的科学过程转化。机器就是运用力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来解决生产问题的过程，“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解和应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从本质上来看，科学知识与机器生产是同构的：机器生产是对科学知识的实践转化，科学知识反过来也承担着推动机器生产的职能。
马克思关于机器的“器官”隐喻，隐藏着从机器到“器官”演变的两条线索：其一，人的身体是机器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本源，是机器模拟身体的前提。身体是人的自身存在的物理基础，是人与人、人与世界展开交往的纽带。人的身体需要形成了欲望机器。机器是符合人的身体及其意识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中介，这是机器从“编码”到“解码”的基本理路。机器是作为人的身体功能的综合体而存在的，是人的身体功能的对象化产物。人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将身体的技巧、能力等赋予机器，要求机器表现出类似身体的机能，使机器在模仿、辅助、弥补甚至在超越身体功能的过程中成为人的第二“器官”。其二，机器能够通过生产功能的外化来确证其身体性。机器本身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将人赋予的身体意志转化为替代人的劳动的技能和力量，以此证明自己具有“灵魂”。因此，无论是机器的“拟身”还是“证身”，都显示出机器不再是纯粹的机械化的物体，而是与身体存在着双向交互，从而使机器获得了某种类身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机器是人的第二身体，是有别于自然身体的、具有技术意义的“机体”。
二、“竞争者”：排挤工人的机器
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随着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劳动资料实现了技术形态的变革，发展成了机器体系，颠倒了工人与劳动资料的原初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从机器作为生产资料出现之日起，机器不再是减轻工人劳动强度的存在，而是成为同工人直接对立的存在。
机器在作为劳动资料投入生产后，便替代工人成为生产过程的主导者。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劳动资料随着工人而运动，工人不仅是工具的支配者，而且是生产过程的主体。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机器在结构、功能等方面日益完备，能够离开工人独立运动，这为大工业使用机器生产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大工业不仅引发了生产方式的革命，而且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革命。马克思指出：“随着机器规模的增大，随着机器发展成为生产的体系，人的动力必然被机械的动力所代替。”机器生产导致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破产，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以此获取维持生存的必需品。这就决定了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听从机器体系的安排。
在机器大工业中，以机器为主体的分工协作是生产的主导形式。分工的发展与生产工具的演进是辩证统一的：生产工具的积累促进了分工的发展，分工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工具的发明、改进与应用。机器就是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工把工人的一生都束缚在劳动过程的局部职能上，使工人以固定化的形式长期从事专门的操作，导致其发展的片面化。在机器大工业中，机器的使用推动着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劳动过程充满自动化、技术化元素，工人的职能进一步简化，劳动变得片面和机械。马克思指出：“就分工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而言，这种分工首先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化机器上去……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因此，在他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协作。”机器大工业按照现代工艺流程组织工序，将大批工人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部门，导致工人仅具有操作局部机器的特定技能，沦为单纯的机器“照看者”。机器体系完备的自动工厂并不需要人的劳动来完成单个生产过程，工人的活劳动成为机器体系的助力，身体则反过来成为自动机器体系的无意识的肢体。由此，人与机器原本的关系就被颠倒了。在工厂中，机器体系通过分工将工人贬低为机器，工人成为机器体系的有生命的、无意识的、动作单调的附属物，在动力的支配下持续性地做着机械操作。
随着机器生产的扩张，机器将以更大的生产规模、更高的生产效率为优势排挤工人。机器在某个生产部门的使用，会推动同类生产部门和其他部门采用机器，直接导致工厂数量的增多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这又要求人们在同一时间内把大批工人吸收到生产中来，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入另一个生产部门。同时，随着机器的发展，机器生产使工人的劳动更加简单化，使工人的肌肉力成了多余的东西，“具有不断抛出工人的趋势”。一方面，机器的改进和发展，推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缩减了大批工作岗位，初期所吸收的大批劳动者被迫失去工作；另一方面，机器生产使劳动过程简单化、便捷化，对劳动熟练度的要求降低，造成独立形式的体力劳动空间不断压缩，工厂开始招募妇女和儿童以替换熟练的男性工人。机器的这种强大生产能力，直接引起了机器的持续增值和劳动力的不断贬值，最终造成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连同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在这个过程中，机器本身并不会创造价值，它必须借助工人的劳动而在价值转移的过程中实现资本增殖。马克思指出：“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当机器体系正式形成后，仅剩下一般劳动能力的工人们被迫成为产业后备军。而且，在社会生产无政府竞争状态的推动下，资本家在破产的威胁下会无止境地把改进自己的机器作为强制性命令，以期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赢得无序竞争。资本家在生产中追加资本投资、更新机器设备，以少数机器体系取代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机器就这样“随着自己的改良而把工人排挤出去”。
