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越来越被数字技术所结成的“数字之网”笼罩、覆盖和渗透。数字技术的发展浪潮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技术的讨论热潮。一方面，“不少数字经济学家正在为这种披着数字技术和算法技术外衣的新经济形态而欢呼”[1]；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从技术哲学层面展开了对数字技术的批判性研究。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曾提出，“[20]世纪晚期的机器完全模糊了自然和人造、心智和身体、自我发展和外部设计以及其他许多适用于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区别。”[2]321法国当代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进一步开展了关于“机器剥夺人类的技术个体资格”[3]75的讨论。美国学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也指出：“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4]15诚然，以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数字技术变革了人类的劳动形式，带来了资源高效配置与解放生产力的显著成果。然而，一旦数字技术完全被数字资本所控制，就会发展为一种异己的、统治人的力量，开始控制并奴役人类，产生数字异化现象。尽管在数字化时代出现了许多传统批判理论未涉及的新问题，但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当前的数字异化现象是机器异化在数字化时代的表现形式，依旧符合机器体系出现引发劳动与资本关系变化的内容，这种逻辑的关联性也证明了马克思机器观的持续在场。鉴于此，本文以马克思机器观为理论基础，以马克思机器观视域下的机器异化批判为出发点，通过论证机器异化与数字异化在特征与实质等方面的一致性，洞悉数字异化的产生根源，为后面数字异化的现象分析和消解进路提供科学理论指导，为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劳动发展提供可行性方案。一、马克思机器观视域下数字异化的本质分析
人类社会进入数字化时代后，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类的劳动，但也产生了新的异化形态——数字异化。数字异化作为机器异化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其异化形态往往更加隐蔽、抽象。因此，如何消解数字异化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尽管在当代社会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本质上依旧是马克思机器观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化结构的后果，因此，马克思机器观依然能够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通过分析数字异化的产生根源和发生条件，进一步探究消解数字异化的可能路径，从而实现数字技术真正为人类服务的社会价值。
（一）数字异化的产生根源：资本的逐利本质
马克思机器观分析了机器体系、一般智力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认为劳动资料经过不断发展最终会形成综合了科学知识和劳动经验的机器体系，并以生产力形式提高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率；同时解释了“一般智力”的概念，他指出，“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5]198也就是说，“一般智力”是指社会总体智力，并通过科学技术外化为社会生产力，这种“一般智力”既包含着科学知识和技术，也包括运用知识和技术的综合能力。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机器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人创造并生产出来的，受人的智力系统控制。然而在资本逻辑下，机器体系不仅是“一般智力”的体现，更作为固定资本的形式存在，并通过使用和磨损等方式将自身的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的价值中。一方面，机器体系逐渐占有知识和技能，使劳动者与知识、技能相分离，成为与劳动者相异化的力量，机器体系越发展，与劳动者相异化的程度就越严重；另一方面，由于机器体系取代劳动者具备了知识和技能，导致劳动者无法主导生产过程，只能成为机器体系和劳动对象的中介，听凭机器体系的命令，甚至还会被机器体系所代替。
综上而言，“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6]451。也就是说，在资本逻辑下，机器的使用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因而必然会产生出与工人相异化的力量。工人会越来越贫困，并逐渐被机器体系所控制，失去个人思维和劳动自由。同样的，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数字技术也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和替代劳动者才被使用的，必然会产生数字异化现象。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注释中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6]451因此，要想消解数字异化，必须从数字异化的产生根源出发，明确并控制数字技术的使用范围。例如，近年来，在传统行业和传统部门方面存在着部分劳动量大且技能性不高的工作。应对这一情况，我国积极采用“弱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来帮助完成这类工作。这样既节约了劳动力成本，又促进了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尽管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效率，但它只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和媒介，无法代替人类的思维和意识。数字技术的应用必须在合理的使用范围内进行，不能无限度地肆意使用，更不能取代人类而存在。
（二）数字异化的发生条件：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马克思通过区别工具与机器的真正本质，区分了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两种生产方式的根本不同，阐明了工人在两种生产方式中地位的本质差别，“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6]486。也就是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通过使用和利用工具来生产和改造产品，在劳动过程中具有参与性和主动性。然而，在机器大工业中主要是由机器来完成产品的生产过程。机器成为生产的中心，工人沦为机器的助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了机器的资本属性，“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6]487。机器体系的应用摆脱了生产过程中对工人技术的依赖以及劳动力生理的限制，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整体生产力，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促进了资本的增殖。不仅如此，资本家还通过提高机器的生产速度和工人看管机器的数量来不断提高剩余价值，机器成为资本攫取相对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下，机器成为资本剥削工人、支配劳动的工具。由机器生产提升的社会生产力越高，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就越严重。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了对工人愈加严重的剥削，使工人处于异化状态。
