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之一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研究的重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对该问题的探究先后经历了两次热潮：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学者们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础、国际比较、现实条件、理论内涵等进行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思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供了理论参考；一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崭新概念之后，学者们围绕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理论基础、现实背景、理论内涵、未来走向等进行探讨，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深化认识新发展阶段提供了理论参考。然而，现有的研究中，尚缺少从历史的维度梳理总结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在新时代的新发展的视角。本文回溯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的中国化历程，重点探讨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一、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初步认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然而，当时的中国尚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济制度上，尚未建立起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还面临着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吸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经过反复思考和论证，确立了中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对过渡时期的长期性作了比较充分的估计。在这一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步入正常轨道，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如期完成。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阶级剥削的制度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已基本消除，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完成了中国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社会形态，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此时，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此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有经验、也有教训。其中，一些有益的观点对于今天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实现，建设社会主义要经过若干阶段，是漫长的探索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十分审慎地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复杂性。毛泽东曾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在充分肯定中国发展面临的诸多实际难题的前提下，认为在中国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需要用较长的时间。他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提出了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提出分两步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宏伟计划，即“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为后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理论准备。
可见，党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初步探索中，得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要经历一个社会主义的建设阶段，以实现工业化和国家的现代化为目标，促进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赶上或超越世界先进国家，并认为这一建设阶段将持续100多年。
二是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的挫折之后，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寻找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身体力行。1959年年底，他带领相关人员一起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进一步从理论上认识中国发展所处的阶段。他指出，科学研判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这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有其客观依据的，即依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水平，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级一级上升的。他提出，“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他认为，应十分谨慎地研判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建成社会主义也应有客观标准。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高，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预见到未来社会依据生产力发展程度将会有不同的阶段。列宁依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阶段性特征及其目标任务。他指出，“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毛泽东从哲学上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即“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毛泽东指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将是社会主义历经的不同阶段，而发展阶段由低向高的跃进，“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这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贡献。
三是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毛泽东将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体上适应并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还有不完善的方面，也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既总体适应又存在具体问题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此外，还存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从而揭示了社会发展历经不同阶段的原因，也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党的八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科学研判，并明确了党和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些内容创造性地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和经验启示。
总之，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自觉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阶段性及其客观依据，对社会主义乃至未来共产主义建设的阶段性、承续性有了初步认识，揭示了社会主义阶段演进中的一些规律，这为思考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奠定了理论前提和方法论。然而，党在这一时期的探索也有失误，如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存在逐渐脱离基本国情抽象判断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情况，这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损失。但是，“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推进改革开放，首要前提就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研判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时空坐标。
二、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深化认识
1978年，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时，同样有一个前提性问题必须明确，即客观说明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在人类文明史上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认识，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这既需要对中国国情有客观科学的把握，也需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作出与时俱进的回答。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与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也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来逐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并提升综合国力。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逐步展开，党更加冷静客观地分析国情，同时也更加谨慎务实地认识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
1979年，叶剑英就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幼年时期”，意在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尚不成熟不完善，虽未明确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提法，但其意义已蕴含其中。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一论断。“初级的阶段”首次正式出现在党的中央文件中。因为当时强调的侧重点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对于初级阶段只是承认这一现实，并未自觉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尚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
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前夕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出的重大判断。它既强调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又指出了中国发展的客观水平。邓小平还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辩证统一中，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并强调要丢掉急躁冒进的心态，一切路线方针的制定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按照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稳步推进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改革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面对国内改革开放出现的新问题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影响，邓小平始终告诫全党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他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为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一以贯之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江泽民从改革开放的大局出发，科学认识中国发展出现的新特点。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认识，“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十五大报告在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较为系统地揭示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是僵化凝固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就需要与时俱进地认识中国发展变化的实际。进入21世纪，胡锦涛从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实际状况出发，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想问题办事情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胡锦涛理性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认为“在充分认识我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此基础上，要客观分析出现的阶段性特征，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内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党对中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全新认识，是在对中国国情的科学把握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再探索、再思考之后的理论创新，是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判断。这一认识将社会主义性质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紧密结合起来，清晰勾画了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理论坐标。
第一，阐释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人民群众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的。首先，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前提，必须客观全面的认识这一物质前提。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都须经历的初始阶段，是特指中国在低水平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阶段。这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尚未建立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完成现代化的阶段，而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着力补上生产力发展不足的短板，进而整体上实现现代化的阶段。
第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属性与生产力实际水平作出了双重规定。江泽民曾指出，“必须把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这八个字统一起来认识和把握”。首先，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进行的各种活动必须始终坚持而不能有丝毫偏离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明确强调的一个要点。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积累过程。这就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与量的程度方面明确了中国发展的性质和方位。由此，制定各项方针政策要切实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既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又要兼顾发展的阶段性。
第三，强调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落后的社会生产”是有特定含义的：一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基础比较薄弱，在当时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潜力还未得以释放。基于这两个层面的思考，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以补上生产力不足的短板，为解决人民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奠定丰厚的物质基础。以此为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得以确立，党扭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不动摇，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跃升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逐级跃升、稳步推进的渐进发展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审时度势，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实现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客观实际，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作出新的判断，提出了诸多新论点、新论断。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同时，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论断。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2021年，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以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等内容进行了论述，这为我们认识和把握新发展阶段的理论内涵、历史地位等提供了思想指引。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新认识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单纯是一个时空概念，而是要在把握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到何处去的前提下，清晰定位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出发，思考当代中国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系统谋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出了若干新论断，深化了党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的认识。
