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中期提出的“世界历史”命题，在19世纪70年代“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中得到重要补充。“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在20世纪俄国和中国这样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得到验证，提升了“世界历史”命题的思想内涵。20世纪21世纪之交，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实践，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作出的突破性回答，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作出的创新性探索。
进入21世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不仅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作出新的回答，而且还赋予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以新时代内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大历史”观、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为要义的创新性理论，构成新时代“世界历史”新命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的显著标志。一、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与“跨越卡夫丁峡谷”
“世界历史”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唯物史观时提出的重要命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他们设想，在这一背景下，“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一种“经验的存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
（一）“世界历史”的开创及其显著特征
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世界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于：第一，在交往关系上，“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在这种关系上，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在“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第二，在城乡关系上，现代的大工业城市“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第三，在私有制和生产力发展关系上，工业“自动体系”造成生产力急速增长，也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第四，在阶级关系上，“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的激化，成为这一社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的“世界历史性的力量”。
“世界历史”这一独特命题同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学说密切相关，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这一命题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同时又对唯物史观作出证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另一方面，这一命题揭示了资本主义被未来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历史”进程将达成“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由此而必然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演进。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是以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的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过渡性为理论基础与思想特征的。这是理解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的根本立场和核心要义。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的拓展
马克思一直把“世界历史”命题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19世纪70年代中期，在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学说创立30年之际，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命题作出新的阐释，特别是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统一性和普遍性问题作出新的探索。
19世纪70年代之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命题，集中探索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及其必然向未来共产主义过渡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同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以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典型形态为对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作出科学论证。马克思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历史就是不发达国家的现实，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较不发达的国家展示了后者未来发展的景象，不发达国家要经历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走过的道路。
19世纪70年代初之后，通过对东方社会主要是俄国经济社会关系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在肯定“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世界历史”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问题。1872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的演讲中，马克思在提到“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时指出：“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相反的是，“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可能用和平的或者暴力的不同手段，“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进一步意识到，各个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条件的差异，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将出现与各个国家实际相适应的多样化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1877年10—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空间上的并存性，使得不发达国家或者非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同发达国家发展并存的道路，不发达国家完全有可能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世界历史”进程的多样性，出现社会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性和跨越式发展多样化路径选择的问题。
1881年2—3月，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再次提到，“世界历史”发展中必将出现社会形态演进道路的多样性问题，比如，对原始公社形态的历史研究就表明，“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必将出现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和差异性问题；即使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中，也可能由于“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上的多样性，出现具有各自特色的具体的社会发展样式。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中“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提出
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性质及其所处历史条件的探索中，马克思提出了“世界历史”命题中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他认为：一方面，“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欧洲国家”，但又“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另一方面，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它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就是：“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他自己的回答是：“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可以走出一条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又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认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实质所在。
当然，马克思这里提出的只是“跨越卡夫丁峡谷”在理论上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必须具备一些内部的和外部的条件：内部条件主要是，俄国自身必须发生社会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外部条件主要是，俄国要实现“跨越”，必须取得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晚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新阐释，是对“世界历史”命题的完善和拓展。“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揭示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时代课题发展的核心问题，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发挥着重大的理论影响力和思想感召力。二、20世纪“世界历史”命题中“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突破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第一个完整的世纪。在这一世纪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以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为主题，其特征也体现为在探索“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
（一）列宁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开创性探索
20世纪初，列宁直面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深刻理解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征，牢牢把握“世界历史”变化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的“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揭示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形成“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新的理论判断，把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导向俄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及其实践。列宁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探索，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实现“跨越”，要经历一个以“过渡”为特征的“特殊时期”和“特殊阶段”。十月革命之后的半年，列宁坚持认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要经历一个发生“一系列渐进的改变”、需要“比较慎重地向新制度过渡”的过程；提出“国家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前阶，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的思想。列宁提出的“过渡”构想，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和方式的具体探索。1918年5月之后，苏维埃政权面临国际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列宁不得不转向以战时统制经济为特征的“战时共产主义”，但并没有放弃“比较慎重地向新制度过渡”的战略和策略思想。
第二，实现“跨越”需要对“过渡”中“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作出制度设计和体制安排。1920年末，列宁已经意识到，“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新经济政策成为列宁在探索“跨越”问题时对“间接过渡”作出的制度设计和体制安排。列宁认为，无论是在“直接过渡”还是在“间接过渡”中，“我们还没有超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几个阶段，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发展中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切优秀成果，成为这一“过渡”中的重要问题。
第三，在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提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的观点。这种“根本的改变”的核心问题在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前的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转到“文化变革”方面来。列宁认为：“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列宁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回答，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自主性探索
