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二十大筹备召开期间，2022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的《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首批12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主要包括1921年至1927年期间党的重要文献，共430余万字，收录各类文献1109篇，其中200余篇为首次公开发表[1]。充分运用这套文献资源，对我们讲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以下简称“纲要”课）十分有益。本文主要就如何运用这套文献汇编第1卷的资源，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这一教学重点，从以下3个方面谈几点认识和建议。
一、《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各卷载文时段及其第1卷载文概貌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首批12卷，其各卷载文时段如下：第1卷1921年，但建党以前形成的部分重要文献以附编形式收入该卷，起止时间为1918年7月1日至1921年7月20日；第2—4卷分别为1922年、1923年、1924年；第5—6卷为1925年，两卷载文时段各半年；第7—9卷为1926年,各卷载文时段分别为：1—4月、5—7月、8—12月；第10—12卷为1927年，各卷载文时段分别为：1—5月、6—9月、10—12月，其中第11卷部分文献和第12卷的文献是反映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卷，正编部分共含文献20篇。内容分布情况为：党的一大通过的文献两篇、党的早期地方组织向一大汇报工作的文献2篇、回顾党的一大情况的文献1篇；中共中央局通告1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3篇、党的地方工作安排1篇；《劳动周刊》发刊词、《妇女声》宣言各1篇、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1篇；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1篇；在日本的党组织负责人施存统阐发唯物史观和批驳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献各1篇；按发表时间顺序，陈独秀、彭湃、毛泽东文章各1篇、李大钊讲演1篇。
收入第1卷附编中的文献共84篇（含1个篇组）。它们同样属于党的重要文献，并且各自都有独到的价值。这些文献中，以作者本名或化名署名的文章58篇，相关刊物发表的宣言、短言或通告10篇，相关研究社章程1篇，思想理论论争文章摘编1篇（组）（内含13篇），致书1篇，相关研究会介绍1篇。
这些文献的基本内容大体可分为8类：其一，对俄国十月革命性质与影响的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介与阐发；其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革命大要问题进行的探讨；其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或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宣介以及对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探讨；其四，对中国时政问题的见解；其五，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的论争；其六，探索国家出路或以通俗语言向劳动群众宣传的革命道理；其七，社团宣言、研究会工作及简章以及对党的早期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情况的介绍；其八，记录劳动者生活的旅行记、对中国劳动运动的介绍及针砭时弊的杂文等。
二、把握将附编文献基本内容融入“纲要”课教学的重点
“附编”文献与第四章第一节各目、第二节第一、二目的教学内容密切关联。2023年版教材该章第一节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共含3个目：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第二节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其第一、第二目分别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上述内容的教学重点，是要引导学生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为什么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运动的有力促进，中国先进分子能够在纷陈的各种主义中，坚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及他们是如何开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之路的。而在教材基础上，将“附编”文献基本内容融入教学中，对我们讲好这个问题很有帮助。为此，建议教师注意把握以下融入的重点。
一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介与阐发。就对十月革命的认识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并娴熟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最早对其进行阐发并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是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该文于1918年7月1日发表在《言治》季刊第3册上。在此，李大钊指出：“俄人因革命之风云，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围”[2]106，而“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2]106。虽然，该文只是表达了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初步认识，但这一认识所体现的唯物史观则是十分明显的。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特别是对这一革命在中国先进分子心灵深处引起的激荡，收入附编的毛泽东的4篇文章很有代表性。这些文章分别是《〈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年7月21日）、《民众的大联合（二）》（1919年7月28日）、《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在此表达的主要思想是：其一，十月革命及其传来的“浩浩荡荡的新思潮”[2]126，“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2]124。因而“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2]126。其二，“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收了‘社会的改革’的胜利”[2]128，这一做法“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2]130。其三，以劳动群众各行各业的“小联合做基础”[2]131，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其四，认清五四运动后，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形势[2]136，以“总要努力”“总要拼命向前”的奋斗精神，迎接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2]140。
