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学界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研究，多关注其从排满反清到“五族共和”与构建“中华民族”的演进，再延伸至其后来受俄国革命影响发展出的反帝和反殖民主义论述。不过，仍有学者批评1919年后孙中山所提“熔冶五族以成一中华民族”的国族思想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也有一些外国学者用西方的民族观和种族观来研究孙中山，如英国学者奥德雷·威尔斯（Audrey Wells）从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对儒学“天下”和“国家”的解析出发，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源自传统中国的宗族观念和爱国主义，正是对中国传统的执着促使他支持“锡安主义（Zionism）”。美籍印裔学者沙培德（Peter G. Zarrow）等人则认为，清末革命党的反清排满思想是汉人集体记忆中的“历史创伤”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体，是西方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内外秩序后为种族主义提供发展空间的结果。其说开启了美国“新清史”派学者对清末革命的诋毁与抨击。
中外学界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存在不同评价，部分由于他的民族革命思想曾发生较大变化，且表述有前后不一致之处；还有一部分源自他针对革命宣传的不同对象使用了不同的话语和概念，尤其是反清时期他以英文进行的演说、接受的采访和发表的文章，大量使用了当时西方社会流行的“种族主义”词汇和概念。如果只关注孙中山早期的反清话语，则会如某些学者那样特别强调孙中山民族主义中的“种族复仇”和“种族同化论”，认为孙氏反清时所提的“哪逊（Nation，国族）”指的是“种族（Race）”，而研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必须从“种族甚至是种族主义（Racism）的角度来看”。但如果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孙中山对欧美民族主义的反思及其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对构建中国国族的阐述，则“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不仅扬弃了西方种族主义之偏见，更为帝制结束后中华民族统一于现代国家之内的奋斗指明了方向。因此，只有系统考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对西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借鉴、反思、修正和升华，才能真正公允和深入地解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他对中国国家与民族问题的思考，进而阐释传统和现代中国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思想传承。
笔者认为，“广州起义”和“伦敦蒙难”促使孙中山重视并着手开展海内外反清革命宣传。当时，作为一介平民且被清朝通缉，孙中山亟需中外各界对革命行动的支持。在海内外华人圈里，他联络的对象是反清会党组织和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华侨与留学生。清廷划分“满汉畛域”和“崇满抑汉”的歧视性政策久遭诟病，又无力保家卫国，这激发了孙中山意识中用“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理论来阐述反清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孙中山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深。他目睹英美物质和精神文明之强盛，对列强政府抱有诸多期待和幻想，遂尝试通过英文宣传，借用当时西人所熟稔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来构建一套力图说服外人支持中国革命的反清论述。这一策略在革命外交上虽然没能获得成功，却在国内外的反清舆论准备上使革命党同志们统一了步调和思想，并逐步发展出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孙中山并非种族主义者或殖民主义者。他对欧美民族主义话语的借用是刻意适应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国际社会居主流的“种族和国家竞争”之语境。团结华人和“救亡图存”才是他的真正目标。民国肇建，孙中山迅速调整政策，修正反清论述，终结反满措辞以凝聚全部中国人民。一战爆发后，当中国面临内战和分裂的威胁，而英美又在国际上鼓吹旨在瓦解“同盟国（Central Powers）”的“民族自决论”之时，他反而重新认识和弘扬“国粹”，根据中国“宗族社会”的特点来发展国族理论，提倡民族融合并构建有主体性和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以便对内妥善处理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关系，对外抵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压迫，体现出其观念和认知从早期的西化和慕洋到逐步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后产生了有针对性的转变和发展。对中华文化的再认识和依据国情对欧美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持续修正与升华，恰恰体现出中山先生知行合一、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
