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这两个伟大发现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焦点话题。按照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法，唯物史观是他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同时，剩余价值理论本身又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所制定的。那么，有理由认为：对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的内在关系的讨论，也“应当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去寻求”。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中才完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制定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位19世纪40年代末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呢？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走向了唯物史观，那么以《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为代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批判，到底在何种意义上运用了唯物史观，并且为之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就成为一个值得我们仔细分析的问题。01批判“抽象概念”，走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虽然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曾谦虚地提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已经形成了对于范畴背后的社会关系的自觉考察，对于“抽象概念”的自觉批判。恩格斯无论是通过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实证考察，还是与马克思的深入交流，也已经获得了相同的认识。对此，我们可以举出两例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中所蕴含的抽象人本主义的批判。在第六条中，马克思敏锐地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也就是说，马克思在1845年春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理论困境在于，他不能理解“现实的人的历史发展”，抽象地设定了人的非历史的本质。而只有深入历史深处，去理解“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现实的个人”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的存在。
第二个例子是在《神圣家族》的写作过程中，恩格斯1844年11月19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对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批判。恩格斯是这样说的：“施蒂纳的这本书再次表明，抽象概念在柏林人的头脑中是多么根深蒂固。施蒂纳在‘自由人’当中显然是最有才能、最富独立性和最勤奋的人，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跌到了唯物主义的抽象概念，结果一无所获。”也就是说，自从1844年8月在巴黎与马克思确定合作关系之后，恩格斯同马克思相类似，已经开始明确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柏林“自由人”中间从抽象概念，如“自我意识”“唯一者”等出发，去寻求“批判”的出发点的做法。当然，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还是在接近“经验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含义上使用“唯物主义”这个术语的。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恩格斯已经开始自觉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最大的理论困境就是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来抽象地理解并使用“概念范畴”了。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描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也可以看作他对自身早期思想发展的总结。
结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理论的提出和消解过程，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唯物史观孕育和形成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对于马克思明确“抽象概念”批判的方法路径的重要意义，可以得到清晰的展现。客观说来，就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来说，虽然已经包含着对于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的思考，但仍然显示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效应。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超越历史的“抽象概念”。同样，也正是在运用异化劳动理论批判私有财产关系、剖析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思潮的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国民经济学的考察，并且开始意识到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如果说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出发点是“具有类本质的人”或“社会的人”，在批判黑格尔主谓颠倒的意义上，强调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那么在国民经济学所揭示的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中，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的直接表达，即人的需要本身，虽然异化为一种外在抽象力量——货币——奴役的状态，但是日益分化的两大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却存在截然不同的形态。资本家对货币的需要，要么是满足奢侈的生活，要么是满足积累的要求。工人对货币的需要，则直接满足果腹的需要，或者说“对马铃薯的需要”。这样一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就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马克思的眼前了。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叙述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时，为何专门强调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了。所谓“现实的个人”，不仅是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对鲍威尔自我意识的超越，也不仅仅是接受了施蒂纳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抽象性的批判，而且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对施蒂纳的唯一者进行的彻底超越。在这一“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有不够”的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自觉地从物质生产方式的变迁出发，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性本质，阐明共产主义的现实可能性了。这样一种理解，虽然在直接的意义上呈现为马克思、恩格斯同“德意志意识形态”即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论战，但究其根本，源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历史发展的深入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旦科学的历史观被发现，一旦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秘密被揭示，马克思主义同当时各种仍然局限于从“抽象概念”出发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区别很快就彰显出来。
