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自北洋政府领导始，中国面貌并没有呈现一丝的活力与改变，政治专制，经济凋敝，封建文化盛行，民众痛苦不堪，中国仍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被列强宰制瓜分的境地。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痛心感受到，共和体制的建立并不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地位，必须通过思想的启蒙与文化的觉醒，才能从根本上唤醒国民、振兴中国。在艰辛的探索中，他们最终从纷繁的外来文化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才为之焕然一新。
一、文化救国的自发需求：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被接受
文化运动是政治运动的先声，为政治运动指明方向与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被译介到被自觉接受，需要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五四运动前，虽然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自发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但更多的知识分子仍然倾向于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希望能通过一个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来改变人民落后愚昧的思想以实现救国抱负，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最终破灭了他们的幻想，知识分子们才开始考虑新的文化选择，但这个文化运动极大推进了社会思想的自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思想基础。
（一）文化救国启蒙：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专制文化的批判
中华民国成立后，在北洋政府领导下徒有其名，仍然是封建专制统治，封建思想盛行，“执政的人物，依然是专制的人物，执政的思想，依然是专制的脑筋，政治的制度，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样式”，“累年以来，社会道德之败坏，无人不痛疾之矣。社会之万恶，众口腾说。无论何地何时嘲骂忿诋之声充盈两耳”，“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寻求中国新的出路，他们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先有文化意识的觉醒。1915年9月，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最突出的标志，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
首先，开启民智，培养爱国心理。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在国家发展中自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国民的爱国心，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后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现代诸国，皆以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土地、人民与主权构成国家之形式，“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其“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而中国人视爱国与忠君同义，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可言，“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忧乐”，而国人尚不知国家为何，根本不可能产生爱国之心。
1915年6月，李大钊痛感国家危机，号召“国民而不愿为亡国之国民，亦宜痛自奋发，各于其本分之内，竭力振作其精神，发挥其本能”，而知识分子“于国民中尤当负重大之责任，研究精神上之学术者，宜时出其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感慨国内之青年身体衰弱思想陈旧，“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而“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为了应对亡国危机，陈独秀认为只有以文化唤醒青年，国家才会有希望，“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
关于国民性问题，陈独秀认为这是导致亡国最根本的因素，其在阐释国民性与亡国关系中强调，“吾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夫个人抵抗此恶潮流势力之薄弱，……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国家不强，国人抵抗力薄弱，陈独秀认为，“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李大钊同样感慨：“惟以今日吾之国民，几于人人尽丧其为我，而甘为圣哲之虚声劫夺以去，长此不反，国人犹举相讳忌噤口而无敢昌说，则我之既无，国于何有?若吾华者，亦终底于亡耳。”
如何唤醒沉睡的国民，陈独秀认为，“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中国之危亡，固然有独夫强敌之故，“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而改变这亡国之最需要者乃“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李大钊对此亦深有所感，他在《晨钟》创刊号中指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以促使“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其次，启迪民权，宣扬民主科学。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思想领域掀起热烈的文化解放浪潮，对当时的政治专制与复辟思潮进行猛烈冲击。他们向社会大声疾呼，目前只有民主与科学，才能根治当下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等各方面沉积已久的腐败与黑暗。陈独秀坚定认为，只有民主与科学，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文化倡导的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民主制度与民主政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民主精神与民主意识，体现在国民灵魂深处的主体性思维。对于个人，陈独秀认为，自主的，乃为人之基础，“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解放自身，即“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对于国家，陈独秀坚信共和国家是建立在国民总意之上，而当今中国“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共和重平等精神，帝制重等级尊卑，完全不能调和，“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李大钊更是一针见血指出，“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
新文化倡导的科学，亦不仅仅指具体的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强调那种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要求对世间万事万物，能用理性的态度，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陈独秀认为近代欧洲的发达，主要归功于科学与人权，“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而中国国内尚为蒙昧时代，士农工商医不重科学，各以主观想象惑世诬民，害人祸国，“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民主与科学的启蒙宣传，目的在于唤醒国民的自我主体意识，使其能自我觉醒去破除奴隶之道德与制度，自觉其国家主人之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1916年，战争形势逐渐明朗，陈独秀等非常兴奋地认为世界局势将会更趋向一个全新局面，希望中国能借助此形势建设新人格、新国家、新社会、新家庭、新民族，能完全推翻束缚社会的儒者三纲之说，建立独立自主之人格。
