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除了来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之外，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就是布鲁诺·鲍威尔。马克思不仅借鉴和吸收了黑格尔异化理论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还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异化思想进行了创造性变革，因此，研究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从思想前提批判而言应追溯到布鲁诺·鲍威尔异化理论，从而更为深刻理解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来源及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一、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异化的批判与超越
通过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异化，布鲁诺·鲍威尔提出“自我意识”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布鲁诺·鲍威尔未能真正超越黑格尔的唯心异化观，他的“自我意识”异化理论不过是黑格尔思辨异化理论的现实翻版。首先，布鲁诺·鲍威尔旨在克服黑格尔异化理论的神秘性与超验性，主张现实性异化。黑格尔将“绝对精神”视作异化主体，现实中的异化是“绝对精神”异化的投影和阶段。“绝对精神”由实体和主体相互统一的两部分构成，“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这样看，“绝对精神”的异化既是实体的异化也是主体即“自我意识”的异化。布鲁诺·鲍威尔对“绝对精神”的两部分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实体异化”的不合理性，实体既不具有能动性也不具有主体性，因此实体并无异化的前提条件。否定“实体异化”，布鲁诺·鲍威尔将异化主体由“绝对精神”改为“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具有能动性、否定性与创造性，说明“自我意识”才拥有自由本质，也只有“自我意识”能发生异化，由此，布鲁诺·鲍威尔在解构绝对精神后奠定了“自我意识”的异化主体地位。从无人身的“绝对精神”到人的“自我意识”，鲍威尔“使得精神世界重新回到人之中。”但“自我意识”仍属精神范畴，“自我意识”异化仅仅是精神维度的异化。这说明与黑格尔一样，布鲁诺·鲍威尔只看到了理性异化与抽象异化而忽视感性异化与现实异化，并没有彻底超越黑格尔的唯心异化观。其次，一方面，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异化意在表达人的自我异化，力图使异化趋向人本身，他认为异化主体不是外在于人的“绝对精神”，而是现实的人，但他没能从物质感性的角度理解人，把人的本质说成“自我意识”，将人视作精神存在物，自我异化只是精神上的自我异化。另一方面，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不仅指个体的“有限自我意识”，也指具有普遍性与超验性的“无限自我意识”，这样一来，自我异化不仅指人与自身本质相异化，也指外在于人的“无限自我意识”与自身本质相异化。由此说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只是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打开了一个转向‘人自身’的理论‘缺口’，”未能彻底完成异化从“绝对精神”向人本身的复归。
对比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发现前者虽剔除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实体”，却将“主体”即“自我意识”完好无损得保留了下来，并用“自我意识”取代了“实体”，黑格尔将异化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异化，而布鲁诺·鲍威尔将异化理解为“自我意识”的异化，这说明，布鲁诺·鲍威尔与黑格尔都从精神、概念、理性、超验的维度阐述异化，没有抓住异化的现实性与属人性。
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异化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劳动异化，实现了对前者的双重超越。首先，马克思立足唯物主义阐述异化，将异化从“天国”降至“人间”。布鲁诺·鲍威尔改造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表明异化源自人的“自我意识”，但他从抽象到现实的路径并未走到底，“自我意识”依然是对人的抽象解读，马克思彻底超越了黑格尔的唯心范式。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开始从感性上思考人的本质，提出人的本质不是“自我意识”而是劳动，人的异化从根本上并非“自我意识”的异化而是劳动的异化。值得注意的是，借鉴费尔巴哈“感性的人”批判布鲁诺·鲍威尔时，马克思并未全盘否定“自我意识”的内涵，费尔巴哈从对象、静态的角度理解人，看不到人的能动性，为此，马克思批判性继承了“自我意识”的自主性，将自由自觉的“自我意识”改造为自由自觉的实践，为异化铺垫了前提。总的来看，马克思在扬弃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人”的基础上，合理吸收了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的能动向度，由此兼顾感性与能动性阐述了劳动异化理论，形成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异化观，所以马克思说，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是实践。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克服了异化的无人身性，将异化从“神学概念”归为“人学概念”。布鲁诺·鲍威尔虽揭示人的自我异化，但他将自我异化理解成两个维度，一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二是外在于人的“无限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无限自我意识”的设定带有浓郁的超验色彩，由此说明布鲁诺·鲍威尔未能彻底完成异化从“无人身的理性”向人本身的复归。通过创新性变革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马克思抛弃了一切独立于人的普遍实体，指出自我异化是现实的人与其劳动本质相异化。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真正表达了自我异化的人学内涵，阐明了人与自身相异化的现实根源。二、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异化史观的批判与超越