一、孙中山反清革命宣传对英美民族主义的借鉴
从成长和教育环境看，孙中山先生的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与受儒学教育并参加科举考试的同代国人有显著不同。和容闳相似，与华南、南洋和北美的华侨及英美人士的紧密接触，使他潜移默化地接受了19世纪后期西人的中国观。这对孙中山早年反清革命宣传的基本观点和论述逻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同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东方学和汉学相比，19世纪后期欧美的中国研究除了继承以欧式种族、文化和国家观念来定义和解释中国的做法外，更加上了当时西方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东方专制主义和文明阶梯论等内容，用以凸显欧洲文明的先进性和东方社会的保守落后，以便为其殖民东方的血腥行径制造名义上、法律上、心理上和道德上的正当性。一些参与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外人，如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赫德（Robert Hart）、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丁韪良（W. A. P. Martin）、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和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等，他们研究中国现状并以英美的政府和社会为范本提出改造中国的主张，确立了“西方先进和中国落后”的基本论述逻辑。他们解读中国的基本立场、视角、术语和观念则通过其介绍中国的英文著作、报告和报纸文章在全球使用英语的社群中传播。生活在南洋英法荷殖民地和北美的华侨遂通过教育和宗教文化交流了解到他们的观点。于是，这些西方“中国通”的认知便反向作用于海外华人。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学者黄宇和认为，基督新教、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英帝国主义启发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孙中山早年曾在檀香山的意奥兰尼学院（Iolani College）和香港的拔萃书室（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与中央书院（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接受英式教育，修习过宗教、自然科学、英文、英国文学与欧洲历史等课程，并受洗加入基督教。其后，他又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西医学院短期学习，并于1887年10月入读香港新创之西医书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结识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ne）。孙中山所受西学教育中作为支柱的启蒙和进步主义，不仅引导他用比较眼光来审视中外时局世态，更向他传播了西人的现代化观念，激发了他借助西方力量来改变中国的使命感。黄宇和相信，在夏威夷产生的反帝思想和基督教的“解放神学”强化了青年孙中山的反清民族主义情绪，是推动他从反对清朝“首崇满洲、重满抑汉”之国策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政治纲领的内在精神动力。
中日甲午战争后，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并发动乙未广州起义，此时他的反清革命立场已明确。次年，他在伦敦遭清使馆绑架并被康德黎等人营救。此事演化为中英外交事件，遂使孙中山受到英美媒体关注。孙中山借一系列西媒采访之机，向西方社会大力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他与康德黎和英籍犹太拉比埃德温·柯林斯（Edwin Collins）合作，共同撰写并发表了《伦敦蒙难记（1897）》《中国之现状与未来（1897）》《中国司法改革（1897）》《中国兵勇（1898）》《中国的叛乱（1898）》和《中国维新运动（1898）》等英文著作和文章。此外，他的革命思想还通过美国的《夏威夷星报》（The Hawaiian Star）和英国的《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 London）等报刊的一系列采访报道公之于世。这些英文著作、文章和访谈的措辞、论述与举例迎合了当时英美统治阶层自诩人道和先进的帝国主义心态，附和了19世纪西方对华的负面想象与批评，用西式民族主义话语把中国的内部矛盾上升为国族矛盾，把清政府视为“东方专制主义”的代表，通过指责清廷为中国封闭落后之罪魁来激起读者对清朝弊政的愤慨和对反清革命的同情。