中国的国情同俄国有着显著差异。20世纪初，中国已经成为“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马克思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基本设想和列宁对俄国社会革命道路的探索，没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1943年5月，在第三国际解散之际，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自己革命道路的经验时指出：“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主要目标任务；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特别是，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出科学分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总路线的基本设想，开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特的社会革命道路，而且还形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的道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独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作出的富有中国特点的创造性回答。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作出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定义了“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中国境况。1959年12月，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长过程”，在其发展中“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的过渡时期。
毛泽东创立的“三个世界”理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作出重要拓展。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国朋友时提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三个世界”理论是对当时美苏争霸格局下“世界历史”状态作出的战略和策略构想，特别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作出了两个方面的自主性创新：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中资本主义单一主体作出新的阐释，提出了“世界历史”主体中“三个世界”多样性并存的观点；二是提出“世界历史”新格局中，“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在“三个世界”并存的格局中，既“互相联系”有合作交流，又“互相矛盾”有对抗冲突，由此提出了现时代“世界历史”主体“并存”格局中两面性的辩证关系问题。
（三）新时期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突破性探索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和“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做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实际相结合，在把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并存”格局中两面性的辩证关系中，对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作出创造性的探讨。
第一，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制度规定和本质特征作出回答。中国共产党作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选择等新思想新观点。
第二，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核心要义作出回答。坚持以改革和对外开放为基本国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宗旨，依据当今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等创新性理论并展开独创性实践。
第三，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根本要求作出回答。中国共产党把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与增强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历史性课题，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确保党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第四，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两面性的历史辩证关系作出新的阐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大胆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切文明成果，又坚定地防止和抵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切灾难性的后果，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同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
第五，从对“时代特征”和“世界格局”的把握上，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的当代意义。1985年，邓小平就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党的十四大把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概括为“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相辅相成，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多极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与西方大国迥然不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入手，延伸到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的拓展性探讨。三、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在新时代的拓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在新时代得到显著拓新。这一拓新，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基础，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探索回归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对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作出开创性研究。这一拓新表现为，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发展，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也逐渐向系统化学说演进。党的十八大之后到党的十九大，是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基本理论观点形成时期，党的十九大之后到党的二十大，是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系统化学说的发展时期。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恢弘构思，彰显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探索的新基点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中国梦”是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崇高理想的跃升，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懈奋斗的历史追求和时代担当的表达，也是对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历史舞台中央的历史自觉和思想境界的宣示。
中国梦表达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中国梦的深邃意境根本改变了19世纪中期马克思所面对的“世界历史”主体和主题，为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确立了可靠的主体和可信的主题，形成了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基础性理论。
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年间，中国人民对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实现中国梦是给世界带来机遇而不是带来威胁，是促使进步而不是造成倒退，是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中国人民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梦是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之梦，也是奉献和平、发展、进步、安全的世界之梦。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习近平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主题，也是新时代拓新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的重要基点。
（二）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大历史”的探索，开启了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新视域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认为：“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2013年1月，习近平在新进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的讲话中，纵观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大历史”，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以及从单一模式到多种样式的发展历程作出深入阐释，展现了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恢弘史诗和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深湛视域。
世界社会主义500年，从1516年莫尔在《乌托邦》中宣扬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源头，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到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及其历史剧变，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以及到中国共产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对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回顾，有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制度的艰辛探索、曲折发展、砥砺奋进、不断前行的“大历史”的理解；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有利于深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也有利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本质的把握，拓展理解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新视界。
与2013年1月习近平的讲话相对应，2013年12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中，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历史辩证关系的思想。习近平认为，《共产党宣言》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两个必然”论点，是“就人类历史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的，是历史规律的必然指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出“两个决不会”的论点，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论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完全消亡，为什么社会主义还会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的曲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预见的共产主义还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发展才能实现”。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历史辩证关系出发，才能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的必然指向”，才能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时代三个“为什么”的历史和理论根源，也才能拓展深刻探析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在新时代的新视域。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思奠定了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探索的新境界
2013年3月，习近平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提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的论点，从“新型国际关系”学理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首次作出阐释，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涉及“世界历史”的时代课题作出回答。
在对21世纪“世界历史”变化新特征的阐释中，习近平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当今世界必将以一种新型的“共同体”方式对待和处理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凸显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化的新特点。在这一新格局中，“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变化的特征就在于：“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格局新变化，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必将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成为“世界历史”新的发展态势。
2015年3月，习近平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初步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其核心要义是：“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时，从“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问题切入，详细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因、愿景和实施路径。“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习近平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构想，彰显了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新境界。
