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出现剧烈波动，推动国民经济实现综合平衡成为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站在辩证法的高度，运用对立统一思想，围绕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内涵、本质、实现基础、实现保证和实现手段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阐述，形成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基础和微观载体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精髓仍闪烁着理论光芒，呈现出重要时代价值。
一、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外形势变化多端，加之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系统经验，导致国民经济增长率剧烈波动。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
新中国成立，新政权的建立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上层建筑保障。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制定了政策路线和行动纲领。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为题的书面报告，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经济工作取得的成果，指出党和政府要继续完成全国土地改革，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大规模削减国家机构所需经费，以实现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用三年时间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经过1949年到1953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农业生产有了明显起色，人民生活水平、政府财政收入显著提高，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全国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6亿元上升到1952年的461亿元，累计增加41.4%；1952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49亿元，超过193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较1949年增长近2.5倍。截至1953年底，国家财政收入较1950年已多三倍有余，财政收支体系逐步完善，结束了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长期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1950年到1952年，国家财政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累计超过86亿元。
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会议确认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希望改变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同时，“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全面展开。但是，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创。1962年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全国展开，有效整顿了“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混乱局面，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总的来看，在这一阶段，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率经历了剧烈波动。
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内涵和本质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怎样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民经济增长率的剧烈波动，要求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寻求理论解决办法和明确政策思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思想得以产生。
（一）哲学意义上的矛盾与平衡
毛泽东对“平衡”的理解源于“矛盾”。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指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毛泽东认为，事物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这就是说，平衡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处在相对静止状态的一种表现，不意味着绝对的静止，而意味着事物正处“量变”状态。反之，平衡被打破，则表明事物正处“质变”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
在社会经济领域，矛盾也普遍存在，这就意味着“不平衡”是一种常态。在评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观点时，毛泽东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丰富内涵
超出纯粹哲学思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主要有两个具体含义。
第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不是单纯的对称性平衡，而是综合性平衡。对称性平衡指矛盾双方或者诸方由于正反力量或正反因素相当形成的一种平衡，表现为矛盾双方或诸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等量齐观。综合性平衡则不同，它是由矛盾双方或诸方协调配合而形成的平衡，表现为矛盾双方或诸方协调一致、有机组合、比例恰当和结构均衡。在这个意义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指保持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各环节的协调一致、有机组合、比例恰当和结构均衡。因此，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就要实现供给和需求、积累和消费、长期和短期、整体和局部的平衡，就要促使国民经济中的各产业部门、各不同区域、城市农村、对内对外经济活动的协调和平衡。实际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所选取的十对矛盾，有多项都涉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譬如：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这些矛盾反映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不同侧面和维度，而保持它们的平衡，就成为保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内容。
第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动态平衡指在运动中保持的平衡状态，不同于静态平衡。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并不是供给与需求、积累与消费、长期和短期、整体和局部的绝对平衡，而是在不断运动中保持相对平衡，即在不平衡中求得平衡。毛泽东指出：“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经常出现这种不按比例的不平衡情况，才要求我们按比例发展，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三）国民经济不平衡矛盾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要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必须解决国民经济不平衡的矛盾，但这必须以准确认识国民经济不平衡矛盾的本质为前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但特定阶段生产关系还不完善，可能与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
国民经济不平衡的矛盾，实际上是生产关系不完善与生产力发展间的矛盾。反映在意识层面，就是对生产发展主观认识和客观经济规律的矛盾。毛泽东认为，这种矛盾为社会主义国家特有，是“人民内部矛盾”。“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人与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人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国民经济不平衡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求我们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阶级与阶级之间关系、集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等层面出发，理解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既然国民经济不平衡的矛盾在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那么本质上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具体到国民经济管理工作中，就是要让经济决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说，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必须从基层一线出发，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反馈和修正经济计划，由此在动态中实施国民经济计划，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三、不同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途径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下具有不同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经济危机的方式强制性地实现这种平衡，本质上只是一种被动的供需平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由经济决策部门制订经济计划，国营企业、人民公社等微观载体实施经济计划，因而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促成国民经济主动、综合平衡。但是毛泽东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是一种绝对静态平衡。实际上，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仍是一种相对动态平衡，由此形成的国民经济增长模式——表现为“波浪式前进”，并因而意味着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阶段性“突击”。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平衡与不平衡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民经济不平衡是一种常态，往往通过经济危机的方式得到暂时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这一矛盾取得了外在的表现形式，也即资本主义生产总在追逐利润中不受控制地不断扩张，同时以社会大众消费能力作为支撑的社会总需求却在不断萎缩。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劳资双方的收入差距拉大，而收入较低的工人难以消化大量产品，市场始终处在一种供给侧产品过剩而需求侧消费不振的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民经济总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状态发展到威胁整个经济体系时，就只能通过经济危机的方式被动纠正。