最后，冲决罗网，批判封建礼教。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人采取进化论的方法，对统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以纲常名教为指导的封建主义专制思想文化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他们认为，道与世更，优胜劣汰，“吾人生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取二十世纪之学说思想文化，对于数千年前之孔教，施以比较的批评，以求真理之发见，学术之扩张，不可谓非今世当务之急”。“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有感于当前的民族危机，陈独秀等人在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方面认识到文化落后是造成此恶果的重要因素。陈独秀认为中西文化“根本性质极端相反”，他反省中国近代以来从学习“西器”到政治制度，仍然未能解决中国之问题。而“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必须从多数国民思想自觉上着手。“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陈独秀认为东西文明的分水岭就在于我国以阶级制度为根本的三纲之说为大原，而西方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自民国初创始，中国虽从政治上接纳了西方的共和立宪制，但伦理上仍为保守纲常阶级制，显然陷入自相矛盾难以自拔，所以，陈独秀坚信，“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因此，陈独秀等人认为思想问题应先于政治问题解决，“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因而此时起必须先废黜封建孔教，“此根本问题，贯彻于吾国之伦理政治社会制度日常生活者，至深且广，不得不急图解决者也”。可以说，向西方文化学习，变造中国蒙昧落后的局面，首先就必须严厉批判束缚国人思想的传统礼教。陈独秀指出，“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及今不图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时代宗法社会之孔教统一全国之人心”，“将何以适应生存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乎？”“若夫废弃孔教，将何以代之，则国民教育尚焉”。
（二）西学的没落：一战后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在世界争夺殖民地与妄图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从而导致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反映了资本主义文化侵略本质，带给世界人民巨大灾难，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文化价值进行重新反思和批判，并思考中国独立自强之路究竟往何处去的文化路径。
的确，“开亘古未有之斗局，贻人类莫大之惨祸”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的文化名流亦反思自己文化何以造成如此人类之巨大浩劫，对过去的西方文化优越感进行了批判。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目睹一战留下的惨剧后，于1918年写成《西方的没落》，其果敢预言西方文化终将走向没落。英国哲学家罗素对哲学的兴趣被他对欧洲文明面临的巨大威胁之恐惧所压倒，从而作为反战人士投身到写作、演说和组织活动中去，并因拒绝服兵役而入狱，他认识到，“欧洲文化的坏处，已经被欧洲大战显示得明明白白”，在对中国各地考察后，他甚至认为西方文明已趋苍白衰落，而只有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才是解救时弊重返世界和平的良方。美国哲学家杜威在1919年来华期间，反思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同样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在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从这场战争中强烈感受到列强们带来的人间灾难，愈发感觉到西方文化内在深藏的缺陷，从而促发了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当时《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认为，“近年以来，吾国人之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于是“信赖西洋文明，欲借之以免除悲惨与痛苦之谬想，不能不为之消灭”。在思想界影响很大的如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亦纷纷撰文表示对西方文化的反思，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高度肯定。但他们这些思想又不同程度契合着当时统治者的封建专制心理，间接助长了封建文化的蔓延。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方面继续批判中国传统封建专制文化，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失望的同时尝试寻找中国新的文化出路；一方面继续关注着欧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以及如何应对与争取国家合法的权益。他们痛恨国内民众“恶闻战争，乃吾国民之恶劣根性”。有鉴于当时中国的“恐德病”与国人担心俄罗斯二月革命后与德联合，陈独秀虽痛恨国人对国际形势“犹在梦中”，但仍希望能通过分析促其觉醒。陈独秀指出，此次世界战争前所未有，其性质乃君主主义与民主主义、侵略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大战争，“战后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为旷古所罕闻”。至于“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其未必与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单独言和，以其革命政府乃亲德派旧政府之反对者，而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之空气所充满也”。因此，世界各民主国将从道义上支持俄国革命而与德意志作战；同时，陈独秀希望中国政府能坚定对德作战决心，“以扶人类之正义，以寻吾国之活路”。
一战结束后，陈独秀、李大钊团结《新青年》其他同人一起另外创办小型政治时论报纸《每周评论》,以与《新青年》相互配合补充，协同“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把思想文化斗争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此刊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陈独秀在文中曾称赞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完全是因为威尔逊在当时极力鼓吹的所谓“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李大钊也持同样观点，“吾人终信平和之曙光，必发于太平洋之东岸，和解之役，必担于威尔逊君之双肩也。”
而巴黎和会彻底毁灭了他们的美好救国梦想，这场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根本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合法平等权益，即使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亦完全成了他们交易的筹码。陈独秀失望地认识到，巴黎和会完全让“公理战胜强权”成为一句空话，“这回巴黎会议，也是分赃会议，所以不得不秘密，所以毫无价值”，所有重要事务“都是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威尔逊提出的和平意见十四条，已经沦为“不可实行的理想”，陈独秀痛批威尔逊是典型的“威大炮”，他进而建议坚决去除那种种的人性黑暗所造成的社会，而“应该把‘爱世努力的改造主义’当作社会中个人普遍的唯一信仰”。
（三）新文化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始接受
陈独秀等在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科学思想倡导新文化运动之时，对世界各类文化思想亦广有涉猎，包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早在1915年9月，陈独秀在分析中西文明时就指出，中国文明目前尚处于古代文明阶段，而西方文明则已经进入近代文明。他认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而这一切学说皆为法国人所创，“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在谈到社会主义思想时，陈独秀提到了马克思，评价其“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鲜明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第一次把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变为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苦于求索中国自强道路而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又正处于失望而茫然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自救道路上的指导作用，亦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而在学习走俄国人的路上，李大钊无疑是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明确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8年1月，李大钊发表《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全面阐述了俄罗斯文学艺术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其中指出，“俄国革命全为俄罗斯文学之反响”，“今也赤旗飘扬，俄罗斯革命之花灿烂开敷，其光华且远及于荒寒之西伯利亚矣”。6月，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再次肯定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文化，“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