当前，人类社会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逐步深入到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数字技术成为机器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数字技术自产生以来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人类对数字技术的需要也逐步提高。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技术不是一般的传统机器，一旦数字技术被数字资本所控制，它们不仅会在生产过程中排挤和异化工人，还会在社会生活中排挤和异化人类本身，甚至会取代人类成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一方面，机器体系削弱了人的劳动技能和人类记忆及思考的能力。例如，手机的输入法常常使我们忘记字词的具体写法，定位和导航系统常常使我们忘记对方位的判断和对位置的记忆，网络搜索常常使我们忘记知识的具体内容，这些都会使我们逐渐丧失学习和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数字资本控制下的数字技术也不断侵蚀和统治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互联网等数字平台操控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例如，社交媒体通过不断挖掘个人数据和兴趣点进一步投放相关的商业广告，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刺激人们的消费，使人们逐步落入消费陷阱之中。
（三）数字异化的消减机理：发挥机器的积极作用
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机器的运用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工人的劳动，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但事实上，机器以及数字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其应用并不会造成异化问题。由于机器本身具有操作性强、使用简单以及不受生理限制等特点，机器生产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劳动时间，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因此，对于数字技术需要辩证地看待。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数字技术越发展，数字异化的程度就越严重。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必须利用好数字技术的作用优势，实现数字技术服务于社会化生产和生活的价值取向。
在马克思机器观的理论框架中，可以发现机器生产具有双重效应。因此，要努力发挥数字技术的积极作用，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保障数字技术的良性发展。一方面，机器的应用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扩大了生产的范围和规模，促进了生产的科学化和自动化。机器作为技术的集合体，“本身就是能工巧匠”[5]185，以机器为中心的社会化大生产能够使生产过程更具连续性和自动性，将过去独立的生产部门联合起来同时作业，提高了批量生产的效率和质量，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随着机器的发展进步，人们驾驭机器的能力不断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和总体能力也进一步提升，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机器的应用促进了社会分工，加深了分工的精细化程度，加快了分工发展的速度，推进了生产的社会化发展。首先，机器的使用影响着社会分工，促进了生产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机器大工业将生产过程拆分为多个组成部分，“只要任何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这种物品的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7]627。这样，每个部门仅负责某一部分的生产流程，整个生产过程更加标准化。其次，机器的使用深化了分工的精细化程度。过去的社会生产十分依赖劳动者的技艺，而在机器大规模地投入使用并不断改良之后，生产流程被拆分成不同部分，“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7]628，每个工人只需要负责熟练部分的生产工序，分工日益精细化。最后，机器的使用加快了分工发展的速度。马克思认为，机器和分工并不是反题，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7]627。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不断推陈出新，更使分工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影响着分工这一生产关系，产品的更新速度加快，分工的更新周期缩短，促进了生产的全球化发展。因此，必须努力发挥数字技术的积极效应，才能提高数字生产力的水平，进而实现数字化生产和智能化生产。
通过马克思机器观视域下机器异化与数字异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可以得出，数字异化与机器异化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事实上，随着技术发展阶段的不同，异化的表现样式也不同。数字异化正是机器异化在数字化时代的逻辑深化。因此，当代社会的数字异化问题仍处于马克思机器观的视域体系之中，对于消解数字异化问题、破除数字异化困境，仍然需要我们从马克思机器观中获得理论指导和分析。二、当代社会数字异化的现实表征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数字技术越来越融入到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在应然状态下，数字技术应更好地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然而，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数字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却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人类创造数字技术的初衷，甚至催生出新的异化形态——数字异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6]508同样的，数字异化也不是由数字技术本身所产生的，而是从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产生的。当前，数字异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数字异化现象。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的数字化发展，数字资本不断扩张，数字异化效应逐渐外溢，进而也影响到我国社会某些领域和某些方面的发展。
