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它是由不同主体构成的。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关系，列宁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他指出：“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同时，也要看到，政党形象是构成党的影响力的基本要素。良好的政党形象有助于促进党的政治认同、政治整合和政治忠诚，提升党的执政合法性和国际交往能力。政党形象又是通过组织和个体来展现的，“领导干部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是党的形象的重要输出者。特别是中央领导干部，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位置，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党的形象”。作为风华正茂的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成就，离不开良好的政党形象包括党的领导人形象的形塑作用。加强党的领导人形象研究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一个有益视角。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失败走向成功的关键时期，也是党的良好形象在国内外广泛传播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外国记者出于各自的需要，达成了“让外界知晓延安”的默契，数十名外国记者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采访，留下了一系列经典的红色作品。学术界借助上述作品开始关注“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尤其是党的领导人形象，形成了若干研究成果。不过，这些成果并未注意到党的组织形象与个体形象的区分，也未注意到党员和党的领导人的区分，使用资料范围较窄，讨论略显笼统。迄今尚未有专文从外国人视角讨论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的集体形象，为此，本文选取20世纪80年代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外国人看中国抗战”系列丛书中的部分作品，即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的《中国的新生》、弗雷达·阿特丽（Freda Utley）的《扬子前线》、班威廉（William Band）和克兰尔（Claire Band）的《新西行漫记》、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的《中国的双星》、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的《北行漫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和贾安娜（Anna Lee Jacoby）的《中国的惊雷》，再加上影响较大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中国人征服中国》、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和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的《中国震撼世界》等共计11本著作为分析对象，试图讨论延安时期外国记者对党的领导人形象的建构及意义。
一、延安时期外国记者展现党的领导人形象的观察范围和叙述方式
作为一种精神产品，记者需要保持“创作欲望”，需要对客观的社会生活进行观察、调查、选择和提炼。同样，本文选择的11本外国著述，是作者在不同时空、不同视角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多种尝试，关注内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其建构的党的领导人形象互为补充，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为此，我们有必要勾勒一下他们笔下的党的领导人形象的“底版”。
第一，外国记者展现党的领导人形象的时空。从时间上来讲，上述著作覆盖了整个延安时期；观察时间在1936年至1937年的作品有2本，即《西行漫记》《中国的新生》；观察时间在1937年至1940年的作品有2本，即《扬子前线》《中国的双星》；观察时间在1941年至1944年的作品有4本，即《新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红色中国的挑战》《中国的惊雷》；观察时间在1947年前后的作品有3本，即《中国人征服中国》《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震撼世界》。从空间上来讲，这些作品报道的区域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外，还包括国统区的重庆和武汉等。
第二，外国记者笔下党的领导人的数量与篇幅。根据笔者的统计，外国记者报道的党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林伯渠、邓小平、陈毅、聂荣臻、高岗、薄一波、吴玉章、徐特立、徐海东、萧克、杨秀峰、彭雪枫等。毛泽东为记者最为关注的党的领导人，对其进行专门报道的著作有7本；其次为周恩来，对其进行报道的著作有5本；再次为朱德，对其进行报道的著作有4本；再次为林伯渠，对其进行报道的著作有3本；关于徐海东、叶剑英、聂荣臻、王震、杨秀峰的报道，分别出现在2本著作中。从外国记者对党的领导人的报道篇幅来看，用章篇幅报道毛泽东的著作仅有《西行漫记》，用节篇幅报道毛泽东的有两本，分别为《中国人征服中国》和《红色中国的挑战》；另外，用节报道贺龙、徐海东、朱德和彭德怀的有1本，即《西行漫记》；其他著作关于党的领导人的报道都是分散在“延安途中见闻”“八路军”“延安的政治”“一个政府的诞生”等阐释党的政策的相关章节中。