马克思对作为“竞争者”的机器的分析，是从机器及其社会效应方面展开的。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机器从最初的人的“器官”逐渐异化为与工人相对立的“竞争者”，这种形态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机器体系、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对现实社会的变革。在大工业时代，机器体系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机器体系作为劳动资料进入生产过程后，成为与资本相适应的特殊的资本存在方式，即固定资本。机器作为固定资本，用表面的物的生产资料的形式，掩盖了本质的资本逻辑下的社会关系。真正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分离出来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机器只是资本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
三、“武器”：资本统治的帮凶
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劳动资料具有了离开工人而独立运动的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受到资本的统摄并服务于资本增殖。为了占有和支配劳动资源，机器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成为一种权力意志的表征和服务资本的“机器”。机器通过排挤工人，将工人变为过剩的劳动人口。这引起了工人的强烈反抗，他们试图通过捣毁机器、开展罢工和烧毁工厂等行动来争取劳动权利。但工人运动的高涨并未导致资本家放弃对机器的使用，相反，他们利用机器来对抗工人的斗争。马克思指出：“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工人对机器的反抗，直接推动了资本家发展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体系来迫使工人服从资本主义生产。
机器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统治帮凶，关键在于资本家通过购买科学技术，将其纳入资本权力体系之中，扼杀了工人的智力发展。机器本身是工人的智力成就，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机器受到资本奴役。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智力同体力分离。智力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机器体系这一固定资本，成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一切皆可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科学自然也成了资本家创造财富的手段，为资本增殖提供服务。更为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转化为机器体系后，直接扼杀了工人的思想观念和智力发展。马克思指出：“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
机器就这样把工人的智力闲置起来了，工人变成了操纵机器的肉体。机器的应用和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将受到排挤，必然会引起就业工人的相对减少和失业工人的绝对增加。这就造成了劳动人口的“过剩”，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导致“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马克思指出，这些“停止流通的纸币”的出路有两条，要么在“反对机器生产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毁灭”，要么“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的价值既包括维持工人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包括维持其家庭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受机器对工人需求的影响，工人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欲求，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得不把自己作为廉价商品出售出去；另一方面，在捣毁机器、开展罢工和烧毁工厂等工人运动中也会有所忌惮。资本通过机器掌握着工人的生活资料，迫使工人受制于生存压力，不得不忍受资本的支配和统治，由此形成了对工人生存的无形制约。
为了更好地驯服工人，资本家在工厂内部建立了以机器体系为核心的工厂制度，使工人的肉体和精神都受到机器体系的支配和控制。机器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吞噬了大量家庭手工业，引发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催生了与机器体系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即工厂制度。这种制度以“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为核心，以“兵营式的纪律”为支撑，把工人当作规训对象，为资本家提供了对付工人的“武器”。总的来说，工厂制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制定和实行严苛的规章制度限制工人的自由。工厂纪律是一种规范性、稳定性和持久性的规训策略，是约束工人身体活动，将其变为机器附属物的重要手段。工厂纪律通过对工人实施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管理，强迫工人适应和服从机器化生产方式，其目的是在限制工人身体自由的过程中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此外，工厂主还通过罚款、解雇甚至体罚等措施，迫使工人尽心尽力地工作。工人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饱受摧残。马克思指出：“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1](p228)这种披着合法外衣的暴力压制策略，带有明显的、直接的和无掩饰的资本统治意图，使工人受尽资本的压榨，成为资本的“活”的机器。
