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这是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著名论断。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就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相连。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着力开展苏维埃运动。各苏区的陆续开辟使共产国际寄予中国苏维埃运动“引起整个殖民地世界的革命”的热切期望。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建立川陕苏区并迅速发展壮大，引起了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的高度重视并为之积极谋划，后者甚至试图以川陕苏区为基地打开西北苏维埃运动的新局面。目前学界对于川陕苏区的研究成果可谓十分丰富，这些论著大多从“内史”出发，立足川陕苏区自身，集中探讨其党、政、军、群等机构及其工作效能，往往缺少“外史”意识，未将其纳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脉络。本文利用俄、日文档案及相关文献资料，考察共产国际对于川陕苏区的援助与发展谋划，并以此为基础探讨20世纪30年代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演变的历史格局，以期对苏区史研究有所推进。
一、 对于开辟川陕苏区的态度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失败，被迫开始西征，并在12月底进入川北建立川陕苏区，标志着中国苏维埃区域体系的“西扩”。尽管该苏区在1934年1月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毛泽东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但由于鄂豫皖苏区的重要地缘优势，兼之此时中共中央仍然坚持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各苏区应该努力连成一片的指示，并不认可红四方面军这种未经批准就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的做法。当前者在11月进入河南境内后，中共中央通过苏区中央局致电鄂豫皖中央分局，要求就地开展游击斗争，“在豫鄂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与红二军团联系，“帮助领导鄂豫边区，恢复鄂豫边苏区”，不得继续向西进入陕西。很显然，中共中央希望红四方面军能在鄂豫皖周边建立根据地以便将来折返，并不赞成后者继续西进。由于红四方面军难以在河南立足，只好继续西进直至抵达川北开辟新苏区。
值得注意的是，身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态度却与中共中央颇有不同。1933年2月7日，远东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首先批评了红四方面军片面强调保存自身实力，轻率放弃苏区的做法，同时提出质问：“事情怎么会发展到作出这样决定的地步？是在谁的影响下作出的？出于什么考虑？抱着什么目的？这些问题大概是搞不清楚了。”由于红军已经在川北站稳脚跟，远东局也只好承认现实，但他们最大的顾虑就是“如果四川的敌人加紧进逼，第四军团（即红四方面军——引者）将开始进行新的‘旅行’”，希望红军能在川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但与中共中央不同的是，远东局对于红军在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成绩颇为肯定，“在四川建立苏维埃，可以掌握和占据该省较大部分区域。这会为长江流域的新战役开辟前景并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了促使红四方面军立足川北，13日，远东局在给前者的军事指示中强调以南江、通江和巴中县城作为立脚点，尽一切力量打退敌人的进攻，提醒若再像放弃鄂豫皖苏区一样放弃这个地区，“将是政治上的错误和有害的战术方法”，而且也将“找不到比四川东北部更有利的条件”重新建立根据地。
自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开展以来，各苏区不断遭到来自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不少苏区虽暂时建立但旋即失败。共产国际很快发现，原定各苏区最终连成一片的计划已很难实现。1933年3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尽管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再次取得胜利，但要在继续贯彻“把苏区连成一片”方针的同时，“并不排除新苏区的建立和几个根据地的存在”。而此时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开辟新苏区，也正好符合共产国际建立新苏区的要求。因此，共产国际在电文中明确表示：“我们肯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是对的。”这个电报标志着川陕苏区开始进入共产国际的视野，后者正逐步放弃坚持以中央苏区为中心、将周边各苏区连成一片的既有观点，承认川陕苏区的重要地缘价值。原本处于苏区体系边缘地位的川陕苏区，在共产国际的中国苏维埃革命计划中开始被赋予特殊的意义。鉴于共产国际的态度和川陕苏区已经建立的现实，中共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固守该地而不得再次放弃：“我们是不应该将这块千辛万苦打来的苏区，再送给敌人了。”但是，对于红四方面军究竟能否抵挡四川实力派的进攻并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均持怀疑态度。
为了消灭川北红军，1933年2月至10月，四川实力派田颂尧在蒋介石的督促下，派出6万人向苏区发动“三路围攻”。红军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了“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红军放弃部分根据地诱敌深入再聚而歼之。但这种暂时撤退的做法，引起了远东局的担心，4月8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批评红四方面军“又表现出‘躲进山里’不进行应有的抵抗、不扩大和保卫已占领的地区的倾向”。但自5月底开始，红军取得空山坝大捷，相继收复通江、南江和巴中县城并乘胜追击扩大苏区，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胜利。据统计，此役毙伤敌官兵1.4万人，红军数量扩大一倍以上，控制区域人口达200余万，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红军取得的成绩震惊了国内舆论界。天津《大公报》甚至估计经过此战，红四方面军已从3000人发展至“十万之数”。川陕苏区建立后面临的第一次军事危机得以顺利解除。
