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初，随着第二国际的崩溃，第三国际崛起并很快取而代之，工人运动被几种“相互竞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所分裂。正如奥地利前共产主义者、曾与卡尔·柯尔施通信的朱利叶斯·迪克曼（Julius Dickmann）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曾经是工人的强大经验”，但现在已经失去了与无产阶级的真正联系，不再具备“团结的力量”。对此，柯尔施认为，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某次具体的胜利或失败，而是身份认同问题，因为所有这些派别都援引马克思，为宣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而争斗，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简单地斩断这些教条争辩的难解之结，把自身置于辩证分析的领域”。在柯尔施看来，人们不需要在教条主义的争辩中正面交锋，只有坚持辩证分析的立场，才能提出关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主张。这是因为“所有这些较早或较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历史演变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非教条的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因而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唯物史观本身”，这就是柯尔施的主张。
然而，正如异端与教条之间的关系，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化论述所展现出来的内部张力是显而易见的。当柯尔施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时，就意味着他将对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文本，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核心主张，进行历史分期。但是，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化很有可能会动摇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让人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和连贯性。此外，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描述也带来了人们对其背离了“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指责。如何看待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外的攻击？如何在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的同时避免步入修正主义的泥沼？如何证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描述的准确性？正是在为回应这些问题所做的学术论证过程中，柯尔施完成了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建构。正确理解柯尔施的思想，把握其理论内部的复杂张力，是准确认识柯尔施的关键。
一、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
柯尔施坚决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基。在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开篇，柯尔施即直截了当地指出，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很少了解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中包含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哲学教授们看来，马克思主义顶多是19世纪哲学史中“黑格尔学派的瓦解”一章里很短的一节；而“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不怎么重视其理论的“哲学方面”。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经常自豪地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但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科学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主要是“哲学”；相反，他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不仅是彻底扬弃以往的一切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而且是废除所有哲学。在柯尔施看来，这种“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的纯粹否定的看法”是错误的，因此他要详细说明，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这种扬弃和废除究竟是指什么。
柯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实践运动，实际上是从黑格尔哲学中“转变”而来的，是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逻辑结果。马克思始终把辩证哲学的逻辑贯穿于实践过程，并由此获得了一个必然结果：“观念领域的革命运动与其说是在19世纪40年代减弱和最后地停止了，勿宁说只是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和有意义的特征的变化。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并未退场，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发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用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仅仅是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另一个方面’；正是这两个方面一起构成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具体整体。”柯尔施的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运用辩证的方法解析革命理论与实践活动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诞生的，因为真正的革命理论只有作为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才可能存在，并构成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形式，而马克思恩格斯在1840年代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当时存在着的阶级斗争和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
柯尔施进一步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的逻辑继承者，但资产阶级哲学在其最高形式上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表述，只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一般表现形式存在，这也正是黑格尔哲学遭遇瓶颈的原因，因为其接下来的逻辑步骤是其自身无法迈出的实践步骤，黑格尔哲学无法实现自身的解体，因而也就无法起到使社会解体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要废除哲学的真正原因。“他们认为：他们的新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不仅要取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同时要取代全部哲学。”
然而，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偏激地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错误地认为哲学已经被取代和消灭了，于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变得毫无关系。柯尔施坚决驳斥了这一认识：“对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体系当作现实来把握，并且在实践上这样对待它们。”因此，在柯尔施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必然内含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谓废除哲学的话语，应理解为在超越资产阶级局限立场的行动中最终克服和取代作为特定阶级理论表达的哲学。正如后来他在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再版所写的导言中所进一步指出的：“我把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的辨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理论描述成一种‘反哲学’，尽管它实质上仍是属于哲学的。”
阿图尔·罗森伯格（Arthur Rosenberg）的研究或许能为我们理解柯尔施的思路提供新的视角，他的《布尔什维主义史》一书被学界普遍视为对柯尔施思想的发挥和拓展。受柯尔施的启发，罗森伯格认为黑格尔用辩证法揭示了革命运动及其相应的社会现实的历史偶然性，而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哲学的现实实现。正如柯尔施所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关系的再考察产生于革命实践的需要。罗森伯格追随柯尔施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可以在实践中迈出马克思主义的下一个理论步骤，“因此，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工人阶级面临着一项既独特又艰巨的任务——终结哲学”。至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罗森伯格以类似柯尔施的措辞进行了总结，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现存的国家、经济、法律和宗教方面的所有意识形态的激进批判，这些意识形态的永恒适用性被否定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些意识形态都是在某些前提下产生的，在其他前提下就会消失，它们相互联系的前提是当时社会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的体系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批判，但这种批判不能通过著书、而只能通过工人革命来实施。例如，资产阶级关于私有财产的观念在马克思看来不是幻想，而是一种强大的现实，只有通过更强大的现实，即工人起义，才能将其推翻”。