第三，外国记者对党的领导人的报道方式和叙事策略。就人物形象的报道方式而言，外国记者围绕“什么造就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直接采访为主、间接引用为辅的方式，通过党的领导人了解统一战线、群众路线、持久战、大生产运动、“三三制”和思想政治工作等。当然，外国记者也采用间接引用来建构党的领导人的形象，例如，斯诺访问延安时并未见到朱德，他对朱德的观察就是引用了对其夫人的采访，并参考了其他采访者的说法，如书中称“但是大家都告诉我，朱德貌不惊人——一个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蔼’这是大家常用的话），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胳膊和双腿都象铁打的一样”。就叙事策略而言，外国记者主要采取了为读者提供背景知识、挖掘人物生平以及采用了读者期望的民主、独立和爱国话语等方式。他们对党的领导人的细节描写很传神，其形象跃然于纸上，如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象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又如卡尔逊笔下的徐海东，“是又一个有巨大的领导才能的农民。他高个子，大块头，脸上有一种我在朱德脸上见到的慈祥。他是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型的领导人”。此外，这些著作中像周恩来的风度翩翩、彭德怀的开朗与大方、朱德的沉默与和蔼、林伯渠的可爱与温和、邓发的干劲与想象力、陈毅的敏锐与坚强等文字表述，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的来说，延安时期外国记者对党的领导人的多视角观察，很好地为地处偏僻、对外宣传资源匮乏的中国共产党“发声”。正如爱泼斯坦所言，外国记者的来访，“把一座被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射进来”。
二、延安时期外国记者笔下党的领导人形象的多维呈现
政党领导人对于政党形象具有代表性作用，“领导人是其核心，公众习惯通过他们的言行判断政党组织形象的优劣”。1945年，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John S Service）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在中国之地位，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共产党将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这一时期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在相当程度上离不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察。大致来看，外国记者笔下的党的领导人，其集体形象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团结抗日和民族独立的倡导者。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己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推动国共合作，建立、坚持和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的立场，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党的领导人在多个采访场合都表达了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团结抗日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高度统一。据斯诺的观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保持了一种“磐石般的团结”，“因为苏区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为他的政府反抗压迫者而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志愿的、自觉的，为着他本身的利益和他认为正确的信仰而战”。白修德等甚至强调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团结意识，“他们都共同作过二十年来的斗争，对付国民党，后来又对付日本人……他们互相信任，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没有一点宗派主义的裂缝”。另一方面，团结抗日也离不开国内外的广泛合作。例如，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表示，中国必须寻求国际合作，“中国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要抗日成功，中国也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朱德在接受福尔曼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国独立战争相似，“这次战争不过是为民族独立及生活民主化的长期奋斗的一个继续”。再据冈瑟·斯坦对王震的观察，冈瑟·斯坦注意到：“虽然他那湖南人的暴躁性格，和他一再表示的对于民族团结的愿望一度压倒了他对于微妙的国共关系问题上经常保持的缄默。”
此外，在采访中，党的领导人多次表示愿意与国民党捐弃前嫌，立足团结抗日大局。例如，杨秀峰在接受贝尔登采访时表示，针对老百姓不满国国民党政权的消极抵抗，“大骂国民党两面三刀，决定不承认鹿钟麟这个省主席”，他严肃地训斥了民选的行署官员，要求其承认鹿钟麟的省主席地位，“我想蒋介石是国家的首脑，不管他过去有什么过错儿，他的任命总还得尊重嘛”。即使与国民党政权有血海深仇的徐海东，他的66名族人被国民党政权杀害，但他在采访中也表示：“是的，但那些已经过去了。现在，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兄弟，蒋介石是我们的领导者。”
第二，求真务实的社会变革者。正如列宁所说，“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卓越的政党领袖应勇于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和推动社会变革。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旨在改造世界和改变人民的历史命运，正如爱泼斯坦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他们的目标不光是撤销或替换掌权的反动政客，而是改变整个中国社会，这样它才能为百分之九十的劳动人民服务而不是对他们进行掠夺。”正因如此，斯诺笔下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青少年记忆中充满了对富人的仇恨和对穷人的同情，毛泽东回忆青少年时代湖南大饥荒时的抢米风潮，“眼睛是润湿的”；彭德怀因一名地主不肯把米卖给饥民而愤怒，率众抢了其粮仓；贺龙对有钱人的仇恨是广为流传的，“如果贺龙还在二百里外的地方，地主士绅都要闻风逃跑”；徐海东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