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介与阐发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系李大钊为纪念马克思101周年诞辰（1919年５月５日）而作。原载于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6号，全文共含11个部分。其中第1—7部分为上篇，第8—11部分为下篇[3]166-206。
在上篇中，李大钊着重评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不过，在第一部分中，李大钊明确指出，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马克思主义这一“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2]167，已经“惹动了世人的注意”[2]166-167。因而他号召大家充分认识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力戒在学习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欺人之谈”[2]166，下真功夫学习“卷帙浩繁”[2]166的马氏学说。在第二部分中，李大钊强调：“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2]169他并分析道：“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2]169-170在第三至第七部分中，李大钊在着重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领时强调：“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2]170因为马克思正是根据他的唯物史观，去观察、解剖和研究现在的经济状态，并由此“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2]170。
在下篇中，李大钊着重评述了马克思的“经济论”，特别是其中的两个要点“余工余值说”和“资本集中说”[2]189。李大钊指出：“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2]193而正因为资本主义不公，以及因为深受资本主义压迫的无产阶级在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中日益觉醒和成长壮大，资本主义的灭亡之势，就是“不可免之数了”[2]205。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比较系统的阐发，标志着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继李大钊之后，李达撰写的《马克思还原》一文，也从多方面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该文最早刊载于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８卷第５号上。文章开篇即写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了。可是还有许多人正在那里怀疑，实在有替他们解释的必要，所以特意的写点出来看看。”[2]390针对若干怀疑，李达在从5个方面一一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概观”后总结道：“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2]391-392他并强调：“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2]392
在这方面作出重要宣介与阐发的还有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1919年11月—12月），恽代英的《论社会主义》（1920年11月15日），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12月1日），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讲演》（1921年1月15日）等。此外，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英文稿《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对“共产主义者的理想”[2]316“共产主义者的目的”[2]317以及“阶级争斗的最近状态”[2]319等作了阐发。
二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比较深度的探讨。1920年8月13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在以“社会主义讨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4]55为题致信毛泽东，阐发关于他想编的“四种利器”[2]246。同年9月16日，他以“共产党之重要讨论”[4]67为题，再次致信毛泽东，表达了他对“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布尔塞维克”“已把俄罗斯完全彻底的建设其主义，于一九一八年改名共产党”[2]235、1919年3月4日（正资本家分赃会议在巴黎热闹时）在木斯哥（莫斯科）成立组织“第三国际党”[2]253的关注与敬佩，同时也进一步表达了他对在中国建立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渴望。蔡和森的上述重要主张，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认同。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等问题给蔡和森等的信》中，不仅以“欣慰无量！”[2]321加以表达，而且还就新民学会“到底拿一种什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2]322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2]323以及关于学会自身建设和会务管理等问题，发表了颇具启迪意义的见解。1921年1月21日，在《关于唯物史观史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给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更以“你的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2]432作了进一步的表达。在这方面作出比较深度探讨的还有李大钊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该文1921年3月发表在《曙光》第２卷第２号上。其主要观点之一是强调：“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2]459等。
三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旗帜鲜明、有理有据的论争。1921年3月，李大钊以S.C.的笔名在《曙光》第2卷第2号上发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针对罗素及其在中国的追随者宣扬的所谓“中国需要振兴实业”，但“必适用资本主义”的主张，李大钊写道：“我现在所要问的，就是俄罗斯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俄罗斯既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何还能振兴实业？……中国共和现在已竟十年，添造的铁路在那里？……中国以农立国，然而农业腐败得不堪过问。满蒙荒地很多，中国人又何尝有什么法子去开垦？”[2]454有鉴于此，李大钊表示：“换言之，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2]454-455
1921年5月7日，《共产党》第4号上刊登了李达以“江春”署名的《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其中指出：“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的特质，把思想的重心放在经济改造上。要把环境革新，实现无政府主义。在打破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这一点说起来，很与社会主义相似。希望均贫富，反对特权阶级，反对私有财产，这些地方，也与社会主义相似。只是排斥中央政府权力，并且要灭绝一切政府，这是与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的地方。”[2]490-491