孙中山反清革命宣传对西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话语的借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在宣传中直接套用了当时欧洲有关中国的政治术语和地理与种族概念，包括“Tartar、Manchu、Chinese、Manchuria、Manchu Dynasty、China Proper和Chinese Empire”等，而没有使用西方汉学家著作中介绍的“Ta Tsing Kwoh（大清国）、Tsing Chau（清朝）、Chung Kwoh（中国）、Chung Hwa（中华）、Nui Ti（内地）、Tsing-jin（清人）和Han-jin（汉人）”等音译术语。这固然有方便英语读者阅读之意，但文章关键词的选择也反映出，孙中山和康德黎、柯林斯等人撰文时观察中国国家和民族的视角是站在西人而非中国人立场上的。这种措辞突出了满汉对立，并把清朝视为外族入侵政权而非中华正统。比较曾纪泽在1886年与马格里合著之英文政论文—— 《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文中“China”指的是整个清朝疆域，包括了内地、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Chinese Government”指的是清政府，“Chinese”则指代清朝疆域里的所有中国人。很显然，孙中山、康德黎和柯林斯在英文表述里有意识地利用了欧洲东方学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汉人对立起来的种族主义观念，并用“Chinese”来指代“汉人”，还根据所谓汉人主要聚居地范围来界定“China”为中国的“十八省”。为了表述英文“Chinese Empire”和“China”的涵义，孙中山在对日宣传中亦使用了“清国”和“支那”等词。由此可见，用凸显满汉种族对立的词汇和西方的中国概念来构建反清话语，正是辛亥之前孙中山采用的革命宣传策略之一。这也是革命党人与清朝洋务派外交官员使用西文表述的重要区别。
其次，他们在英文论述中继承了明末以降欧洲东方学著作中所表述的满洲强占中国的“异族入侵论”，并把这种受到明末华夷之辨影响的论述逻辑发展为：造成中国停滞与落后的元凶正是清廷，必须推翻之才能实现变革。17世纪之后的欧洲东方学受传教士汉学影响，将“Manchu”与“Chinese”视为并立的欧式种族。1897年后，孙中山与柯林斯在他们合著的一系列文章中继承并发展了上述观点，给反清革命添上了种族解放色彩。他们表述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的四万万黎民百姓并非由汉人（The Chinese）管理，而是由一小撮“鞑而靼征服者（Tartar Conquerors）”统治。满洲统治者趁明末内乱，以协助平叛为借口入侵，最后却并未恢复明室，反而以暴力、屠杀和欺骗等手段建政，谎称获得了“天命”，用分而治之的方式来统治中国。为了巩固政权，清廷就必须使人民保持愚昧，遂系统性禁止所有教育，致使民众不知道统治者是鞑而靼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民众无法获得地理、历史、法律、科学和军事知识，始终保持蒙昧状态。因此，煽动中国民众排外的罪魁祸首正是清政府，其所作所为并非为了保家卫国，而是为了防止人民获得启蒙后将其推翻。既然如此，他们认为，革命党的工作重点之一，便是开展宣传以启发民众，让他们明白清朝皇帝不是“汉人（Chinese）而是鞑子（Tartar Race）”，从而通过“种族革命”将中国从清廷腐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也希望英美社会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向各国开放以实现进步，只有驱逐敌视其他种族的清统治者才能使“汉人”来巩固自己的国家，维持和平并与世界各国保持良好关系。
再次，他们在英文宣传中以暴政见证者的身份展开抨击并举出案例，刻意强调清朝官员实施民族压迫和苛政，指责朝野充斥枉杀无辜、贪腐、酷刑、野蛮和顽固的行径，用以迎合当时欧美社会流行的“东方专制主义”偏见。此类内容在孙中山和柯林斯等人的早期英文作品中占据大量篇幅。如他们在《中国司法改革》一文中说：“对中国社会里的任何阶层来说，均无正义这个东西。较为显贵的强盗头子施加的私刑、贿赂和大规模系统性敲诈勒索，通过村里之间几乎上升为内战的械斗来决胜，这是民众倚靠用以保护私人和集体生命与财产的唯一方式。藩台臬台之存在，仅为自肥与孝敬上司，直至帝王家。”孙中山更用自己病人所遭的严刑逼供和据说亲眼所见的酷刑来指控清政府“视民命如蝼蚁”。此类论述固然因伦敦蒙难而起，其根本目的则是希望通过强化欧美“孟德斯鸠”式的中国观来激发西人支持反清革命的道德动力。从另一方面看，孙中山之所以同意如此措辞，是因为他当时对英国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认识仍不够深刻，幻想通过英文宣传来说服英美政府对中国革命保持所谓“善意中立”，甚至为革命党提供援助。
最后，他们采用进步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来论证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由于遭到清廷通缉，孙中山必须为自己和兴中会的反清暴力革命正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欧美学者著书立说，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来探讨世界各地民族、国家和文明的盛衰原因和规律。种族竞争和文化与文明的兴替之说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和霸权争夺进行了思想准备和理论解释。强大的民族和国家应该统治世界，弱小的种族和民族注定被强者主宰甚至灭亡——这些当时在欧美社会流行的观念使孙中山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切的危机感。如黄宇和所说，孙中山1897年旅居英国期间，在皇家大游行和英国海军检阅盛典上观察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国力的强盛和民族主义的高涨，这使他受到极大震撼，认识到需要激发中国民族主义精神力量才能在国际上谋生存，才能获得世界其他民族的尊重。
