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向来强调从真理的角度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1]796。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2]38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3]27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作出了“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4]10的重要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5]16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个行”这一重要论断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其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成就的源头；其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的实践探索中获得的；其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真理，只有与具体语境相结合，才能彰显真理力量。深入研究“两个行”的真理意蕴，既有助于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有助于把握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揭示、笃行真理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领悟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理观。
一、“马克思主义行”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科学性、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行”这一重要论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撼动的真理地位。然而，马克思主义何以具有真理性？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行？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属性的判定，并非先验的，也并非不证自明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形态与理论内容上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指导中国共产党获得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理论形态又具有实践性。中国共产党的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好，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最有力的证明。要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实践性共同决定着其真理力量。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对客观世界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它获得真理地位的根本前提。科学是通往真理的必由之路。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思想理论家对人类社会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但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均未能得到科学的、系统的解答。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汲取19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扬弃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客观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创立了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主要成果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以事实为理论根据、以规律为研究对象，不带任何偏见地力求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如实地揭示客观世界，在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用全新的概念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等，科学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客观趋势。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主题明确、内容丰富、概念清楚、逻辑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既彻底解决了一切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问题上的失语，又彻底批判了一切唯心主义将人类社会引向神秘主义的错误，清除了以往思想理论家在人类社会重大问题上的误区。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社会思潮传入中国。当时，与马克思主义同时涌入中国思想界的，还有基尔特的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流派，马克思主义在经过与各种思潮的激烈交锋之后脱颖而出。就像李大钊所言：“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6]4 在经过“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问题”以及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后，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被马克思主义说理之透彻、视野之宽广、逻辑之严密所折服，认为马克思主义远远胜过以往曾接触过的其他各种学说，由此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念。正如周恩来给天津觉悟社社员的信件中所说的：“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7]453可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潮传入中国，最终能脱颖而出、得到广泛的接纳与认同，归根到底是因为其思想内容所具有的科学性。
然而，科学性只是一种理论成为真理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永恒价值的真理，还离不开另一个重要环节——实践。尽管人们常常将“科学”与“真理”加以混用，但严格来说二者并非完全等同。传统观点认为，思想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是一个归属于认识论或者知识论的问题，获得真理的关键在于求真与求知，将科学的认识作为真理的终点与归宿，如黑格尔指出：“我的哲学劳作一般地所曾趋赴和所欲趋赴的目的就是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8]32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真理不仅与科学认识密切相关，更关乎实践，正如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名句所强调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502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是无法在纯粹观念世界中得到验证的，真理性只能在实践活动中予以证明。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行”，特定的历史主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实践成果，构成了其获得真理地位的现实前提。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逻辑基点，必须从实践出发才能真正理解真理及其存在方式。一旦脱离实践活动，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一劳永逸地证明其真理力量，这是因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向来都是有机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也就是说，既不存在纯粹认识世界的单向活动，也不存在以纯粹认识世界为最终目的的真理活动。人们追求真理不仅仅是为了求真与求知，更是为了求善和求美，而求善和求美的过程也是真理在实践中检验自身、实现自身的过程。马克思向来把那种脱离实践来讨论某种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做法看作烦琐无益的“纯粹经院哲学”，他特别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9]500，这一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也同样适用于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并不仅仅因为它具有认识论层面的科学性，最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能否行得通。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10]534，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真理力量，只有在千百万人的实际经验中、在特定的历史主体成功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彰显与发挥。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796，中国人民苦难的历史命运也从根本上实现了扭转。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巨大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守正创新，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我们走向了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路，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从观念形态到现实形态的飞跃，完成了自身的真理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展示真理力量的现实场域，“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行”的必要条件，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充分表达。
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具体性、发展性
