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创性实践。从历史发生学的维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绕不开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初探索。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现代化运动进行了根本重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最初规定，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初形态。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宏伟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智慧的延续和发展。本文拟对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多维审思，阐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奠基性贡献，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到历史新境界提供有益思考。
一、问题意识与历史前提：在破旧和拓新中奠定中国式现代化
近代中国在西方侵袭下的历史劫难和社会历史方位，构成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域和历史起点。总体而言，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指导，通过“两步走”革命战略破除了旧中国落后的制度体系和一盘散沙的局面，重塑了政治独立性和民族一体性，开启以社会主义为叙事方向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扭转了中国现代化的被动局面。
第一，基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毛泽东树立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意识。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侵袭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昔日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华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历史劫难。为求变求强，中华民族以一种被动的姿态开启了现代化运动。作为外源性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承载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在日益严峻的社会历史情势下，毛泽东的现代化意识尤为强烈，深刻认识到“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是现代化关乎民族存亡与国家兴衰，必须诉诸现代化以跳出资本主义霸权构筑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叙事框架。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中滋生出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西方现代化的殖民主义性质，使其以暴力手段强行打开后发民族国家的国门以剥削剩余价值。毛泽东曾剖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数次“挨打”的原因在于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技术落后两个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不仅将现代化视为追求民族解放的手段，也认为只有现代化才能跳出“落后就要挨打”的叙事框架，巩固国家独立。二是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必须以现代化实现人民解放。在西方现代化和中国旧式现代化的视域中，人民的维度被少数特定阶层的私利所湮没。相反，毛泽东不仅清晰地认识到现代化必须给人民以切实的物质福利，而且强调现代化要落实到人的个性解放和全面发展上。他指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对人的现代化的强调，毛泽东更是制定了涵盖德育、智育、体育多方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充分彰显现代化的人民性本质。三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马克思曾在历史辩证法的高度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剖析，指出资本主义因其内在结构性矛盾不可克服终将退出历史舞台，从而描绘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图景。近代中国对西方现代化进行了“器物-制度-文化”层面的递进式学习，“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对此，毛泽东作出深刻分析，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绝不是在主观意志上推进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是要将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从而最大程度地攫取大量特权和资本利益。由此，毛泽东作出判断，走西方的路不符合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实际，“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毛泽东突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不仅构建起以现代化摆脱“挨打”进而巩固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框架，还锚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基于革命对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明确以革命为现代化开道的历史前提。国家主权与民族一体性是近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也是现代化展开的始基性条件。历史证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丧失国家主权和民族一体性的情况下，都不能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通过革命促进政治发展，进而为现代化铺路是大多数国家追求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环节。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之于现代化的作用更为突出。在与湖南军阀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就认识到政治改良不能变革积腐已久、暮气已深的政治局面，选择暴力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一方面，革命是实现民族独立、政治统一的有效手段。只有在政治统一的基础上，才有民族一体性，才能建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经济制度和统一的法律体系等关涉现代化顺利展开的各项必备条件，以降低交易成本，保护经济安全，促进经济增长。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城市在特定历史阶段支持王权就是寄希望于王权能够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为发展经济提供政治保护。19世纪中期意大利通过革命实现的政治统一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革命是瓦解旧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结构的有效手段。革命能够“摧毁旧的社会阶级，摧毁通常由等级地位所造成的旧的社会分化基础及旧的社会分裂”。比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专制王权的克服、法国大革命对封建制度的巨大冲击等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但革命并不等同于单纯的暴力和变革，只有在变革的发生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在暴力被用来构建一个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并缔造一个全新的政体，从压迫中解放以追求自由为最起码的目标时，才称得上是革命。即是说，在“破”旧的基础上“立”新才是革命的完整意蕴。
在“两半”的社会历史语境下，中国丧失了民族独立性，处于军阀割据、分散混乱的状态。国家主权即统一的中央政权和民族一体性无从谈起，现代化运动在“三座大山”的联合绞杀下始终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展开。对此，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以革命塑造一个政治独立和民族一体性的新中国，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前提，也是毛泽东探索现代化的基本认知。1925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指出，革命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将革命落脚到人民的经济幸福上，潜在指出了革命为现代化开道的思想。1957年，在论述从革命到建设的社会转变期时，毛泽东直言，“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鲜明指出了革命之于现代化的奠基性作用。
第三，基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展开的特殊历史境遇，毛泽东以“两步走”革命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基。革命之于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所有革命活动都能对现代化起到同等推动作用。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没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领导阶级的软弱性等系列因素而以失败告终，其对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及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作用是有限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革命的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走向。毛泽东通过科学诊断近代中国“两半”的社会性质，将中国革命置于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的格局中进行定位，指出中国革命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须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为“中国革命的上下篇”,是基于中国革命实际探索出的中国特色革命战略，是对革命的阶段论和发展论的具体化运用。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性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它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其在发动群众上的广度和深度、革命前途上的社会主义导向等方面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追求建立一个“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促进了旧的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的解体，重塑了民族独立性和民族一体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扫除了政治障碍，提供了根本的社会条件。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为国家迅速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适时从解决生存意义上的威胁转变为探寻发展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上来。此时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时期新旧社会交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多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属于国民经济领导力量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就新民主主义经济整个形态而言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因而，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不断增长，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显著标志。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逐渐确立，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我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社会形态的革命性转换，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叙事的社会主义转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积极探索，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精神姿态和主体自觉：以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