川陕苏区在反“三路围攻”中所取得的胜利使共产国际倍感鼓舞。1933年6月，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Миф П.A.）撰文称，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战绩赫赫”，“老苏区不断扩大，新苏区纷纷建立”。共产国际开始相信，在四川开辟苏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远东局更是热情赞扬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功绩。7月28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兼远东局书记埃韦特（Arthor Ewert）在给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的报告中表扬红四方面军“取得了新的、无疑是巨大的胜利”，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了川陕苏区具有高于中央苏区的发展潜力，“这一切都说明，在一年内，我们可以在这个省建立起比江西目前的基地更有意义的基地和地区”。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国际高度重视川陕苏区的这一信号，很快被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捕捉。紧接着，王明也发表文章，称红四方面军“夺得了的新根据地，按其面积比以前的更大，按其防御力比从前的更强，按其以后继续发展的前途比从前的更有利益”。
川陕苏区建立后一度未与中共中央建立直接的电讯联系，后者通过四川省委才与苏区恢复了电讯往来。1933年6月21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致信四川省委，介绍了红四方面军在击溃田颂尧军队方面的成绩以及川陕十四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情况。该电文经四川省委转报中共中央，后者才与川陕苏区建立了直接联系。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对红军取得“惊人的胜利”表示了高度肯定。但与共产国际不同的是，中共中央此时仍然坚持使各苏区连成一片的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深刻领略”轻易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不断扩大苏区，最终“将这些苏区联合成为一个互不隔离的整体”。可以说，直到红四方面军取得反“三路围攻”的胜利，中共中央才最终认可了川陕苏区在全国苏区体系中的地位。
在共产国际方面，由于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法西斯势力迅速抬头，共产国际和苏联感觉到了明显的凶兆。为了联合各方力量应对法西斯势力的威胁，苏联相继自该年起调整外交方针，例如与美国建交、加入国联、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防御同盟以强化反法西斯阵营，同时还通过共产国际调整各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这也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就是联合各方力量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对于苏联而言，远东地区的最大危险就是此时已占领中国东北的日本，这种政治格局变化成为苏联调整远东政策的主要依据。为了缓解日本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威胁，苏联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将来的对日作战中发挥牵制作用。为此，共产国际和苏联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调整中共在东北的统一战线方针，将下层统一战线政策改为上下层相结合。为此，1933年初，共产国际还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中共东北党组织发出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促使其对原统战政策进行调整。二是加强对关内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增强其整体实力以便与国民党对抗。然而，中共中央已于1933年1月从上海迁入江西，鄂豫皖根据地也因红军转移而渐趋式微。从共产国际的角度观之，当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入江西后，导致其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系逐渐微弱，不仅在政治上难以有效行使领导权，而且通过沿海地区向苏区给予经济或军事援助，从地理方位上几乎没有可行性。因此，这类援助只可能通过西北方向输入。而川陕苏区较之南方其他苏区更为靠近苏联的地缘优势，使共产国际从西北援助苏区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为了讨论反法西斯以及确定各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年11月28日至12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十三次全会。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的库西宁（Otto Wille Kuusinen）在大会上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的战绩，称“红军在四川消灭了敌人的36个团，整整一个集团军”，“四川将近22个县为苏维埃所控制”。为了宣传中国红军的成绩，11月30日，王明在此次会议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对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进行了高度评价和生动介绍。例如称红军“在四川省创造一个很大的并且很强固的苏维埃区域”，原因在于四川资源丰富、帝国主义鞭长莫及以及地理环境易于防守，因此他认为川陕苏区“也和中央苏维埃区域一样有很好的顺利发展底前途”。不仅如此，他还特别介绍了川陕苏区建立的一支女红军，并生动讲述了这支武装在一次战役中依靠500名女红军俘获敌人一个团的故事。尽管王明已经掌握共产国际对于川陕苏区重要评价的情况，但在评价程度上与远东局有所不同。在川陕苏区发展潜力的认识方面，较之远东局，王明的评价相对保守一些。这主要源自双方对于川陕苏区所处地缘优势的理解偏差。王明主要从中国本土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待川陕苏区，远东局则是从国际地缘政治的角度寄予川陕苏区更高的期待。