于是，论证中国人并非如部分西方人所说的“停滞、落后、保守和衰败”就成为孙中山英文著述的重要任务。在孙中山向西方媒体阐述自己发动反清起义动机和政治思想的访谈里，在向西方描述中国革命和维新的文章中，他的论述策略是把欧美对中国的偏见导向满洲执政者和清政府。革命党人的政治目标，便是通过将国人从清政府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恢复中华的开放、包容和进取，从而振兴中华文明。他在1898年7月刊发的英文《中国维新运动》中说：
（革命）党并不隐瞒革命意图，部分党人准备谋反以推翻现有制度，代之以不这么腐败和更高效的制度。他们不仅要求新政，更要求全面拥有新的统治者和官员。他们要求更好的教育、先进的方法和新思想。在很多方面他们准备好迎接外国干预，他们已经呼吁外人保护其宣传革命思想。他们的主要武器是白话报刊，这越来越重要，从最近发生的一两件事看，此事已经引发清政府注意，此前政府对白话报所谈之事尚属宽容或漫不经心。
他一并论述说，新的中国必然会以开放态度主动加强与英美等国的全方位合作，这将会给各国带来巨大商机。因此，先进和强大的英国应当支持中国革命。相反，如果英国仍然支持清政府，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衰败、内乱和分裂，这对英国维护其在华利益和远东局势并非有利。
综上所述，孙中山因伦敦蒙难而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利用欧美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话语、观念和理论向西方社会宣传了反清革命的主张和逻辑。这与以总理衙门外交官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洋务派向西方介绍的中国多有不同。孙中山对中国问题的描述和主张显然更为激进。但是，他借用西方关于中国带有偏见的词汇和理论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者有本质区别。孙中山的目标是为中国救亡图存，后者则意在侵略、吞并和奴役中国。不过，辛亥革命之前的孙中山与西方各国政经高层难有接触，对英美的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心存较大幻想，其强调满汉对立和呼吁英美干预的做法极易招致国人的批评和外人的利用。因此，他在辛亥之后的革命实践和中国民族主义建构中必然要对西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弊病进行修正，以便更好地应对中国的内外问题，保障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二、孙中山民族主义对西方种族主义的修正
自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处理外交事务并向英法等西方国家派驻公使起，洋务派及其中外幕友们一直着力于向欧美介绍中国的变革和发展，以改变西方社会对中国停滞、保守、落后和野蛮的成见。戊戌变法前，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力图将清廷塑造为主张天下一家，重用外国“客卿”，实施“开明专制”以率领中华奋发图强、进入国际社会的统治者。部分欧美政客、学者和媒体人也将李鸿章的主张作为引领中国进步的方向。当西人接触到孙中山的革命宣传时，自然会与洋务派和维新派关于中国进步的论述进行比较。
相对于清朝重臣李鸿章，孙中山是以中国南方反政府会党领袖身份获得英美部分人士关注的。他的政治革命主张显然与洋务派的自强运动大异其趣。通过借用西方话语和复兴中国的传统“华夷”观念，他把反清运动上升到进步与保守的文明冲突上。因此，孙中山对西方民族主义话语的利用自始便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实用性和工具主义特征。辛亥革命之前，孙的革命主张以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政府为目标。他与洋务派的根本区别是，他认为洋务领袖保守习气过深，其局部工业化措施并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进步；与保皇派的区别则是，他认为清政府的系统性腐败和满洲权贵的既得利益并不会因光绪皇帝再度执政而改变。清廷正在与列强联合起来奴役中国人民，因此，必须使清朝终结。对辛亥之前的孙中山来说，推翻腐败政府和“种族革命”的反清口号正是革命党人用来团结和激励国人的有力武器。
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清朝内外危机日益深化。欧美社会的“黄祸论”则大行其道。日俄战争更使东西方种族对抗成为国际政治热门议题。1904年，美国国会把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排华法案》无限期延长，激发了中国各界和海外侨胞的极大愤慨。这些重大事件对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思想产生很大影响。常年在海外侨界寻求革命支持的孙中山必须在其革命宣传中阐述强有力的现代中国国家构建理论，从而对内与洋务派和保皇派的自强与维新理论竞争，对外与列强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抗。
