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核心价值观是对其中居于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之价值观念的凝练，是社会本体意识的集中体现。核心价值观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一经确立就会被期望作用于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层次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出。本文认为，通过开展操作化研究，建构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标体系，从而以类似“标准化”和“清单化”的方式将其与国家治理体系有机融合，是高效完成培育和践行工作、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必由之路，是新时代加强政治文化建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一、操作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新课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背景与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全面分析、合理抽象和科学归纳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之背景下提出，这整个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前期酝酿阶段。改革开放后，我国面临社会主义价值跌落的历史遗留问题，为了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深刻揭示并分析了社会主义价值、以及社会主义价值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体系形成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社会急剧转型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愈发呈现多元多变的格局。同时，价值秩序的变迁中也出现紧张、冲突甚至一定程度的混乱。在此背景下，亟需为批判整合多元价值、调解价值冲突、达成广泛价值共识、形成稳定有效的价值秩序提供可靠抓手。对此，200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同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正式形成。
第三，提炼确立阶段。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不同文化及其深层次价值的竞争日益激烈。当代中国必须批判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克服和消解现代性价值缺陷和危机，进而增强民族凝聚力，为人类文明发展寻找新的道路和方向。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和宣传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思想理论界概括提炼简明扼要、便于记忆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过反复征求意见，综合各方面认识”，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确认“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分别从属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同时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并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实践方式等做出具体指示。
总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一是解决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建构。二是深入回答了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问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引导与自我约束。三是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和国家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精神上“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驱动与自我激励。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功能与限度
价值作为一种关系范畴，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之中，指的是客体及其属性对于主体及其需要而言的意义，若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就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是没有价值的。价值观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人们关于什么是价值、怎样评判价值、如何创造价值等问题的总体观念，反映的是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价值观的内容，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信念，体现出人们树立应该创造什么价值的目标和理想；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价值规则，转化为人们评判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准绳和依据。理论上讲，从多元价值观中确立同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就相当于为社会提供主导性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准绳——这有助于引领人们的思想观念，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讲，具有类似治理术的功能，此即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导向。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讲，即是为了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有效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类治理术功能。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主体包括两类，一是国家或社会制度本身，二是公民个人。根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相关实践可以归纳为7种基本方式，其中“践行”涉及2种基本方式，即国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公民个人开展/参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培育”涉及5种基本方式，即国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国家组织/动员“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公民个人从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个人从开展/参与实践活动中体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立足上述讨论，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在培育和践行过程中，作为客体的任意价值观，是否必然会以某种“应然”的方式存在于相关个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之中？