7月1日，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热烈讴歌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其认为，“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
不久，李大钊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及《新纪元》等一系列文章，深入、全面地阐述了苏维埃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号召向俄国人学习，才是中国前进的新方向。他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他热情赞美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的历史意义与历史地位，那“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而且它是马克思、列宁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功业，“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充满激情与乐观地预言：“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论述表明，此时的李大钊已经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它作为指导自己思想与实践的指南。
相比于李大钊，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相对要迟些，他是在随着一战后对各帝国主义对华继续掠夺的失望中发展起来的。1919年4月6日，陈独秀开始宣传社会主义，他认为，“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地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对于这种思想，日本都“害怕得很”，赶快通过普选及优待劳工等手段进行改良，而中国却是采取严厉禁止的态度，他坚决号召，“我们中国人不怕！不怕！”4月20日，当他听到英美等国亦不得不开始承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消息，他指出，“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陈独秀十分痛心，非常痛恨卖国求荣的“亲日派四大金刚”——章宗祥、曹汝霖、江庸与陆宗舆，痛恨“真是世界第一恶人”的日本首相寺内，也痛恨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他的思想也随着从改良逐渐走向革命。对于苏俄十月革命政府，他觉得是世界革命发展的必然，感慨“可是世界上温和的人都要渐渐的激烈起来了，这是什么缘故呢？”也是从这时起，陈独秀开始注重关注下次民众社会生活问题，1919年4月27日写成《贫民的哭声》一文，深刻揭示了下层贫苦百姓的痛苦与官僚的腐败奢靡，宣布“我想这可怜的哭声，早晚就要叫他们听见，叫他们注意，叫他们头痛，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
二、文化救国的自觉体现：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自主传播
五四运动是民族危机激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极大地改变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救亡中国的思想与道路抉择，在众多的改造思潮中，他们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并逐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力图为落后的中国找出一条新的自强之路。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
五四运动以后，围绕救国出路，各种新旧思想斗争激烈，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其严谨的科学性与时代的鲜明性脱颖而出，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很快就广为传颂。
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广泛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巴黎和会，让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文明完全失望，这也在环境方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五四以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许多刊物，普遍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全国几乎成为一种风气，正如时人所指出的，“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新青年》上连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之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并科学预测“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差不多同时的杨匏安亦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用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简要回答了“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着重阐明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界限，论证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不久他又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与《社会问题总览》等社会主义著作并寄回国内，对国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二，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地位。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既要受到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压制，同时也受到知识界内部的反对。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思想界亦有很大影响，1919年7月，他公开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大肆宣扬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针对胡适此观点，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驳。
首先，李大钊有更高的思想视域，他没有简单地直接批判胡适的观点，认为“问题”与“主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社会问题的彻底解决，首先用一个共同的主义作为奋斗的目标，而且必须发动社会上绝大多数的民众共同行动，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接着，李大钊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与在中国的适合性，他认为，“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何况在当今盛行资本主义的国家里，都在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因此，“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必须充分将此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分析。
最后，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强调，“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但是，在注意经济问题的同时，李大钊也特别提出必须注意采取阶级斗争的行动，如果“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虽然发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同仁之间，而且充满平等探讨的学术风气，但其蕴含着巨大的思想涡流在剧烈旋转，中国自救要不要革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直接关系着中国的命运与前途。这场论战的双方都有不少的支持者，但李大钊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宣传，推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思考如何去改造当前中国寻找自强之路。