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虽然孙中山将清廷称为篡国之“异种”，但他主张的“排满”实乃对清政府“排汉”政策之反动，认为民族革命旨在让国人从满洲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以结束民族压迫。如孙中山1905年在同盟会筹备会上的演讲所说：“满洲政府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其入党。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因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理论奠基时起，即与欧美基于殖民掠夺和霸权争夺的制度性种族主义有着根本区别。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逐渐意识到，在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和文化多样的中国推行西式种族主义必将引起大乱。因此，他对“反清排满”的革命宣传不断修正，以便在国内缩小对立面，将革命对象聚焦于执政的清政府，从而获得更多中国民众对革命的支持和同情。同时，革命党人在国际上还必须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优胜劣汰的种族和文明竞争中谋求生存。因此，孙中山不断修正其反清革命思想，将欧美民族主义话语加以筛选、解释和修正，从而奠定了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理论之基础。
孙中山对海内外华人的反清宣传，从早期华南会党“反清复明”式论述转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论述，强调清廷对内压迫剥削、对外软弱妥协和割地赔款之罪行，认为其“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态度必将导致中华亡国灭种。孙中山所列清廷“十大罪”的核心思想，便是保守落后之清廷对内无法护民和自强，对外无法自保和守土，必须通过革命结束之。这是革命党与保皇派的最大分歧，其背后的根本动力则是振兴中华。他还特别把南洋、北美华侨所受的种族歧视和各种迫害归结于缺乏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强调必须通过革命来缔造新中国以维护海内外华人的权益。对此，他力图通过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竞争观念来激发全体中国人的危机感，并将其修正为在中国建立汉族主导、各族参政之共和政权的“民族主义”共识——专制清廷必须将政权移交给共和政府。
作为西方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孙中山丝毫没有接受英美所搞的那一套“种族隔离制度”。他无意在中国建立等级制的民族架构，其反清仅在于追求民主共和。“种族主义”在英法美及其殖民地不仅表现在观念和理论方面，更有着具体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落实与保障，是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和制度的基石之一。对于列强而言，“种族主义”是其在多民族、多文化的殖民大帝国中构建和强化社会等级关系与上下权力结构的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力量，不仅可为侵略、压迫和剥削国内的弱势族群和殖民地人民提供道德力、使命感与合法性，还可以让殖民者打着“上帝的使者”和“先进文明传播者”的幌子对全球各地实施五花八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掠夺。
孙中山“种族革命（Revolution of the Race）”的目标则不是为激起中国内部之种族竞争，而是对内消除民族压迫，以施行社会革命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因此，清帝逊位后，他在以卸任临时大总统身份致美国人民的文章中，强调太平天国那样的“汉满之间的种族革命”即使得以推翻清廷、建立政权，也因其专制本性而无法获得成功。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摒弃了欧美种族主义的种族优劣论和种族压迫主张，而将种族竞争观念导向反对殖民和帝制对中国人民的“双重奴役”与救亡图存方面。1919年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渐成体系。他晚年多次公开阐述“民族主义”，细节虽有差异，主旨却是相同的。其核心思想是：
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
国际方面，日俄战争日本获胜使孙中山看到了黄种人民族的力量和中华文明复兴的机会，以及振兴亚洲的希望。日俄战争在国际舆论界戳穿了西方种族主义者鼓吹的“白种人优越论”，并启发亚非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者通过激发民族主义、尚武精神和进步主义来实现独立自主。当然，战争也使义和团运动后欧美社会流行的“黄祸论”甚嚣尘上。因此，从日俄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特别重视向日本和英美媒体阐述“中国人民有进化之机”和中国能够成为列强所谓的“现代文明国家”。他把中国的王朝循环历史和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的“文明盛衰论”相结合，把中国王朝史比喻为人之生长病死过程，以此论述清朝已处于灭亡阶段，中国需要另行组织一个新的“文明政府”来取而代之，以复兴中国。当然，彼时孙中山宣传的能够使中国起死复生的“灵丹妙药”，仍然是西式的“文明与进步政府”。