具体而言，个体A结合其生命经历所理解的、个体B编码于宣传或实践活动的、个体C从宣传或实践活动中解码得到的，是否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如果在理解和把握上存在不足或偏误，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关的培育和践行活动存在短板或漏洞——一个容易联想到的情况就是，某个体在扮演宣传主体的角色时，不自觉将其个人所理解的消极自由，投射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的宣传活动之中——进而从效果层面看，造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类治理术功能无法充分发挥。既有研究对类似情况做了考察，相关具体表现包括但不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部分个人视为政治宣传话语去背诵记忆，难以从标语口号层面更进一步，内化成为人们自觉的价值意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未能完全做到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在一些情况下只是“凌空蹈虚，成为一种无根的抽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未能充分处理好机械执行与自由裁量的关系，导致“公民道德规范和公德治理还存在较大的管理真空和模糊地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人们判断善恶、美丑、利害等问题中的支配地位，在一些时候让位于兴趣、爱好与习惯，表现出价值观的物质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特征，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涵盖文化、政治、传播、教育、法律等多个领域，论及文化软实力建构、价值共识、国际传播、思想政治教育、法源地位等多个议题，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但总体上看，以“解释世界”为出发点的探讨较为深入，以“改造世界”为出发点的探索相对薄弱，尤其缺乏在问题导向下，针对如何更好地执行培育和践行工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之关键现实问题的回应。这呼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从概念理解向实际应用转变。本文认为，所谓“转化”的前提是“融入”，而所谓“融入”的前提是“转译”。不论是依靠内生的学习适应机制，让人们“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亦或是诉诸“从外面灌输进去”，令“思想的闪电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都不能回避先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工作拆解为具体的项目、任务、活动，通过特定的组织、制度、机制渗透社会肌理。所以，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将承载价值内容、高度凝练概括的抽象范畴转译为能够被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所准确理解和把握的可操作概念，惟此，相关主体在具体实践中才“有法可依”“有迹可循”“有的放矢”——这是突破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发挥限度，更进一步起到引领思想、规范行为的积极效用的必要条件，操作化（转译）本身则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新的理论研究课题。
二、指标体系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操作化的基本进路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标体系的建构本质
从表述形式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符号。而概念是人为建构的理论产物，它本身并非经验世界的实在物，不能被直接或间接地观察。建构概念旨在以抽象而概括的话语代替具体却冗赘的经验性描述，提高交流沟通效率。概念的有效应用以社会主体具有在高度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共享观念（conception）为前提。
概念符号所承载的现实意义并非恒定不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它可能随社会变迁而更新迭代。从该意义上讲，概念的内涵会在被不断应用的过程中得以丰富，经过历史的累积，不同个体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同一概念几乎将成为一种必然，此即概念应用的模糊性。转型社会面临内外部条件的剧烈变化，则会令上述情况更加凸显。
概念应用的模糊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可接受度不同。在日常交流等容错率较高的情境中，通过意会等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此产生的偏误，不会对完成交流目标造成明显阻碍。但在契约签订、科学研究，以及本研究所关注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容错率较低的情境中，则要求尽可能消除模糊性，确保概念应用精确严谨，否则就可能出现如文章第一部分所描述的情况，即因为无意识的理解偏误，造成执行偏差，最终导致结果偏离预期目标。
为了尽可能消除概念应用的模糊性，科学家（尤其是社会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具有借鉴意义：当他们需要在实证意义上使用某个抽象概念，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借助指标（indicator）将其承载的现实意义在“前台”呈现出来（specification），通过明确告知自己应用该概念是指什么，压缩无意识理解偏误的空间——这个工作被称为操作化，操作化的结果是让概念从日常交流中的名义性（nominal）概念变为科学研究中的操作性（operational）概念。由于概念的抽象性决定了其所承载的现实意义往往具有多重维度和多个层次，因此概念的操作化一般需要借助复合指标来完成，所谓复合是与单一相对，是由若干指标以及指标间的结构关系构成的体系，称为指标体系。
综上所述，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操作化研究，就是建构一个能够呈现其所承载现实意义的指标体系，其中的若干指标以及指标间的结构关系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承载现实意义的内容及其结构。将这个指标体系应用于培育和践行工作的具体实践过程，有助于实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的目标。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标体系的建构方法
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将无限具体的内容简化为几种类型，使之可以进行概括的描述、比较和汇总”，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标体系的建构就是该过程的一个逆过程，即挖掘不同价值观的内涵，将价值观拆解；然后针对不同内涵概括描述其所对应的经验层面的无限的具体现象（包括行为、情绪、姿态、话语等）。我们通过文献档案研究（documentary research）完成初步建构工作，然后以交叉信度检验的方法予以调试，具体做法是：
首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级指标，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的思想理论文献、相关重要学术著作中搜集整理与每一个价值观相关的权威性阐述，通过研读、梳理、筛选、提炼对其内涵进行挖掘，由此确定二级指标，实现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
其次，在概念内涵（二级指标）的指导和限定下拓展概念外延，结合新时代社会背景，对现实中与其对应的相关经验现象进行列举、甄别、辨析、聚类，形成概括性描述，从而确定三级指标，实现思维具体到现实具体。