延安时期，外国记者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中国的了。共产主义在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彻底中国化”。他们也注意到中国共产党领袖“倔强而难以克复的现实主义”。如白修德等称：“第一桩使你觉察到的事情就是他们对中国的知识；他们彻底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了解农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工程师，他们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些什么，而且完全懂得这些疾苦怎么样能转化为行动。”斯特朗同样对中国共产党的现实主义印象深刻，她称：“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思考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常这样回答自己与苏联的关系：“我们从不向莫斯科问这些事情。我们只管怎么办对我们自己有利。”
受访中，党的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在中国，民主革命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道。毛泽东曾对卡尔逊表示：“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的。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然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他也对福尔曼讲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意义，“我们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愿意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有些象林肯在你们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周恩来也有类似的主张，他表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不过，“中国的发展不会沿苏联的同一方向进行。她将有着各个阶段”。
第三，意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列宁所说，“因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在组织和领导群众革命斗争中，党的领导人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政治定力。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充满了复杂性和艰难性，甚至被称为“全世界最残酷的革命”，“这种残酷鼓起了革命者更大的勇气”，“中国的革命依然在前进着，背叛、苦难、失败，都不足以减损革命的领导”。外国记者笔下的党的领导人是“坚如钢铁、韧如皮革”的群体，他们乐观自信，不顾个人安危，放弃名利，义无反顾地献身革命。作为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的重要传播者，斯特朗不仅对该论断感到震撼，称“我从未遇见过有人使用比喻如此贴切而充满诗意”，也对毛泽东的人生选择感到钦佩，“此时毛和年轻的妻子不论在个人生活方面或事业成就方面，本已达到了人生的顶点。以后发生了国共大分裂。毛以非法的身份领导着一支农民的武装队伍……由于毛的关系，毛的妻子和妹妹在一九三〇年被湖南的一个军阀所杀害”。班威廉、克兰尔在与毛泽东的访谈中，也感受到他的革命意志，强调“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祖国危急时期，他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阿特丽对仕宦之家出身的周恩来却冒着生命危险选择革命表示充分肯定，她指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建立者之一，“当民国十六年上海工人纠察队被屠杀的时候，周几乎不能免于死亡。而此后约十年光景，周历尽了革命艰苦”。
斯诺笔下记载了许多党的领导人为革命而放弃个人享受、财富和地位的生动故事，例如，曾为湘军军官的彭德怀讲：“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徐特立为了革命放弃了受人尊敬的师范学校校长身份，放弃了家庭和四个儿女。一次，一个到徐避难地方的共产党员请他入党，他高兴至极，“当时想到他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不禁哭了”。卡尔逊笔下的朱德，具有罗伯特·李的仁慈、林肯的谦恭和格兰特的坚强，“四十岁时，改弦更张，决定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把人民从社会和经济的失望境地中拯救出来的事业”。
第四，廉洁自律的人民的勤务员。群众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观点。正如列宁所说，要善于“作为阶级的党、作为群众的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鱼水情深令外国记者感到印象深刻。在贝尔登的笔下，曾为大学教授的杨秀峰强调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知识的真正源泉存在于人民的愿望和需要中，或者可以说，存在于人民的心目里。我应当做人民的勤务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对爱泼斯坦表示：“我们不断帮助农民是我们获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军民形成一条心，一起受苦，痛恨敌人，决心赶走敌人。”
作为“人民的勤务员”，党的领导人的一个突出特征为平易近人。斯诺注意到，中国共产党领袖可以毫不在乎地走上大街上，亲切与群众交谈，他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班威廉等访问延安时，他们也注意到边区骡马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随意”和缺乏“仪式”，“边区领袖们，如毛泽东，朱德，林祖涵，周恩来等都非正式地到会场参观过，随意和群众混在一起，只带着极少数的卫士，仪式是一点也没有”。
另一个突出特征是艰苦朴素和廉洁自律。斯诺注意到，作为红军领袖的毛泽东，个人生活与一般红军战士没什么差别，“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主管红军财政的林伯渠每月经手数十万元经费，却只领补贴5元，“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指挥千军万马的彭德怀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不佩戴军章，司令部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长征途上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班威廉等在采访平西司令部时，看到官兵“所吃的不过是一天两顿玉蜀黎和萝卜，所饮的不过是白开水”，“在共产党的军队里，长官和士兵们的饮食到处都没有大差别”。