在“两个行”的重要论断中，“马克思主义行”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是否行，在当下主要取决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行，倘若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和继续发展真理的勇气，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科学性与实践性，那么“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就更加侧重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具体性与发展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是包含特殊于自身的“具体的普遍”或“普遍的具体”。普遍真理是对事物发展共同规律的科学总结，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是指导人们行动的指南，但它又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普遍真理要在事物的具体发展进程中得以呈现，普遍真理依赖于具体真理，这就是真理问题上的辩证法。
尽管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学说的具体“原料”和“原点”，但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历史发展本质中把握现实，在内容和原则层面已然超越民族界限。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人类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以恢弘的理论视野、宽广的理论跨度、科学的理论工具、正义的理论目标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然而，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也无法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提供定制方案。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说：“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1]5，若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2]466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具有严谨逻辑性的理论体系，同样需要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
由此可见，作为真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先验、抽象的原则，它只能存在于对具体经济、政治问题的谈论中，存在于对复杂的历史问题、革命问题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具体化为适用于各民族的具体真理，“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3]436。离开“具体化”这一路径，马克思主义无法发挥作为普遍真理的指导作用。这个真理具体化的过程，以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为前提，以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所阐释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细化、延展与深化。因此，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行”是马克思主义具体真理“行”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具体真理“行”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行”的证明。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过程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诞生过程。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0]534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转化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管用”“好用”的具体真理。正是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具体真理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这一根本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以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才成为现实。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行”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绽放出耀眼的真理光芒。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真理，它不断从实践中吸纳新的材料与资源，在后继者的理论创新中推高自身的发展境界。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不仅是真理的具体化过程，也是真理的前进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地位不是“世袭”而来的，而是在不断的“前进”中获得的。
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自足的实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为不断发展真理开辟道路。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最高层次的社会发展规律下面，还存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历史规律，人们可以将其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甚至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原有规律赖以存在的条件，在新的活动中形成新的规律，这便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例如，后继者可以在坚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提出创新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当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结合时，理论内容便会与现实世界发生信息和意义交换，更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边界，充实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概念，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真理体系的扩容与发展。
正如习近平所说：“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3]9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两个“伟大的发现”的基础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课题，这是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未曾见过的新特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课题也随之发生转换。列宁抓住“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这一经济上的基本事实，提出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创造性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获得成功，以及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创立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现实化，在20世纪把马克思主义真理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坚持真理与发展真理相统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答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提出的新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出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新和飞跃。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交流、合作和对抗、冲突中完善自己？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弊端日益显现，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坚定道路和方向，开创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面对新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全新话语，以原创性的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体系发展的最新成果。在新时代续写“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关键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地位不动摇，坚持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地位不动摇，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地位不动摇。
三、“两个行”蕴含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理观
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体系，使马克思主义保持蓬勃生机。从“一个行”到“两个行”，背后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真理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真理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看作开放而非封闭的真理、具体而非抽象的真理、发展而非凝固的真理、实践的而非观念的真理，坚持追求真理与践行真理相统一。