以“自我意识”为起点，布鲁诺·鲍威尔将人类历史还原成“自我意识”的异化史，一方面，鲍威尔认为异化具有历史普遍性，他将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称作“自然和种族生活”阶段，这一时期由于科技落后、思想愚昧，人们对自然界感到恐惧并心生敬畏，将外在世界奉若神明。同时，在原始社会中人们依附于建立在血缘、姓氏之上的原始部落，个体对部落完全屈从，共同体意识凌驾于个体意识之上。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生活在“自然和种族生活”阶段中的人是典型异化了的人，人对自然界和种族的崇拜与顺从，意味着人对“自我意识”能动性、主体性的丧失，“因此，鲍威尔认为异化是史前社会和早期文化的特征。”布鲁诺·鲍威尔将人类历史第二个时期描述为信仰基督教的时期，这时人的主体性和内在性有所觉醒，开始意识到精神的威力，但并未发掘“自我意识”的自由，而是将上帝这个“自我意识”的产物当作“造物主”，对虚幻的上帝无限崇拜。这说明，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基督教社会”人都处于异化之中，异化伴随着人类历史的产生且覆盖所有历史时期。另一方面，布鲁诺·鲍威尔认为异化先于历史，异化不仅是历史的前提，还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认为人类历史何以可能的根据是“自我意识”的外化及异化，宗教、社会、国家、法律等历史实体均源自“自我意识”的创造。“自我意识”不会被自身外化出的客体永久束缚，而会不断突破客体的制约通达绝对自由的最终目的，“对鲍威尔来说，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因此，他得出结论，人类历史产生的前提是“自我意识”的异化，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自我意识”对异化的不断扬弃。与黑格尔的历史观相比，布鲁诺·鲍威尔将人类历史由“绝对精神”的异化史改造为“自我意识”的异化史，看上去有从“超验历史”向“经验历史”过度的趋向，但与黑格尔一样，布鲁诺·鲍威尔也用精神异化与先验异化解释人类历史的产生及发展，没能超出唯心史观的界限。
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异化史观，马克思指出布鲁诺·鲍威尔与所有形而上学家犯了同样的错误，将抽象概念视作历史前提，不是用历史解释概念，而是用概念解释历史。由此，马克思从现实历史分析自我意识及其异化产生的社会根源，不再从历史之外分析异化，而是通过研究客观的历史考察异化，实现了“异化-历史”到“历史-异化”的思维转换。
通过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异化史观，马克思首先否定了异化的历史普遍性，这一任务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完成的。在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顺序问题上，马克思表示:“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这里将异化劳动置于私有财产之前，依然有“异化在前、历史在后”的思辨痕迹，但与布鲁诺·鲍威尔不同的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由此说明，马克思无意用异化解释全部历史，而只用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秘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批判标志着马克思由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转向了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此阐明了异化的特殊性、经济性与社会历史性。
消解异化的历史普遍性后，马克思从客观历史出发，进而指出人的异化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个人的劳动变成为一种只能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以此更正了历史与异化的次序，不是异化产生历史而是历史产生异化。在布鲁诺·鲍威尔眼中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自我意识”异化史，没有异化也就没有历史。对此，马克思采用了相反的思路，不从理论出发解读历史，而是通过考证真实客观的历史反过来总结理论，研究思路的转化，使马克思丢弃“理论优先”的思维范式，从客观历史中提取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立足物质生产活动与交往方式，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异化而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畸形的生产关系才导致了人的异化，“就个人本身来考察个人，他屈从于分工，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畸形的、受限制的人。”与布鲁诺·鲍威尔不同，马克思不将异化视作历史的前提，而是将其视为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现象，“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入第二大社会形态时，异化和物化的现象才存在。”“历史异化”的视域形成，标志着马克思摒弃人本主义异化观，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先河。三、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宗教异化的批判与超越