罗森伯格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清楚地理解柯尔施的下述论点：“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必须解决的”是“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一方面，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把哲学当作具体的现实而非空洞的幻想来把握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否定和超越体现为在实践中消灭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尔施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革命过程的理论表现，这个过程将随着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的全部废除，以及在它们之中找到了其意识形态表现的物质关系的废除而终结。”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哲学不是准备工作，而是进行社会斗争的理论武器，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粉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因此，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
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
柯尔施根据具体的社会发展状况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843年前后（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相对应），结束于1848年革命（与《共产党宣言》相对应），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它以现实中的革命运动为前提。第二阶段始于1848年法国六月起义（马克思称之为“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在这一时期，意想不到的革命失败为反革命的漫长岁月拉开了帷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甚至衰落的状态。第三阶段从20世纪初开始，“这首先是由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代表的”，新的革命时代吹响了号角，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革命理论，并将“延续到还不能确定的未来”。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一文中，柯尔施解释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划分的重要性。他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几个相继的发展阶段”，就可以通过对这些阶段的考察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它的最初的观点”发展到“被区分为不同历史版本的现今状态”，也可以从中探知“这些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理论的一般历史发展的意义”。柯尔施主张“从历史的、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阶段的划分，这说明他将所有这些或早或晚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均视为历史演变的产物。
然而，在写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期间，对于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大历史阶段，柯尔施的态度还是较为模糊的：肯定第一阶段，但却坚决否认它的“有效期”；承认第二阶段具有革命性，却未提出马克思主义衰落的真正原因；对第三阶段的期许既没有明确革命主体，更没有提出需要采取的革命手段。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的具体看法。虽然柯尔施多次强调革命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极端重要性，也充分赞赏1848年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但却坚决反对那种想要“回到原初的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纯学说”的主张。在柯尔施看来，这种做法显然是非辩证的，因为1848年的马克思主义是特定革命时期的理论表述，是与当时的革命运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柯尔施认为，无论第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多么具备革命性，也无论第二阶段中第二国际的理论实践者如何标榜自己的理论是对“老东家”本人的复兴，新的革命时代都不能沿用旧的理论，而是需要一种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具有革命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柯尔施提示我们，应将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等理论家的观点视作“适应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新的革命阶段的实践需要”，他们所谓的“对原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明显复兴”实际上意味着：“新的革命时期，不仅工人运动自身，而且还有表达它的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概念，都必须采取一个明确的革命形式。”
我们看到，在写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期间，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阶段划分及其认识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在讨论无产阶级革命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时，柯尔施认为在新的革命斗争时期必须恢复被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们所忽视的“正确的——辩证的和革命的——原初的马克思主义观”，但却没有解释这种“原初的马克思主义观”如何才能保持“正确”“辩证”和“革命”。其二，柯尔施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分期时将1848年革命失败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键转折点，那么如果沿用柯尔施论述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关系的思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述在1848年后的非革命历史进程中也将像第二国际的理论一样，沦落为非革命的意识形态。然而，柯尔施却给予了马克思恩格斯以特殊“照顾”，力证他们的著述不同于第二国际，在非革命时代仍然保持了理论的先进性，并将这种先进性解释为对辩证法的妙用。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那里，由于辩证法的效用，其思想是一个统一整体，“决不会产生代替整体的大量的各个独立要素”，尽管他们的相关理论可能会在实践中运用于不同的领域、解决不同的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特征实质上仍然没有变化”，其理论体系本身仍然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和连贯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整体。”也就是说，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因内含辩证法，不仅没有随着革命实践的消失而发生退化，反而不断进步和发展。
当然，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评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思考的深入，一些在初次划分时没有讲清楚的问题得到了进一步阐述，这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一文中得到了集中展现。针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中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援引马克思”并“宣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柯尔施认为“最好简单地斩断这些教条主义争辩的难解之结，把自身置于辩证分析的领域”，“从历史的、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把所有这些较早和较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看成是历史演变的产物”。针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柯尔施致力于为德国革命理论开辟马克思主义经典范围之外的活动空间。因此，他以决绝的口吻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能够神话般地预见将来一个长时期里工人运动的未来发展的理论”。