（一）数字资本操纵数字社会生产和生活
数字资本诞生于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相互渗透并结合的过程中，是一种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信息等实现剩余价值增殖的资本。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数字资本的影响。数字资本逐步成为资本运作的核心，通过数字化方式精准掌握各种数字资源。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消费活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被数字化和量化，产生了与人类社会发展相背离的数字异化现象。数字化时代，虽然产品的生产方式和销售形式有所变化，但这只不过是数字资本隐藏劳动剥削的手段，是通过强化物的关系来遮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改变数字资本的逐利本性。一方面，数字资本通过建立数字平台（如社交媒体、网购平台等）收集用户的信息，并对收集到的信息加以整合和分析，再利用大数据算法等方式进行测算，从而实现对社会成员的精准推送、精准生产以及精准销售，由此达到管理和控制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目的。在数字资本的控制和影响下，人类的所有行为方式和社会活动都会被数字化，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每个个体的行为方式与数据紧密联系，数字资本甚至可以随意控制人类社会的整体走向以及社会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数字资本控制着数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数字资本利用数字技术推进社会生产，通过“科技雇员”的生产方式继续获得剩余价值、积累数字资本，数字技术成为资本获利的工具。资本获取利润后，再注入到新的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中去，继续为资本获取利润和生产剩余价值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和运用数字技术的人也会被自己发明和生产的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所控制，数字技术逐渐成为控制人类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主体。与此同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数据信息也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活动，进一步控制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加重了数字异化现象。
综上而言，数字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将所有人和物拴在资本的链条上。伴随着数字资本不断扩张，数字异化也不断加深。数字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信息逐步实现对劳动者的奴役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控制，最终会激化出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二）“技术至上”使人沦为数字世界的机器
当前，数字技术渗透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数字技术在带来高效资源配置与技术进步成果的同时，也使数字资本获得了新的异化力量和形式。虽然科学技术在不断更新，但人类社会结构、生存状态以及劳动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8]580也就是说，技术成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统治人的力量，机器成为控制人的主体，人反而成为被机器统治的奴隶。人的劳动在生产实践中可以被替代，人类本身也被简化为数据信息或数字符号。每个人被物化、数字化，失去了自身的特质和个性，既可以被控制和操纵，也可以像“机器”一样被修理和管理。数字资本甚至可以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
不可否认，数字技术的出现的确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进步、提供了便利，但仍需要注意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归根到底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最终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既能够为人们提供社交、学习、购物以及出行等日常生活方面的便利，又能够使人们轻易收获感官上的真切体验，快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不再渴望思考和进步。由于所有的信息都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人们会逐渐放弃自我寻找的意志和意愿，心甘情愿地被数字技术和数据信息控制。人逐渐被异化，成为被物化和被数字化的人。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控制劳动者的思想和行为，使人沦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人们机械地从事着数字劳动，无法察觉被数字资本所剥削的事实。“数字雇员”们表面上是操控智能设备和数字平台的数字世界建构者，实际上却是被智能设备和数字平台等数字技术所裹挟的“劳工贵族”，他们往往需要长时间紧盯屏幕，经常神经紧张地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消息和信息，久而久之会产生工作压力大、精神压力大以及身体素质变差等问题。不仅如此，数字技术还打破了过去传统的时空界限，使得劳动与休息的边界逐渐模糊起来。例如，人们可以在家中、咖啡厅、书店甚至是地铁或高铁上利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工具随时随地办公，并通过大数据、信息系统和数字平台等数字技术随时获取和交流数据信息，劳动不再拘泥于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人们的自由时间被异化为劳动时间。数字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开始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加深对工人的剥削和奴役，并迅速积累和扩张。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被异化，成为数字世界中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字化工具，丧失了人的本质。
（三）“数据至上”降低了人的思考分析能力
数据发展之初是一种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它作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载体能够极大地提升人们的认知能力和工作效率。但是，随着数字经济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逐渐围绕着数据展开，数据发展为衡量“万物的尺度”。人们开始从“相信数据”转变为“崇拜数据”，从“运用数据”最终陷入到“数据漩涡”之中。这种数据崇拜观念是数字异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具体表现，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够统治人的观念、控制人的行为，是一种与人的自由意志相悖的异化力量，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前进。