布鲁诺·鲍威尔以“自我意识”审视社会历史中存在的种种异化现象，由此认定在所有异化中精神层面的宗教异化最为致命，宗教异化既是现实中一切异化的源头，也是人类异化最为严重的顶点。布鲁诺·鲍威尔的宗教异化理论出自宗教批判的需要，他将一切宗教还原为“自我意识”异化的产物，认为基督教是宗教异化的最终阶段，也是人类异化的顶点。在基督教异化的背景下，人不知道他所崇拜的上帝其实是人的作品，相反人将上帝看成自己的“主人”，“人本身在宗教中成了一个非人的实体，并崇拜这个实体，虽然这个实体没有人的本质——人性。”人与上帝、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完全颠倒了。既然宗教异化是人类异化的顶点，那么唯有消灭宗教，人类才能彻底扬弃异化。布鲁诺·鲍威尔的宗教异化理论带有明显的目的论和末世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困境达到了顶点，也就接近于解决。”非宗教的异化只限制“自我意识”的部分自由，而宗教异化尤其是基督教的异化剥夺了“自我意识”的全部自由，在此形势之下，扬弃基督教及一切宗教的异化便能使人向自由本质复归。尽管布鲁诺·鲍威尔的宗教异化思想与宗教批判不乏价值，但将宗教异化视作人类异化的顶点，表明他忽视了市民社会与宗教的逻辑关联，看不到宗教产生及异化的深层根源。另外，布鲁诺·鲍威尔将扬弃宗教异化与扬弃人类异化相等同，表明他的宗教批判存有局限性，在不变革市民社会的情况下尝试消灭宗教，不仅人的异化无法彻底扬弃，宗教异化也不会彻底消失。
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宗教异化思想，首先，马克思指出布鲁诺·鲍威尔不理解宗教的本质，夸大了宗教的作用。“正如正统的神学家所认为的，整个世界都可以归结为‘宗教和神学。’”布鲁诺·鲍威尔以宗教为最高原则看待现实中的一切问题，将世俗问题通通还原为“天国”问题。在清算布鲁诺·鲍威尔之前，马克思已经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发现了市民社会的底层作用，市民社会不仅决定国家、法律，也决定宗教。基于此，马克思指出布鲁诺·鲍威尔不理解市民社会，将世俗冲突用信仰冲突来解释，颠倒了市民社会与宗教的关系。其次，马克思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将扬弃宗教异化与扬弃人类异化相混淆，指出消灭宗教不代表异化的彻底扬弃，“国家从宗教解放出来并不等于现实的人从宗教解放出来。”
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宗教异化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投身于市民社会研究，深入资本规律与物质生产活动，克服了布鲁诺·鲍威尔宗教异化的局限性。首先，马克思确立了劳动对象异化较之宗教异化的基础地位，为宗教异化奠定了深层根源。劳动对象是人对象化劳动的成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对象与人相分离，成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人与劳动对象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但与宗教异化不同的是，劳动对象异化是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即现实、感性的异化，宗教异化只是劳动对象异化在精神中的映射。布鲁诺·鲍威尔也强调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表现在人服从有限的物质利益，但他认为这是由于宗教异化导致人失去了“自我意识”。实际上，正是现实层面的劳动对象异化衍生出了意识层面的宗教异化，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确立了劳动对象异化较之宗教异化的本质性地位，将宗教异化由“第一性”的异化降至“第二性”的异化。
以劳动对象异化为基础，马克思进而强调人类扬弃异化不能仅从宗教着手，而应发动市民社会革命、消灭私有制和分工，使劳动对象复归于人。布鲁诺·鲍威尔将宗教批判视作最崇高的事业，旨在消灭宗教扬弃人的异化，马克思虽认可宗教批判的价值，但宗教批判只是扬弃异化的开端而非结尾，宗教异化的背后潜藏着劳动对象的异化，扬弃人的异化仅消灭宗教无济于事，只有消灭包括宗教异化在内的一切异化的源头即消灭私有制和分工，异化才能真正得到扬弃、人类才能真正实现解放。由宗教批判转向市民社会批判，马克思不仅窥见了宗教异化的深层根源，也指出了人类扬弃异化的正确道路。四、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批判家”扬弃异化的批判与超越
布鲁诺·鲍威尔以宗教异化为轴心，呼吁消灭宗教使人扬弃异化、复归自由，将扬弃异化的主体指定为“批判家”，即像他本人一样信仰“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布鲁诺·鲍威尔蔑视群众，将群众界定为“精神”的对立面，群众不仅无力扬弃异化还是“批判家”扬弃异化需跨越的障碍。他以精神划分“群众”与“批判家”，“一方面存在着代表惰性和停滞的群众，群众意识的模糊构成了现状的真正堡垒；另一方面存在着真正的革命力量，他们以道德勇气承担了解放的任务。”在他看来，群众深陷异化之中，无法领悟批判的“自我意识”，只有像他这样的“自由人”才能把握“自我意识”的真理。实际上，布鲁诺·鲍威尔所说的“群众”并非现实中的群众，他仅从精神维度划分群众，忽视人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由此一来群众只是抽象概念，不具有现实指向。布鲁诺·鲍威尔坚称扬弃异化需遵守抽象的普遍原则，即只有认识并顺应“自我意识”自由-异化-扬弃异化的正-反-合脉络，异化才能被彻底扬弃。由此，布鲁诺·鲍威尔既反对资产阶级革命也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在他看来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所遵守的都是物质利益，而物质利益是精神的敌人，只有体会到“自我意识”的批判精神才能扬弃“自我意识”的异化。换言之，只有以“自我意识”的否定之否定进程为唯一准则，扬弃异化才能成功。在探讨扬弃异化的路径时布鲁诺·鲍威尔排斥一切世俗利益，将纯粹精神当作唯一原则，说明他不理解异化的世俗根基，事实上正是世俗利益的对立产生并加剧着人的异化，扬弃异化的原则与途径只能从世俗中去寻找。
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家”扬弃异化思想，马克思首先指出了布鲁诺·鲍威尔群众观的思辨色彩，在马克思看来，布鲁诺·鲍威尔所说的群众是抽象、思辨的群众，或者说是为了其理论能自圆其说刻意杜撰出来的群众。为了定义“批判家”的自由，布鲁诺·鲍威尔刻意设定出非自由的群众，这说明他不是从现实出发理解真实的群众，而是从理论出发编撰虚假的群众。其次，马克思批判布鲁诺·鲍威尔未能从历史发展与社会关系出发区分群众，在布鲁诺·鲍威尔眼中“群众”既不分历史时期也不分社会地位，无论何时群众都代表丧失“自我意识”的消极群体，“他把犹太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关系仅仅看作犹太教对基督教的关系。”忽视社会历史因素，仅从精神维度划分群众，由此导致的后果必是以宗教信仰为标尺区分不同群体，这样一来布鲁诺·鲍威尔便不可能发觉群众的现实意义。