第二，打造工厂“装置”，使工人陷入“苦难窟”。工厂作为“与世隔绝”的封闭式空间，是围绕机器展开的计划性、高效率和系统性的生产场域。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人根据生产要求和岗位分配，被安放在一个既相互隔离又整体统一的工厂内部，做着日复一日的机械工作，被剥夺了呼吸新鲜空气和开展精神活动所需要的自由空间。马克思在考察工厂体系的形态变革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厂就是工人的“苦难窟”：“工场手工业不断地转变为工厂；手工业不断地转变为工场手工业；最后，手工业和家庭劳动领域在相对说来短得惊人的时间内变成了苦难窟，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在那里为所欲为。”
四、机器本质与机器异化
马克思关于机器的三个隐喻彼此相关，存在着递进关系。从人的身体的延伸，到排挤工人的竞争者，再到压制工人的武器，三个隐喻揭示出机器偏离自身本质，陷入机器异化的历史进程，包含着马克思对机器本质和机器异化的深刻理解。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机器的三个隐喻有如下意蕴。
其一，马克思关于机器的三个隐喻，表明了机器在本质上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性存在。评判机器是否切合其本质的标准不在于机器是否先进，而在于机器应用所展现出的价值追求。只有把机器应用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才能凸显机器的价值所在。就其本质而言，机器一方面通过减轻人的劳动强度，让每个人拥有更多可以自主支配的自由时间，为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时间保障；另一方面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机器进步代表着符合时代要求的生产力水平，必然要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为实现人们的美好生活提供动力。
其二，马克思关于机器的三个隐喻，阐明了在人机关系中主体只能是人，机器只能是人的创造物，是客体，不能颠倒人与机器的主客体关系。机器从来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而存在，属人性是机器的本质属性。从机器的生成来看，机器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从机器的应用来看，它执行的是人的意志，无法彻底实现“离人化”的运动，必须依靠人所设计的信息编码和算法程序，将人的生物性功能转移和延伸到自身，其控制权仍然掌握在人的手中。从机器的进化来看，在机器发展的高级阶段，无论其功能再强大，都无法具有专属人的知识、思维、情感等生物性本能，不能完全替代人。因此，在人机关系中，机器并非自主能动的主体，没有人类活动，机器就不可能发展。从根本意义上讲，机器没有完全外在于人的发展规律，其自主性是相对的，不自主性是绝对的。
其三，马克思关于机器的三个隐喻，承认并论证了机器异化的现实存在。这种异化实质上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异化，归根结底是由资本逻辑对机器的掌控造成的。作为一种技术人工物，机器并非不带价值倾向，而是负载价值的。在理想状态下，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机器应用的最高价值追求。但是，机器的实际应用过程受限于多种因素，资本逻辑的介入导致机器不但不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肯定，反而成为否定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异己性力量。资本逻辑是现代社会的存在逻辑，其以利己主义为价值坐标，以无节制地追逐利润以实现自我增殖为运行逻辑。在资本逻辑所主导的现代社会境遇中，机器应用的根本目的是追逐利润以实现自我增殖，机器充当了资本增殖的帮手。这就导致资本实现了对机器的全面支配，机器的工具理性僭越了价值理性，引发了现代社会人与机器的紧张对立，造成了人的生存危机，使机器的应用价值由“为人”走向了“反人”。
其四，马克思关于机器的三个隐喻，传递了消除机器异化，使机器复归于其本质的诉求。机器异化是客观存在的，并不能因为机器异化的存在，就否认机器的价值，关键是如何看待和应对这种异化。机器异化实质上反映的是人本身的异化，要消除机器异化，就必须实现机器的人化，以机器的人化克服机器的异化。机器的人化是机器的本性使然，根本上是要机器复归于人的生活世界，真正成为属人的机器。因此，要实现机器的人化，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机器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起来，使机器进入健康、良性发展轨道，从而实现其满足人的现实生存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根本宗旨。
五、结语
与马克思所生活的18世纪机器大工业时代相比，当今社会的机器逐步呈现出智能化的特征。随着智能机器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在为人们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同时，也为人们的生存带来了诸多潜在风险。如何实现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和谐共生，成为崭新的时代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马克思关于机器的论述中汲取智慧，探索如何处理人机关系。智能机器尽管具有高级的机器形态，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机器范畴，其与传统机器在工作方式和工作目的上并没有质的差异，都是作为人改造客观世界的工具以拓展人的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而且，智能机器只能在图像生成、智能客服和深度学习等特定领域无限接近人类，根本无法取代人类。从根本上讲，智能机器只能是人的创造物，不是自主能动的主体。它依然具有属人性，是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的物化的知识力量。
智能机器作为社会进步最突出的技术力量，在发展和应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背离人的初衷和意愿的现象，带来了新的异化和新的矛盾。面对智能机器在应用中引发的一系列异化风险，我们不能单纯地从智能机器本身寻找病因和出路，而是要遵循马克思的思路，从智能机器背后的生产关系着手，探讨智能机器异化的成因和消除之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通过奴役机器，迫使多数人为少数人服务。在我国，机器所处空间场域发生了根本改变，但人工智能的崛起增加了新的变数，新的机器异化风险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来消除异化风险。
文章来源：《理论月刊》2023年第9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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