首先，马克思严肃批判了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作为正义者同盟的早期理论旗手，魏特林的著作如《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曾经为流亡巴黎时期的马克思所肯定。但是在已经走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魏特林的根本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学说来号召工人，那就等于玩弄空洞虚伪的传教把戏，一方面是一个慷慨激昂的预言家，另一方面只是一些张着嘴巴听他话的蠢材”。而从抽象的概念和词句出发，完全是在欺骗民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会愤怒地大喝说道：“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
在批判魏特林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了当时德国正在流行起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以歪曲的形式再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缺陷。这个缺陷就是不能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理解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也无法在生产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理解那些用来解释并批判现实的概念范畴自身的历史存在。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中的话说，“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俘虏，因而看不清楚现实的关系。……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本来这些共产主义体系以及批判性和论战性的共产主义著作不过是现实运动的表现，而他们却把这些体系和著作同现实运动分裂开来，然后又非常任意地把它们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同样，在《反克利盖通告》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克利盖用抽象的爱来冲淡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对抗，掩盖资本剥削、调和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理论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的批判中，马克思开始遭遇对蒲鲁东发表意见的理论要求，或者说马克思同蒲鲁东的分歧公开化了。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具体展开马克思对自己曾经高度关注的这位理论对手的批判。作为上文讨论的总结，我们认为，在清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获得了这样的方法论自觉：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来理解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运动，从物质生产关系出发来理解特定的概念范畴，反对将形成于现实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特定概念范畴抽象化、绝对化为一种非历史的永恒存在。02作为“现实关系的抽象”的“经济范畴”
在1844年前后，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了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以及该书“一出版就引发的冲击”。但是1846年之后，马克思开始将蒲鲁东作为主要的理论对手。1846年底，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书信中，就明确阐释了蒲鲁东的理论不足。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集中火力批判了蒲鲁东新出版的《贫困的哲学》。甚至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也仍然是把蒲鲁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那么，为什么在1846年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态度会发生急剧的转变呢？
在直接的意义上，这与蒲鲁东拒绝马克思在巴黎围绕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开展合作的提议，并讽刺共产主义的观点有关。1846年5月5日，马克思曾致信蒲鲁东，邀请他围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联系”。然而，蒲鲁东在5月17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不仅在实际上拒绝了马克思的提议，而且十分傲慢地说明了自己同马克思之间的理论分歧。蒲鲁东的话是：“我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换句话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使财产的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以便产生您们——德国社会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而我在目下只称之为自由、平等的那种东西。我想，我懂得在短时期内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据我看来，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我的即将问世的一部著作（正在印刷中）将会使您详细地认识到我的观点。”这本正在印刷中的著作就是《贫困的哲学》。
那么在这种“用文火把私产烧掉”的办法，或者说“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的方式中，存在怎样的逻辑问题呢？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给出了明确的说明。1865年，马克思曾专门强调：“在那里，我指出了，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并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简单概括一下《贫困的哲学》中的“理论发现”是十分必要的。《贫困的哲学》或者说“经济矛盾的体系”除前言外共包括十四章，分别是经济学、价值、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和捐税、人和上帝在矛盾规律下的责任、贸易的平衡、信用、所有权、共有制、人口、概述和结论。就其本质来说，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是空想社会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大杂烩，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一个低水平的拼接。
与青年黑格尔派已经从福音书批判和无神论讨论进展到人本主义相悖，《贫困的哲学》序言中竟然从上帝的假设出发引出所谓的“普遍理性”。用蒲鲁东的话说，“上帝创造万物，无非就是把理性的各种永恒规律外化为现实；人类的劳动就是上帝的这些事业的延续。因此，经济学必然地既是一种关于观念的理论，又是一种自然神学，又是一种心理学”。这种普遍理性的实现，就是所谓的“经济的组合”或“劳动组织”。而蒲鲁东自以为得意的是，他发现“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虽然彼此进行着一场可笑的斗争，其实归根结底追求的是同一个思想，就是劳动组织”。同时，面对当时“贫困的加重和财富的增长并驾而前，恰成正比”的情况，“政治经济学不论是以它的理论教条或者实际事业，都无法为它变化；而社会主义呢？它的全部价值在于证实了这个事实”。因此，蒲鲁东认为，“不得不重新考察一番政治经济学，因为毕竟政治经济学才包含着某些社会科学的材料，至少是部分地包含着这种材料；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考察一下它的理论是否还隐藏着某些虽然错误、但是经过纠正便可以使事实与权利协调起来，可以揭示出人类的组织规律，从而使秩序二字恢复它应有的积极意义”。
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重新考察政治经济学”“协调事实和权利”，“揭示人类的组织规律”，或者说“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的核心，就是对“构成价值”的论述。蒲鲁东颇为自负地写道：“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所谓构成价值指的又是什么呢？价值的构成需要经过哪些重大的变化呢？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目的。我希望读者充分重视下文各节，因为这是本书中最重要的一章，需要花费力气阅读。”所谓“构成价值”，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具体说来，蒲鲁东认为：“价值就是生产者之间通过分工与交换这两种方式自然地形成的社会里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关系；我们所说的某种产品的价值，无非就是一种以货币符号来表示这种产品在总财富中所占比例的公式。”“作为产品比例的价值，换言之，即构成价值，必然包含同等的效用与交换能力，而且这两者是不可分离和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
