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三个月里，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理论和体系等问题发表了系列谈话。这一系列谈话成为毛泽东当年“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的历史记录，也成为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开创性探索的重要文本。时光荏苒，思想永存。在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重读64年前这一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阐释，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依然有着深刻的学理和哲理上的启迪。一、《关于读书的建议》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挈领
1956年，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之际，经济建设和发展问题凸显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1956年1月，毛泽东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为主题，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重要思想。在同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发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号召。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随着1958年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进程强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新课题。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矛盾和问题也开始显露。1958年11月初，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作出多方面的深入探索，对当时出现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等现象多次作出尖锐的批评。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的实践中，如何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时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突出问题。在郑州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要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8年11月4日，毛泽东针对当时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偏向”问题提出：“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的这本书尽管“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部否定它。它是有分析的”。斯大林“有分析”的地方，突出体现在对社会主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的阐释上。针对当时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如何对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的疑惑，毛泽东特别提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对当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一些观点作出严肃批评，认为这些观点“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以下简称《教科书》）的问题。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述，除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外，“成篇的东西，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过”。除此，毛泽东还提出要研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为了强调读这三本书的重要现实意义，毛泽东在1958年11月9日亲笔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们写了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信中表明，写这封信“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还提出“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的这封信对于纠正当时党内出现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各种“偏向”有着明显的针对性。毛泽东在信中提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毛泽东的这封信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有着独特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阐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凸显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有的基本方法和根本遵循。
第一，关于要读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要坚持“用心读”，特别要坚持“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这里讲的“用心读”，就是要读懂弄通悟透这些著作中蕴含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这里讲的有“分析”地学，就是要联系实际、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在思想理论上搞清楚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哪些观点是“不正确”“不大正确”的，或者是“模糊影响”“不甚清楚”的。
第二，关于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做实际经济工作的各级领导更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刻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做经济理论工作的特别是从事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人，同样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如毛泽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调研中指出的那样：“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三，关于澄清是非、甄别真伪，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方法问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毛泽东历来坚持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对“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辩证法”问题作过深刻的阐释。毛泽东提出，要“澄清是非、甄别真伪”，“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经济建设上忙于上产量、上速度，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偏向”，毛泽东强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在学习和运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意义。能否以“清醒的头脑”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阶段和基本情势，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就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天，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再次提出，“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问题并没有搞懂、没有搞清楚，还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思想认识上“澄清是非、甄别真伪”、保持“清醒的头脑”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关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要澄清“混乱思想”，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所提出的“混乱思想”，只是停留在书本上，在具体的实际问题面前，“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这些“混乱思想”产生的根源就在于脱离中国的国情，不能从中国现实、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实际出发，只是迷信“本本”，从过时的“条条”出发，即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提出的这四个方法论方面的基本问题，既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风和方法问题，也事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遵循和方法指向问题，在根本上就是如何把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落实和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
在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之后一年，从1959年12月开始，一直到1960年2月，毛泽东组织了专门的读书小组，对《教科书》中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特别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问题作了阐释。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为基础，这一观点贯穿于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的全部内容之中。
毛泽东认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这一概述，同他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探索密切相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因此，“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讲话中，把这一理论看作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发展”成就之一。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而这一生产关系总是在与社会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联系中存在，并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要搞清楚社会主义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问题，一方面必须在与之相应的社会生产力的联系和矛盾运动中作出探索，另一方面必须在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的联系和矛盾运动中加以探索。在社会主义一定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过程中，无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平衡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相适应“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毛泽东强调，在这一矛盾运动中，“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要始终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中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问题，“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同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学理上又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毛泽东在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关系的阐释中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在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对象的界定中，要清晰这一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及其相关学科相结合的规定。毛泽东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教科书》存在的“偏误”之一就是，《教科书》虽然提到了国家问题，但对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却“没有加以研究”。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在社会总体结构中，“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同时，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一论述对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学要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的思想，作出了适合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阐释，是对政治经济学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和指导这一学理和哲理遵循的新阐释。