第三，建立各类马克思主义学习与研究组织。宣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团体在全国的相继涌现，不仅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与宣传的能力，而且有利于集合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更能发挥团队与集体的合力，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指导地位确定提供组织保障。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率先创办国内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包括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罗章龙等人，主要以搜集、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为方式，成立了专门的共产主义图书室，收集了数十种不同版本的马列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及《共产主义原理》等，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传播与准确了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5月，已经在上海的陈独秀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主要包括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杨明斋等人，积极找寻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参加。
在南陈北李的倡导下，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在组织类似的研究团体。在湖南，毛泽东等在以往新民学会会员的基础上，出版《湘江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6月从北京经上海拜谒陈独秀再返回长沙后，立即着手创办文化书社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专门以探索研究俄罗斯革命为宗旨。在武汉，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在武昌组织了利群书社；在天津，周恩来等人在五四时创办的觉悟社与新生社基础上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济南，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齐鲁书社同仁的基础上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行集体研究与宣传。这些宣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集结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矢志的知识分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时为不久后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准备了组织基础。
（二）重新诠释“五四”，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这是世界革命的先声，中国要想摆脱列强控制而自强，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首先，重新对“爱国”理性解读。五四运动前后，爱国开始成为最流行的话语，但也成为当权者欺压人的工具。什么是理性的爱国？陈独秀认为，国家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所谓爱国，应当是“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认为五四运动的精神不只是简单的爱国救国，其有独特性，“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
对于五四运动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陈独秀保持着理性的态度，他认为爱国的觉悟有“三步”之别：第一是“爱国心之觉悟”，即国民自保及民族自决之精神，具有这种觉悟的人已有不少；第二是“政治不良之觉悟”，具有这种觉悟的人已经较少，“仅五四运动中学生之一部分而已”；第三是“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具有这种觉悟的人就更少了，“即在学生界亦殊少矣”，“此等觉悟之进程，以系由外交而及内政，由内政而至社会组织者”。
其次，重新对“民主”科学定义。民主，是新文化运动发起的一面旗帜，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与民主方式，但“一战”及战后的巴黎和会，陈独秀痛批这仍然是“强盗世界”，这只会导致更多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要想免第三次大战争的痛苦，非改造人类的思想，从根本上取消这蔑弃公理的强权不可”。他明确宣称，“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陈独秀希望各劳动团体能自觉联合组织起来，如各校学生联合组织一样，能发挥积极的核心作用。
对于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认为其应该体现出“人”的民主，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新文化运动倘然不能发挥公共心，不能组织团体的活动，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终久是一场失败，或是效力极小。中国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为家族主义太发达的缘故。”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要能对其他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如“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而对待少数人垄断的政权，陈独秀提出应当借助苏俄的革命方式，即采取“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
最后，阐明阶级斗争的必然性。随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阶级斗争已经被少数知识分子所积极接受，但很多的普通人并不怎么明白，有许多人听见这阶级竞争说，很觉可怕，以为人类的生活，若是常此争夺强掠残杀，必没有光明的希望，拿着阶级竞争作改造社会的手段，结果怕造不出光明社会来，所以对于此说，很抱疑虑。
为了打消这种社会上的疑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多次在撰文宣传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最终结束一切阶级社会，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现在的世界，完全充满着黑暗与罪恶，而发展人类的文明历史，必须要发生一个大的变化，“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
（三）深入社会宣传，坚实劳动阶级基础
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思潮在中国传播，一开始主要在知识分子内部进行的，但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一小部分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在救国方向上的重要作用，决定借鉴苏俄十月革命的模式，在劳动阶级中寻找同盟力量，真正找到改造社会的有效途径。
第一，思想上启发工人觉悟。1920年初，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必须走入社会，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北京，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多次去工厂演讲并深入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1920年5月1日，邓中夏主持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分头上街演讲，宣传五一劳动节的历史及意义，号召工人们自己要自觉起来，做自己的主人。
陈独秀到上海以后，也是积极深入码头、工厂等地调研工人情况，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应邀参加上海码头工人的会议，他在演说中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的重要历史地位，称赞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台柱子”，他指出：“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
第二，将思想教育与经济要求结合起来。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了解工人生活的过程中，发现他们悲催的生活令人难以接受，“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愤怒地感慨，“这些贫民、并不是懒惰不愿做工、实由社会组织不良、叫他们无路可走。……他们正在地狱里伸首望着呀!”