数字资本通过给人们灌输“数据至上”“流量为王”的价值观念，使数据崇拜现象靡然成风。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极端依赖数据，本该由个人独立思考完成的事情也被数据所代替。人的思考和分析能力降低，逐渐丧失了自主性和创造性。一方面，“数据至上”通过数字平台以及智能设备降低人们深度思考、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以抖音、快手、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为例，通过简单直观和搞笑娱乐为主的设计要素，对短视频进行一定的技术加工，促使人们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获得快感，提升用户的沉浸式体验，最终形成上瘾体验。一旦人们对短视频上瘾，就会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泛娱乐化的短视频平台之中，由此维持之前所获得的假性轻松及快感。人们每天越来越沉迷于刷视频、刷微博等碎片化的时间，而对于深度分析和独立思考等需要更多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情不再感兴趣。数字资本对于人们的精神压榨在不经意之间无限拓展。人成为受资本控制的提线木偶，卷入数字异化的漩涡之中，难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变革了科学认知和理论分析的方式，“数据至上”的经验主义强调量化分析的评价标准，取代了过去用理论范式来认识世界和分析问题的方式。人们不再注重观察和分析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实时搜索数据[（如热搜等）]来预测事情的发生、找到解决问题的相关方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8]38数字化时代，这样的异化现象不仅存在于工作之中，更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从对数据和算法的信任与认同，到被数字技术所控制和裹挟，量化考察的评价标准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获取理论知识和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逐渐下降，丧失了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最终会成为数字世界中的一枚“数字符号”，失去深度思考和分析的能力。
（四）“数字围城”阻碍了人类社会现实交往
随着数字技术与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交往由物理空间转向数字空间，由以物质交往为主的现实交往转向以数字交往为主的虚拟交往。数字世界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空间，通过数字技术的方式不断重构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当前，数字网络媒体借助符号仿像、虚拟现实等技术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需求，但囿于数字异化，被资本化后的社交媒体也会成为阻碍人们现实交往的“数字围城”，使人们逐渐丧失现实交往的能力，阻碍人们的正常社会交往。
数字资本控制下的社交媒体和数字算法剥夺了人们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通过大数据推送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阻碍着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交往。首先，数字社交媒体的长期使用会使人们陷入自我封闭的虚拟空间之中，失去对现实交往的兴趣。当前，数字资本为了巩固其垄断地位，通过数字社交媒体不断设置各式各样的交互方式，吸引用户在社交平台上“立人设”来收获点赞和评论。人们在数字世界中获得了虚假的满足感，忘记了真实的自己和生活。人们逐渐沉浸在虚拟世界的交往中，厌倦并拒绝参与现实世界中的社交活动。其次，长期使用数字社交媒体会使人们难以适应现实交往的环境，削弱人们在现实交往中的沟通交流能力，带来个体交往疏离、交往体验感差等异化风险。虽然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的交往活动、观点表达和信息传递带来了方便，丰富了交往的形式和途径，提高了交往的效率，但与此同时，也削弱了人们在现实交往中正常的语言逻辑和沟通能力。广泛的虚拟交往不断压缩着人类现实交往的空间，破坏了人们在现实交往实践中的真实感受和情感体验。例如，目前人们在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地使用微信表情包、网络缩略词等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虽然这些新的表达方式能够给人们带来一定的新鲜感，但是也破坏了现实生活中正常的语言逻辑，致使人们在不能使用表情包和缩略词时难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阻碍了人们之间的现实交往。最后，交往方式的数字化转变催生出大量的数字弱势群体，人们使用数字技术的代际差距较大，数字鸿沟在代际差异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随着数字平台的迅猛发展，年轻人能够自由且快速地获取信息和知识，并运用数字媒介进行社会生产和生活，但与此同时，老年人对于智能设备却常常手足无措，面对网络流行语等新型表达方式更是不知所云，甚至还会因为无法使用智能设备而被边缘化，成为数字化社会生活中的数字边缘人群和数字弱势群体。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为数据与数据的关系，年轻群体与老年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面临着交往异化的风险。人们在数字资本的影响下视野愈发狭窄，难以建立起对客观世界完整准确的认识，成为数字世界中“单向度的人”和受算法控制的“乌合之众”。三、马克思机器观视域下数字异化的消解进路
数字技术作为赋能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动力，不能阻碍或压制其发展。我们应当深入推进数字技术与社会发展的有机融合，以马克思机器观为理论指导破解数字异化困境，消除数字崇拜现象，使数字技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服务。运用马克思机器观在具体实践层面消解数字异化，实现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的良性互构和双向发展。
（一）以人民逻辑超越资本逻辑，解放和发展数字生产力
数字技术的价值属性是中性的，它可以由任何阶级所运用，为任一阶级所服务，但是，由不同阶级运用会展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数字资本会利用数字技术干预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控制人们的劳动以及消费等活动，走向人类发展的对立面，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7]622，而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发展状况“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8]689因此，必须解放和发展数字生产力，运用人民逻辑抵御资本逻辑所带来的数字异化风险，合理运用数字技术，由此释放数字科技的技术优势，将技术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让人类社会真正享受到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好处与便利。