孙中山在国际社会宣传抨击的另一重要对象是“黄祸论”等欧美对华人的种族主义偏见以及列强的“瓜分中国论”。他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的基础上于1904年8月用英文撰写了《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次月在美刊发，随后赴英国接受西方媒体采访并发表讲演。除了列举“满清十大罪”之外，孙中山专门阐明中国民族主义正在觉醒，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民众因列强分割祖国而激起排外之心的视死如归之举。他说，中国有数千年大一统之历史，“分割之日，非将支那人屠戮过半，则恐列强无安枕之时矣”。针对“黄祸论”者所议——以中国巨大的人口与体量，若采用西法和西方思想而启蒙觉醒，必将威胁全世界，因此应当尽量遏制中国之发展——孙中山强调：以中国人之勤奋、平和与遵纪守法之天性，并非富有侵略性之种族。若中国人能够独立自主寻求发展，必将造福于世界。但若外国视华人为工具，离间并武装之以谋取私利，反而会造成大害。因此，列强“分割中国”以殖民和“保全中国”以殖民的主张均不可取。欧美“文明世界”的人民只有尊重中国的独立自主、统一和主权完整，支持中国政治革命才能解决所谓“中国问题”。
当时，孙中山虽然承认欧洲文明的先进，却并不接受中华文明衰败论。一战之后，孙中山开始反思欧洲文明，多次以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来对比欧洲的“霸道”文化，主张应以东方的仁义道德和公道正义为基础来联合全世界被压迫之民族，恢复其应有地位。
此外，1910年至1912年间，孙中山与美国志士荷马·李（Homer Lea）就全球种族和文明竞争与亚太地缘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等问题多有交流。孙中山阅读荷马·李的地缘政治著作，并介绍译者将《无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翻译为中文和日文出版。荷马·李所持世界观和军事观的基础是当时英美流行的种族竞争论。他从德国崛起、俄国扩张和日俄战争看到，以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为主的英美将在太平洋与斯拉夫、条顿、大和民族主导的俄德日等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为了巩固英美霸权，撒克逊民族必须与中华民族结盟，通过支持中国革命使其保持独立并获得发展，从而在亚太地区制衡俄国和日本的力量。他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可以激起中国人的尚武和团结精神，在政治强人的领导下驱逐外敌并实现独立富强。
荷马·李关于撒克逊种族与中华民族联合的构想恰与孙中山关于列强对华意图的分析有诸多交集。孙中山认为德俄对华有领土野心，欲分割殖民中国而支持清廷；美国和日本民间支持中国革命，政府则态度保守，但英美“特殊关系”和“英日同盟关系”则会使两国追随英国对华政策。因此，孙中山将辛亥时期的革命外交重点放在欲“保全中国以殖民”的英法两国。对英法游说的失败则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当时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险恶。然而，他并未接受荷马·李用革命来激发中国尚武精神以称霸东亚的说法，也没有附和他鼓吹种族和文明冲突与霸权争夺的观点，而是强调用革命来缔造一个和平、文明、开放和进步的共和中国，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之发展。
按照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发展时序看，从清末“反清排满”到辛亥时期的“五族共和”，再到南方政府时期的“中华民族”说，其始终坚持的是将被外人视为“一盘散沙”的全体中国人民凝聚在一起，对内追求平等团结以便开展建设，对外追求独立自主以让列强平等待我。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所欲建立的全球制度性种族霸凌和剥削机制存在天壤之别。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精神支柱仍是儒家的大同思想。因此，他和同党人士适时调整建国思想、理论、政策和话语，用建构 “中华民族”来缔造一个以民族平等和统一为基础的共和中国，而非如英美那样实施种族隔离和等级制度。这是孙中山对西方种族主义的根本修正。
清帝逊位后，孙中山曾过于理想地认为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目标已经实现。然而，南北分裂、军阀混战和列强侵略的残酷现实迫使他必须与时俱进，最终将“民族主义”聚焦于对内加强团结和对外抵抗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国族思想”上。
三、孙中山国族思想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
中国学界讨论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时候，持批评态度的学者认为他混淆了“民族”和“种族”概念，指责他潜意识里仍抱持“汉族中心的思想” —— “（孙氏）民族主义不把其主要的矛头针对在帝国主义上，以至于其种族思想落实在对内的排满上，造成理论上的矛盾”。此说主要源自孙中山早期的反清革命宣传以及在1919年后阐述“三民主义”时明确反对“五族共和”，主张“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等论述。其实，孙中山关于“种族同化”的论说并非“汉族至上主义”。深入研究提倡“知行合一”的孙中山，必须将其论说与时代背景和他面临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讨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孙中山之所以提出要致力于将中国各族以汉族为基础“熔冶”为一大“民族国家”，而不愿再坚持民初的“五族共和”论，实乃专门针对当时中国内部政治分裂，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被帝国主义渗透、离间、控制和蚕食的危险状况而言。他认为“五族共和”论一直是清朝世袭官僚、顽固旧党和主张复辟的宗社党用以保存实力、伺机颠覆和实施分裂的幌子，也为帝国主义者离间中国民族关系、侵略殖民中国提供了空间。