为了真正能将工人发动起来，陈独秀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要求有管理权。陈独秀在经过调查撰写《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文章，他明确号召：“大家要晓得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在此文中，陈独秀用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要求大家能组织起来，为自己应有的权益而斗争。
第三，组织上建立工会行会等机构。为了提高工人思想觉悟，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到组织力量的重要性，必须在工人中建立类似的工会行会组织，才能保证他们的合法权益。李大钊在1920年1月发表《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一文中指出：“从前的社会组织是纵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横的组织；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从前的社会组织是以力统属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以爱结合的组织。”“在此一大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
陈独秀则认为将来的趋势必然是如俄国的劳农政府那样的无产劳动阶级执政，“就是拿现身从事农工商业务及劳动者执政——即职业政治，来代替贵族、军人、官僚、政客等无职业者执政——即游民政治”。如何去实现无产劳动阶级专政？陈独秀强调，“所望诸君，要有自觉、有团结，将来以无数小工会，联合成一大工会，那时我们劳动的国家，就不难于实现了”。
三、文化救国的政治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
在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如要真正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来改造中国，就必须像苏俄那样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将自己团结成为一个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文化救国战略才有坚强的保障。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接着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新起点，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文化的组织保障：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出现
第一，深化文化与组织关系的阐述。有鉴于痛恨当时中国的散沙局面与国民的麻木不仁，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特别强烈感受到组织起来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他们一致认为，“人类之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和文化有相互的影响。文化高的民族，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固然也高；亦惟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既高，而文化始有进步”。在当今全球各国，“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
他们感慨中国社会一直没有变化，没有真正实行过实质的改革，甚至“这总因为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各国的C派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可见，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已经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第二，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为书记，成员主要有俞秀松、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这个组织肩负着发起、筹备和组织全国性党的重任，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它起着组织和联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的纽带作用。10月，在李大钊的组织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负总责，成员主要有张申府（不久去法国）、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等。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1920年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主要包括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会议推举包惠僧为书记；1920年深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过去新民学会会员的基础上成立，成员主要有何叔衡、彭璜等。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达广州，对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进行了清理，成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成员主要有谭平山、陈公博等。1921年的春天，在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与帮助下，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成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而且，在日本与法国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旅日华人共产党早期成员主要有施存统、周佛海等，旅法华人共产党早期成员主要有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陈公培、刘清扬等。
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国内已有六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成立基本上都有思想与成员基础，主要是在以往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与成员的基础上，思想相对统一，这些人构成了在中国宣传与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力量，共产党内部组织统一起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选择势必产生新的重大影响。
第三，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媒介宣传。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大大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同月创办了《劳动界》周刊，文体采用通俗语言，内容选取具体事例，深受工人的欢迎。从9月起，以《新青年》为机关刊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过刊载有关俄国革命的材料，全面、系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1月创办了秘密的《共产党》月刊，李达担任主编，这个刊物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着重介绍列宁的建党学说和俄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刊载了许多有关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情况的材料，明确宣传中国革命的方向必须是用阶级战争的手段夺取反动阶级的政权，建立属于劳动者所有的国家。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创办了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邓中夏为主编，其目的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指导工人运动的进行。广州共产党小组创办了《劳动者》周刊，组织大家阅读马列著作和介绍俄国情况的书刊，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主人翁觉悟。