罗森伯格曾就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三阶段的划分做出如下注解：第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是原初的马克思主义，它适用于开放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由知识分子从外部领导，虽然具有革命性，但并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第二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但不具备革命性质，而是实际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无产阶级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则造就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罗森伯格还基于辩证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进行了展望：“在这一阶段中，工人阶级自觉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将体现在以公有财产取代私有财产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然而，与柯尔施不同的是，对于罗森伯格来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无疑存在于遥远的未来，而且将依赖尚未出现的“无产阶级大多数”，即无产阶级占据人口的大多数，超过其他社会阶级的总和。就此来说，在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进行历史阶段划分的问题上，罗森伯格开辟了东、西方分野的道路。在罗森伯格看来，原初的马克思主义非常适合落后的农业国家和专制国家，在俄国可以用来团结民主联盟；但其弱点在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外部强加给工人阶级的。
三、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认为，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长期的纯粹进化的发展时期”的结束，“一个新的革命斗争时代开始了。由于阶级斗争实际条件的这个变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危机阶段的迹象。很明显，追随者们的极其平庸的和残缺不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甚至不能适当地意识到它自己的所有问题，更不用说对他们之外的一系列问题的任何明确的见解了”。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在社会革命对待国家的态度问题上最清楚地表现出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在诸如‘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最后的消亡’这些目标和转变的主要问题上，都存在着不一致。”“这一危机在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喷发出来。”
随着理论探索的步步深入，柯尔施对这一问题也产生了新的看法。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如今，马克思主义正处在历史性的危机和理论性的危机之中。”从外部看，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在第一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工人运动中占据的主导地位（这种地位部分是虚幻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彻底崩溃了。从内部看，这一危机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直接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相对于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以及所有民族国家所构成的资产阶级体系而言的弱势地位。
柯尔施认为，既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出现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在其后继者手里遭到歪曲或者被简化，也不能将堕落的、被篡改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纯理论”相提并论。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如今面临着这样一种处境：“由于被现代工人阶级作为纯粹的意识形态来吸收，马克思主义科学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第一代直接继承者去世之后就不再作为活的理论向前发展了。”不同于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中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脱离开脱，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中认为，“这不仅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危机，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危机”，“纯理论”与现实的历史运动相脱离，并且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相脱离，这本身就是当前危机的一种表现。这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阐释上“与时代不合”。
柯尔施将马克思主义出现危机的原因锁定在对“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在他看来，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值得恢复，因为它是“过去的事实”，是19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条件造就的理论产物。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决不是“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普遍表达，它只是先前历史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综合产物”。因此，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阶级斗争之间缺乏真正的联系。至此，一直存在于柯尔施的理论中的关于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的不明确性问题终于得以盖棺定论。柯尔施进一步认为，“内在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之中的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就起源于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理论与实践的这种脱离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柯尔施断言，丰墙峭址，在不稳固的地基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当代形态——‘修正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为‘恢复’原初的纯粹形态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而进行的周期性努力——全都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问题”。
在柯尔施看来，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充分契合并表达了具有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要求。在长期停滞不前并僵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之后，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在最后阶段（即卡尔·考茨基那里）崩溃了，因为它阻碍了无产阶级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无产阶级的继续发展极具破坏性。通过仔细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柯尔施要做的就是把“纯理论”与包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内的实际历史运动剥离开来，进而指出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
论述至此，柯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成为过去。它起源于19世纪上半叶革命的阶级斗争，而在19世纪下半叶，它仅仅作为仍未恢复其革命力量的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被维持并重塑。”马克思主义似乎成为蒙尘的“珍品”，辩证法虽耀眼夺目，但马克思的著作和理论却无法应用于20世纪的现实，无法对当代革命政治的走向产生影响，似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要终结于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柯尔施恰恰希望通过揭示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非辩证的应用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来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激活不能指望个人的、纯理论的研究分析，而是要以批判的和实用的要素深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因对现实革命运动的“反映”而重获新生。为此，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一文的最后满怀期待地指出：“从更为根本的历史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将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期有新的发展，这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延续。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第一个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革命理论中对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第一次伟大概括。这一理论永远是无产阶级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新革命意识的经典表述。”