一战末期英美等国在肢解奥匈和奥斯曼帝国时，就是通过不断策动其内部民族主义来造成其长久分裂、解体和内斗，以彻底消除这些竞争对手的地缘政治威胁。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提出“民族自决”主张，鼓励“同盟国”内部各民族独立建国，以期改写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并削减陆权国家力量，扩张盎格鲁-撒克逊海权国家的战略空间。实际上，欧式民族主义运动在欧洲内部虽曾是新兴资产阶级颠覆欧洲贵族统治体系的思想武器，但在欧洲之外的亚非拉地区，则成为欧洲殖民主义者用以分化瓦解本土旧王朝等征服对象并分而治之的殖民工具，后来才被殖民地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移植发展成为号召本土人民团结和争取独立的理论工具。
欧战后的“民族自决”政治浪潮也外溢到中国。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英俄日等国趁机加大挑动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力度。这是孙中山必须直面的。孙中山的政治身份在辛亥革命后从革命者转变为民国缔造者。虽无执政权，但必须站在中国全体国民整体利益的立场上应对帝国主义者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来分化瓦解中国的策略和行动。在民初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里，用欧式民族观来分解中国社会，必然会在理论上促发民族分离主义，在现实上增加英俄日等帝国主义强权策动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独立之危险。因此，孙中山开始构建一个对内能够取代“皇帝”来传承中国的天命和道统，熔冶各民族以维系国家统一，对外可以同盎格鲁-撒克逊的英美、斯拉夫的俄罗斯和条顿的德意志等“国族（Nation）”相埒的政治概念和话语体系。这就是孙氏“民族主义”理论持续向“国族思想”发展的根本动力。
孙中山在构建现代中国“国族认同”时，把兼收并蓄的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主体加以阐述，对内可以承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大一统政治道统，对外也能够用符合西式民族国家观（Nation-State）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来展示与列强并立的共和中国。此外，孙之论说还有另一层考虑——清帝逊位后，将中国各族“臣民”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和国家象征消失，如何将边疆地区社会尤其是封建统治集团对清朝君主的认同转换为对民国的国家认同，正是孙中山等革命者必须开展的工作。针对国内军阀混战、政治割裂的现状和外部力量分裂中国的企图，孙中山提出中国不应再坚持有分裂之虞的“联邦（Federation）”或者“邦联（Commonwealth）”式的“五族共和”，而应用“国族思想”将全部中国民族、国家和文化凝聚为一体，“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促生有着共同国家观和世界观的团结一致的现代中国“国民”。
因此，孙中山晚年关于各族熔冶为一大“中华民族”之主张，实非“汉族至上主义”，而是要通过团结来避免内斗，用统一来对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同理，这是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西化派所鼓吹之“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提出批评的原因。他一改革命早期对以英帝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倾慕和赞许，指出欧战后英法美宣扬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是“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全球）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
孙中山用“国族思想”来促成中国团结和一致对外的反帝和反殖民理论在吸收了列宁的思想后得到进一步加强和系统化。惨烈的欧战和巴黎和会等善后分赃行径，以及列强对中国军阀混战的支持使孙中山对英美政客彻底失望，并转向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将之融入“三民主义”系列讲演之中。此时，孙中山进一步明确了他的“民族主义”内涵，尤其强调国家之重要性，希望引导中国社会能从“宗族”精神上升到“国族”精神，在崇尚种族竞争、优胜劣汰乃至实施种族灭绝的全球殖民秩序中结合成一个中华民族大团体，“化宗族之争而为对外族之争……可以成就极有力量的国族”，用积极的努力“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使中国从帝国主义政治力、军事力、经济力和金融力的压迫下求得解放。因此，晚年孙中山主张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发扬“国粹”和自爱自强之民族精神，倡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道德标准和先民传承的智识与能力，并传播中华文明中与帝国主义有根本区别的济弱扶倾的王者之风。他说：