（二）文化主导权：加强与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论战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影响的扩大，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试图借助马克思主义旗号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还有其他诸如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实验主义及新村主义等，同样都宣称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容易引起很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困惑，毛泽东曾承认自己在1920年夏季前自己脑海里还是个思想的大杂烩，什么主义都有，瞿秋白指出，当时简直是“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为了划清与这些思想流派的关系，扩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不可避免地必须进行旗帜鲜明的思想斗争。
第一，反对不谈政治的无政府主义与改良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五四时期一种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它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出发，倡导绝对自由，反对国家阶级专政，反对任何形式的组织和纪律。针对这种观点，李大钊于1921年1月15日发表《自由与秩序》一文指出，任何个人绝对的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不可能离开社会的制约，“个人与社会，不是不能相容的二个事实，是同一事实的两方面”，如“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的自由可以选择，只有孤立是他唯一的生活途径。这种的个人，还有什么个人的意义！”
陈独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强烈批判了以张东荪、胡适为代表的学派与以上海底总商会为代表的商界，并继而主张：“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陈独秀用世界各国改良派的失败，对不反对政治的旧派和新派的所谓政治改良、不主张直接行动与劳农专政的言论进行了批评，他明确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从而坚信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第二，驳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等错误观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公开美好资本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针对于此，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新青年》《共产党》等党内刊物进行了坚决的反驳，鲜明主张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手段与方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在社会主义的派别分歧上，陈独秀批判了其他的主要代表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及国家社会主义等，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陈独秀认为，共产主义坚决主张阶级战争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国家社会主义主张劳资携手及议会政策，“马格斯底《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底历史及必要的讲义”，“马格斯底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取革命的行动，没有一句主张采用议会政策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而只有“在俄国才还了马格斯底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俄国底共产党是主张绝对的阶级战争的，是不独反对与资本阶级妥协而且是反对与一切不主张阶级战争的温和派提携的”。
1920年8月后，在法国的蔡和森与在国内的毛泽东在多次通信中明确表示，改造中国的根本出路必须是实现社会主义，而实现的必要方法，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会员大会上发言，他在比较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的方法基础上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第三，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等关于社会主义不适应中国等观点。张东荪、梁启超等于1920年底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借用英国人罗素来华讲学的观点，认为中国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是针对欧美的大工业制度，而中国暂时不能主张社会主义。对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反驳。
中国有没有真正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张东荪等竟然完全否决，认为中国没有无产阶级。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严厉地批评了这一观点，认为在外国列强的侵入和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传统经济纷纷遭受严重冲击甚至破产，大量的破产农民与手工业者涌入城市成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他们不仅受到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还要忍受本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遭受着更大的痛苦，因而也有更强烈的反抗意识。李达指出：“就中国说，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
针对张东荪等人鼓吹的吉尔特社会主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陆续发布文章进行理论上的反击，认为其实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陈独秀明确指出，“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资本家的国家底下”。他特别注重区分各种学说的时代性，认为“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所以详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
毛泽东对张东荪等人的观点亦提出明确的否定，他认为现在国内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种派别，一派如陈独秀等人坚决主张改造，另一派则是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主张改良。毛泽东鲜明指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三）确立文化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发动中国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极大地凝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他们不仅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有组织地将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径，坚信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一定能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
第一，加强在学生与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青年学生是思想界中最活跃的群体，对民族的危机感最有体悟，他们迫切需要有一种新的救国良方来指引。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各大城市加强了这一宣传与教育。1920年底，北京大学等高校先后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程，让学生们思想视野更加开阔。董必武在武汉等学校宣讲马克思主义课程，并推广《共产党宣言》《俄国新经济政策》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及《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其他如上海、广州、天津、长沙等地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同样开展得非常热烈。
1921年1月15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在讲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问题中指出，现在的社会主义，“乃是由科学的方法证明出来现社会不安底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要救济他的危机，先要认明现社会底经济的事实，……因此可以说马格斯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总之，“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