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及其未来发展路径的设想勾画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丰富图景。在《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文中，柯尔施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归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命题，包括那些看似笼统的命题，都是具体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把他的学说“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对他来说既是“过多的荣誉”，也是“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正契合这一点。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学派或理论体系，而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社会规律只存在于历史的发展中。“正因为它从来都不会丧失其实践目的，所以对于一切试图把全部经验强行归入到世界的一元论结构中并由此建立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的做法，它都敬而远之。”正是秉承这一立场，当第二国际的部分理论家们宣称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已经终结时，柯尔施却在找寻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影响，而历史与辩证法显然是黑格尔哲学的最重要成果。柯尔施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不是抽象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而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前科学的、超科学的和科学的意识，不再超越于和对立于自然的和（首先是）社会历史的世界而存在。如果它们也是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们就作为世界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对于柯尔施来说，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理，包括那些表面上带有普遍性的原理，实际上都带有特殊性，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固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发展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肯定的，而是批判的。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历史的和辩证的，而且是批判的。马克思的批判不是以“观念”面对既定的事实，而是以“另一个事实”来面对它，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对每一个事实的尽可能准确的研究，将事实本身呈现为相互独立的“发展的不同环节”。他进一步解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不是肯定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哲学，也不是肯定意义上的科学。从头到尾，它既是对现存社会的理论批判，也是对现存社会的实践批判。”而“批判”不应仅仅从观念或唯心主义的意义上被理解为唯物主义的批判：从客体的角度来看，它包括“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对客体的所有关系和发展进行的实证研究；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它包括将主体的无能为力的愿望、直觉和要求发展成为历史上有效的阶级力量，从而推动革命实践。柯尔施认为，这种批判倾向在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之前的所有著作中都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他们理论发展的后期也仍然充满活力。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不是处于肯定状态的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正在衰落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如其解体和腐朽的明显趋势所揭示的那样。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正常运转，而是这一特殊社会制度的真正的正常状况，即“危机”（Krisenhaftigkeit）。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批判，最终就是对其危机的批判性分析，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增长的趋势，即使在上升阶段或恢复阶段，甚至在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性循环的所有阶段，都呈现出实际危机的所有特征，而这一危机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随着历史的发展，柯尔施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要从历史情境的要求和可能性中引申出自己的理论。在一封写给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的信中，柯尔施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正在瓦解的社会，因而危机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常用词’，而这并不排除——他提醒道——对现存社会开展仔细的、经验的和定量的分析”，然后将这些理论转变为行动，在革命斗争中赋予理论以物质的力量。
因此，第四，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不是在沉思中享受现存世界，而是积极地改变现存世界。柯尔施主张，真正的革命理论必须是现实的，必须体现在现实的政治运动中，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从来都不是认识现存世界，而是要积极地改造它。所以，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实践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正如他在《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出于独立的理论兴趣而努力实现对现实的客观认识，它是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来获取这种知识的。忽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很难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它所代表的无产阶级运动也可能会受到损害甚至失败。”对于柯尔施来说，自我挫败的否定论和唯心主义的思辨将导致“纯理论漂浮于历史情境之外，批判一切却无缚鸡之力，设想无限丰富的各种可能性，但却两手空空”。因此，柯尔施主张对现实保持清醒的意识，“将理论建立在现实的实践之上”。在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看来，柯尔施的这一主张是值得肯定的，这既纠正了某些过于严苛的假设对立面没有替代物的“否定辩证法的过激之处”，也批判了“飘忽于现实和可能性之外”的“乌托邦社会主义”。
五、结 语
柯尔施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革命实践的理论，因而它所有的命题都在朝着批判和变革社会的方向发展，并需要不断地变化和修正。在写给马蒂克的信中，柯尔施谈到：“我以前想说并且已经说过的是，当人们认为能够通过其他手段而不是完全愿意接受所有理论化的合理修正来保护革命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富于战斗性的特征（这显然将被保存下来）以免其纤维变得疲软时，这是一种谬论……保护战斗性特征的唯一手段在于更进一步地发展科学……我任何时候都不相信真正的革命会与真正的科学进步发生矛盾。因此，反过来说，所有真正的科学进步都会受到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欢迎。”显然，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假定了革命理论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一种表达，并会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看到，柯尔施的理论路径是辩证的，即理论源于社会现实，又反过来观照现实，最终指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当然，也要清楚地看到，作为政治理论家，虽然柯尔施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研究和革命行动的非教条的指南”，并以形象的比喻强调“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但过分强调“吃”这种实践，可能会陷入矫枉过正的境地。显然，在构建新的政治模式方面，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存在不足，也没有明确提出未来社会的可能形态。确实，在过分强调实践时，理论对实践的反作用有可能被忽视。不过，对于柯尔施来说，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化的认识，就是尝试着把每一个实践问题都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兴与实现。这位追求“历史细节”的理论家发现，自己面临的任务是通过追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源，把马克思的理论从固化、僵死的“正统”中解放出来，以便根据必然对其产生影响并造成了其内部张力结构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1956年，在写给前德共领导人鲁特·费舍（Ruth Fisher）的一封信中，柯尔施描述了他在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之后仍然怀揣着“另一个梦想，即在理论上重建‘马克思的思想’”。虽然他在理论创作的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表示失望并提出批评，但却始终谨记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和革命精神，并心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在晚年仍然提出了“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柯尔施充分印证了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定义，即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的控制性方面、一般意义上的总体化理论、对马克思的神化以及个人对共产主义所要求的体系的屈从”。或许，以“后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来认识柯尔施，才算不失公允地客观评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贡献。
（作者：赵婧，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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