最后，在实际应用中进行交叉信度检验并调试指标体系。具体过程是，组织10名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研究生集体学习初步建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标体系，以2人为一组背靠背分别根据指标体系对一定数量的样本（从新浪微博平台爬取的十万份微博内容文本中随机抽样获得）进行编码，一方面自行记录编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编码完成后，两两交换相互检查并对有异议的编码结果进行记录，然后收集全部问题进行集体讨论，根据讨论结果对指标体系进行调试，包括对重复或意思相近的指标、缺失与遗漏的指标、定义模糊而不好把握的指标等进行修改——此过程不断重复（共进行了7轮），直到信度大于90%（公式为：信度＝编码结果相同的数量／（编码结果相同的数量＋编码结果相异的数量））且不再出现新问题为止（此时认为指标体系已经相对完善且容易操作）。最终建构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标体系。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标体系的建构原则
第一，准确与全面。指标体系的作用是令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把握可操作，故而应首先确保准确性。所以在指标建构过程中，应尽量避免仅从根植于自身观念的常识出发，对价值观概念的字面含义进行解读，而是要立足权威性阐述，对价值观的内涵进行“忠实”转译，生成具有理论指引性的指标。同时，还应注意确保全面性，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与存在的特殊场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令建构形成的指标能够与经验世界中丰富的客体建立起广泛映射关系。
第二，独立与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从属的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既是相互独立又是相互关联的，同理，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指标也应既是独立存在的，又是相互联系的。上级指标与下级指标之间应该具有主从关系，同级指标之间应具有区分度，完整的指标体系（不仅包括各个独立的指标，还有各个独立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应该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承载的丰富现实意义。
第三，稳定与变化。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是在实践发展与理论总结长期的相互转换、相互推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凝练出来的。指标体系中的一、二、三级指标是从抽象到具体递进变化的，考虑到价值观的内涵相对稳定而经验世界变动不居，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应具有稳定性，三级指标应具有时效性和可拓展性。整个指标体系是开放的，未来可以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对其中具体指标进行动态调整。
第四，明晰与简练。所选用的指标在语言表述上要力求朴实简洁、通俗易懂，尽力避免因用词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而造成歧义，进而损失准确性与可操作性。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标体系的结构与内容
根据上述目标、原则、方法，本文拟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标体系》（见表1），包括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下12个一级指标、43个二级指标，84个三级指标，呈现为三个维度+三个层级的基本结构。受限于篇幅，以下仅针对指标体系的部分具体内容进行必要的介绍与说明：
富强即民富国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价值目标，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富强不仅体现为国家拥有巨大的经济财富和强大的综合国力，还以能够对他国和国际秩序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为标志。因此二级指标设定为“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军事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9个，下设20个三级指标。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如果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精神文化领域的发展繁荣也是“富强”的重要体现，但是从操作层面考虑，更适合将其作为“文明”的二级指标（“精神文明”），以避免重叠交叉。第二，“区域协调发展”分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工程”2个三级指标，强调区域协同、增量发展，在兼顾公平与效率中更侧重效率，需要与“平等”这一价值观加以区分。
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民主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它既是一种价值理念，又是一种制度安排，还是相应的政治实践，因此二级指标设定为“民主理念”“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3个，下设3个三级指标。
文明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总体描述，是国家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文明”集中体现着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独特追求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形成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观。其中，社会文明在狭义上是指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文明进步，而广义的社会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因此，从可操作角度出发，在确定文明的二级指标时，宜将构成“社会文明”的要素，对应到其他四个“文明”中，或对应到社会与公民个人层面的其他核心价值观（如“和谐”“友善”等）下。综上，“文明”的二级指标最终设定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4个，下设11个三级指标。需要说明的是，“政治文明”包括“具有普适性的执政理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2个三级指标，与“富强”中的“政治发展”指标相比，“政治文明”不强调具体的政治建设成就，而更侧重之所以能取得成就的条件。
和谐是事物存在的一种辩证关系的积极展现。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奋斗目标。马克思曾这样描绘实现共产主义的和谐社会：“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其中，人与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中心内容，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世界和谐是社会和谐构想在国际上的延伸。基于此，和谐的二级指标设定为“人的和谐”“社会和谐”、“自然和谐”和“世界和谐”4个，下设8个三级指标。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自然和谐”与“生态文明”指标相比，更侧重作为系统的自然，强调人是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突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性。第二，“人的和谐”分为2个三级指标，一是“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得到满足”；二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平等友爱的关系得以实现”，两者都强调国家相对个人的责任，区别在于前者侧重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后者侧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自由，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条主线索，马克思用集体和社会的出发点代替个人权利的出发点来理解自由，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主张“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科学阐明了自由实现的条件和目标，建构起超越资产阶级自由学说的自由观。基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自由”可以拆解为“自由的条件”和“自由的实现”2个二级指标，下设4个三级指标。