在中央苏区方面，1933年5月，蒋介石重建南昌行营并实施第五次“围剿”。由于此次国民党采取了不同于前几次的战术策略，使中央苏区面临极大的军事压力，截至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等县的狭长地区，形势岌岌可危。在中央苏区遭遇严重生存危机之时，川陕苏区却在军事上不断取胜，并且在国内外舆论界名声大噪。特别是川陕苏区在1934年再次打败四川实力派刘湘组织的“六路围攻”之后，在国内外舆论界引发强烈反响。例如美国驻汉口领事馆认为川军“很难把红军从四川境内驱逐出去”，因为“川陕交界一带的山区树林茂密，即使红军被迫放弃通江，在大巴山脉一带想打败他们，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日本驻汉口领事馆武官在给国内报告中称，原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即红二十五军——引者）也在计划向四川方向进发，因此“四川的局势不容乐观”。据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载，红军在粉碎“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后声势浩大，外报曾一度传言，红四方面军已经占领四川省会成都，以致蒋介石从南京飞抵汉口的行为也被认为“与四川日益严峻的共产主义运动局势有关”。
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央苏区面临危机重重的同时，川陕苏区却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自然更加重视后者在全国苏区体系中的战略地位，甚至开始将其作为中央苏区丢失后的“替补”。在前者正式批准中央红军转移计划后，1934年8月15日，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四川目前的政治形势“可能比中国任何一个省都更有利”，并列举了四川的一系列优势，明确指出“从传播革命的角度和军事战略的角度看，这个地区展现出比我们的中央苏区具有的更多的发展前景”。不仅如此，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兼远东局军事代表施特恩（Manfred Stern）在抵达莫斯科后，于9月16日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充分论述川陕苏区的重要性，他认为川陕苏区就地理位置、红军自身实力和发展潜力来说，“可以在中国苏维埃化的事业中发挥极大的作用”，此时“由于在江西的中央苏区遇到了困难，四川苏区的问题就被摆在了首要位置”，必须高度重视对于川陕苏区的援助工作。为此，他建议在中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筹对于川陕苏区的援助工作。这一建议也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重视。1934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争夺四川的斗争》一文，对四川的战略地位进行了高度评价，称四川是中国最大的省份，人口和自然资源丰富，成都平原土地肥沃，“现在四川已成为全国注意的中心”。可见，在中央红军积极筹备战略转移之时，共产国际和远东局已经将目光转移到川陕苏区，充分肯定苏区和红军的整体力量。1935年2月，共产国际甚至估计川陕苏区拥有20万武装力量，“可以不担心与任何一个敌军的单独集团进行决战”，为此还积极制定为川陕苏区输送干部和物资的计划。
二、 制定干部和物资输送计划
诚如上文所言，共产国际对于川陕苏区寄予厚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地位于大巴山区腹地，山高林密，交通闭塞——“在那里没有任何铁路，可用来运送火炮等重兵器的道路很少”，易守难攻，便于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地形崎岖和交通闭塞的背后，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迟滞，这对于面临周边强敌进攻而高度军事化的苏区来说，持续不断的战争资源汲取而缺乏外来的资源供给，势必重蹈中央苏区时期经济枯竭的覆辙。可见，所谓“易守难攻”仅是从单纯军事防御视角而言，但从经济角度来说，这种严重阻碍物资交流的“优势”，反过来又成为苏区最大的劣势，尤其是在武器和粮食供应方面。川陕苏区之所以被放弃，主要来自两个原因：一是武器，由于红军的武器主要依靠在战场上缴获，但是川军武器装备低劣，难以通过缴获实现有效补充；二是粮食。由于川北连年征战，导致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为了避免与民争食，红军必须转移。关于武器供给，一名红军战士回忆道：“那时打仗，一切都取之于敌。子弹打完了，到敌人死尸堆里去拣；枪支打坏了，到战利品中换”。他这里所称的“取之于敌”，也形象地反映了武器装备供应存在的问题。不仅如此，从川陕苏区建立伊始，始终面临着严峻的资源匮乏困境。
这种资源包括人力和物资两个方面。在人力资源方面，除了辖区人口外，干部人才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随之而来就是大量的干部需求。但川陕苏区自成立那一天起，干部匮乏问题就如影随形。这一问题的产生，既有苏区建立仓促且时间较短之故，也有开展“改造苏维埃”和“肃反”斗争扩大化的原因。据统计，在粉碎“三路围攻”之后，四川地下党派往川陕苏区工作的200余名党团员，绝大部分被“肃反”机关以成分不良为由而清洗，其中不乏中高级干部，如曾任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省委秘书戚应风、区委宣传部长罗孟修、县委书记赵鲁平等。这使得原本紧缺的军政干部损失更为严重。为了解决干部问题，除了本土培养提拔以外，川陕苏区只好不断向中共中央乃至共产国际提出干部输送请求，同时拒绝四川省委和陕西省委的人才求助。鉴于反“三路围攻”胜利在望，苏区即将全面进行政权建设，急需干部人才。1933年9月9日，红四方面军致电中共中央，称“肃反、军事、政治颇乏人，盼工作人员来者至急，否则坐失最好的一些时机”。但此时身在江西的中共中央主要精力在于应对第五次反“围剿”，无暇顾及红四方面军的请求。这一问题主要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负责筹划解决。
为了缓解川陕苏区的干部紧缺问题，1933年2月7日，远东局建议共产国际从上海抽调15名干部到川陕苏区，即便此举会削弱上海的工作也在所不惜，同时还要求从四川和陕西地方党组织中抽调干部。7月底与10月初，远东局书记埃韦特两次报告共产国际，建议尽快抽调干部前往川北。他在后一次报告中继续强调向川陕苏区派出干部的重要性，他认为“向四川派人问题”是“很重要的事情”。他还以布劳恩（即李德）前往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为例，称“我们需要给那里的苏区派一位懂政治的好专家。这个问题现在提出来显得更为重要。”在中共中央方面，为了统一领导四川的苏维埃运动，193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由红四方面军就近领导四川省委。为了帮助解决川陕苏区的干部不足问题，共产国际还计划将四川省委从成都迁到川陕苏区，理由有二：一是可以“从那里领导全省的组织”；二是以省委干部充实川陕苏区的干部队伍。但这个计划被远东局以中共中央迁往江西后，上海中央局缺乏白区工作的领导威望为例而劝阻。