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阶级基础，是最具有彻底性的革命力量，但由于所受的压迫之深，对外界与自身的了解不够。为了发展工人运动，启蒙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意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办通俗理论刊物，设立工人夜校，触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陈独秀号召各劳动者“必须遵守的两条大义”，一是要有“阶级的觉悟”，二是要“革命手段”，“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各行的劳动都有了阶级的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的确，组织工人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更重要的是要加强组织，如果“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运动，结果只是空谈”，必须使所有的宣传能“促进国内劳动阶级的团结”，成为他们“阶级斗争的工具”。
1920年11月，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个工会组织，会员有370多人。12月，在上海又改组成立了印刷工会，会员达1300多人。1921年1月，北京小组为了加强在长辛店工人中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又派邓中夏到长辛店领导工人运动，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有意识地接近工人，从工人中挑选积极分子，筹备组织工会。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创建工会组织，对促进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21年五一节，长辛店一千多工人通过了组织工会的决定，不久正式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出版了《工人周刊》。接着，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工会，逐步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而且有利于加强工人自身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准备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第二，坚定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中国道路的唯一选择。五四时期，改造旧中国思潮鱼龙混杂，让人眼花缭乱但不知所向。因此，改造的方向与路径非常重要。
首先，在改造的方向上，陈独秀特别指出，“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罗章龙等人的信中亦明确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主义，即社会主义。在此问题上，陈独秀继续指出，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共和政治，实质上是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金力政治，绝大多数的平民根本谈不上自由幸福，而“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因而现在的“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而资本主义民主主义虽然曾经在历史某阶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发挥了推翻封建文化的进步性，而“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
陈独秀等人接着指出，社会主义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
其次，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才能推翻腐旧的封建制度。陈独秀认为诸多的社会问题，都“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就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改造政治，除旧布新。陈独秀等认为：“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在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革命底目的是除旧布新，是要革去旧的换新的，是要从坏处向好处革，若用极恶劣的分子来革命，便是从好处向坏处革了”，“社会底进步不单是空发高论可以收效的，必须有一部分人真能指出现社会制度底弊病，用力量把旧制度推翻，同时用力量把新制度建设起来，社会才有进步。力量用得最剧烈的就是革命。”
最后，革命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陈独秀等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思想武器，他们认为：“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
在改造的过程中，陈独秀等人认为当时的改良不可能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从经济基础上进行的革命，西方私有制的消亡可能要经过比较长久的时期，但“现在的东方各国却和他们情形不同，所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
第三，与国际相联合，建立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自1920年4月维经斯基等来华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坚定地认为：欲改造中国，必先成立作为领导革命核心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发挥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想的作用。他们的建党目的非常明确，即通过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来改造中国的政治，从而改造中国的社会。陈独秀说：“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底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在有产阶级的政治之下，由金力造成的政党，这种现象是必然的，是无法改造的，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陈独秀还引用罗素在《中国人到自由之路》一文中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要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因为求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并称之为“是中国政党改造底一个大大的暗示”。
1920年下半年开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陆续成立，他们努力研究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这样，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相继来到上海，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达、李汉俊等人会谈并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书信商议后，决定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7月23日，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13名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30日，由于遭到外来阻力，会议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
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党的一大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坚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虽然只有50余名共产党员，但它有马克思主义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武器，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所指出的，“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作者简介：周锦涛，湘潭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亚兰，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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