对此，在评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比例和平衡问题的观点时，毛泽东指出：“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
（二）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基础和保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比较多地实现平衡，毛泽东认为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这就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两大基础：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有计划地组织经济即“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大幅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公有制性质的国营企业、集体合作社、人民公社成为国民经济的微观载体，这使国家可依据客观经济规律制定计划，指导生产，使国民经济各维度保持相对平衡。因此，毛泽东指出：“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有计划地组织经济都属于经济基础范畴，但研究经济基础又必须联系上层建筑。从上层建筑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关键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公有制经济载体和经济管理机构。因此，毛泽东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淡化了党组织的作用：“教科书把党组织放在地方经济机关之后，地方经济机关成了头，它又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这就使地方党组织不能在当地挂帅。党组织不挂帅，要在当地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发挥广泛主动性，是不可能的。”
（三）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手段
在确立公有制主体地位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还需要一些具体手段。20世纪50至60年代，党中央确定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该方针理论基础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但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本身就设置了如何保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问题。
对此，毛泽东进行了阐述：“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示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 “几个同时并举”的思想，实际上指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手段。
一是工农业并举。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要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很显然，这里的“并举”深刻体现了毛泽东有关“平衡”的辩证思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对等平衡，而是各方协调配合的综合平衡；工农业并举并不是要求在工业和农业投入等量资源，而是要让工农业形成协调配合的结构。一方面，作为工业产品的钢铁、农业机械、化肥农药，能够极大促进农业技术改造、提升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农业不仅是轻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也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村为重工业提供了广阔市场；反过来，农业拿出一部分劳动成果支援工业，使国民经济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实现工业化。对此，毛泽东指出：“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二是中央地方并举。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也存在中央统一决策和地方自主决策的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初步建立后，如何发挥地方在经济发展上的自主性、积极性，如何在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扩大地方自主权，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构成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考虑的重要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1957年3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三个草案，并从1958年开始执行。这三个文件的中心议题是扩大地方经济自主权，包括计划权、企业管辖权、物资分配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投资和信贷管理权、财政权和税收权、劳动管辖权。中央和地方并举实质就是充分调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建立在既“统”又“放”的基础上，一方面向地方下放管理权力，另一方面又加强中央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这是民主集中制在经济建设中的具体运用，既可以保证全国重点，又可以照顾地方需要。
三是大中小型企业并举和土洋并举。中央和地方并举，实际上已经引出了大中小型企业并举和“土洋”并举，因为发挥地方积极性，就必须依靠中小型企业和土法生产。单纯依靠大型企业和洋法生产，调动的资源将十分有限，无法在更广的层面上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因此，毛泽东指出：“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的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结合、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被克服。”
四是沿海与内地并举。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还包括生产力在空间上的平衡，因此，协调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成为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的70%分布在沿海地区，内地工业发展较为薄弱。对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一方面，在增量上，“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另一方面，在原有的工业基础上，“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四）综合平衡与国民经济增长模式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指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增长的典型模式，毛泽东将其概括为“波浪式前进”，本质上是一种“非均衡增长”。毛泽东在评价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了“突击”的重要意义，认为：“根本否认突击，赶任务，讲得太绝对了。……不能完全否定突击。……在自然界中，和风细雨和疾风暴雨，波浪的起和伏，是对立的统一。在生产方面的技术革命，也常常发生突击的问题。比如，一个工厂里的某一个车间，技术革新之后生产大发展，其他车间跟不上，就需要突击。农业生产要抢季节，唱戏要有高潮。否定了突击，实际上是不承认高潮。”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增长模式的看法：这种增长模式是一种既有波峰又有波谷的“经济周期”，因此，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并不意味着均衡增长，一段时期的集中投资和建设是十分有必要的。毛泽东这一看法与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等人提出的不平衡增长理论（非均衡增长理论）不谋而合。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从贫困循环和低收入陷阱中突围，就要对某些主导产业集中进行投资，并由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产业部门的发展。只不过，赫希曼的观点是：如果是政府投资，应首先投入基础设施行业，如果是私人投资，应首先投入制造业。而在毛泽东看来，重工业是非均衡增长的突破口和爆发点——更具体地说，就是以钢铁、机械为核心，以电力、燃料和运输为重点，围绕装备制造业，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和能源行业，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产业链，把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带动起来，促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四、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时代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创造了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趋于放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国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出现波动。为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党中央也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加强需求侧管理、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等。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基础和微观载体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是，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精髓仍然闪烁着理论光芒，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战略的有机结合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把国民经济平衡看作动态平衡而非静态平衡，是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对象是社会总需求，通常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手段干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购买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实现通货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对于社会总供给，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其取决于经济体的潜在生产力水平，实施政策干预效果并不明显。