此外，还有一个特征是身体力行，与群众同甘共苦，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白修德等观察到，毛泽东“为了使自己能有烟抽，他辛勤地耕耘着他的烟田，结果他所生产的烟叶足够所有党的总部的消耗”，朱德总司令自己耕种白菜。斯坦观察到参加大生产运动中的王震，“双手也像他的部下那样，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大足趾上贴上了膏布，“他和别的军官一样，帮他的士兵工作，有一次，一袋沉甸甸的煤块竟压坏了他的脚趾”。
第五，视野开阔、胸怀世界的求知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从国际视野来把握中国的革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讨过“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重要判断。党的领导人的世界眼光和学习兴趣给来访的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斯诺的观察，毛泽东是一个熟读世界历史的人，他的阅读兴趣不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也广泛涉猎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曾采访过毛泽东的卡尔逊也分享了与其纵论世界局势的经历，他写道：“我们谈到夜深，内容涉及战争、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还有，一个成功的世界组织的成员们。”此外，卡尔逊还被朱德等人迫切请求分享其对国际局势的看法，朱德等人对美日关系、英国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上的立场、西方民主国家与佛朗哥的关系很感兴趣，“他们对情况的了解令人吃惊地清楚”。卡尔逊还与前来视察的“头脑象芥末一样地灵敏”的邓小平进行了交流，他称：“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斯坦也注意到党的领导人都有与盟军无条件合作的热情，他们期盼战后国际上能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和能力，认为中国共产党“准备自己在一个新的、民主的和发展的世界秩序中做一个伙伴”。
总的来说，延安时期外国记者从理想、意志、能力和修养等多个层面展现了党的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其著作不仅激励着国内青年胸怀理想，奔赴延安，追寻艰难而伟大的革命事业，也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延安中国共产党的蓬勃朝气和并非做作的平均主义，并非由于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书而出名。所有到过延安的人——林迈可、美国领事雷·卢登、医护人员都证实这幅图画的真实性。于是，延安那遥远的地方就日益令人向往。”
三、延安时期外国记者建构党的领导人形象的意义
1937年12月，曾参加过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受到《西行漫记》等著作的影响，决定投身中国的抗战洪流。1938年，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在阅读《西行漫记》后表示：“当时，几十万美国人，包括我自己，读了这本书，从中得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初步印象，同时对他们的目标和救国抱负，对他们的艰辛和牺牲精神，也有了了解。”正是《西行漫记》掀起的“红区热”，贝特兰、卡尔逊、爱泼斯坦、福尔曼等数十名外国记者热情地关注中国的革命与抗战，留下了一系列真实生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地位。迄今，上述著作仍被不同国家数以万计的读者和学者阅读和引用，并不断形成新的“红色记忆”。
第一，外国记者展现的党的领导人形象，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良好政党形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舆论宣传战中的弱势地位。1927年以来，国民党为了维护独裁专治，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多次“围剿”。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在共同抗日下维持合作，但国民党政权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和敌意仍根深蒂固，曾发动了多次反共高潮和摩擦活动。除了军事冲突外，国共两党也一直进行宣传舆论竞争。国民党利用其统治地位，实行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严禁宣传中国共产党言论和思想，致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大多模糊不清，故在斯诺访问陕北前，红色中国被国民党政权“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外界迫切希望得知关于中国共产党问题的真相，诸如“红军是否为‘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领导人是不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全民族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仍极力抹黑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民主政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大肆宣扬“边区黑暗”“共产共妻”，诽谤中国共产党“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本”“破坏政令军令”等，诱导国际社会不必重视中国共产党，不必对其有期待。