平等既是现代社会的理想追求，又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社会主义的平等超越了对社会资源平等分配的价值诉求，把平等的社会愿景设计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重点在于“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使人民“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基于此，平等的二级指标设定为“起点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3个，下设4个三级指标。需要说明的是，“结果平等”指在收入、地位、区域、阶层等方面差距逐步缩小，实现共同富裕，与“富强”之下的三级指标“区域协调发展”相比，此处更强调存量分配，即在兼顾公平与效率中更侧重公平。
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基于此，公正的二级指标具体分为“规则公平”和“分配正义”2个，下设4个三级指标。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规则公平”是指建立健全向上向善的社会规则体系，但其中并不包括对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我们将其对应到“法治”之下的三级指标“全民守法”之中；第二，“分配正义”具体是指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正义。
法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可靠保障，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意志。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因此二级指标分解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4项，下设9个三级指标。
爱国是指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忠诚。列宁曾指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才有祖国而言，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根本意蕴就是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因此，爱国可以拆解为“承担公民责任和义务”与“尊重历史传承文化”2个二级指标，下设6个三级指标。需要说明的是，“爱国”价值观属于公民个人层面，其中各项指标皆指自发的个体行为，不包括有组织的集体活动。
敬业是对公民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要求公民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基于此，敬业可拆解为3个二级指标，其一是“对职业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其二是“维护集体利益与荣誉”；其三是“尊重与保护劳动”，下设3个三级指标。
诚信即诚实守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可分解为3个二级指标：“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下设5个三级指标。
友善是关于人际关系的描述性概念，强调人与人之间应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根据人际关系的作用范围，二级指标可分解为“个人友善”“家庭友善”“社会友善”和“天下友善”4个，下设7个三级指标。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个人友善”即积极的自我互动，包括自我关爱、自我教育、自我修行、自我和解等。所谓“天下友善”指跨越国界、阶级、物种的友善行为，如尊重外国制度、文化、习俗，友善对待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外国友人，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践行人道主义，如对待难民，尊重动物、植物等其他生命。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背景与意义出发，讨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与限度，指出操作性不足是当前面临的突出现实问题，操作化研究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新课题。为此，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理论文献，采用交叉信度检验的方法，论文建构形成了一个覆盖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维度，由12个一级指标、43个二级指标、84个三级指标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标体系。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等若干具体要求。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审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操作化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价值。在理论层面，通过深入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对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做出辨析，实现了将初始的、抽象的价值观概念转化为经验上可观察、可把握的具体指标——这应该是国内相关研究的首次尝试。架通了概念层次与经验层次的桥梁，建立了概念背后坚固的“（经验）事实”根基。研究工作本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精细化，是对相关理论成果的丰富，它同时还扩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可行边界。在实践层面，建构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标体系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工具，是对社会个体有限理性的一种救济，它建构了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多元主体理解和把握核心价值观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能够有效解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面临的效度困境，促进其由“悬浮”状态到对现实生活的有效统摄，进一步增强价值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
（作者简介：张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程天民，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朱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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