通过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精英史观”，首先，马克思从“精神”转向“世俗”分析群众，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群众所指，奠定了群众的异化主体与扬弃异化主体地位。群众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群众有不同的指向，同时，群众也不能从精神上划分，而应从经济、社会、历史、阶级等现实维度加以考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工业，而创造历史的群众相应的就是工人。”由此马克思确立了无产阶级的群众地位，在私有制和分工之下无产阶级受资本压迫程度最深、异化最为明显，因此扬弃异化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做到。
其次，马克思掘弃了扬弃异化的抽象原则，指出对异化的扬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现实革命。在黑格尔看来，扬弃异化顺应“绝对精神”的内在原则，布鲁诺·鲍威尔继承了黑格尔的思路，认为人类扬弃异化不能从有限利益出发，只有在遵守普遍原则即“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基础上异化才能被扬弃。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不能脱离实际利益只谈空洞的抽象原则，“‘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类扬弃异化并非由神秘的抽象原则所推动，而是根植于世俗矛盾与阶级对立的现实斗争，以此马克思阐明了共产主义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共产主义是用实践手段来追求实践目标的最具有实践性的运动，”对扬弃异化抽象原则的掘弃,使马克思立足经济、社会等现实维度，诠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性、具体性与必然性。五、总结
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异化理论的过程中，提出劳动异化理论，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其一，马克思立足社会现实的人对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异化理论、异化史观和宗教异化观进行了批判与超越，分析了“自我意识”异化、宗教异化和异化史观的社会历史根源，剖析了劳动异化的社会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在汲取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和批判性继承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的能动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是劳动实践，劳动即自由自觉的物质性活动，确切地说，劳动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就此来说，马克思以劳动异化理论对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异化理论进行了批判性超越，扬弃了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异化的抽象性与思辨性，揭示了劳动这一人的存在方式及其社会变革意义。所以，研究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异化理论的批判与超越，这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深刻内涵的理解。其二，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异化史观的过程中，揭示了劳动异化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消解了异化的历史普遍性，并用社会基本矛盾及发展规律纠正布鲁诺·鲍威尔把异化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错误思想，将历史与异化的错误次序重新颠倒过来，澄清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正是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着社会历史进步发展。其三，马克思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宗教异化观，提出不是宗教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宗教，宗教异化只是劳动对象异化在精神上的反映，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高度审视宗教异化现象，同时马克思还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的“精英史观”，提出扬弃异化的主体并非“批判家”而是无产阶级，创立唯物主义群众观，用群众的具体实践取代“批判家”的空洞批判，为人类扬弃异化和实现解放指出了科学途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并不外在于历史唯物主义，恰恰相反，没有异化劳动学说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所以，研究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异化理论的批判与超越，这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与唯物史观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解。
（作者：牛小侠、徐尧健）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发布时间：2023-11-3014: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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