对于已经熟悉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并且知晓价值理论从斯密到李嘉图的进展的马克思来说，上述分析显然是不可忍受的。李嘉图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本身是为了把握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总体运动规律。尽管李嘉图的理论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但这毕竟是对斯密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一理论贡献的坚持和发展。反观蒲鲁东，在没有搞清楚斯密和李嘉图区分的意义上，尝试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调和起来，用所谓的“构成价值”来解决“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在直接的意义上，这是将价值和财富重新混淆起来，不自觉地沿着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倾向而大踏步前进。在更深一层的含义上，这是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抽象固定下来，并以唯灵论或神秘主义的方式加以搬弄组装罢了。对于已经熟稔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国民经济学基础的马克思来说，蒲鲁东在此过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特别是“正题—反题—合题”的卖弄，则毫无疑问是一件搞笑的事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俄国革命者安年柯夫写信给马克思，询问他对《贫困的哲学》的看法时，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的回信中，非常不客气地指出，蒲鲁东“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根据马克思已经得到的唯物史观，“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但是“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是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关系的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考虑到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虽然仍囿于麦克库洛赫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阐释，在价值理论上仍然持有一种不够彻底的理解，但已经开始了经济范畴批判的工作。而马克思本身又是非常熟悉这篇文献，同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开始自觉意识到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把握经济范畴的重要性。那么，“构成价值”的秘密对于马克思来说则是显而易见的了。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当蒲鲁东发现“构成价值”时，只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找到了一个“现实的”例证。他说：“李嘉图在他的地租理论中提供了一个测定价值的出色翻译。他给我们指出，不同的可耕地在费用相等的情况下，其价值之比相当于各该土地的生产率之比；在这方面普遍的实践也确实和这个理论相符。谁又能说这种正确可靠的估定土地价值的方法，而且一般地说也就是估定各种投资地价值的方法，不能推广到其他产品上呢？”好吧，如果这就是“构成价值”的例证，那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已经指出了黑格尔国家观中“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阐明了地产的分化和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的马克思，估计都要被蒲鲁东给气笑了。在李嘉图那里用来批判土地贵族的工具，却在蒲鲁东这里成了小农的自我证明。
具体到“构成价值”的批判，或者说“价值”的理解上，马克思强调必须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展开中去理解实际的“生产运动”。所谓的“构成价值”不过是蒲鲁东在资产阶级观念范畴基础上的一种虚假想象。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给我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蒲鲁东先生却撇开这样实际运动不谈，而‘煞费苦心地’去发明按照所谓的新公式（这个共式不过是李嘉图已清楚表述了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现）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的解释。”推而广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对蒲鲁东所作的七个说明了。其核心无外乎：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本身是现实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抽象表达；批判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必须透过这些抽象的观念范畴，深入物质生产过程中，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现实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然而，蒲鲁东在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秘密，庸俗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尝试利用抽象概念范畴的组合来建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其本质不过是将历史中发生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永恒化，在不触动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基础上，阐发一种有关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式想象。03物化”批判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对抗性本质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方法”的“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时提到：“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这就提醒我们：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好，蒲鲁东也罢，他们之所以会将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当作没有历史的自然存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从“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社会现实，忽视了构成概念的范畴背后现实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也已经明确指认：这种对于概念范畴的抽象理解，同时还引申出另一个理论的后果。这就是将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关系，想象性地视为某种自然规律甚至是自然物的性质。借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概念范畴的非历史性抽象理解中，蕴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拜物教及其观念。
其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指认了“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很多学者将其定位为物象化批判，并以之解释唯物史观对异化史观的超越。就马克思自己对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理论的反思和超越来说，“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的说法，体现了马克思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抽象物奴役人的现象及其本质的深入思考。同时，这一判断也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中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非历史性本质奠定了理论基础。简单说来，这样一种“物化”或者说“物象化”机制中存在的“物的力量”奴役人的现象与脱离现实社会关系的概念范畴的抽象理解，可以被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因为不能具体历史地把握现实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才会导致从抽象概念出发阐释社会历史的错误，以及对经济范畴的自然化、永恒化理解。而这样一种对概念范畴的非历史把握，本身又直接诉诸将社会关系的变迁想象为物的自然规律的逻辑错位。