随着川陕苏区地位的稳固，共产国际进一步提高对它的重视程度。1934年初，前者在给远东局的电文中认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重大因素”，要求千方百计巩固与扩大苏区，“特别是在四川和江西”。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个苏区的排序上，川陕苏区被放在了中央苏区之前，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体系中的地位更加凸显，这也充分说明共产国际对于川陕苏区寄托了更高的期望。为此，远东局加快了向四川派出干部的步伐。为了解决川陕苏区政工干部不足的问题，1934年初，远东局甚至计划派出远东局成员米尔顿前往川陕苏区，在后者抵达川陕苏区之后再派出军事干部。但这一计划被共产国际以其在上海另有任务为由所否决。
在川陕苏区方面，为了建立正式的省级党政机构，1934年2月，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同时完善省级以下党政机构。党政机构系统性完备的同时，干部需求也就显得更加迫切。当月川陕苏区即报告中共中央，称目前掌握了23个县，700万人口，但党组织很薄弱，全苏区仅1.5万名党员，苏维埃政权“也组织得不够好”。可见，干部匮乏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2月底，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报告共产国际，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认为“有必要向那里派最强的同志”，甚至建议抽调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和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施特恩前往川陕苏区，加强苏区的干部队伍。为了安排王明回国，共产国际还计划让王从欧洲出发转道香港进入苏区，由上海中央局负责执行这一中转任务。为此，后者还先后两次派人前往香港接应，但最后均告失败。
当然，这些干部抽调方案都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以及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一厢情愿。因为无论是从莫斯科还是上海抽调干部前往川陕苏区，首先面临交通阻隔的巨大难题。在当时各苏区均遭遇严重军事压力和国统区地下党被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原有交通站和交通线都无法承担起这一重任。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刘湘集合四川实力派兵分六路又开始了针对苏区新一轮进攻，史称“六路围攻”。这一次进攻无论是规模还是持续时间，都远远大于前者。面对强大的军事进攻，红军依然采取了“收紧阵地”的方式。这种诱敌深入的策略，不仅导致川陕苏区与上海局、远东局之间的电讯联系一度中断，而且原来与白区联系的秘密交通线也被摧毁。川陕苏区建立后主要开辟了两条对外秘密交通线：一条是“川陕红色交通线”，这是上海临时中央局与陕西省委争取杨虎城第十七路军而建立的交通线，从陕西连接川北，刘瑞龙、潘自力等干部就是通过这条线从上海等地抵达川陕苏区；另一条是“四川地下交通线”，这是四川省委组建的从成都或川东到苏区的交通线，廖承志、罗世文等就是通过这条线进入川陕苏区。但在反“六路围攻”期间，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导致上述交通线遭到严重破坏。原有交通中断后急需建立新的交通线，但正如远东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所言，“建立新的联络点需要很长时间”，虽然红军后来试图建立从通江——广元——甘肃的地下交通线，但最后都没有成功。在这种情况下，苏区与上海之间根本不具备大规模干部输送的条件。
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在万源保卫战中大获全胜，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也宣告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取得全面胜利。此次战役毙伤敌6万余人，苏区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国内报刊为此也纷纷登载相关消息与评论。川陕苏区这一辉煌战果再次引起了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对川陕苏区的关注。1934年8月，共产国际决定向红四方面军“派遣一名军事专家”。9月3日，远东局向共产国际介绍了苏区在万源保卫战中的胜利，强调此次胜利对于巩固川陕苏区和支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重要意义，建议中共中央“加强对四川苏区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与此同时，川陕苏区取得的军事胜利也令中共中央倍感振奋，为了帮助川陕苏区提高军事指挥能力，中共中央还特地致电共产国际，请求军事干部援助。9月4日，共产国际回复中共中央，明确称“为了帮助第4军指挥部，根据你们的请求，我们向那里派遣一位军事专家”。
为了推动共产国际尽快对川陕苏区开展实质性的援助。9月16日，施特恩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出的建议书中设想了两个干部援助来源：一是从中共东北抗联干部中抽调。由于敌强我弱，不少东北抗联战士被迫越过中苏边境退往苏联，这些干部在莫斯科经过培训后可以通过新疆派往川陕苏区。施特恩乐观地表示，“这些来自满洲游击队的新队伍（他们正在为自己返回祖国开辟道路）出现在西北地区，整个战争将会受到强而有力的推动”；二是在中亚设立一所“秘密的军事政治学校”，对西北各省干部以及从川陕苏区派到中亚学习的干部进行训练，然后派往川陕苏区。为此，他断言，“作为中国西北革命主力的四川红军，其今后的发展进程将取决于这项援助计划”，因此必须“选择一批强有力且富有创造性的干部”。为了保证计划尽快落地，施特恩还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要求“在一到两年的期限内完成”这一计划。由于距离太过于遥远，兼之战局瞬息万变，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撤离川陕苏区，导致远东局这一干部输送计划最后未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向川陕苏区提供武器援助就成为共产国际的必然选择。但大规模武器输送只能借助苏联与中国接壤的地缘优势，也就是通过西北地区实现这一计划。在9月16日施特恩的建议书中，明确提出通过中亚将武器装备输入新疆或者外蒙，然后再转运到川陕苏区。