但是，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看，供需本身就是一对矛盾，而矛盾的运动必然是双向的，不存在供给或需求单独一方的变化和运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同时着眼于供给和需求，在供需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动态平衡。习近平强调：“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表现为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从内部结构来看，中国经济出现三大失衡——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在综合研判国际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举措。这就要求从经济链条的供给端入手，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对此，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部署了八项重点工作，第一项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另一方面，受近年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影响，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经济循环在动能上明显减弱，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性显现出来，国内需求成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一侧。特别是新冠疫情后，受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未来预期的影响，我国需求侧相较于供给侧而言恢复相对缓慢，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愈发凸显。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国内需求不足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必须高度重视，要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购买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进行管理，切实有效扩大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二）推动宏观经济调控积极转向宏观经济治理
虽然供给和需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并不意味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等于两者的对称性平衡。除了处理好供需平衡，至少还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长期和短期、整体和局部的平衡。因此，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不可能是单一的供给和需求调节政策，而是一个由多种类型政策构成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宏观层面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统筹协调；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之间的匹配，包括长期发展和短期增长、消费和建设、投资和积累之间的平衡。第二，在中观层面上，综合平衡包括产业部门平衡、区域平衡、城乡平衡以及对内外平衡。第三，在微观层面上，综合平衡包括各种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如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间的平衡和国家、集体、个人间的平衡等。各个层面叠加耦合，构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复杂体系。
由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总供需平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要动态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必须推动宏观经济调控向宏观经济治理的转变。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从内容上来看，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政策体系包括七方面内容：一是宏观政策，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成；二是结构政策，由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组成；三是微观政策，由市场秩序治理政策和市场主体激活政策组成；四是改革政策，由企业和政府双向改革政策、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和推动制度完善政策组成；五是民生政策，由就业促进政策、民生保障政策、基本公共服务和就业政策组成；六是区域政策，由区域重大战略举措和协调发展组成；七是科技政策，由加强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巩固市场主体创新地位、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等政策组成。七方面的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的覆盖面，远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治理目标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动态平衡、系统平衡。
（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必须依靠坚实的领导力量、制度保障和微观载体
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政治保障和组织力量。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分别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成为重大工作决策机构，保障了党中央对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更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前提。党中央对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和十五年远景目标提出建议。中央财经委员会每季度分析研究经济形势，每年底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年度经济工作进行总结，并对下一年度经济工作进行安排。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不定期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文件。这些机制和做法对于统揽各方力量，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有极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制度保障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微观载体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营主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保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必须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宏观经济治理政策能否发挥作用，依赖于微观经济主体能否响应政策号召，遵循政策导向。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令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实现更大社会功能，实现其“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巩固其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的“压舱石”“定盘星”“顶梁柱”地位。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做强做优做大民营企业，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体制机制敏感、灵活、反应快的特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风向标”“晴雨表”“润滑剂”。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先的指令性计划为主转变为指导性计划为主，着眼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国民经济计划名称也调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在规划指标上，既有约束性指标，也有预期性指标；在规划手段上，既强调经济手段，也包括行政和法律措施；在规划机构上，逐步形成以党中央为核心领导，中央财经委员会为具体领导单位，国家发改委牵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国务院各部委统筹协调、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同配合的规划编制和实施体系。当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已成为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精髓为当下的宏观经济治理提供了可靠指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理论被大量引入国内，以社会总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一度成为我国制订经济管理政策的主要依据。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越来越多的经济实践表明仅仅依靠宏观调控无法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理论上，这就要求宏观调控理论转向覆盖面更广、系统性更强的宏观经济治理理论——毛泽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恰恰为这个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宏观调控到宏观治理的转变，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典型案例，它的政策面要求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立足统筹协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战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为宏观经济治理提供微观载体，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灵活动力，在非均衡增长过程中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作者简介：周绍东，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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