独立自主是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牢牢掌握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权，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毛泽东确立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独立自主精神姿态和主体自觉，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基调。
第一，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对实践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推进对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由革命转向建设。在“以苏为师”的总体基调下，中国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为突破西方国家封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工业体系的坚实基础等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照搬苏联模式的错误做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际，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了盖子”,苏联模式弊端逐渐暴露。尤其波匈事件的深刻教训，更加促使毛泽东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对苏联模式与以往照抄苏联的做法进行深刻反省。
通过对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反省，毛泽东坚定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信念。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权建立初期推动其迅速转变为工业国，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然而，随着生产力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忽视、片面发展重工业、权力的过度集中和独断专行等，也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此，毛泽东不仅指出要对苏联模式的错误和弊端引以为戒，而且还将以往照抄苏联的做法归结为“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透过照抄苏联的表面现象看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并开出针对性药方——坚持独立自主。由此，毛泽东开始突破苏联模式，自主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问题。他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和表现形式不是千篇一律的，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彰显本民族特点。所以，在现代化建设上，应“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实现由“以苏为师”向“以苏为鉴”的转变。这种独立自主，也体现在毛泽东对更小的生产单位的工作的思考中。比如，1959年，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指出，要克服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鼓励较穷的社、队和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从而摆脱困境。因而，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构建起涵盖“个人—集体—国家”全范围的独立自主精神姿态和主体自觉。
第二，独立自主在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突出的在场性。
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能够避免陷入教条主义，彰显现代化的主体自觉。对于党内一段时间存在迷信苏联、把苏联建设经验奉为圭臬的错误现象，毛泽东指出，必须“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二是坚持独立自主能够避免过分依赖他国导致依附性发展，避免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遭到损害。在苏联提出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但要求所有权各半时，毛泽东指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坚决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1960年7月，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召回援华专家。一贯强调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并未因此被吓倒，反而坚定了自主探索、攻克尖端技术的决心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三是坚持独立自主，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自主创造，推进现代化的自主发展。问题都有其存在的问题域，不同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域不同，要求以本民族的自主创造促进现代化建设具体问题的解决。毛泽东多次强调现代化建设的独创精神，指出“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打败仗的”。因而，必须要用发展的观点审视自己和别人的建设经验，积极创造。
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建设现代化的同时，要积极向外国学习，争取外援。囿于现代化内生力量不足以及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后发劣势，向外国学习是后发民族国家在现代化初始阶段的普遍选择。现代化具有的工业化、理性化、城市化等普遍规定性，为后发展民族国家向外国学习提供了可能性，而后发民族国家面对西方列强时的心理落差使其无意识地按照强势的“镜像”去塑造自我。近代中国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语境中向西方学习就是这种心理活动的彰显。新中国成立初期，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不足以及党对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有限，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而又面临西方帝国主义封锁的时空场域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步履维艰。在此社会历史语境下，毛泽东主张要学习外国尤其要学习苏联，争取国外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但这种学习并不是丧失自主意识的教条式学习，而是基于中国本土情况的批判式学习，“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争取外援也不是纯粹依赖外援的“去主体”化的建设，并不是要打造一个苏联模式抑或是西方现代化的中国版本，而是要着力摸索适合本土情况的中国路线。因而，必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在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对待资本家的政策、市场物价政策等方面都与苏联有所区别,充分彰显现代化建设的自主意识。
第三，独立自主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自主性的基调。
根据现代化主体的在场与缺场之别，现代化可分为自主性现代化和依附性现代化。所谓自主性现代化，即就现代化主体的在场而言，在现代化过程中充分彰显主体自觉和主体能力，着力探索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独立自主是现代化的前要性条件。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所谓依附性现代化，即就现代化主体的缺场而言，在现代化过程中因民族主体性的丧失而缺少主体自觉和主体能力，从而在现代化的组织和展开过程中依附于其他国家尤其英美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与扩张所制约”,并不能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拉美国家深陷发展陷阱就是强有力的例证。为摆脱依附发展，“依附理论”学派主张发展中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实现断裂式发展。然而，自资本现代性开辟世界历史以来，现代化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都无法脱离世界历史的宏大背景而实现“闭门造车”式的发展。“脱钩”论不仅不会使深陷发展陷阱的民族国家实现发展转型，也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独立自主走出来的自主性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独立自主性，作出“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等重要论断。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路径上进行创新突破，在坚持与苏联相同的建设原则基础上，探寻更为科学合理、适合本土实际的方法路径，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比如，虽然我们与苏联都重点建设重工业，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却不同。针对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毛泽东批判了以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形式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的做法，指出“重工业不能搞得太多。苏联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搞重工业的这条路，恐怕不那么合适”,因而要走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概念，并把它界定为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进一步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充分彰显现代化建设的独立自主性。这种独立自主态度开创了以本国为中心的现代化自主实践进路，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接续性实践中得到延续,成为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