同时，他还建议在中亚地区建立准备装备5万人的武器库，“储备能装备50人、100人和1000人队伍的成套备用武器弹药”，以便假道西北向川陕苏区提供武器援助。为此，他坚信：“我们的援助将会成为对西北发展起来的运动的强有力的支持，即干部、武器和弹药的支持。”从事后的发展来看，他这一建议确实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高度重视，但由于这一计划兹事体大且牵涉面甚广，后者仍然还在慎重考虑阶段而并未立即实施。尽管如此，共产国际对于从西北援助川陕苏区的念头始终未彻底打消。1935年4月，共产国际还认为从川陕苏区（此时红军已放弃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引者）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为此，苏联国防部、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三家单位联合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专门研究红军未来在西北的发展计划和苏联方面的援助问题，明确认为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1936年7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也恢复了电讯联系。后者得知中共中央已抵达陕北的消息后，加快了军事援助的步伐。9月7日，共产国际批准“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计划草案（通过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等）”，计划12月在外蒙古边境准备了“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以便经宁夏运入陕北。此次计划实质上是此前针对川陕苏区援助的延续。可见，尽管共产国际针对川陕苏区的援助计划没有实质性的落地，但成为此后其对陕北援助计划的开端（特别是中共中央抵达陕北以后）。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这一计划，千方百计获取苏联援助，也一度成为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军事部署的重要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对于川陕苏区的物资援助计划，是以后者为基地联通西北进而从中亚获取武器、壮大川陕苏区的军事实力为目的。在共产国际的计划里，中国西北地区成为连接苏联与川陕苏区的关键。共产国际之所以制定这一计划，不仅源自此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新趋向，而且与其提出的中国西北革命设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 提出西北革命和组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设想
自大革命失败那天起，“打通国际”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曾试图借助广州起义建立红色港湾，以便获得共产国际来自海上的援助，但最后功败垂成。海路不通，陆路自然成为下一个选择。说是“下一个”，其实也并不准确。因为早在大革命后期，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控制东南地区后，鲍罗廷即建议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向西北扩展”，这样的好处是避免东南地区帝国主义的打击，待在西北站稳脚跟后，再东征占领南京。同时，他也向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中央表达了这一观点，甚至断言：“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但这一说法遭到了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党内高层的强烈反对，甚至在五大通过的决议案中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想要将革命根据地从帝国主义威胁之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但鲍罗廷之所以提出前往西北“闹革命”，除有暂避蒋介石和西方帝国主义势力锋芒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那就是西北地区靠近苏联，便于“与国际打通”。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此时反对前往西北地区而专注于南方，与自身发展的历史渊源等因素紧密相关。中共早期发展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区以及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华中区。从所处方位来看，在这四大核心区域中，除华北区以外其余各区都在南方。大革命兴起后，为了配合北伐，中共的军事重心自然在南方。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从“城市中心论”的角度出发，南方的中心城市无论规模还是工人数量都明显大于北方，这也是中共成立后，中共中央始终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仍然将南方作为工作重心的重要缘由。
大革命失败后敌我力量的高度悬殊使中共中央开始认清现实，曾在1928年2月向国际代表提出在陕西建立根据地与苏联接通的设想，然而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却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可以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此时他们并未认识到为红军及其根据地的发展寻找有利的地理条件，是一项极端重要的战略问题。在1928年6月的中共六大上，布哈林甚至宣布中国红军只能在游击战中生存，“不要将红军聚到一个地方”，否则就会“在那里大吃大嚼个精光”。直至中共陆续在南方建立苏区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才意识到建立稳固且靠近苏联的根据地的重要性。但在建立根据地的方位问题上，斯大林却与中共中央有不同的看法。1930年5月，他在莫斯科和周恩来等人的谈话中并不看好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几块根据地，反而看上了四川，建议红军注意向四川发展，认为“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据王明之妻孟庆树回忆，王明也曾在共产国际中文档案库见过这份周恩来手书的谈话笔记，斯大林在谈话中建议红军“要学习吴佩孚的经验”前往四川，“四川是个发展苏维埃和红军的好地方”。