第一，在担当历史使命中追求真理，凸显真理的价值指向。真理具有客观性，但追求真理这一行为体现为主体的主观活动。在传统的哲学中，由于人被抽象化了，追求真理的活动也被抽空了意义和目的，仅仅被视作对纯粹客观性的发现。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真理与价值是统一的，即认识主体自身需要的内在尺度推动着人们去追求和发现真理。实现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追求真理的目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的目的。
毛泽东曾说：“所谓真理就是在我们斗争实践中被证明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它适合人民的要求。”[14]254中国共产党人苦苦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5]19。一切脱离人民的真理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真理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就必须要聚焦人民利益，解决人民关心的问题，实现人民愿望。然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具有历史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些不同的历史时期，“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自然要随之发展，被赋予新的内涵和话语形式。可见，中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都将价值目标融于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之中，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具体形态发生了变化，但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人民立场，以及在承担历史使命中追求真理的真理观。
第二，在改造社会实践中揭示真理，避免理念论的真理观。自古以来，哲学家们都满怀热情追逐真理，热衷于揭示真理，然而不同的哲学流派对真理的揭示却大相径庭。理念论是唯心主义的常见立场，认为真理的本质是观念与观念的符合，通过意识的符合揭示真理。例如，在客观唯心主义代表人黑格尔那里，真理就被揭示为绝对精神展现并向自身回归的过程，真理是存在于概念与概念之中的科学体系。因此，在怎样揭示真理的问题上必须要警惕理念论的真理观，而避免理念论的最佳路径就是在实践基础上弥合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鸿沟，坚持在改造社会实践中揭示真理。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揭示真理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同一个过程。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观念中的逻辑推理与演绎，而是以现实变革促进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源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源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源自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探索，源自社会主义改革、对外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活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同样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实践。可见，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揭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内在路径，这是一条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揭示真理的正确路径。
第三，在解决具体需要中笃行真理，反对教条化的真理观。所谓笃行真理，一方面是“笃”，即对真理要笃定，“已经被客观事实证明了是真理，那就要承认，而且要坚持”[14]254；另一方面是“行”，就要将真理付诸于实践，笃行真理就是坚定地将真理引向实践，将真理的力量现实化、实体化。但是，笃行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神圣化、绝对化。习近平曾指出：“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15]4实际上，越是对真理笃定，越要注重真理的适用条件、具体效果与方式方法，越要将普遍真理与发展的、具体的实际相结合，不可“照抄照搬”，强行“套用公式”。
现实是鲜活的，现实中的问题往往会超出经典理论可以覆盖的问题域，因此笃行真理的过程就要时刻以历史条件为转移，对出现的新问题与新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和解决。例如，如何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作过具体回答，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回答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作出系统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共同富裕等观点，在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问题的同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如何在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的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作出详细论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说，在解决新时代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等。总之，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来笃行真理，将作为世界观、方法论和一般规律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创造性地转换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各阶段需要的理论指导，着眼解决不同阶段中国革命、建设、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并用辉煌成就向世人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第四，在推动历史进步中发展真理，拒绝独断论的真理观。真理向来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一旦割裂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就会走向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即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否认真理的普遍规律性与普遍有效性，进而否认真理的存在；绝对主义又称独断论，独断论的真理观只承认真理的绝对性，认为真理一旦被确立就是永恒的、绝对的。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我们会发现独断论的认识误区。真理是面向实践的，并因实践的发展性而具有开放性。因此，积极地发展真理才是认识主体应该持有的理论态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此处的“教条”与上文反对的“教条化”稍有区别，反对“教条化”强调的是不能教条地、机械地、强行套用真理，这里强调的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凝固不变的理论形态。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3]9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5]18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肩负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问题、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还肩负着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前者对应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的实践要求，后者对应马克思主义发展自身的理论要求。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一个仅仅由实践驱动的过程，还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发展真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尤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本土”事业的意义和影响已然超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中国共产党人既是历史规律的践行者，又是经验、话语、智慧的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也有能力在推动自身进步和人类进步的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要在这一过程中确保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前进的脚步同行，确保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鲜活生命力。
四、中国共产党人真理观对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并在有生之年致力于理论的深化与完善。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在世界各国生根与发展。在21世纪的当下，马克思主义依旧在创新发展中仍然保持着鲜活生命力。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一直以来都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于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如何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都是他们无法回避并且应当自觉反思的问题。
尤其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思潮，究竟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与世界范围内丰富具体的、千百万人的实践日益密切结合的过程中，继续延续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与真理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就当代而言，中国共产党人担负着回答这一问题的主要责任，且这一责任越发迫切。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国外的共产党与左翼政党虽得以幸存，但组织相对涣散且日益萎缩，以政党为依托的研究转移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研究总体上陷入低潮、走向边缘化。而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建设实践在百余年来一直保持着与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未曾间断。因此，在21世纪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任必然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这一叙事载体。