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论争的过程中，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致梁任公》，李汉俊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讨论社会主义并致梁任公》一文，从“误解社会主义，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高唱爱国主义、排斥外国资本家，提倡温情主义、主张社会政策，误会社会主义运动”[2]465-467这5个方面一一批驳了梁任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错谬。其中，针对“误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为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李达批驳说，这是“误解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议论”[2]465。针对“提倡温情主义，主张社会政策”，李达一针见血地指出：“梁任公要想在温情主义之下使劳动者觉悟，是不明社会问题的真相。要想由资本主义而温情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不明欧洲社会进化的历程。”[2]477针对“误会社会主义运动”，李达表示，中国社会党人，若想组织中国的劳动阶级和世界资本主义宣战，“我看还是不必去办疾病保险式的工会，不如采直接行动，和各国劳动阶级为适当之联络，共同努力运动，反为有效”[2]481。李达深入阐发的上述重要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重要体现，对党在复杂的斗争中保持思想理论的清醒十分有益。
四是中国先进分子对劳动群众的真挚情感，以及重视与他们相结合，并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12月21日，邓中夏署名“心美”发表在《晨报》上的《长辛店旅行一日》，真实描述了他在长辛店看到的民众生活情境，表达了他对劳动群众的深切同情之感。他写道：“在长辛店下车的时候，我见了许多灾民——男女老幼的麕聚在站边的地方。那种憔悴枯黄的面色，千孔百结的衣服触在我的眼内，我的心就感着不快，表出一种痛苦的同情，不知在车上的那一种谈笑快乐心，和画画的兴趣，飞跑往那里去了，光觉得心中难受，好比我也在饥饿困苦中。”[2]384-385邓中夏呼吁：“奉劝各位热心救灾的先生们，请你们放远一点，放大一点眼光，去谋他们永远的灾荒困穷，那就是根本打破社会上不公道的事，请各位设法子做去罢。”[2]384-385这方面的类似情况，还分别反映在陈独秀所写《告北京劳动界》（1919年12月1日）、《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1920年5月1日）、《告劳动》（1921年6月7日）等文中，反映在《〈济南劳动周刊〉出版宣言》等文中。其中陈独秀的文章着重阐述了为什么“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2]220，“劳动诸君”的困苦是从哪来的[2]539，以及为什么“非把各地方各行业的劳动组成一个阶级”[2]540，才能使劳动者免除痛苦的深刻道理。
将附编文献基本内容，特别是重中之重的内容融入“纲要”课教学中，有助于我们引导学生从学理上进一步认识，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中国五四运动促进下，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必然。
三、把握将党的一大至同年底党的文献基本内容融入“纲要”课教学的重点
党的一大至同年底的党的文献，与第四章第二节第三目及第三节的部分教学内容密切关联。其中第二节第三目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三节的部分教学内容，主要是指该节第一目中的“工农运动的发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开展”。将党的一大至同年底的文献的基本内容融入教学中，建议教师注意把握以下融入的重点。
一是党的一大文献所体现的党的初心使命。党的初心使命，体现着党的性质、宗旨和党的奋斗目标。在这方面特别是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毫不含糊地宣示以“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的名称；以“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作为党的政纲之首要内容；以通过“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2]1作为党实行人民民主的重要主张等。此外，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所体现的，党在如何领导工人运动、如何领导对工人运动研究问题上所体现的国际视野和高度党性原则，及其对百年来党的工会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的影响与启示，同样需要我们深度研读并将其恰当融入“纲要”课教学中。
二是党的一大文献所体现的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斗争中的提升。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其一，陈独秀深入批判无政府主义。1921年1月8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了陈独秀《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一文。该文的特点是，从多方面力阐无政府主义的不切实际和危害，强调必须彻底放弃这一错误主张。如其指出：“我们要明白，我们无论如何反对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制度，在我们未曾用我们的力量把现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们仍旧必然为现存的我们所反对的社会制度所支配，除非自杀或是单独一人逃到深山穷谷没人迹的地方，绝对没有方法可以自由逃出；……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果的”[2]28-29，是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的。
其二，旅日党组织负责人施存统，发表结合中国实际阐述唯物史观和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两篇重要文章。第一篇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1921年8月27日），发表在同年9月8日出版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在此，施存统在从5个方面概述唯物史观的“要义”后，着重阐述了照“唯物史观来说”[2]50中国应朝着6个方面去努力。其中包括“必须全中国人合力来根本改造经济组织，改造成一个适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2]50，“唯有一切被掠夺、被压迫的阶级一同起来实行无妥协的‘阶级斗争’，把一切权柄收回自己手里”[2]51，等等。针对“有人以为俄国革命并非根据于唯物史观”的说法，施存统强调：“其实不然，……俄国现在实行的一切政策，也莫不以唯物史观为指针”[2]53，这是有目共见的。第二篇是《读新凯先生的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1921年11月28日），发表在1922年7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6号上。在此，施存统非常明确地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不过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别名，聊以自慰”[2]73。因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主张蚕食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其实这二者就是一个东西，因为主张蚕食主义，自然要反对暴力革命，这是毫不足怪的。简单说，彼是一种渐进的改良的方案，不是急进的，革命的政策。”[2]73