（四）新发展理念创新了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主导性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发的高度，赋予“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课题以新的时代内涵。2015年10月，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习近平从“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上，首次提出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一个“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有机整体，在内涵和指向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作用和意义。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时，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新发展理念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探讨，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成功探索。新发展理念包含着对全球和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和社会发展中困境探究的结果。新发展理念针对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发展方略、发展目标、发展步骤、发展着力点和发展绩效等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实践指导，对发展中国家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启示。新发展理念作出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为新时代探索“世界历史”命题提供了主导性理念。四、“世界历史”命题的新时代系统化学说的阐释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基点、社会主义“大历史观”新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境界和新发展理念主导性理念等方面，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在21世纪的发展作出的创新性探索，为党的十九大以后习近平对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创新性发展以及向系统化学说的跃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凸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课题
党的十九大以后，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在中国发展和创新的最显著特征就是，该命题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和学理探究之中，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突出的理论课题。
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在回顾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的理论贡献时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习近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科学价值的充分肯定，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这一思想品质的集中体现和印证，是赋予马克思这一命题以新时代内涵的思想挈要。
习近平在进一步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在新时代的发展及其特征的阐释中指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把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运用于21世纪“世界历史”新的进程时，要深刻地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以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为基础，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推动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的发展创新。
在赋予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以新时代内涵时，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习近平揭示了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时代背景、历史主体和理论主题等重要内容。
自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命题以及“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以后，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跨域卡夫丁峡谷”问题成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探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时的主题，对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发展和创新。进入21世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这一显著的变化，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备了回归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本身的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根本的理论前提，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因此具备了创新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的学说要旨和学理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本特征浸润着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鲜明底色
马克思“世界历史”命题在新时代的发展，是以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的变化为学理基础的。党的十九大，习近平对新时代的基本特征作出五个方面的概括：一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二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三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四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五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时代这五个方面的特征，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新时期向新时代进发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规定。其中，“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一特征深刻阐明：当今世界是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的统一体，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休戚与共、中国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不可分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我国对全球经济贸易和全球治理进程的深度参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发展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在新时代，面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面对更加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我国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成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三）中国式现代化锚定了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发展路向
2020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绘制第二个一百年发展蓝图时，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作出阐释，第一次提出“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思想。党的二十大，习近平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中进一步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3年2月，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的论断。习近平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涵同对其特征和特色的阐释融为一体，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上，凸显了保持历史主动、顺应历史潮流、传承中华文化、坚持永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等创造性理念。特别是，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特征的阐释，强调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凸显中国现代化“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我国十四亿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我国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将在全世界高扬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伟大旗帜。特别是在“并存”的格局中，“我国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2023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以《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为题的主旨讲话中提出：“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内涵的丰富
党的十九大，习近平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作出阐释，提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党的二十大，习近平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内涵的拓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发展定位，是对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主体和主题的创新性发展，确立了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根本特征。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风，经贸摩擦加剧，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当今世界，各国利益高度融合，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义在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指出：“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越是面对经济全球化逆流，越是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
2023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它与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密切结合，成为支撑和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实践路径。这“三大倡议”立足世界百年变局的现实、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谋求世界发展的方向、展望人类进步的未来，丰富了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意蕴、现实路向和价值共识，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在创新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中的问题意识、历史自觉和时代担当，蕴含着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思想智慧、理论魅力和崇高理想。
（五）人类文明新形态升华了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意境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在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时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在对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进行阐释时，习近平再次提到人类文明新形态，要求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为基本前提，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发展为主要过程和根本目标，以“五大文明”进步为主体内容，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探索，是对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创造性探索。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只是对基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的特殊性的概括，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体现了对人类文明形态探索的中国智慧。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特色和内涵的延伸，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紧密结合在一起。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道路和新方向，深化了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的内涵和意境。
人类文明新形态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文明形态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奋斗中，特别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理论结晶，是对新时代“世界历史”命题系统化学说的升华。
（作者简介：顾海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5期发布时间：2023-10-2609:47:00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