一方面，新发展阶段与新时代同向而行，新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内涵、实现的目标任务等方面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它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历史性成就与变革的新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升级版”。“新时代”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前后相继，是指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真正“强起来”的时代。
从概念的内涵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即新时代是包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阶段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阶段。
虽然“新时代”与“新发展阶段”在时间起点上略有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二者在面临的主要矛盾、发展的要求与所要实现目标上的统一性。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将是“强起来”时代的有力注解；从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看，新时代与新发展阶段都聚焦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集中解决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下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内涵和社会新貌。
另一方面，新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尽管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其发展质量和规模已不可同日而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部也不是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阶梯式递进的过程。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建立在中国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基础上，建立在改革开放40多年所积累起来的雄厚物质基础、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科技实力等稳固的基石上。它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冲刺阶段，又为迈向更高发展阶段提供准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历史任务，同时这一目标的实现也将推动中国进入初级阶段之后的更高发展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更高阶段的标志和起点。
（二）新时代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中国发展所处阶段提出了若干的新认识，既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又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只有在历史的维度中才能凸显其理论价值和意义。
第一，更加注重从过程性与阶段性两个维度把握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过程性与阶段性是把握事物发展的两个重要维度。我们既要在联系中看到事物演进发展的一脉相承、前后相继的连续性和过程性，又要把握事物在特定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二者辩证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中国发展方位所作的战略研判，充分体现了党对基本国情的深刻把握，对中国发展的复杂性长期性的深邃思考和科学认识，为保持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牢牢扭住发展这一主线，聚精会神搞建设，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都赢得了空间与发展的主动。
在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推动作用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也呈现出若干阶段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部，也体现了社会发展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保持长期性的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从总体上看，可以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概在百年左右）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温饱阶段、全面小康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中国目前所处的新发展阶段正是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的阶段。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新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发展任务。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无论从发展质量和效益，还是从改革的系统性、协调性要求来看，中国发展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复杂。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既要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高质量的物质精神产品，又要解决人民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之后产生的对公平、正义、良好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新需要，使人民群众在发展中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等。因此，新发展阶段既是建立在改革开放40多年所积累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基础上的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同时，又要高度重视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升发展的质量，将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趋向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
“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蕴含着对中国发展趋势的前瞻，其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中国发展将从初级阶段迈向更高阶段的发展阶段。这一全新表述，将社会主义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衔接，充分表明新发展阶段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将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因为它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同时也将由此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向前跃升，当发展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的程度，中国就将走向更高阶段。习近平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这一论断表明了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14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整体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这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将为中国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奠定坚实有力的基础，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向更高阶段迈进成为可以预计的未来。
第二，更加注重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把握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体现普遍性。共产主义有哪些发展阶段，这是自空想社会主义以来，无数社会主义理论家都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自18世纪以来，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就已经认识到，未来社会根据其成熟程度将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不仅如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迈向未来社会将经历一个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合理成份，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上。他们从“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他们用历史的态度、用最彻底的发展论考察人类社会，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一个逐级演进变化的过程，需要经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这并不是说未来社会仅有两个阶段，对此绝不能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探究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目标绝不是泛泛地推断未来社会发展的几个具体阶段，而是试图揭示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中获得解放所必经的途径。他们还认识到，共产主义将是人类史前史的结束和人类史的开启，由此人类发展必然会经历一个又一个崭新阶段。
列宁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探讨未来社会阶段划分的方法论，着重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将经历哪些具体阶段。他提出了一些新论点，如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多级发展的过程。至于这些发展过程究竟要经过哪几级，列宁从来没有对其进行学究式的探讨。他指出，决不能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他反复强调，“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并从实践出发，先后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阶段理论，这就在认识过程中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又进一步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的一般规律和普遍原则的认识。比如，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一个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进而实现质的飞跃的过程，科学认识国情是研判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提条件，社会主要矛盾是判断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依据，等等。
中国共产党还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要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是要始终坚持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变。比如，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等等。这些因素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根本性质，是必须长期坚持的。
但是，依据时代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状况，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普遍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在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又可以有变化、彰显灵活性。比如，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还比如，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中国式现代化，属于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结合中国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变”与“不变”中，既坚守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正道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正途，又彰显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谱写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第三，更加注重从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中把握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从来都是世界历史性的伟大事业，因此，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研判既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入把握，同时也与整个世界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从整个世界发展的总体进程来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更加注重把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及其发展阶段，同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所处在时代特征等联系起来进行总体思考。
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吸取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探索出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立足中国国情，着重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时空坐标。通过综合把握，客观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成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基础。
中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不仅需要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研判，还需要对世界发展态势与走向有清晰的把握。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深度融合、交互嵌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在拓展，不断地、自觉地将世界发展态势以及中国发展在世界中的地位纳入思考范围。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从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中国与世界的双重向度来把握中国发展的方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加注重从世界发展的总体进程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世界意义。新发展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站起来”“富起来”到实现“强起来”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只有放置在世界发展的总体视野中才能清晰把握它的伟大意义。这一“强起来”绝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在世界格局和全球视野中的真正“强起来”，是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逐渐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国正处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紧密结合起来，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阶段，是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把实现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持续推进人类文明与进步的阶段。
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看，习近平不仅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脉络、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而且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全局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坐标。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将使“东升西降”的态势继续保持，社会主义的感召力、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作者简介：张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关重大问题研究”(2023MZD023)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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