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以人民逻辑超越资本逻辑的局限性，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逻辑改变资本逻辑控制下的数字技术，消减数字异化的影响，保障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为人民服务。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进行的，会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属性。当前，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数字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保障。因此，必须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数字经济，将数字技术与人民逻辑相结合，创造更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服务和数字文明，从而不断解放和发展数字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其次，明确数字技术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合理运用数字技术。我国的数字技术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数字技术，实现全体人民的福祉是其发展目的。因此，要保证数字技术的发展是为人民服务的，在现实层面上深化数字技术的人民逻辑，维护社会生产的有序发展，防止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保障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数字科技要素嵌入到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等领域，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
最后，数字技术的发展不能脱离国家的规制，在运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贯彻人民逻辑既要构建科学系统的数字科技发展机制和体系，也要通过立法形式保障数字科技为全体人民服务。通过完善数字科技发展体系来规避数字异化的风险，将人民逻辑根植数字化建设，健全数字化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保障体系来保护数据安全，防止国家机密、企业信息及个人隐私等数据信息泄露，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改善和促进民生发展。
（二）把握数字技术的使用界限，实现数字与人文完美融合
当前，数字技术应用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许多领域，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方式。我们应以马克思机器观为理论指导不断消解数字异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观察和思考数字文明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正确把握数字技术的使用界限，平衡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实现数字与人文的完美融合。
首先，必须明确数字技术的应用领域和使用界限，保证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在可控范围内，防止数字资本对技术应用进行非法干预。打破数字资本对于数字技术的垄断和霸权，解放数字技术和数字生产力。当前，数字异化现象已经楔入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消除数字异化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形成全新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国家需要明确区分公共数据、国家数据以及个人数据，并对数字平台和数据信息的运用进行确权，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数字技术的合法化应用。
其次，要将数字技术应用与人文教育相融合，不断提升人们的数字思维和综合素质。通过全民数字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提高人们在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的人文素养，使人们不仅会用数字技术，且善用数字技术。要打破数字技术的算法黑箱，消除区域差异、代际差异中的数字鸿沟，破除数字技术的“神秘感”，不断提升人们的数字素养，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使人们成为兼具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数字技术应用者。与此同时，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更是专业技术人才的基本要求。因此，培养专业的数字技术人才，既要充分发挥技术设计者和发明者的创造力，更要保证他们始终保持“技术向善”的发明理念，才能使数字效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真正被全民所掌握和运用，实现科技资源的共建共享，推进数字技术与人文精神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与统一。
最后，准确把握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和影响，发挥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整体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推进数字技术与人类文明的协同发展，实现数字与人文的完美融合。当前，数字技术获得了颠覆性的发展与进步，为人文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破除数字异化，既要坚持以人为本，摆脱数字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要以数字思维、数字技术和数字方法推动人类社会创新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数字技术与人文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唤醒“数字人”的主体意识，提升劳动者的数字能力
随着数字技术的更新与发展，数字化劳动迅速崛起，逐步代替了传统的体力劳动，劳动者不再需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而是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进行数字劳动，创新型、技术型和知识型的数字劳动者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亟须力量。因此，必须唤醒“数字人”的主体意识，培塑人的主体性，提高人们的学习和思考能力，消解数字异化对人的裹挟与控制，提升劳动者把握数字技术以及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