通过外国记者的采访和报道，党的领导人展现出的远大理想、坚强意志、卓越能力和心系人民等优秀品质，足以让国民党的各种歪曲宣传“打脸”。在外国记者笔下，毛泽东是一个博览群书、视野开阔的“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熟悉中国和中国农民的需要；他具有分析所见事物的天才；他能够用简单明瞭、丰富多采和铿锵有力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外国记者眼中的周恩来是一个“头脑冷静”“深思熟虑”和“讲究实际经验”的领导人，根本不是国民党污蔑的那样“无知土匪”“强盗”。他严于律己，“精明又有修养”“风度翩翩”“周的才智在中国是出类拨萃的”“周恩来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客观最正直的人物”。外国记者眼中的朱德是一个“绝对地无私、善良、耐心而又判断深刻”的领导人，“朱德受到他的部队所有人的爱戴。只要提起朱德的名字，就会在他的勇敢的同伴们的眼里引起柔和的亮光”。“他时常露出热情和快活的笑容，使每个人都感到心情舒畅。他由一个勇敢的革命战士成为战略家和人民的领袖。”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外国记者在肯定党的领导人的优秀品质外，自然也会用对比的眼光审视国民党高层的官僚作风和脱离群众等问题。如斯诺注意到，与平易近人的党的领导人相比，1936年蒋介石到西安后，则是“城门口的所有道路都遍布宪兵和军队的岗哨。沿路农民都被赶出了家。有些不雅观的破屋就干脆拆除”，“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斯坦注意到，与“随和、简朴、富有思想”的人民领袖毛泽东相比，蒋介石则呈现出“严肃、呆板、忧心重重的军人性格”。卡尔逊在采访孔祥熙等人后，感慨道：“我与这些执掌国家事物的人们谈话的时候，无法不把他们舒适的生活与八路军顽强的自律加以对比。”国共两党领导人所呈现的不同政党形象，使得外国记者对国共两党有了这样的评论，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和拯救人民，“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伴随着外国记者的持续报道，到了1944年，“在国共前后长达20余年的舆论宣传战中，这次较量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双方政治宣传战的强弱格局”。
第二，外国记者展现的党的领导人形象，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扩大了中国革命的影响。正如学者张军孝所言：“毛泽东，从一个人的名字演变为现代中国社会的超级政治符号，早已不是今天的事情了。自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以后，到中共‘七大’，‘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成为一个时代或一种社会政治体系的象征。”延安时期，“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政治符号的过程，离不开斯诺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对毛泽东本人的大量采访和报道。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例，该书最早的英文版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两个月内再版4次，发行十几万册，轰动世界。1938年，该书再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月售12万册，被译成法、德、俄、意、西近20种文字。在《西行漫记》等著作的影响下，随后许多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留下了不少关于毛泽东的报道，如斯特朗的《毛泽东访问记》、爱泼斯坦的《毛泽东印象》等，这使得“毛泽东热”在党的七大时达到高潮。
就外国记者对党的领导人的报道内容而言，他们已注意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受着最高爱戴和尊敬的领袖，具有对党的无可置辩的支配力，如斯诺注意到“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白修德注意到，“在公开的集会里，人们不难看见政治局的其他分子——他们本身也居于很高的地位——反复地引用着毛的演辞，就好象在吮吸着知识的源泉”；斯特朗与刘少奇一次“激动人心的谈话”中，刘少奇向她阐述了“毛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有“新的发展”，他注意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正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的运用，使得“共产党的军队在二十一年的战斗中，从三千人发展壮大为三百万人；变工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使农业增产；生产自给制度，实行这一制度甚至在大幅度减税情况下，也能使被严密封锁的‘抗日根据地’发展成为强大的解放区’”。
不仅如此，以斯诺为代表的外国记者的著作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和政策方针的具体运用，生动地再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魅力，“推进其既以理论形态‘解释’革命，又以实践形态‘改造’革命，还以个性特征‘感召’革命”，因此，这些著作成为海外学界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学术参照。如彭德怀向斯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群众支持对于游击战的重要性，“中国的游击战只有在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下才能取胜，因为只有共产党有决心、有能力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间进行深入、广泛、经常的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必要性，能够实现它宣传的诺言”。朱德向福尔曼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通过人民的帮助，我们具有着有价值的情报。我们知道敌人的每一移动”，这种被日本军官称为“非正统战术”的游击战使日军疲于奔命、徒劳无功。任弼时向卡尔逊阐述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其为中国共产党军队“抵抗侵略的心脏和灵魂”，包括战前动员及战后总结、官兵平等、军纪严明、瓦解敌军和群众动员，“人民一定要明白我们为什么打日本以及他们怎样才能帮助制止侵略”，“我们教给居民开会的方法和选举村和县的官员的方法。人民要履行公民的义务，他们就应有权就自身的事务发表意见”，卡尔逊感到“这种前景是激动人心的”。王震向斯坦讲述了大生产运动有助于改善军民关系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毛泽东同志坚决要我这样做，要我边工作边学习”。