其三，作为革命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发表了《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的讲演。党的一大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并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北方区分部主任。1921年12月，他在北京的中国大学发表了《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的讲演。该讲演记录稿发表在同年12月15日至17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在此，李大钊结合中国近10余年的政治情况总结道：“无论什么贵族，什么军阀，凡是附和德谟克拉西的，都一时得了势力，凡是反抗德谟克拉西的，都必终归失败或灭亡。”[2]95他还结合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一步阐发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其中强调：“社会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二国际，是黄色的国际；共产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是赤色的国际。这是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两大潮流”[2]99，“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2]99。
除上述外，这段时间，从日本回国不久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彭湃，于1921年9月1日在《新海丰》第1卷第1期发表了《告同胞》一文。该文针对社会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散布的所谓“社会主义是提倡公妻”等谬论，驳斥道：“试看现社会之妓馆林立，购买人家妇女（不是女子好为娼妓，乃迫于生活出不得已），充为娼妓；资本家、官僚、富豪、商人皆公然滥遂其肉欲，此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之公妻制度为何？共产主义是反对这种制度，所以不是提倡公妻也明矣。”[2]62
三是党的文献所体现的党对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党的自身建设。这主要体现3个方面。
其一，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发布。该通告记录了党中央对各区党组织近期要做的3个方面的工作要求。其中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和宣传工作。第二和第三个方面分别是关于劳动运动、关于青年和妇女运动[2]82-83。
其二，作为中共中央成立的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发布了3个宣言。其中1921年8月在《共产党》月刊第6号发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主要阐明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的目的和任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退出上海各工团联席会议的宣言》，写于1921年11月15日，发表在同月19日出版的《劳动周刊》第14号上。该宣言主要讲明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所以退出上海各工团联席会议，是因为该联席会议中有的团体和势力，“假借工人招牌来活动他事”[2]67，企图绑架工团联席会议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张背道而驰。该宣言强调：“因为从前我们工人是受人利用，自己没有组织，现在凡各真正工人的工会代表要注意，若一时糊涂，恐怕又叫一般非工人的工会利用了。”[2]67《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十二工团宣言》（1921年11月），载于1921年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5号上。其主要驳斥了商教联席会议对劳工阶级的污蔑，正告那般“黑幕重重的智识阶级、投机商人和议员先生们，我们是羞与为伍的”[2]84。其并写明：“我们应该准备纠合全国的劳工，择定相当地点，召集一个真正的国事会议，以救济被智识阶级、投机商人和议员先生们闹糟的祖国。”[2]85
除上述外，1921年11月的一份文献《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应进行之工作》[2]89-91，其虽无署名，但从内容来看，主要是部署上述四地的工会工作，因而该文献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发的可能性为多。
其三，在这一阶段先后发表的其他5篇文献，也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党对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这些文献分别是《〈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8月）、《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1921年11月17日）、毛泽东：《所希望于劳工会的》（1921年11月21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1921年11月）、《〈妇女声〉宣言》（1921年12月10日）。其中毛泽东：《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载于同日出版的《劳工周刊》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署名润之。该文写道：“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叶，现在要开始写第二叶了，我愿这第二叶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叶：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完备。”[2]71文章最后以“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者获得罢工权利！劳工神圣！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2]72等口号鼓励劳工会会员进行新的斗争。
总之，由上可见，《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卷，为我们从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学习和研究党在筹备创建，以及在正式成立后不足半年间所部署和所从事的多方面工作，为我们厚植“纲要”课教学内容提供了十分可靠和可贵的一手资源。在教学实践中，让我们高度重视对这一文献的认真研读和充分运用，以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伟大意义，并从中感悟这段历史对我们在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鞭策与砥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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