首先，人们要积极转变以往的思维方式和劳动观念，不断提升自我，努力提高自身的数字素质和数字能力，实现自我革新。要培养理性思维，主动养成独立思考、理性思考和深度思考的习惯，减少碎片化吸收网络信息的时间。通过阅读书本、观看纪录片和新闻等方式逐步建立起个人对于世界的观察与思考，深化自身对于事物的理解和看法，重塑个人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世界，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其次，人们需要通过专业学习和终身学习不断增强个人的知识储备，提升运用数字技术和数据信息的能力。要对数字劳动者进行专业的数字技术培训和数字化生产过程培训，使劳动者能够熟练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化生产活动，全面提升其科学素养和数字能力，遏制数字异化对劳动者的掣肘，不断发挥数字技术的正向赋能作用，实现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积极进取和实践创新的数字劳动。人们还可以通过技术赋能的方式赋予机器更多的操作执行能力，使机器设备获得更多合理范围内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帮助人类分担那些重复性、枯燥性以及繁重型、危险型的工作，有助于增强人们劳动的创造性和安全性，提升社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最后，必须辩证看待并合理使用数字技术，优化利用各类数字平台和资源，充分发挥数字媒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使其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性突破和发展，人们逐渐能够胜任各类高科技工作和数字化劳动，数字能力进一步提升。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设备延伸了人的身体结构和大脑机能，劳动者可以通过对数字技术的赋权和赋能提高劳动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数字技术在多个领域上辅助人们进行社会生产和生活，促进了人类劳动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对于数字技术需要持辩证把握的态度。通过合理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协作与发展，由此生产出更多更丰富的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服务，进一步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数字化方法和工具，提升人类社会的整体数字能力。
（四）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突破数字交往异化困境
数字技术革命瓦解了过去人类社会之间的封闭状态，人们的交往突破了传统空间的限制，人类社会被数字技术连成一个整体。当前，人类社会交往遭受着数字异化的风险和束缚，需要多元主体共同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净化网络社交环境，对抗虚拟交往异化，重塑数字社交中人的主体性，构建共建共享的数据资源环境，促进人与人、人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和谐发展。
首先，要建立以服务人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数字平台，让人民群众自主进行数字交往、共享数字资源，充分享受数字技术的发展成果。通过建立公共数字平台保障公共数字资源的共用共享，破除数字资本支配下被割裂、被压迫的虚拟交往形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7]571，真正实现人与人、人与技术之间的充分互动，走出数字资本圈地，打破数字交往异化，培塑积极的数字交往模式，发展广阔的数字交往形态，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
其次，要构建数据资源共建共享环境，建立数字网络综合治理系统，防止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营造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国家要加强数字监管和数字治理，明确数字交往中的主体责任，保证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在满足人们交往需求的同时，也要保障数字交往的安全性。不断提升人们的数字交往素养，推动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模式，促进数字技术应用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支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最后，要加强同国际网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与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建立全球网络治理体系和数字合作平台，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共同抵御数字交往异化。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之中，全球范围内的数字交往活动成为人类社会交往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必须加快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打破数字壁垒，弥合数字鸿沟，推动各国之间的数字化交流互鉴和数字贸易合作。努力传播优秀数字文化、生产优质数字产品，使世界人民共享数字文明成果，实现人类数字文明向前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要求生产关系的变革。”[9]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我国正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因此，要以数字技术发展深度驱动社会生产、生活以及治理方式的变革，消解数字异化现象，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数字异化作为机器异化在数字化时代的表现形式，其实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物化结构所引发的后果。马克思机器观明确了机器异化的产生根源和发生条件，能够为消解数字异化、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当前，我国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数字科技领域不断突破创新，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思机器理论的论证与判断。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我国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和人民主体地位。以马克思机器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作用，扬弃数字技术的异化属性，使数字技术重新成为帮助人类学习、思考、生活和工作的工具，帮助人类社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9期发布时间：2023-10-271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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