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展现的良好形象，使得“毛泽东及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开始走出根据地，走向国统区，乃至全世界”。外国记者承认“中共的领袖们才能卓越，意志坚定，富于献身精神。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并且令人容易接近”，并用“富有朝气的、充满活力的、斯巴达式的、受人民欢迎的、进步的、民主的、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等形容词描述中国革命。
第三，外国记者展现的党的领导人形象，为当下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素材。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深入，资本逻辑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中国社会，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历史虚无主义者试图通过碎片化的“富于启迪的历史细节”来歪曲事实，以“非人性化”的叙事来否认近代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否认历史中的真实和崇高。他们习惯于将党史宣扬为“阴谋史”“党内斗争史”，尤其是通过一些所谓历史文献的细节发掘或编造来贬低和丑化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意图否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媒体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通过网络不断地发酵和扩散，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为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就得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必须以形象生动的细节和深入浅出的表达来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采取“他者”视角的外国记者无党无派，保持中立立场，其对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的观察和报道，可谓真实、立体和全面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折射，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何以能战胜强敌、赢得民心。回到革命战争年代，从理想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奋斗目标，真正做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正如斯诺对毛泽东的观察：当谈到红军成长时，毛泽东主要是从“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来叙述，“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正因如此，很多家庭出身优越、社会地位高或曾在国民党政权中担任要职的党的领导人放弃个人享受，不畏强权和牺牲，他们为国家和人民的不幸而悲伤，无怪乎斯诺注意到受访的农民在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称红军为“穷人的军队，为咱们的权利在打仗”，他觉得，“在中国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贝尔登同样注意到共产党常称“我们是人民的子弟，人民是我们的爹娘”。从意志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不屈不挠的钢铁意志，“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象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他们以民族和国家为重，超越党派恩怨，坚决倡导团结抗日；他们廉洁自律，艰苦朴素，提倡官兵平等，相互尊重，“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所领导的人们”。从能力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世界眼光，善于从长远和大局的视角思考问题，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和税收问题，建立民主政权，推动妇女解放和家庭民主，使人民获得了正义、公平、民主和尊严，“共产党把高贵者拉下马，使卑贱者站起来。他们把妇女从男人、孩子从父亲、佃户从地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过问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他们打开了蒋介石不得其门而入的新天地”。以文化程度而言，斯诺惊讶地发现60%至70%的红军士兵是有文化的，要比国民党军队平均数高很多。甚至在苏区的一些穷乡僻壤，“你也能发现红色农民也知道一些象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和德、意‘侵略’西班牙这样的基本事实，说这两个国家是他们敌人日本的‘法西斯盟国’!”贝特兰同样对红军战士的国际政治知识“感到惊异”，“他们都在红军里学会了读书，大多数还能写东西。他们还知道了他们自己的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这一点给人最深的印象”。
概言之，延安时期外国记者笔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实践了列宁强调的“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以史为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革命战争年代虽然已远去，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从不曾改变。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何提升国际话语权、改变“挨骂”问题，离不开良好的政党形象的塑造，需要我们把握好“做好”与“说好”的平衡。为此，深入历史现场，挖掘丰富材料，从不同角度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当，对外展现好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可谓党史研究者应有的自觉和关切。
（作者简介：杨红运，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项目：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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