三、战略方针与基本原则：以统筹兼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指导，强调“统筹兼顾”并将其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高度。统筹兼顾，旨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在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过程、目标和领域中，都闪耀着统筹兼顾的思想智慧。
第一，现代化主体的统筹兼顾。
不同于黑格尔从观念出发确立其历史观，马克思从人的现实物质生活出发构建其历史科学，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实现了理解历史的唯物史观范式变革。相应地，以人为发展轴心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马克思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以人民主体超越资本主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所在。中国式现代化从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相较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抽象主体造成人的主体性缺场，毛泽东将全体人民视为布展现代化的出发点。从人作为现代化的实践主体而言，毛泽东强调，“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因而，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思想上有错误有偏差的人员，也要努力予以团结予以改造，最大化壮大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从人作为现代化的价值主体而言，现代化系列问题的解决都要从统筹兼顾全体人民的角度出发，以服务人民为导向。1955年10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从全体人民出发的统筹兼顾，将现代化的布展与推进置于全局中考虑，既彰显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也体现了毛泽东在现代化过程中通盘考虑的整体性视野和全局性眼光。
第二，现代化过程的统筹兼顾。
现代化的展开不是一个纯粹单线式的历史推进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充满冲突与矛盾的社会变革过程，其内部蕴藏着诸多张力关系。能否科学处理这些关系，关涉社会在变革过程中能否避免陷入脱序的混乱，关涉现代化能否顺利展开。唯物辩证法尤其注重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中探寻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历来强调对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运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他将唯物辩证法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历史语境相结合，以统筹兼顾为基本原则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关系。比如，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在批判资本主义、积极占有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过程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方面，毛泽东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方向。在谈到农业互助合作问题时，他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另一方面，毛泽东跳出狭隘的意识形态对立的思维框架，指出可以开设私营企业、搞资本主义来满足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基本定向与利用资本主义生产要素以促进生产发展并不冲突。社会主义建立在充分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之上。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无法满足人民需要的现实条件下，不应也不能割断与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历史联系。毛泽东敏锐地指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充分彰显了统筹兼顾的思想智慧。在毛泽东搞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想中，私营企业是为社会需要服务的。换言之，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内容，资本主义是工具理性的存在，人民需要是价值理性的存在。显然，毛泽东在统筹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过程中，彰显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生动的历史范例。
第三，现代化目标的统筹兼顾。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显著标志，毛泽东起初在“现代化”的意义上使用“工业化”一词，多以“工业化”表达现代化。但现代化不局限于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机械化，也包括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等等。从社会的构成要素及构成形式而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与高度整合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复杂结构和多维面向使得社会各种要素和成分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形成一个“社会有机体”。这种社会有机体“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和推进过程，也是一个现代有机社会的塑造过程。在以工业化为重心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现代社会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统一性，不断拓展对现代化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将此前聚焦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工业化”目标推进到“四个现代化”。从推动“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到“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再到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后来，“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写入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初始布局。
第四，现代化领域的统筹兼顾。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面向。毛泽东始终注重统筹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构建起“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战略布局，为新时代“五位一体”现代化总体布局提供了基本路径指导。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毛泽东具有一种警惕被开除“球籍”的强烈危机意识。改变落后的生产状态和生活状态，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成为毛泽东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在过渡时期，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以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后毛泽东又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两步走”战略逐步推进现代化。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毛泽东一是将政治独立视为现代化展开的前要性条件；二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三是以“民主”回应“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难题，在制度建构上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等制度竭力打造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商量政府”“人民政府”,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文化现代化方面，毛泽东在唯物史观的意义上将文化视为文化上层建筑，从根本上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要建设新文化，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立足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在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认识到既要解构国粹主义那种固守传统的盲目自大的文化保守主义和优越主义，也要摒弃“全盘西化”派那种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民族自卑情结，只有这样，才能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四、结语
概言之，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总体遵循着“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破”与“立”相统一的逻辑线索。从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塑造现代化展开的政治独立和民族一体性，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构建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独立自主和统筹兼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探索，毛泽东的探索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新时代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建设思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标注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文明属性。当前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姿态和主体自觉，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现代化叙事体系，以现代化主动赢得历史主动；必须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的实践原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工程，丰富和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于一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简介：王梦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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