社会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一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强调：“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这种联系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依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本质规定，毛泽东不仅肯定“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同时也把这一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实际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生产关系与经济运行过程的联系上提出“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这种生产关系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渗透于经济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环节，即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仍然“有很多文章可做”，如毛泽东提出的“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的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是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在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中，如果只见物不见人，如果只看到物与物之间的所谓“资源配置”，而排除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就在根本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也在根本上脱离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三、经济规律中客体和主体同一性的问题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经济规律的本质，也要发挥好经济规律的作用。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就谈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政治经济学中的“规律”既有作为对象的客体运动本身的规定性，也有主体本身在思维过程中对客体运动认识的规定性。主体认识的规律是否符合客体运动自身的规定性，涉及政治经济学中经济规律的本质和人们对这一本质的认识相统一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这也是哲学上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过去是八年到十年出现一次，经过多次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但是，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以经济计划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为例，毛泽东提出：“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主体对客体作出“合乎规律”的认识，是通过实践而且只能在实践过程中完成，实践是认识和检验对客体规律性理解真理性的根本标准。毛泽东指出：“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在经济计划中，诸多“计划”是否“合乎规律”，在根本上就是“人的计划”是否经过实践的检验，是否合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毛泽东特别提到：“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主要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沿海省份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包括新的工业建设，一直到1957年以前整整耽误了7年时间；1958年以后，沿海才开始进行大的建设，两年内就得到了很快发展。毛泽东认为：“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人们对规律认识程度的加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经受实践检验的过程。对当时的计划经济实际来说，“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毛泽东关于经济规律的这些思想，运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强调认识经济规律、把握经济规律的重要性。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通过科学方法贯彻各项大政方针。”这一论述中“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通过科学方法”等关键词，是对毛泽东关于经济规律的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创新性理解和运用。
1959年12月10日，在一开始读《教科书》时，毛泽东就对书中关于“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说法表示赞成，认为“这个提法好”。要立足中国具体国情，把握经济规律本质，运用和创新具体的经济形式和方法。以中国探索自己的经济体系结构为例，毛泽东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体系结构，这一结构的缺点在于过分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忽略了农业发展；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毛泽东指出：“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这一“并举”的体系结构“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过程中，“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毛泽东关于经济规律的认识，经过对经济现实和把握实践过程的深入探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运用仍然有着重要启迪。四、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探索的方法论要义
1959年12月10日，在读《教科书》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了两个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一是“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的问题；二是《教科书》关于“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观点为什么“提法好”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更需要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根本特征问题作出判断，需要对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作出定位，毛泽东从方法论上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对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是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标和根本任务的重要问题，也是科学理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基本问题。1959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是这两个阶段自身的量变过程，也必然是这两个阶段在量变基础上的部分质变过程。毛泽东认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毛泽东的这一论述言简意赅，形成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解的方法论上的宝贵思想和核心要义。
2021年1月，在对新发展阶段内涵及其性质的阐释中，习近平总书记详细引述了毛泽东的以上论述，提出“马克思主义是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相结合、历史必然性和发展阶段性相统一的统一论者，坚信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但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必然经历若干历史阶段。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是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过程”。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历史进程来看，新发展阶段必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
在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量变和质变关系的方法论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经的阶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必经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发展阶段内涵及其特征的阐释，是对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运用。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还提到，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社会主义从“建设”到“建成”要经历一个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也要经历一个长的历史时期。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论述，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1959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读到《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问题时指出，从各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来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并不表明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就已经发展起来了”。从世界历史来看，“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8世纪60年代，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的工业革命并没有发端于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前，而是在这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之前，而是在这之后。正是在“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毛泽东认为，“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例如“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以史为鉴，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后新兴的资产阶级致力于“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的分析，毛泽东从历史规律上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的理论作出科学论证。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发展，无论是改革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上的一切痼疾和弊端，还是不断优化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进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归根到底都是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为重要目标和根本任务的。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