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治，建设一大中华民族。
更进一步言之：吾人既抱此建设大中华民族之志愿矣，尤当以正义公道之精神为弱小者之援助，或竟联络引进之，使彼脱离强权，加入于自由民族，同受人类之平等待遇，如威尔逊之所谓民族自决，与新俄宪法之所谓民族解放然。能如此，方得谓达民族主义之极境矣。
学者张绪心（Sidney H. Chang）和高理宁（Leonard H. D. Gordon）说：“孙中山思想里的民族主义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演进过程。……孙认为‘种族（Race）’这个概念在应用于中国的时候等同于‘国族（Nation）’，遂将其定义为用血缘联系起来的有类似生活方式、语言、宗教和习俗的社群。” 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则注意到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发生的转变，以及孙从早年批判国故到晚年通过对传统的再认识来树立中国文化自信的变化。她将这种转变描述为“从中国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转向种族民族主义（Racial Nationalism），再从民族主义转向大同思想（Universalism）”的轮回。她还注意到，孙氏“民族主义”的宗旨，并非如日本那样通过模仿西方列强来实施帝国主义，恰恰相反，其民族主义是为弱小的国家和民族扶危济困，即儒家所说的“治国、平天下”。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从西洋舶来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理论本身就是残缺不全且充满矛盾的，彼此相互交织，再经翻译、阐释和与中华思想碰撞之后，演化出的中国民族主义与欧美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观念、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大相径庭。孙中山作为知行合一、崇尚实干的革命者，理解他不断演进的思想必须联系具体历史环境并采用动态和发展的观察方式。如果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则可见他从早年反清时对欧美种族主义话语的借用到推翻清朝后的及时调整，再到一战结束之后对中华文化的再认识和致力于构建现代中国“国族观”，其所阐述的思想理论无不针对当时迫切的革命现实需要。若以西人的定义和思路来理解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则容易出现所谓孙文民族主义因武装革命而依赖的“主要是暴力与情绪，而不是逻辑与理性”之类的误读。
余论
近年来，清末革命党在反清革命宣传中对西方种族主义话语的借用成为某些西方人士解构“中华民族”和挑拨中国民族关系的话柄。芬兰汉学家高歌（Kauko Laitinen）从种族主义视角论述章炳麟和孙中山的“反清排满”源自“以汉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义（Sinocentric Cultural Nationalism）”。其后，“反清排满”成为美国“新清史”和“族群研究”者们批判的对象，并得到部分欧洲中国研究者的附和。他们抨击与孙中山民族主义有思想传承关系的美国汉学“剑桥学派”的“汉化（Sinicization）”论，剑指其所谓的“汉文化中心论（Sinocentric Culturalism）”。他们主张通过“把中国去中心化（De-centering China）”的研究范式，将清朝描述为满汉蒙藏回并立的欧（美）式多民族“帝国”，并借此来解构中国王朝史观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正统观和传承性。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自然成为“新清史”学者批判的重点。他们对孙中山早期的汉族复兴论、汉文化中心论和晚年的中华民族国族融合论进行刻意的孤立和碎片化解读，鼓吹区域民族主义和所谓的“满洲之道”，以便从历史维度用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来包装针对中国的“民族分离主义”。
因此，必须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来观察孙中山对欧美民族主义话语和理论的借用、修正与升华，还必须结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时代背景来理解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而不能简单使用今天的政治标准和人类学与民族学教科书里的定义来对孙的思想进行片面化解释。实际上，汉人和汉文化本身就是由中国南北各族融合发展而来的。此发展融合与西方殖民主义显性和隐性的种族隔离制度存在本质区别。清朝的满汉关系也经历了这一发展融合过程。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演进正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多样性和包容性，即以汉文化为中心融合其他民族文化以构建现代中华文化的基本历史。这是一些持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立场的西方学者所难以理解并刻意反对的，也是当代中国学者必须坚持和持续推进的工作。
（作者简介：恽文捷，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