但此时中共中央依然集中注意力于南方地区，对于西（北）部地区一时无暇顾及。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建立川陕苏区，恰好在实践层面完成了斯大林的这一计划。当时外界也称红四方面军在西进途中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进攻陕西，然后“由陕甘冲入蒙古，以便与赤俄沟通，再图进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1933年3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除明确表态予以肯定之外，正式提出以四川为基地向新疆发展，继而连接苏联的西北革命设想：“在四川、在陕南和尽可能在通往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要求中共中央“规定几条可行的退路，做好准备，在人烟稀少之地建立能保障给养的根据地供红军隐蔽和等待良好时机”。这里的“四川”“陕南”，就是指的横跨川北、陕南的川陕苏区；“人烟稀少之地”，就是指西北地区，也就是建议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在西北地区开展苏维埃运动。因为红军若能向西发展，例如，在四川建立根据地，既可以远离南京政府军队的攻扰，又可以接通西北获取苏联援助。根据斯大林的设想，建立“苏联—中国西北地区—四川”的路线，即以四川为支点、立足大西北的苏区，就成为共产国际提出西北革命设想的重要内容。或许是受到共产国际该电文的影响，193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在给鄂豫皖省委的信中高度评价川陕苏区开辟的“西北意义”：“（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境开辟了新苏区，这对于整个西北革命运动，将发生很大的政治兴奋和组织的作用。”在中共中央看来，川陕苏区很可能将成为带动西北地区苏维埃运动的“发动机”。但此时中共中央主要精力在于第五次反“围剿”，除了1933年9月指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创建大西北根据地”外，并无针对川陕苏区的实质性举措。
那么，中共中央究竟何时接到共产国际关于依托川陕苏区建立西北苏区并允许靠近苏联的指示？据张国焘回忆，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双方领导人曾在1935年6月举行一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在会上提出1934年8月前后中央曾收到共产国际来电，称允许“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对于共产国际指示这一细节，杨奎松曾质疑其真实性，认为直到1935年5月，中共中央才最早提出接通与苏联的联系。结合前文和既有文献，这里有两个问题可以澄清：一是张闻天在会议上提及的共产国际电文确实存在。不过电文要求不是靠近外蒙，而是经川陕苏区接通新疆。早在1933年3月和1934年9月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分别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都提及了这一点。那么，张闻天为何仍然以外蒙而非新疆作为接通苏联的目标？因为1933年3月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关于以川陕苏区为基础向新疆方向扩大根据地的电文之时，中央苏区尚未遭遇严峻生存挑战，既然都是靠近苏联，通过新疆还是外蒙并无差别，况且从地形和距离来看，依托华北建立根据地靠近外蒙古反而相对现实。正因如此，也就有了该年9月李华生受命北上向北方党传达“打通国际”指示的行动。而草地会师之时，川陕苏区已经不复存在，共产国际借助川陕苏区接通新疆靠近苏联的计划已然丧失了可能性，故张闻天在会上仍然坚持以外蒙接通苏联之说。尽管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就借道新疆还是外蒙接通苏联存在分歧，但双方总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北上。这对于中共中央在川西与张国焘的争论中做出北上而非南下的战略决策产生了直接影响，因为只有北上才具有获取苏联援助的可能性；二是早在1933年3月以后而非1935年5月，中共中央就已经接到这一指示并开始在北方付诸行动。
那么，既然中共中央早在1933年即收到允许靠近苏联的电文，为何在长征途中都是一路向西，“丝毫没有向北部边界地区发展的影子”？这就要结合红军此时所处的环境来分析。对于中共中央来说，红军主力此时从江西径直北上靠近外蒙完全没有可能性。面对迫在眉睫的军事压力，中共中央主要从两方面来落实共产国际的这一建议：一是指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依托内蒙和宁夏等地创建“大西北根据地”；二是率领中央红军西进再根据情况相机北上。当时红军转移势在必行，从具体方位来说除西进外别无他途。特别是原定从湘桂黔边界北上的原计划取消后，也就只能先西进后相机北上。毕竟北上路途遥远，若能继续在南方建立稳固根据地，同时指导北方党建立“大西北根据地”，既可以实现靠近苏联的目标，同时又能避免长途跋涉，继续在南方坚持斗争，自然可以两全其美。然而红军在西进途中曾相继尝试建立川黔边、川滇黔、滇东北等根据地，最后均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绕道川西北上自然就成为必选项了。
此外，程子华的鄂豫皖之行也可作为旁证。1934年4月，鄂豫皖省委曾派出宣传部长成仿吾到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并要求派遣军事干部，后者决定派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前往鄂豫皖，程临行前与时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谈话，周恩来分析了鄂豫皖苏区的形势，并指出鄂豫皖红军应及时转移并建立新的根据地。据程子华回忆，周恩来还向他透露了中央红军即将转移并建立新根据地的情况，同时阐明了选择新根据地的四条标准：一是敌人力量薄弱；二是党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三是群众容易争取；四是具有便于防御的地形和较丰富的粮食产出。程子华于9月抵达鄂豫皖苏区并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鄂豫皖省委遂决定战略转移，结合周恩来的四条标准确定了转移方向，“东、南、北3个方向，都不合适，只应向西——鄂豫陕边区发展，”原因是“那里是3个省的边远地带和结合部，是蒋介石和杨虎城分别割据的地方，我们可利用其矛盾，而且那里又都是山区”。正是基于这一推断，红二十五军也选择了西进而不是北上。