毛泽东阐释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变化、关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学理和哲理。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方法
在读《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的不足就是“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因此，“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在这里，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史”为研究对象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不发达”的生产方式“形成史”为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无论是“现代史”还是“形成史”，都是以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为基本前提的。当然，毛泽东当时并没有看到马克思有关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资本“生成”和“产生”的“条件和前提”，显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后来的《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史”而不是其“形成史”。但是，以“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在整体上是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阶段的“形成史”为研究对象的，而不是以其完成形态的“现代史”为研究对象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以“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或者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的“形成史”为研究对象的，在根本上都是以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和发展的“形成史”过程为主导线索。这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形成史”过程中，以接续演进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和发展为理论要旨，以这一过程的生产方式演进的“形成史”为对象特征。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的实际为基础、以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最具特征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内容。
“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在方法论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要同社会主义经济史和社会主义“通史”研究结合起来。毛泽东认为，对于“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末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在对过渡时期中国经济关系变革历史的回顾中，毛泽东提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中，有对民族资本的改造，也有对官僚资本的没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如果不从过渡时期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入手，我们就不能真正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及其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方法涵盖着对经济范畴历史性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时，马克思就提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因而“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经济范畴的历史性是由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决定的。毛泽东提到：“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毛泽东提出的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是：“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范畴的历史性及其内在规定性总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总是在社会经济关系性质及其特征的演进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从根本上破除对经济范畴非历史性和非社会性理解的观点和方法。
在对经济规律的把握和运用过程中，要坚持与中国经济关系具体实际的变化相结合，也要经受这一过程的历史检验。毛泽东特别强调经济范畴的历史规定性是由社会发展过程的根本性质决定的方法论意蕴，提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在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过程中，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既有异质的生产方式的阶段性变化问题，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质变过程；也有同一社会性质的生产方式在不同阶段的演进过程，这是生产方式量变的过程和量变中的部分质变的过程。毛泽东指出，社会阶段发展中的“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无论是在“量变”“部分质变”还是在“质变”过程中，经济范畴的内涵和生产关系的性质都会发生历史性转变，其中同样包含“量变”“部分质变”或者“质变”的规定在内。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和分析方法
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的最后一天再次谈到，“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理解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要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出发。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所要分析的矛盾总是发生在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一定场域和既定环节中，例如，在分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的矛盾问题时，就要处理好经济过程中生产与流通、分配、消费的矛盾和关系问题，就要处理好发展中的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和关系问题，就要处理好经济运行中螺旋式发展与波浪式发展的矛盾和关系问题。毛泽东对这些矛盾和关系的分析，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初几年的发展现实的根本要求为基础和根据的。
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识、总结经验，不断提升理性思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体系的形成，“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毛泽东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在实践过程中，理论思维要接续而上；理论思维的结论反过来又能指导实践，并在新的实践中得以升华。毛泽东提出：“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理论体系，总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实际发展而接续前行并不断完善的。
要高度重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及相互贯通。《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教科书》看起来“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的著作。规律本身不能说明本身”。毛泽东对《教科书》写法上的批判性见解，揭示了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要义。
在毛泽东看来，写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该实现“两种人、两个方面”的结合。“两种人”的结合是指“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个方面”的结合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毛泽东还指出，不仅“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要结合起来，还要有辩证的思维方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集中思考的问题。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读《教科书》问题时指出：“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探索，要用“批判的方法”而不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始终坚持的方法。在对《教科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评价中，毛泽东认为：“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针对《教科书》“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的缺陷，毛泽东强调，写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教科书》“写法不好”的地方就是，“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1959年12月10日，在读《教科书》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只有这一条是不行的，还“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写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适应当时的需要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作者简介：顾海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经济纵横》2023年第10期发布时间：2023-10-301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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