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5]20，因为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成功与否，与所秉持的真理观存在着直接关系。“两个行”的重要论断既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成功，其所蕴含的真理意蕴也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理观是确保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取得成功的“法宝”，为“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新境界、展现新气象，日益焕发出新的活力”[16]作出了独特贡献。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前提，无“守正”即无“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恩格斯逝世前曾指定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嘱执行人”，但伯恩施坦在恩格斯逝世不久后却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在当时得到了第二国际内部许多人的响应。作为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的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虽作出了批评，但并不彻底，最终考茨基主义也倾向于修正马克思主义向实证化发展；虽然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也遭受到了卢森堡的坚决斗争，但很遗憾其理论并未在第二国际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段历史既是第二国际的大事件，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大事件。如果说在当时关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争议难以厘清的话，那么从当代的眼光来看，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与考茨基主义并未适应时代的需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任务，且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任何一个思想体系都有属于自己的基本原理，这决定了该学说的本质和性质，也是一个学说的“根”和“魂”、“本”和“源”；离开这些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就成为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甚至南辕北辙。这是被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所证明的一条基本规律。因此，开辟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境界，“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5]20。其中，“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守正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追求真理，就要坚守正道，唯有此，才能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才能使得理论创新一脉相承；而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篡改、背弃，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无从谈起，也必将使社会主义革命与实践遭遇重大挫折乃至失败。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17]281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了价值尺度的真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立场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之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受着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制约”[18]108，价值的现实体现要以真理为前提，价值需要又推动着对真理的探索。理论创造本质上就是人类为了实现美好生活而从事的精神生产实践，正是人类自身需要的内在尺度，推动着人们不断发现真理，而脱离了价值尺度，真理就失去了主体意义，真理创造也就失去了方向。
以人的实践活动为现实根基的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是真理与价值相贯通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以人类解放为价值旨趣，坚持科学性与革命性、客观性与价值性相统一。人民立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之基。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创新发展，也必须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旨归；另一方面，随着人民需求的发展与丰富，也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提出新的要求。而21世纪以来，一些自我标榜为理论创新的西方左翼学者在理论研究与建构上之所以越走越偏，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科学性与革命性相对立，消解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在现实中则表现为，放弃了工人的革命主体地位，求助于各种边缘群体、亚群体的，诉诸文化和艺术领域的革命。与此同时，他们借助新颖形式与新奇资源的装扮，把马克思主义“时髦”化来博取眼球，为了将自己打造为学术“明星”，在话语上日益私人化、小众化、抽象化、精英化；由此一来，所谓的“理论创新”就成为越来越远地脱离劳动者与人民群众的概念游戏，无助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自我解放。
总之，人民至上体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价值取向，规定着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方向；是否坚守人民的主体地位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也制约着后继者创新理论的生命力；一旦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及其根本利益，就必然是偏离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空有创新之“名”而无创新之“实”。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实践性的真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回答新的时代问题为路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真理与实践相贯通，实践是真理的来源，是推动真理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习近平曾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19]38这一重要论述点明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应遵循的认识论规律。一方面，实践创新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另一方面，实践创新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检验标准。当然，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并非天然的，二者共同统一于历史主体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作为后继者，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需要养成自觉、主动的实践意识，在不断回答实践和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中让马克思主义散发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文本，更是一种现实的实践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式不是解释学的而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在实践中发展。”[20]21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空间、生命政治、科技等主题结合，的确为马克思主义拓展了理论生长点，但从总体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依然是乏力的，究其原因就在于未能与实践相结合、未能从根本上回答时代之问。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学者往往是脱离政党实践活动的，不参与革命、建设的实践活动，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自己的一种爱好或者职业。然而，仅靠在概念范围内兜兜转转根本无法触及到时代的现实问题与焦点问题，由此导致在理论上所给出的实践方案愈发空想、实践出路日益渺茫，对于改造世界的信息也日益不足。
总之，“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3]9；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来证实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18]100。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在本质上就是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吸取新素材与新资源、不断回应新问题与新挑战的过程，坚持在新的实践中回答时代之问是确保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成功的基本路径。
（作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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