在共产国际方面，1934年8月，在远东局的推动下，除决定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一名军事专家外，共产国际还责成东方书记处在莫斯科抽调一批中共党员派往新疆地区，目的是“（经过甘肃和青海）与红四军建立联系”。共产国际之所以加快对于川陕苏区的援助步伐，与此时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危机不断加深关系密切。9月，中央红军开始准备战略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位于四川的川陕苏区自然被共产国际视为苏维埃运动的重要基点。1934年夏，面对中央苏区即将丢失的客观事实，苏军参谋部第四侦查局局长还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中央红军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建立新根据地的建议。为此，施特恩在9月16日给共产国际提交的建议中，不仅提出了针对川陕苏区援助干部和物资的具体计划，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了陕西省委关于建立西北领导机构的建议，即建议设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此来协调联共（布）中亚党组织、中国西北地方实力派乃至中国共产党西北和川陕地方党组织的多边关系。
施特恩的具体计划是：在中亚阿拉木图设置由“一位政治领导家，一位军事领导家，一位党的组织者，几位携带通讯器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下的国际联络部的代表”组成的“核心领导小组”——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局在组织关系上直属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后者负责为西北局选派干部。西北部最初的任务是研究从新疆到甘肃，或者蒙古西部、宁夏到陕西、四川建立通信联络的可能性，然后借助无线电台，通过上海将西北局电台与四川电台建立联系，从“西北局—新疆—四川”以及“四川—甘肃—西北局”的通讯网。在与四川建立无线电联系后，西北局再秘密进入新疆，“接近四川省”。西北局除了与川陕苏区建立联系外，还根据共产国际的委任与联共（布）中亚党组织建立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得联共（布）相应的干部援助”。同时，负责将退入苏联境内的中共东北抗联干部经新疆输送到川陕苏区，“所有这些在当地经过考验的干部将被派往中亚，由西北局支配”。不仅如此，施特恩还展开以川陕苏区为基地的“西北革命”设想：西北局应借助与川陕苏区取得联系的契机，“在中国西北地区掀起一场农民战争的巨大浪潮，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游击活动，这种斗争最终将和四川红军的斗争融为一体”。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施特恩的这一计划符合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客观实际。毕竟，在中央苏区丢失后，无论就军事实力、控制范围还是地理位置而言，只有川陕苏区可以肩负起继续揭橥苏维埃大旗的重任。
为了促使中共中央重视并执行这一西北革命计划，就在施特恩向共产国际提交建议的同一天，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致信中央政治局，强调加强对西北特别是陕南游击斗争的领导，“党应立刻派许多政治军事上强有力的干部去，宁可将一些没有多大群众工作的地方党部省委的干部，拿去作这样的重要的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在陕南创造苏区与川陕苏区相连接，最终形成一种“新局势”：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就是“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因此，建议在北方抽调陕、甘、宁籍的干部前往陕南，同时派出北方的干部作为储备人才前往莫斯科学习军事。但此时中共中央正在忙于准备战略转移，根本无暇对此做出具体安排。中央红军在转移途中与莫斯科之间联系的中断，特别是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苏区开始长征，都使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这一西北革命设想最终停留于纸面。有意思的是，由于双方电讯联络中断，莫斯科方面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不掌握川陕苏区已丢失的情况，以致1935年初李立三等人还从莫斯科前往阿拉木图并相继派出两批工作人员携带密码本，试图经新疆前往川陕苏区，但都未能成功。在该计划未果的情况下，3月22日，中共代表团还举行会议“讨论四川问题”。不仅如此，时至8月李立三都还在向米夫报告建立中亚与川陕苏区之间秘密交通线的详细计划。
在中央苏区逐渐难以支撑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对于川陕苏区寄予厚望，即希望以其地处川陕之间、背靠大西北的地缘优势，推动整个西北地区的苏维埃运动。需要指出的是，这既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基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客观实际出发，更与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日益严峻的局势息息相关。因为只要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扎下根来，势必会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有效牵制日本对苏联的进攻。这一点，施特恩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说得十分清楚：“放下四川苏区不管，让它自行发展和放任自流，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不仅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而且在日本发动对苏战争情况下也会影响日本后方的战略地位。”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对手，国民党也从各种渠道得知共产国际这一计划。1933年6月中旬，蒋介石致电刘湘，称从中共陕西省委搜获的文件得知，红四方面军“确有赤化川陕甘，打通西北路线之整个计划”。该年11月，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在给国内的报告中指出，红军希望借助陕西、甘肃和新疆与苏联取得联系。1934年10月3日，身在重庆的贺国光（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也致电蒋介石，称斯大林认为“中国各省四川最好割据，不畏经济封锁。若向新疆、外蒙发展，可取得苏俄直接帮助”。为此，蒋介石严令驻守天水的胡宗南坚守待命，认为其重要性“不下于长城抗日”，目的在于防止红军进入新疆或外蒙“取得苏联的物质援助”。由于胡部驻守天水，使红四方面军难以从四川广元一带进入甘肃。尽管川陕苏区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但下一场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也即将到来，以苏区当时的军事和物质条件难以再次取胜。在这种情况下，兼之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入川，红四方面军主力在1935年1月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川陕苏区旋即被国民党军队所占领。最终，共产国际提出的依托川陕苏区开展西北革命设想成为一纸具文。