这一点在上文提到的蒲鲁东以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例证“构成价值”的问题中可以得到直接的体现。当蒲鲁东说李嘉图指出“不同的可耕地在费用相等的情况下，其价值之比相当于各该土地的生产率之比”时，其实是以一种庸俗的方式说了李嘉图对级差地租问题的阐释。也就是说，在资本投入土地的情况下，地租作为资本利润的扣除，本身是同土地肥力和区位的差别关联在一起的。如果蒲鲁东真正读懂了李嘉图，那么就不会使用“费用”“价值之比”“生产率之比”这些含混的说法，更不会用这一经济现象来例证什么所谓的“构成价值”。相较而言，马克思是真的读懂了李嘉图，也真的搞懂了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他说：“土地只要提供利息，就是土地资本，而作为土地资本，它不提供租，不构成土地所有权。租是土地经营赖以进行的社会关系产生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稳固的持续的本性的结果。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租本身是资本的产物，虽然从表面看来，地租的差异表现为土地生产率的差异，但从本质上来看是资本利润的差异。
更进一步，就资本本身来说，也不像“经济学家”特别是斯密所叙述的那样，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对此给出了精彩的论述。马克思指明，“经济学家们”是这样说的：“资本是由用于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组成的。资本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简言之，“经济学家”往往把资本理解为工具或是积累的劳动。这就把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给抽象化了，抽象为某种自然物或是神秘主义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说法无非是说“黑奴就是黑种人”。但是，“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更进一步，马克思解释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构成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的标志是特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诚然，正如恩格斯在为《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所作的导言中承认的那样，“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不尽一致，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如果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末，虽然已经走向了唯物史观，并且明确意识到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理解概念范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方法论意义，但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展，马克思还没有完整地制定剩余价值理论，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运转及其历史展开的总体阐释。这首先表现在有关“劳动商品”，以及“劳动价格”“劳动的生产费用”等说法的使用上——后来恩格斯有意识地将这些表述中的“劳动”修改为“劳动力”。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使用“劳动商品”的说法，是同流行的“最低工资理论”直接相关的。在《哲学的贫困》1895年德文版中，恩格斯对此进行了说明：“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即正常价格）和工资的最低额相等，即和保证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绝对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这一论点，是我首先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的。从本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是采用了这个论点的。拉萨尔借用了我们两人的这个论点。虽然工作实际上经常有接近最低额的趋势，但上述论点毕竟是不正确的。劳动力的报酬平均总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它的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纠正了上述论点（见‘劳动力的买和卖’节）而且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劳动力的价格或越来越低于劳动力的价值（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客观说来，此时的马克思虽然已经确认资本为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但是在“劳动的生产费用”这一“刻薄的事实”面前，略显简单而直接地利用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提供的实证资料。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经过工商业危机问题的反思、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分析、大工业条件下无产阶级状况的进一步研究后，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制定中给出了新的回答。
即便存在理论上不完善之处，但是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中，已经自觉形成并坚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结合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确认：这一科学的方法，首先在于强调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理解特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构成，进而形成历史地、总体地把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范畴。在此基础上，坚持唯物史观，批判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庸俗化阐释，必须坚持对概念范畴的前提性反思，反对从抽象概念出发悬设非历史的乌托邦想象，反对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来随意建构虚假的经济范畴，反对将历史中形成并必将在历史中消亡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抽象化为某种自然物的非人属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剩余价值理论，都共同指向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历史性、对抗性本质的揭示。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掷地有声地写道：“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替代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十年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又说道：“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说，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最为核心的指向就是阐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性本质和历史性本质。当然，这种对抗性本质既表现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阶级分化和对立，也表现为资本这一历史性的生产关系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与经济危机。这也是唯物史观基础上，对于抽象概念、经济范畴、物化现象批判的最终指向。
在本文的最后，我们尝试结合《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辩证叙述方式探索和拜物教批判，进一步印证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方法论价值。无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计划从“五篇计划”到“六册计划”再到“三卷四册计划”的调整，还是《商品》章写作的推进，都充分证明：在制定剩余价值理论，进一步阐明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及其表现形式的过程中，马克思从来都坚持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出发，凝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相契合的概念范畴，并坚持逻辑和历史相统一，将这些概念范畴置于科学的辩证叙述的展开之中。在此基础上，存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拜物教观念得到了彻底的剖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坚信：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三者是内在同一的，而三者又共同体现于概念范畴的前提性批判这一研究路径和思维方法之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发布时间：2023-12-0614: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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