结 语
苏维埃运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武装暴动将源自苏俄的苏维埃模式移植到中国，这一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在控制区域内公开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自1927年9月共产国际决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开展苏维埃运动以后，后者不断通过武装暴动的形式创建了十几块大大小小的苏区，形成了以中央苏区为核心的两大苏区圈：以赣东北（闽浙赣）、湘赣、湘鄂赣苏区组成的紧密环绕圈和由鄂豫皖、湘鄂西、琼崖、左右江、闽东、湘鄂川黔、川陕、陕甘边和陕北苏区构成的相对独立圈。这十几块大小苏区同时形成了一个苏维埃区域体系。在这个体系运行下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呈现“南重北轻”的历史格局。
为了改变这种南北失衡的局面，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曾试图在北方（例如华北、东北）建立更多的苏维埃区域，特别是1932年6月北方会议对北方党内存在的“北方落后论”“北方特殊论”等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全力推进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苏维埃运动。但受国内外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存在的分歧以及中共中央此时主要精力在于打退国民党“围剿”等诸多因素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创造北方苏区的努力成效不彰。随着南方一些苏区在国民党军事进攻下范围不断缩小乃至消失，国民党统治薄弱且靠近苏联的北方（尤其是西北），成为中国共产党开辟新苏区的重要地区，这一切都使“创造北方苏区”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1933年初川陕苏区的开辟，在共产国际看来，其所处南北交汇、远离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的地缘优势，非常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以此为基地发动西北革命，调整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进程中“南重北轻”的整体格局。在共产国际谋划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结合在南方的具体实践，最终通过长征实现了中国苏维埃运动重心由南向北的历史性转变。
这种历史格局的变化是中共革命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大节点，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变化的发生，既有来自共产国际谋划的推动，更有中共中央在南方革命实践后的自主性选择。既有研究较多强调共产国际或中共中央在这一过程中的尝试与主动，往往忽视了非中心苏区——川陕苏区在两者之间客观上发挥的连接与桥梁作用的基本史实。川陕苏区开辟后，有着较之其他苏区更为靠近苏联的地域优势。同时，与中央苏区生存危机不断凸显不同，川陕苏区则连续打败“三路围攻”“六路围攻”。这些都使共产国际相信川陕苏区可以成为发动西北革命的战略基地，进而推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运动重心实现由南到北的历史性转移。为此，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制定了援助川陕苏区的诸多计划。
共产国际关于川陕苏区的援助乃至推动西北革命的设想，除个别内容传达到中共中央外（例如1933年3月和1934年9月来电），基本都是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的计划而未能落实。但这些计划并非毫无意义，它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演变态势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接收到上述信号后，不仅成为在长征途中的重要方向性指引，实现了苏维埃运动历史格局从南到北的转变，而且这种背靠苏联的思路，成为此后中共中央立足西北的重要铺垫。需要说明的是，此时中国苏维埃运动历史格局的演变，并非单纯是共产国际指示或意图的简单落实，而是在全国苏区体系变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在这个苏区体系中，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紧密环绕圈往往处在研究者的“聚光灯”之下，而川陕苏区这类“边缘苏区”在苏维埃运动历史格局演变中的承启作用则易于被研究者所忽视。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在历史转变的重大关节之时苏区体系发展变化的内在关联。例如在鄂豫皖、湘鄂西和中央苏区等相继丢失或缩小的情况下，川陕苏区却展现出蓬勃生机，后者自然被共产国际寄予厚望。因此，强调中共中央在长征过程中相继做出西进、转道川西北上的重大战略决策之时，若忽视了全国苏区体系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川陕苏区与其他苏区同时期的变动及其引发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政策调整，则难以全面把握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格局的演变脉络。从这个角度观之，尽管共产国际对于川陕苏区的援助与发展计划基本没有落到实处，但它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历史格局变化中所发挥的作用却值得关注。这样一来，看似无用的计划反而有用了。
（作者简介：何志明，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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